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体系变革呈现出战略自主、发展优先的总体特征。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体系在权力、制度与观念层面的互动形塑了中东地区体系调整的基本面貌。一方面，霸权式微使国际体系对中东的结构性压力减弱，中东国家面临的外部约束相对松动；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以战略自主回应国际体系变化，对外加强决策及其执行的独立性，对内聚焦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使中东地区体系向均衡格局与公正秩序演进。中东地区体系的积极调整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探索现代化多元道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东地区体系的调整将为全球南方集体崛起注入动力，但中东地区体系变革的深入发展也面临大国博弈与非良性竞争，地区地缘斗争阵营化和代理人化，以及国内多重危机等多种挑战。

关键词：国际体系 中东地区体系 霸权式微 战略自主 体系变革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是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构成的具有结构、功能并与环境互动的有机整体，主要包括国际行为主体结构、国际力量结构和国际制度结构。地区体系（regional system）是指地区范围内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包括地区行为体、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等。研究国际体系与地区体系的互动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认识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与其组成部分地区的相互关系。从历史角度看，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扩展，即地区体系的规则规范和格局秩序扩展至国际体系；二是调适，地区体系对国际体系进行适应和调整；三是冲突，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不兼容，二者关系处于矛盾冲突状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东地区体系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处于紧张的冲突关系之中。

围绕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外学界大致有四类基本观点。一是“反世界体系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20世纪的中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反对世界体系的反体系运动；二是“中东例外论”，该理论认为中东地区无法融入现代国际体系；三是“伊斯兰威胁论”，认为中东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威胁和挑战；四是“依附论”，认为中东地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依附于西方。总体来看，“例外论”和“威胁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强调中东地区无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对西方文明造成威胁和挑战；“依附论”虽然指明中东地区对世界体系的依附关系，但并未从地区体系的角度研究中东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目前尚缺少对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体系互动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有限的研究成果或是研究中东民族、宗教组织等次国家行为体的反体系特征，或是研究中东伊斯兰文明的国际体系观，或是在研究中东地区体系转型问题上有所涉及。

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中东地区的域外力量由美国独霸向多极化演进，除美俄欧等传统力量外，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积极参与中东事务。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从冲突、对抗向缓和、对话发展，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与沙特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简称“海合会”）内部、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均呈现积极改善的态势。中东国家从安全优先到安全与发展并重，主要地区国家制定和推进经济发展愿景，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但中东地区体系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在转型进程中仍面临较严重的安全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例如，美国挑唆地区国家对抗伊朗、阻碍巴以停火止战，其破坏性作用仍然突出；以色列与伊朗矛盾骤然升温并爆发大规模冲突，巴以冲突延宕外溢，地区安全风险上升，地区和解潮面临挑战等。

总体来看，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一方面，国际体系向着多极化方向转型，美国霸权对中东地区的主导和控制能力日趋下降；另一方面，中东地区体系以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增强为核心进行积极调整。那么，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呈现出积极变化？中东地区体系的调整仍面临哪些挑战？本文将围绕国际体系变化对中东地区体系的影响、中东地区体系基于国际体系变化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及其影响、中东地区体系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对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

一、霸权式微：国际体系对中东地区结构性压力的减弱

在遭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重创，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大国竞争。然而，国际体系的转型已然开始且不可逆转，国际权力从西方向全球南方转移、国际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文明和观念多元共存，都成为国际体系转型的典型特征。在此背景下，国际体系对中东地区体系的压力在权力、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都有所减弱，这为中东地区体系的调整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权力结构多极化推动中东地区权力趋于多元平衡

权力分布是界定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重要标准之一。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界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认识出现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国际体系进入了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时刻”，另一种则认为国际体系开始向多极化转型。从冷战结束至21世纪初，国际体系被美国霸权所主导，其风险和消极后果不断显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泛滥便是典型表现。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单极独霸的世界秩序。伊朗学者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尤其是2010年以来，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发生与积累的变化，使维持原有国际秩序的向心力遭到削弱，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展望未来，今后三十年将是后冷战转型时期进入新时期的定型期，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将形成相对稳定的多极结构，东西方力量对比将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

