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正在赋予这场战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欧洲主导世界的时代走向终结，美苏争霸世界的时代成为过去，美国和西方的世界主导地位也开始动摇和瓦解，世界面临着向战前世界或16世纪欧亚大陆多极均衡状态两种“历史的回归”趋势的角力。在这个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大国认同的重构或矫正再次成为时代的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正在赋予这场战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从欧洲分裂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崛起，从美苏全球冷战与非殖民化运动的交织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苏联解体、新兴国家转型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从美国“单极时刻”的闪现到中国和印度等非西方大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再到世界经济政治新常态的形成，欧洲主导世界的时代走向终结，美苏争霸世界的时代成为过去，美国和西方的世界主导地位也开始动摇和瓦解，世界面临着向战前世界或16世纪欧亚大陆多极均衡状态两种“历史的回归”趋势的角力。在这个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大国认同的重构或矫正再次成为时代的考验。中国历史上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不断转化构成了中华文明博大包容的进取精神。在一个大国认同日趋窄化的世界，自身的历史经验正在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历史前行的主要驱动力量。

欧洲时代的终结

1945年5月，伴随着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隆隆炮声，终结的不仅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命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弥漫了五年多的硝烟，还有近代以来欧洲的世界主导地位。欧洲的崛起肇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正是在1500年左右，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率先迈出了现代化步伐，打破了欧亚大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均衡状态，开启了欧洲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欧洲时代”。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壮大，欧洲国家得以率先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解放生产力，推动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政治制度上，欧洲国家率先实现了从封建割据到中央集权、从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转变；经济结构上，欧洲国家率先完成了从封建农本经济向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并将市场经济模式推行到全世界；思想文化上，欧洲国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之后，发生了从神权束缚到人文主义与世俗主义觉醒、从思想专制到理性自由的深刻变革，这一切不仅对欧洲，而且对近代以来的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遭遇重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欧洲依然占据着世界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分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至冷战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欧洲列强沦为“中等强国”的历史已难逆转，欧洲时代不仅走向了终结，甚至可能由此一去不复返。作为“现代世界的塑造者”，欧洲在攀上权力顶峰的同时就在“兄弟阋墙”的战争中“让贤”，这确实是丘吉尔所称的“欧洲的悲剧”。

美苏冷战的到来与远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之间的冷战不仅是近代以来大国争霸斗争的延续，而且是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冷战不仅左右了战后欧洲国家的命运，也对其他地区各国的内政、外交和发展模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冷战时代是整个世界第一次被置于两极体系控制下的时代。以美苏两国模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体制的竞争不仅塑造了东西欧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而且对欧洲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左右甚至改变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第二，尽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竞争激烈，但双方都对战后欧洲国家维持殖民体系的努力持反对态度，这在客观上加速了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第三，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促进了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突出标志，信息技术与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制造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储备都是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与对抗中发展起来的，从而为冷战后从技术叠加到技术融合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速展开奠定了基础。第四，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两种社会体制的竞争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努力缓和阶级矛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制度。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和技术在战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仅为全民提供了免费医疗、教育、住房和充分就业，而且在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度让美国等西方国家陷入对苏联威胁的恐慌境地。

如果将美苏冷战置于一个更为长期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冷战开启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期。第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转折点，只有美国和苏联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才能够进入新时期大国竞争的舞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第二，有资格参与博弈的大国不仅需要具有相应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愈加重要的科技实力，还必须拥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号召力，而这样一种号召力又往往与其“历史例外论”联系在一起。第三，回顾冷战的开启、发展和变化，其依然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大国争霸斗争的延续。只是因为与其他欧洲列强不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借助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优势，一度构建起超越美国的战略优势，从而赋予美苏冷战新的历史意义。苏联解体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了。但伴随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已经超越了苏联模式的局限，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新的时代意义。冷战后，世界各国的国家认同都更趋复杂化、复合化和动态化，从而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越来越快的变化中，这或许正是驱动世界超越冷战思维的动力所在。

新兴国家筚路蓝缕

随着冷战的终结和远去，非殖民化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正在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当今世界近200个主权国家中，有近3/4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它们既是从欧洲列强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又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相对于美苏冷战两极对抗的第三世界国家，还包括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迅速获取相对优势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当然也构成了冷战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南方问题凸显和南北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形势下的“全球南方”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发展水平不一、历史经验各异，其中有许多依然处于贫困落后状态，但不可否认，正是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产生终结了欧洲帝国的殖民体系，重塑了世界政治的版图，并因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外溢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美国家的族群构成，从而为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更为深远的发展变化埋下了伏笔。这些国家可以统称为“新兴国家”。

