卡尔·波兰尼:百年和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2 次 更新时间:2021-04-26 11: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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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  

   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本书所讨论的就是这一事件的政治及经济根源,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转变。

   19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之上。第一是均势制(balance-of-power system),它在整整一个世纪内防止了霸权之间长久而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二是国际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它象征着一个独特的世界经济组织。第三是自律性市场制(self-regulating market),它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第四是自由主义国家制(liberal state)。假如从一个角度将这四种制度加以分类,那么其中两种是经济的,另外两种是政治的。假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加以分类,那么有两种是国家性的,而另外两种是国际性的。这四个制度决定了我们的文明(指西方文明——译者注)之历史的独特轮廓。

   在这些制度中,金本位制最具关键性;它的崩溃是这个大变动的近因。当它要崩溃时,其他的制度也在各种徒劳无功的挽救过程中牺牲了。

   然而,金本位制的源泉和母体是自律性市场制度。正是这个新制度培植了一个特殊的文明。金本位制其实不过是企图将国内的市场制扩展到国际领域中的一种制度;均势制则是金本位制的上层结构,且局部通过金本位制来运作;自由主义国家制度本身则是这种自律性市场制的产物。19世纪各种制度之系统的关键乃是支配市场的一些规律。

   本书的主题是,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Utopia)。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是,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哪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最终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像这样对人类历史中最深危机之一所做出的解释看来必定过于简单。没有比试图将一个文明之本质及精神风貌(ethos)化约为固定的几项制度,试图选择其中一项作为基础并以其经济组织的某些技术特质作为理由来论辩文明之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更愚昧的事。文明就像生命一样,是从许多独立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中产生出来的,一般而言,这些因素无法化约成几个有限制的制度。从制度结构的角度来探索文明的衰落似乎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企图。

   然而,这正是我们所要从事的工作。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把目标调整到这个主题的极端独特性上。19世纪文明之所以独特,正是因为它确实是以一个明确的制度结构(a definit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为枢纽。

   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都必须能说明这个变动的急剧性。变动的冲力似乎已经被压抑了一个世纪,一连串的事件倾泻在人类头上。战争以其前所未有的形态带动了全球的社会转变,在其中,有些国家被摧毁了,而另一些新兴帝国则在血海中浮现出来。但这一恶魔般的暴力只不过是漂浮在一道急剧而寂静的变迁洪流之上的事物,这道洪流吞噬了人类的过去,却不曾在表面上显出任何波痕!这一灾变的一个合理的分析,必须同时考虑到狂风暴雨般的行动和无声无息的崩解毁灭。

   本书不是一部历史的著作,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重大事件之令人信服的前后关系,而是从人类制度的角度来解释它们的趋势。我们将自由地讨论过去的景观,以便从中了解现在;我们将详细地分析若干关键时期,而几乎完全忽视其间的连接点;我们将运用若干不同学科的知识,以追求这个单一的目标。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国际体系的崩溃。我们将试图说明一旦均势制所立足的世界经济崩溃了,它将不再能保证和平。这些内容说明了这个破灭何以会如此突兀,其崩解何以会以如此不可思议的速度进行着。

   如果说我们文明的崩溃在时间上是跟着世界经济的失败而来,后者却不是前者的起因。其起源可以回溯到一百多年前西欧之社会的及技术的大变动,以及因此产生的自律性市场的观念。这个事件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才结束,它结束了工业文明史上一个显著的阶段。

   本书最后一部分将讨论支配我们时代之社会变动及国家变动的一些结构(mechanism)。明白地说,我们认为人类现代的情况必须从危机的制度根源加以厘清。

   19世纪产生了西方文明史上前所未闻的现象,即1815年到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除了克里米亚战争——它多少是个殖民地事件——之外,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及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总共加起来只有18个月。相较之下,前两个世纪中每个世纪平均各有60~70年的主要战争。但在19世纪,就连最凶猛的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也仅持续不到一年,其后战败国能付出空前的赔款而没有任何有关通货的骚乱。

   这一实用和平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当时缺乏冲突之起因的结果。伴随着这一和平景观的是各强权与大帝国的内在和外在情况都在不断改变。这个世纪的前一部分,内战、革命及反革命的外力干涉很流行。在西班牙,昂古莱姆公爵(Due d’Angouleme,1775~1844年,原法皇查理十世之皇太子——译者注)率10万部队攻陷加的斯城(Cadiz,位于西班牙西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省——译者注);在匈牙利,毛焦尔(Magyar)族的革命在阵地战中几乎打败了奥皇,直到俄罗斯军队开到匈牙利境内,才将它镇压下去。此外,对日耳曼诸邦、比利时、波兰、瑞士、丹麦及威尼斯等国的军事干预显示出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的无所不在。到了这个世纪的下半叶,进步的动力被解放出来;奥斯曼(Ottoman)、埃及和谢里夫帝国(Sheriffian,阿拉伯国名,位于今圣城麦加附近——译者注),都解体了或被分割了;中国在入侵武力的压迫下,向外国人打开了它的门户;在巨大的拉扯中,非洲大陆也被瓜分了。同时,两个强权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力量:美国及俄罗斯。德国及意大利完成了国家统一;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及匈牙利取得或重新取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在欧洲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持续不断的战争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步伐侵入古老文化或原始民族的领域。俄罗斯对中亚细亚的军事征服,英国对印度及非洲的无数战争,法国在埃及、阿尔及尔、突尼斯、叙利亚、马达加斯加、印支半岛(即中南半岛)及暹罗的剥削,都引发了各霸权之间的争端,这些争端通常只能用武力加以解决。然而,这些冲突的每一个都是局部性的,而其他无数的暴力变动事件不是由霸权以共同行动加以对付,就是以妥协含混应付过去。不论使用的方法有何不同,结果是一样的。在这一世纪的上半叶,宪政主义是被禁止的,且神圣同盟以和平之名压制自由,到了该世纪下半叶——又以和平之名——宪法被有生意头脑的银行家们强塞给强横的专制君王。因此,在各种形式的、不断改变的意识形态之下——有时是以进步与自由之名,有时是为了王权和教权,有时为了股票交易及支票簿,有时是以贪污及贿赂,有时借用道德的说辞和开明的诉愿,有时则使用舰炮和刺刀——达到了同样的结果:维持了和平。