首先，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下降。自中东变局以来，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均在下降，其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以及后来提出的“印太”地区，以应对大国竞争，进行霸权护持。不同于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全球战略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则将美国战略重心的地理范围由亚太扩展至“印太”，拜登政府也实施强化版的“印太战略”，美国因此对中东地区投入的资源和精力减少，其在中东事务上的具体政策更显功利性和狭隘性。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中东战略继续维持收缩态势，中东政策将保持偏袒以色列、遏制伊朗的总基调，同时不排除与伊朗接触、达成新协议的可能性。2025年4月以来，美国和伊朗进行了5轮间接谈判。但是，就在美国和伊朗于6月15日进行新一轮谈判前夕，以色列于6月13日悍然发动对伊朗的空中打击，双方爆发了持续12天的高烈度冲突。在此次冲突中，美国先是默许和纵容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随后又出动B2轰炸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紧接着又通过向以色列和伊朗施压，在缺乏监督和保障的情况下迫使以伊实现脆弱的停火。但是，美国的单边霸权行径不仅未能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能缓解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以伊之间依然存在再度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伊朗核问题也更趋复杂化。总之，美国的霸权主义做法，不仅无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而且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国家形象，也将不可避免地加速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下降。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受到地区大国、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政局突变的影响而有所下降。2000年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得到了一定恢复。2015年以来，俄罗斯借打击“伊斯兰国”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其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战略合作，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建立的阿斯塔纳机制，为其在中东事务上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定平台。但是，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关系并不稳定，双方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和竞争。例如，两国在叙利亚问题、利比亚局势和纳卡冲突上存在分歧，围绕黑海影响力的竞争也持续存在。西方国家也希望借助土耳其在黑海的影响力，对俄罗斯形成制衡。近十年来，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变化。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使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制裁与孤立，并促使其通过重返中东尤其是军事介入叙利亚与西方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但是，2022年爆发并延宕至今的乌克兰危机，却极大限制和削弱了俄罗斯投向中东地区的资源与精力，美欧实施的对俄制裁也阻碍了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和能源往来。而2024年年底叙利亚政局突变，则使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遭遇重大地缘政治冲击，既有的政治和军事优势面临丧失的风险。当然，俄罗斯并不会放弃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是会“盘活”既有资源，同时寻找新的代理人。

其次，新兴国家在中东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增强。相较于“美国独霸”时期，2011年后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开始参与中东事务，并发挥日益增强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强调公平正义，追求合作共赢。在安全事务上，中国强调在中东地区实践全球安全倡议，提出“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并于2023年3月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实现复交，以及于2024年7月促成巴勒斯坦内部14个派别达成和解；同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中东维和行动，并与中东国家加强反恐、海上安全、数据安全和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发展议题上，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东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双方在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落实了一系列促发展、惠民生的具体项目，涵盖基础设施、能源经贸、科技创新、航空航天和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除中国外，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南非等新兴国家近年来都与中东国家往来密切，在政治、外交、能源、经贸和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总体来看，相较于单极结构或两极结构带来的压力，中东地区承受的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在新兴国家对中东事务的建设性参与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二）制度框架多维化拓展中东地区的自主参与空间

国际体系制度框架由不同议题领域的规则、规范和机制、机构构成。二战后，美国推动建立了由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言，二战后美国使盟国从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中获益，以此维护领导地位和发挥影响力。与前述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多极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后国际体系制度框架表现出多维化发展趋势，尤其是2010年以来，由大国竞争驱动的国际制度竞争现象愈为明显，最终将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与变革。