相较于美苏冷战，非殖民化运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可能更具转折意义。尽管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兴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依然处于边缘依附状态，但通过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等一系列发展模式的探索，相当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了从世界体系边缘地带向半边缘地带的攀升，为缩小南北差距、突破不平等体系的束缚积聚了力量。同美苏冷战相比，非殖民化运动覆盖范围更广，涉及人群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创造的制度遗产也更为丰富。美苏双方倡导的现代化模式都没能解决新兴国家的发展问题。新兴国家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它们在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历史传统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千差万别，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摸索出一条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发展之路。这也是经历了美苏冷战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洗礼后，新兴国家依然在探索中前行的原因所在。

战后80年，有人在20世纪60—70年代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看到了“世界革命”的希望，也有人为20世纪70—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叫好，当然还有人为冷战终结时新兴国家新一轮的动荡和流血冲突而沮丧，更有人因冷战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兴大国的崛起而看到了世界秩序的未来。实际上，战后新兴国家可以被看作一个有着被殖民遭遇的命运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一方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学界对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状况的揭露和对发达国家的批判；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洞察到第三世界的历史性变化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构性影响。新兴国家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欠发达”和“发展中”状态，但也不可能“一起”摆脱贫困，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新兴国家在发展中逐步分化，并有部分国家率先跃升为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这应该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正是冷战后新兴国家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崛起改变了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对比，为战后世界历史的转折注入了新的动力。

一种世界经济政治新常态的形成

战后80年，在经历了冷战的锤炼、非殖民化运动的洗礼、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逆全球化”的冲击后，一种世界经济政治新常态正在浮现：新兴国家大都已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但西方的世界经济政治主导地位却已开始动摇和瓦解；非西方大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西方大国则在尽享全球化红利的过程中丧失了制造业优势，并不得不开始应对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对立加剧和政治日趋极化等后果。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交织在一起，世界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迅速发展正在推动欧亚大陆多极均衡状态的回摆，具有非常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美欧之间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的差距正在逐步加大，中美关系成为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走向的重要驱动力量；“大合流”时代在经济上依然是“分流”的时代，只不过这种“分流”不再仅仅体现为西方和非西方、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也体现在西方/北方国家之间同南方国家之间中心与外围关系的持续变化，甚至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愈加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和落后地区“第三世界化”的现象，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在一个经济上已融为一体、“蛋糕”已被做大几十倍的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包括一直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都认为“游戏”规则不合理，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变动不居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新常态的突出标志。

两种“历史的回归”之角力

战后80年，在经历了世界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后，一方面，我们看到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地缘政治卷土重来，巴以冲突近乎野蛮杀戮，苏联解体30年后俄罗斯与北约再起摩擦，乌克兰重新成为欧洲大国力量平衡的枢纽，世界似乎再次陷入20世纪初动荡不安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全球冷战已经褪去，新兴国家在国家数量和人口数量上构成了国际社会的多数，新兴经济体正在不断增加并持续成长，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16世纪欧亚大陆经济政治力量的多极均衡状态再次显现，欧洲和西方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西欧的崛起从14世纪就已经开始，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一个转折时期，但16世纪的欧亚大陆依然处于多极化的均衡状态。或许可以说，战后80年，世界历史正处于两种“历史的回归”的交汇点上。一方面，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与其他大国共同创建联合国的时代精神中退却，从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领袖和保护者身份中逃离，在奉行极端的“美国至上”，不惜破坏西方阵营的团结和巩固的同时，还颐指气使、毫无顾忌地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共同制定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扰乱整个世界。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回归”本质上是“历史的倒退”。另一方面，中国竭力维护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针对全球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和更加契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对外援助，让中国的发展和机遇惠及全世界。中美战略博弈已不是近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博弈，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种历史经验和世界观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两种历史趋势之间的较量，比冷战期间的美苏竞争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其他大国不同，中华民族是在我者与他者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动态共同体，其本质是文化认同的扩展与融合，而不是东征西讨或跨洋远征，以“文明教化”的名义开辟殖民地，构建强大帝国。在一个大国认同日趋窄化的世界上，中国将成为未来的引领者。自身的国家认同和战略定位将在中国持续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语

历史倒退或前行这两种驱动力量的博弈正在使当今世界的真实面貌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个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大国认同的重构或矫正再次成为时代的考验。大国博弈已经不再仅仅是实力之间的竞争，战争与和平的取舍，更是一种国家认同力量的比拼。有西方学者正试图跳出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强调“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在总结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主张“走出自我”，这应该是两种“历史的回归”交汇与叠加的时候摆脱危机与困局的必由之路。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甚至重组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大国——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非西方大国——只有在国家认同的重构或矫正中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战略定位的升华，才能赢得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理解、认同和支持，避免世界大战悲剧的重演，把战后世界大国总体处于和平状态下“历史的偶然”变为“历史的必然”。80年前，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80年后，中国不仅要防止世界大战悲剧的重演，还应成为世界历史前行的主要驱动力量。

刘德斌，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