   这种奇迹般的表现要归功于均势制的运用,它在此导致了一个不是它固有本质应该有的结果。就其本质而言,均势制应该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即各权力单元的生存;事实上,它仅仅假设三个或更多的权力单元行动的方式一定是按着结合弱小权力单元的力量,来对抗最强权力单元的力量的任何增长。在世界史的领域里,均势制和那些借此来维持独立的国家有关。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靠各国之间合纵连横般的战争。古代希腊或北意大利诸城邦的策略,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种各国之间合纵连横般的战争维持了那些城邦长久的独立。同样原则的运用保全了《明斯特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Münster and Westphalia,1648)所形成之欧洲诸邦的主权达两百年之久。七十五年之后,在《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中,所有签约国正式宣称遵守此原则,它们把这个原则在一个制度中具体化,因而以战争的手段为强国与弱国建立了生存的互相保证。在19世纪时,同样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和平而非战争,这是一个对史家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一个崭新的因素,是对和平之强烈兴趣的出现。传统上,像这样的一种兴趣是被视为超乎国家制度范围之外的。和平与其结果之技能和艺术只是生活的装饰品。教会可能会像祈求丰收一样祈求和平,但在国家行动的领域中它却鼓吹武力干涉;各国政府都将和平的位置放在安全与主权之下,也就是说,放在不依靠最后手段之武力无法达到的意图之下。很少有比在一个社群之中有一个有组织的和平党派更不利于社群的事。直到18世纪下半叶,卢梭(J.J.Rousseau)还指责商人们缺少爱国心,因为他怀疑他们喜好和平更甚于自由。

   1815年以后的改变是突然而彻底的。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加强了建立作为普遍利益之和平事业的工业革命的高涨形势。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年,奥地利首相,神圣同盟的缔造者——译者注)宣称,欧洲人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和平。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1764~1832年,德意志人,后来成为梅特涅的助手——译者注)称爱国主义者为新的野蛮人。教会及君王们开始推动欧洲的非国家化。他们的说辞基于两方面的支持:当时流行形式之战争的残酷性以及萌芽经济下和平之非常高涨的价值。

   跟往常一般,这个新的“和平兴趣”的鼓吹者是那些首先从中获利的人,也就是那些世袭地位受到当时席卷欧洲大陆之爱国主义革命潮流所威胁的王公贵族。如是,在大约三分之一个世纪间,神圣同盟为积极的和平政策提供了强制武力及意识形态上的推动力;它的军队奔驰于欧洲,镇压少数民族,压迫多数人民。从1846年到1871年——“欧洲史上最混乱多事的二十五年”[1]——和平已不能完全确立,反动的衰退力量碰上了工业主义的成长力量。在普法战争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发现由一个新的权力体——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所代表的和平兴趣的复活。

   然而,兴趣跟意图一样必然仍是空想的,除非它们以某些社会制度的手段将之转化到实际政治中。在表面上,像这样的一种实现此种构想的社会工具是付诸阙如的;终极地说,神圣同盟与欧洲协调一样,只不过是一群独立自主国家的结合,而且它们也因此受到均势制及其战争制度的主宰。和平要如何维持呢?

   诚然,任何均势制都会倾向于防止因一个国家企图改变现状而无视国际权力之重新调整所可能引发的战争。有名的例子是俾斯麦在1875年因英国、俄国的干预,而制止新闻界攻击法国(奥地利对法国的援助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这时,欧洲协调联手对付孤立的德意志。1877~1878年德意志无法阻止俄土战争,但以支持英国对俄国之逼近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嫉妒,成功地将这场战争地方化;德意志与英国支持土耳其对抗俄国——因而挽救了和平。在柏林会议上,列强提出了一个长远的计划以瓜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所拥有的领土;这终于防止了强权之间的战争——尽管在现状上产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乃是因为各国能事先得知它们在战场上会遭遇到怎样的敌人。在这些例子中,和平是均势制可喜的副产品。

此外,在只涉及小国的命运时,战争有时也因审慎地消除其起因而得以避免。小国受到各种节制以防止它们以各种方法扰乱现状而引发战争。荷兰在1831年对比利时的入侵导致列强对后者的中立化。1855年,挪威被中立化。1867年,荷兰将卢森堡卖给法国;德意志抗议这项交易,因而卢森堡也被中立化。1856年时奥斯曼帝国的完整被认为是维持欧洲平衡的基本条件,并且欧洲协调尽力去维护这个帝国;1878年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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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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