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积极进行国际制度创设、参与国际制度改革，在国际体系制度框架多维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合作主体看，一类是南方国家内部创设的国际制度，包括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另一类是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或国际组织进行对话协商的平台机制，如非洲—法国峰会（Africa-France Summit）、阿盟—欧盟峰会（LAS-EU Summit），还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的三方合作等。从合作领域看，南方国家紧扣发展问题，围绕发展议题提出发展倡议，成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组，建立会晤机制和融资机构，为全球南方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从安全领域看，南方国家倡导新安全观，推动既有制度改革，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创造更加公正的制度环境。国际体系制度框架多维化使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对中东地区的压力呈减弱态势。

首先，在全球层面，中东国家可选择、可参与的国际制度更为多元。二战结束以来，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再到七国集团（G7），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一直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既有经济治理体系的弊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多边机制在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上的有效性不足、公平性匮乏等问题日趋明显。二十国集团（G20）的成立与发展从制度层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了完善，增强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其成员国覆盖亚非拉等更广泛地区。土耳其和沙特是G20成员国中的中东国家，二者分别于2015年和2020年举办了第十次和第十五次G20领导人峰会；埃及、阿联酋、阿曼和约旦等中东国家都曾作为特邀嘉宾国出席G20相关会议活动。除了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南南合作的代表性平台，为中东国家参与多边国际机制提供了西方主导的机制之外的选择。2024年1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实现自2010年南非加入后的历史性扩员，其新成员主要来自中东地区（阿联酋、埃及、沙特和伊朗），体现了中东国家在全球南方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在跨地区层面，中东国家积极参与各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其主动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对话合作的主要机制平台，2024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正值论坛成立20周年。此外，2022年12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China-Arab States Summit）、中国—海合会峰会（China-GCC Summit）在沙特利雅得举行，2025年5月首届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ASEAN-China-GCC Summit）在马来西亚召开，这些会议都标志着中东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机制化合作的升级与扩大。而中东国家在与美国、欧洲国家和联合国机构合作的过程中也开始主动设置议题、阐述观点主张和表达利益诉求，展现出一定的战略自主性。在2024年10月的海合会与欧盟首届峰会上，海湾国家与欧盟就成果公报中对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的共识性措辞进行了谨慎磋商，海湾国家敦促欧盟对以色列进行严厉谴责，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开幕式讲话中特别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双重标准”，反映出中东国家对自身立场与利益的维护。

（三）观念多元化助力中东和平发展与文明互鉴

国际体系的观念共识是指在国际社会一定范围内被普遍认同的理念、规范和文化。在冷战时期，国际社会的观念共识以意识形态为界形成相互对峙的两大体系；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不再是国际社会观念共识的核心，各国对共同威胁和共同追求的认识愈发清晰。在这一过程中，观念的竞争乃至冲突一直存在，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逆转。

具体而言，国际体系观念的多元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安全问题上，相较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对抗思维与零和博弈，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第二，在发展议题上，相较于唯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基于不同国家民族特性和具体国情的现代化理论与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和更广泛的应用；第三，在文明关系上，相较于西方的文明优劣论和文明冲突论，尊重多样性和平等性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赞赏与支持。

国际体系观念共识多元化对中东地区压力减弱主要表现为，新兴国家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秉持新的安全观、发展观和文明观与中东国家交流交往，并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公平正义立场，以政治手段推动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例如，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倡导了一系列新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契合中东地区的需要，也得到了中东国家的积极配合和响应，进而在和平发展、文明互鉴等方面推动了中东地区的进步。

首先，在安全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中东地区安全稳定的主张、倡议和政策文件等。2013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就中东和平与安全阐明具体政策；2021年中国提出了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即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明确提出“探讨构建中东信任机制，逐步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同年，中方还先后提出了全面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和落实“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2023年6月，中方就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三点主张”，同年11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提交《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

其次，在发展问题上，中国主张中东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实现民族振兴和加快国家建设，并在平等互利原则的指导下，将中国与中东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打造为全球南南合作样板。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不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包括埃及“2030愿景”、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2071百年规划”等。例如，2022年12月8日，中国与沙特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此外，中国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获得中东国家广泛支持，沙特、阿联酋等12个中东国家加入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首批全球50个合作项目清单中有9个项目的受益国为中东国家。

最后，在文明问题上，中国主张与中东地区的各大文明包容互鉴、和谐共生，加强平台建设和人员往来，通过丰富的人文交流活动增进相互了解与理解。2011年以来，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阿举办了第三届至第十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并在阿拉伯艺术节和中国艺术节、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等机制下强化具体领域的交流互鉴。孔子学院是中国与中东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2011年后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沙特吉达大学等中东高校新建了10所孔子学院。2023年在上海北外滩举办的沙特集市、2024年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以及2024年在北京、上海和新疆巡展的伊朗文物展，吸引了大量中国民众走近和了解中东文化。以上举措有效促进了双方的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

中国在安全、发展、文明互鉴方面提出的理念和主张，与中东国家追求和平发展与文明互鉴的愿望产生了共鸣，进而促进了中东地区在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等方面的进步，同时也在实践领域促进了中东地区的进步。在安全领域，中东地区和解潮的出现尤其是沙特与伊朗复交，在本质上是双方接受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的产物。当前，除巴以、伊以冲突外，对话、和解仍是中东地区持续发展的历史潮流。在发展领域，如前文所述，中东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愿景，都体现了其在国家理念和国家战略上对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中东地区正从重安全、轻发展的传统理念向发展和安全并重，甚至是发展优先的现代理念转变，进而有利于中东国家实现现代化。在文明交往方面，中国倡导不同文明多元共生、包容互鉴，主张文明对话、反对文明歧视，也与中东伊斯兰文明的中道、宽恕精神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有利于中东地区超越文明冲突，实现文明互鉴。

总之，中东地区体系作为国际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其调整与重构受到国际体系自身变化与“国际—地区”双向互动的共同影响。总体来看，国际体系多极化转型及其在权力、制度和观念方面对中东地区压力的减弱，适度松动了中东地区体系调整面临的外部约束，并为中东国家探索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安全治理架构、经济合作模式和文明共存方案创造了战略机遇期。

二、战略自主：中东地区体系的回应与积极变革

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体系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在2011—2021年十年间，中东地区国际关系表现出冲突对抗、零和博弈的主要特征，民族、教派和地缘政治矛盾构成了主要内容。2021年后，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不断增强，缓和与对话成为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典型特征。

（一）中东国家以战略自主回应国际体系变化

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指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策与执行的能力，包括外交安全事务、经济科技事务以及更广泛的涉外领域，其核心是减少对外依赖，决策和行为更加自主。

回顾历史，在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体系的互动进程中，中东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才逐渐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中东在19世纪被英、法列强侵略占领，直至20世纪70年代民族国家体系才初步形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最终瓦解。而此后中东地区又被美国主导和控制，“一种形式的统治被另一种形式的统治所取代”。2011年后，中东国家开始重视发展转型与变革，并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首先，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东国家逐步摆脱对霸权国家的依附，其政策和实践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例如，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东国家多采取中立立场，不唯美国马首是瞻，并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沙特和阿联酋没有“一边倒”地追随西方发起的对俄制裁，相反却拒绝了美国的石油增产要求，同时与俄罗斯保持了政治沟通和能源、军事合作，显示出一定的战略自主性。土耳其出于多重考虑，在俄乌、俄美和俄欧之间开展平衡外交，2022年7月在伊斯坦布尔签订的“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就是其对各方进行斡旋的重要成果。埃及在俄乌之间协调立场、劝和促谈，兼顾开展对俄、对美欧的合作，以应对乌克兰危机对国内经济民生造成的冲击。伊朗与俄罗斯围绕“北约东扩威胁”达成共识，双方保持在地区事务上的协调合作，同时伊朗也表示支持停战，哈梅内伊称“乌克兰是美国政策的受害者”。

面对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东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反对美以霸权行径，并以不同方式和手段敦促停火止战。埃及、沙特等国通过政治途径以双多边形式调解斡旋，并通过人道援助缓解难民的艰难处境。与此同时，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组织召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特别峰会（Arab-Islamic Extraordinary Summit），协调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2023年11月和2024年11月，连续两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特别峰会在沙特利雅得召开，中东地区的多国领导人出席会议，重申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支持，敦促以色列停火，呼吁联合国出台具有约束力的决议。2025年1月15日，在卡塔尔、埃及和美国的联合调解下，冲突各方就加沙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达成协议。 而后，在停火协议实施受阻、以色列恢复军事行动的情况下，3月召开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通过了埃及起草的加沙地带重建方案，这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和主张的反对，也展示了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团结合作。

其次，在对外关系上，中东国家积极“向东看”，从自身需求和利益出发，开展平衡务实外交。基于差异化的诉求程度和自主性强度，中东国家对华交往的“向东看”政策与实践可划分为战略型、复合型和务实型三种基本类型。伊朗是采取战略型“向东看”的代表性国家。从内贾德政府开始，伊朗在对外关系上的“向东看”由战术性反应向战略性布局转变，尤其是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使鲁哈尼政府、莱西政府和佩泽希齐扬政府将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视为对外战略的全局性优先事项，这对伊朗打破西方孤立、实践自主外交具有战略性意义。沙特、埃及、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向东看”都属于复合类型，在多领域以多途径与中国开展机制化合作，兼具自主性和务实性。而以色列在对华交往自主性受限的情况下，相关政策与实践具有较强的议题性和碎片化特征，属于务实型“向东看”。在“向东看”的同时，中东国家也保持了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互动，但手段方式更趋灵活，在重要问题上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先，沙特拒绝美国“暂缓石油减产”的要求便是典型案例。总体来看，中东国家希望同域外力量发展多元化的务实关系，既结交更多的新伙伴，也保持与传统伙伴的联系，在平衡外交中获得经济发展与政治自主性增强的双重效益。

最后，在国家发展上，中东国家自主制定和推进经济发展愿景，加强本国发展战略与别国发展倡议的对接，积极推动国家发展转型。以科技领域为例，中东国家将数智化转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大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加速研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强应用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推动技术开发与设备生产的本地化。据瑞银集团（UBS）估算，中东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将由2022年的180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 7800亿美元，GDP占比将由4.1%上升至13.4%，未来几年内中东地区将是全球数字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在人工智能方面，阿联酋领跑地区发展，2017年成立人工智能部，任命世界首位人工智能部长，2019年通过《2031年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尝试塑造本国区域人工智能中心地位。根据普华永道（PWC）统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中东地区创造3200亿美元的价值，其中阿联酋将达到960亿美元，沙特将达到1352亿美元，埃及将达到427亿美元。对前沿技术的投资和应用，逐渐成为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撬动发展转型的有力杠杆。

（二）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出现积极变化

首先，中东地区的权力结构呈现扁平化特征，地区国家间关系对抗性减弱，跨国公司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增强。一方面，以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和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伊朗阵营和沙特阵营的和解为标志，中东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加速缓和。前者是指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土耳其和卡塔尔与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沙特和阿联酋、埃及之间的关系改善；后者是指伊朗与沙特关系缓和，并在中国的斡旋下于2023年3月实现复交，沙伊和解还推动了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国家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中东地区跨国公司和社会组织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并在国家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作用。例如，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凭借其在全球石油行业中的显著地位，对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助推了国家现代化探索和经济多元化发展；又如，阿联酋福泰姆集团（Al-Futtaim Group）2023年向在迪拜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供了370辆电动车并安装了自有充电站，阿联酋另一商业巨头马基德·福泰姆集团（Majid Al Futtaim）截至2024年初为可持续发展筹资49亿美元，并参与迪拜金融市场（DFM）启动的碳信用交易试点平台的建设。

其次，中东地区的制度框架呈现立体化特征，地区制度体系的议题领域拓宽、互动联系增强、治理效能提升。议题领域拓宽是指阿盟与海合会等主要地区组织关注和参与的议题由传统安全领域拓展至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发展领域，对外合作议程更加全面和广泛。阿盟与中国2024年5月制定的《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2024年至2026年行动执行计划》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政治经贸和能源基建合作，还聚焦科技创新、数字治理、航空航天和环境保护等议题，体现了中东地区制度框架在议题层面的立体化。互动联系增强是指主要地区组织加强与区域内外国际组织的合作，同时也加强与成员国政府的协调。阿盟与联合国自1989年签订合作协议以来，不断深化维护和平安全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合作，2019年6月联合国在阿盟总部设立联络处，为双方开展能力建设和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平台。治理效能提升是指主要地区组织在区域安全治理、发展治理和环境治理上取得了成效。例如，海湾阿拉伯国家土地荒漠化问题严峻，海合会为次区域荒漠化治理聚合资源，督促相关国家在政府和社会层面有效落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最后，中东地区的思想观念呈现温和化特征，地区观念体系逐渐包容多元，并突出体现为倡导中正和谐，推广现代教育理念，提高妇女地位等。当前，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中道、宽容、仁爱的价值观，反对极端思想和行为，日益成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共识。在教育改革方面，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中东教育体系更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均衡、自主与开放的平衡、技能与价值的综合。比如，阿拉伯国家通过调整留学生政策、促进联合办学与合作科研、推动教育体系改革等途径，提升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在性别平等方面，中东国家积极赋权妇女，保护女性权益。例如，沙特在推进落实其“2030愿景”的过程中，对妇女扩大政治权利、保障经济权益、放松性别监护，使本国女性处境有了相对改善。根据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至 2021年期间，中东地区从事研究工作的女性占比由35.6%增长至38.4%，高于欧洲、北美等地区的同期数据。

以上变化是中东地区格局均衡化发展的具体表现，中东地区秩序也由此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对秩序公正性的评估，往往带有评判主体的利益和价值倾向。在美国看来，其主导塑造的中东地区秩序是公正的地区秩序，而事实上“美式秩序”带给中东地区的是动荡、冲突与发展滞后。只有正义的秩序能够持久，而“正义”意味着该秩序不仅被统治阶层接受，也受到民众的认可和接纳。因此，对中东地区而言，公正合理的地区秩序是由中东国家构建、被中东人民认可、符合中东现实与需求的规则安排和互动模式，它能够增进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稳定地区国家的互动预期，黏合地区国家的思想共识。在经历了长期的冲突和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后，中东地区秩序从“无序”和“单边主导”逐步迈向了多边主义，更多地通过制度性安排来交换信息和协商决策。尽管矛盾和挑战仍然存在，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东应拒绝域外大国转嫁矛盾，将目光由地缘争夺转向共同应对发展赤字和环境挑战等系统性问题，通过构建囊括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的区域机制，建设公正有效的地区秩序。

整体来看，面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中东地区展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适应性变革。这种变革反映了中东地区对国际体系转型的主动适应和积极利用。中东国家也尝试通过一种符合地区现实的自主性路径实现发展转型，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地位。

三、中东地区体系调整的积极影响和面临的挑战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东地区体系调整对于推动中东地区国际关系民主化、探索本土现代化道路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大国博弈导致的安全困境，以及中东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都决定了中东地区体系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一）中东地区体系调整的积极影响

中东地区体系调整对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探索现代化多元道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中东地区体系调整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当前，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多极化深入发展，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呼唤国际关系民主化，即各国自主决定本国事务、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相较于中东地区变局前由西方主导地区事务，转型进程中的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能够根据国家利益和具体国情在对内对外事务上进行独立决策，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谈判、协商，并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应对上贡献基于本地实践的经验和智慧。作为国际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中东地区体系权力结构扁平化、制度框架立体化、思想观念温和化，地区格局更为均衡，地区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地区实践，也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持续演进。

其次，中东地区体系调整有利于丰富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地区国家发展的在地经验。基于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考察，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现代化意味着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理性化，其他国家应效仿欧美的现代化模式。实际上，这些理论的实践样本多源自西方发达国家，是在西方中心论的桎梏下讨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国家相继制定了国家发展愿景，推进经济多元化，加速布局前沿性产业，在致力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为“人的现代化”营造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中东地区体系调整为现代化理论知识的生产提供了西方以外的实践案例，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叙事神话。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历经波折，而中东变局至今的转型发展表明，中东国家已逐渐摆脱了对“西式现代化”的盲目崇拜。

再次，中东地区体系调整有利于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只有全球南方国家充分参与和融入多边机制建设，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一方面，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板块，中东地区的区域多边机制议题领域拓宽、互动联系增强和治理效能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改革和优化都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中东国家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包括新兴多边机制，在安理会改革、国际金融改革、数字治理改革和环境治理改革等关键问题上表达立场、争取利益，扩大和传播了全球南方的诉求与声音。2024年10月，埃及、伊朗和阿联酋国家元首以成员国首脑身份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峰会，中东国家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国家一道，翻开由全球南方共同书写的多边主义新篇章。

最后，中东地区体系调整有利于促进全球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和交流互鉴。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内涵包括观念共识的多元化，不同文明共生共存和交流互鉴是观念共识多元化的具体表现。只有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隔阂和文明冲突，才能突破西方传统文明观的二元对立思维，同时解决文化认同危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摆脱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依附，加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认同，积极回应和消解“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以多文明发源地的身份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和谐共处、平等交流，无疑是其文化自信增强的表现。中东地区观念结构包容性增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家行为体和区域性组织在国际互动中开展积极的社会学习实践，在集体身份认同强化的同时，正向塑造了不同文明间的相处模式，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与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之间的辩证关系表明，地区体系调整与国际体系转型之间能够发展为相互助益的关系。

（二）中东地区体系调整面临的挑战

中东地区体系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从长期看，其过程并非单向度线性发展，而是充满了挑战和波折，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困境有待解决。

首先是国际层面，中东地区被大国博弈和非良性竞争的阴影笼罩。出于对霸权式微的战略焦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事上塑造“他者”和“敌人”，在行为上实施非良性竞争甚至“脱钩断链”式的全面打压，试图阻碍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正常的对外合作。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但仍将中东视为全球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并利用中东策应其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的推进。因此，中东地区被西方大国视为工具性客体，其战略自主的有效发挥受到限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核问题等事务再次遭到美国政府的破坏性干涉，中东各国各界批评美国对外实施霸凌和讹诈，在全世界逐渐失去公信力。

其次是地区层面，地缘政治斗争阵营化和代理人化，地区和解前景不明。长期以来，冲突对抗构成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核心特征，四对关系（沙特与伊朗阵营、亲穆兄会阵营与反穆兄会阵营、以色列与伊朗及其支持者、以色列与土耳其及其支持者的关系）统领和形塑了中东地区格局。在阵营化的同时，地区地缘政治斗争还呈现出代理人化趋势，一方面美国在中东通过代理人战争谋求利益、降低风险，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大国也在寻求非国家行为体充当其代理人，以扩大自身影响和减少直接对抗。因此，2021年以来中东出现的地区和解潮尚不稳定，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且外溢，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冲突加剧，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也跌至谷底，都对中东地区和解潮构成了冲击和挑战，而安全环境的脆弱、动荡又为地区极端组织卷土重来提供了温床。在这样的地区环境中，制度规范与武力威慑、思想包容与观念对抗仍处在较量之中，极大制约了中东地区体系转型的深入发展。

最后是国家层面，中东国家内部面临着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认同危机，可持续发展乏力、政治合法性不足、经济发展欠佳、社会治理不足、民生福祉匮乏和价值观冲突等问题尚待解决。

其一是生态危机，中东国家多面临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粮食不安全等系统性危机的严重冲击。由于自然环境差异、经济技术水平制约和能力经验不足，中东地区在面对气候变化、土地荒漠化加剧、生物多样性破坏、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粮食不足和不均衡等系统性问题时，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遇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因此，中东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上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亟须提升治理能力和对外合作水平，以缓解发展困境。

其二是政治危机，即政治合法性和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其中，君主制国家面临着传统威权体制与现代治理需求之间的张力，如沙特在推进其“2030愿景”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王室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矛盾的掣肘；共和制国家则陷入强人政治崩溃、多方势力割据的混乱局面，如利比亚在中东变局中推翻强人统治，但长期无法实现政治稳定。

其三是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单一，失业率居高不下。海湾产油国面临“资源诅咒”的问题，传统地租型经济无法适应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后地租时代国家发展需要实现经济多元化。此外，中东国家普遍存在失业率高企的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阿拉伯国家25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为6.8%，远高于同期全球3.7%的平均水平。

其四是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多重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竞争或冲突。在宗教、种族和部落因素的深刻影响下，中东国家民众的身份认同构成复杂，族群认同、教派认同、部落认同、地域认同均对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在许多中东国家，“族裔、宗教、教派等族群认同和族群组织，或在教俗关系上反对现行政权的世俗化体制，或在合法性问题上挑战现行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或通过族裔冲突威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或在对外关系上制造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异常脆弱。”

中东地区体系变革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过程。中东地区国家须加强国内治理和区域治理，构建有效的互信机制和风险管控机制，同时国际社会应尊重中东地区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建设性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并为地区发展提供资源和能力建设的支持。由此，中东地区才能实现和平稳定与转型发展，国际社会也将从中受益。

结 语

自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体系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霸权式微背景下的权力结构多极化、制度框架多维化、观念共识多元化，使国际体系对中东地区的结构性压力减弱；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以战略自主回应国际体系变化，使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出现了积极变化，并突出表现为权力结构扁平化、制度框架立体化、思想观念温和化。

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演进，是全球权力与文明范式重构的缩影。从权力重构来看，影响中东事务的域外大国力量从美国独霸到多极化的变化，以及受此影响地区国家战略自主的增强，使中东国家向自主发展转型；从制度重构来看，中东地区自身制度建设能力的增强以及对全球南方机制平台的积极参与，使其日益摆脱对西方的制度依赖；从观念重构来看，中东文明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多元共存、包容互鉴、自我更新日益成为中东地区观念重构的选择。当然，其变革阵痛也对后发国家转型进行了提示：战略自主并非简单的“去西方化”，而是基于自身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在传统守护与现代化诉求、国家利益与全球性责任之间构建动态平衡。因此，在国际体系与地区体系的互动中，国际体系从权力、制度和观念层面塑造着地区体系发展的外部环境，而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地区体系则能够利用和重塑外部环境，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从大国兴衰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历史来看，西方霸权的系统性衰退和新一轮国际体系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霸权式微和国际体系转型的浪潮中，中东地区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板块，其地位已然实现了战略性提升。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以及中东多国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彰显了中东国家战略影响力的上升；同时，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展开前沿领域的全球性布局，标志着海湾资本从“石油租金”向“战略投资”转变，显示了中东国家经济影响力的强化。以战略自主性增强为核心，中东国家在世界大棋局上正由被动的“棋子”转变为能动的“棋手”，共同书写后霸权时代的地区秩序新篇章，也必将以自身支点价值和文明厚度为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作出独特贡献。

赵婧，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国际展望》2025年第5期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