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中国叙事、公共外交与时代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18-11-25 23: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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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斌  

   内容提要: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习近平新时代”的开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以一种新的充满自信的领袖国家身份伫立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公共外交也承担起了更为重大的责任。这就是在直面西方中国政治叙事的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的中国叙事体系,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不确定的世界”之间,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与“冷战思维”的两种时代博弈中占据上风。归根结底,中国的公共外交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开放性、改革性、全球化、超大规模和社会主义特性决定了中国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必然发展,也决定了中国引导世界走出“不确定”状态的责任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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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局势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突出标志是西方学界和媒体所说的“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即非西方大国乃至整个非西方的崛起[1]。与此同时,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西方”作为一个阵营也正在“消解”之中。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旗号当选为美国总统,并且把美国的利益置于其与盟国共同利益之上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的凝聚力的丧失。面对全球化进程所遭遇的“阻滞”,面对世界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美国领导的西方正在失去“领导”世界的意愿和动力,而中国则越来越表现出大国的担当和胸怀。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方案和举措,承办了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等主场外交活动,并发起成立了亚投行(AIIB),启动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首次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观念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为这个纷乱和焦躁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的提出,更使中国以一种新的领袖国家的面貌伫立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变化与世界的变化似乎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自信,中国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也更有主见,而这个世界则变得越来越“迷茫”,似乎失去了方向。如果说过去中国以改革开放之后的迅速发展和崛起而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兴大国,那么现在则更以对自己的未来最有方向感的大国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个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迅速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作为一个几乎与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形成了依存关系的全球性经济体,中国的命运已经和这个世界的命运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国已经“逃脱”不了作为一个“领袖”国家的责任。但中国是否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已经可以“兼济天下”了?中国能否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引领方向?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发挥什么样的“领袖”作用?中国对这个世界抱有什么样的“企图”?这些问题一直是人们观察的焦点,也是西方学界和新闻界“曲解”和“抹黑”中国的重点,影响着不同国家包括非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发展造成强大的压力和阻力。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中国有关“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的理念、计划和倡议的提出,在赢得人们广泛认同的同时,也给“中国威胁论”“中国统治论”或“中国阴谋论”的鼓吹者们提供了新的“口实”。逐步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负面”形象,化解和消除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压力和阻力,是中国在崛起为世界大国和强国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笔者认为,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原因所在,也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因所在,更是十九大之后中国步入“习近平新时代”的一项战略任务。在这其中,直面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构建中国的中国叙事体系和赢得与“冷战思维”的时代博弈,是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

  

直面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


   中国公共外交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讲好中国故事”。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关系的形态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不同社会、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甚至能够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此,赢得他国人民的了解、理解和认同也就成了一国外交特别是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国际关系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2]对于中国这样迅速崛起的非西方大国,公共外交尤其任务艰巨。因为迄今为止,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叙事体系,一直掌控在西方学界、媒体和智库的手中。本质上讲,所谓的“非西方”都是西方文化想象和构建出来的,是一个与真实存在不尽相同的非西方。西方的非西方想象体现了西方对他者的控制和重构,是西方表达自我优越意识的一种霸权话语。[3]可以说,“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前提,就是破解一直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

   但是,破解西方的中国叙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在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优势地位由来已久,这是与近代以来西方在世界上的综合优势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许多在一战和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非西方国家,都是借助于西方的话语体系来构建自己的叙事体系的。当今世界的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大多都集中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他们塑造和演绎了亚洲叙事、非洲叙事、中东叙事和拉美叙事并传播到全世界。举例来说,在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里,有关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很难发现是由中国人编写的。更有趣的例子是,许多中国的莘莘学子到西方国家大学深造,所学专业就是与自己国家相关的国别或区域研究。西方的影视产业特别是美国的好莱坞,更是演绎不同国家故事的高手。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媒体在国际舆论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上呼风唤雨,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上处于弱势地位。其次,西方的中国叙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到现实,西方学界都有多年学术积淀,中国学界要想构建一个能够与其竞争的叙事体系尚需时日。再次,不可否认,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中不乏严谨和严肃的学术作品,他们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学术界的先进成果。“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其中多为西方学者的作品)能够畅销中国几十年,实际上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但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中的政治叙事,对当今中国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实际上,西方在政治上对“什么是中国”的探究从未停滞,一个“不真实”的中国也如影随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世界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的种种定义和预判也越来越多。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机遇论”“中国阴谋论”和“中国统治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细,成为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中最有炒作价值的一部分。

   “中国崩溃论”以章家敦的《即将崩溃的中国》为代表[4],新的“中国崩溃论”的代表人物是沈大伟。2014年,沈大伟在《中国权力的幻想》一文中承认中国是崛起的大国,但同时指出中国在文化、军事、外交等指标方面的影响力远远不够,中国是“21世纪的纸老虎”,“不应盲目认为中国未来将展出过去三十年的活力”[5]。2015年,沈大伟发表《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声称中国的政治体制将是中国崩溃的根源,中国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6]

   很多人把米尔斯海默、伯恩斯坦和芒罗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他们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冲突的“悲剧”,中美之间也不会例外。[7]但实际上,“中国威胁论”已经升级换代,或者说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统治论”的“新观点”。斯蒂芬·哈尔波可以被视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此公曾经在尼克松、福特和里根等几任美国总统的白宫任职,现在是剑桥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在2010年发表的《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成了畅销书。他认为中美之间是模式之争,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幻想已经不复存在,不存在G2中美共治的可能性,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美之间最后将是“孔夫子和杰斐逊”的对决。[8]实际上,即使像马丁·雅克这种对中国的崛起持比较赞赏态度的人,也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偏好强加给世界的霸主[9]。

   中国学界对“中国阴谋论”关注不多。近年来,有西方学者和媒体人发表长篇大论,认为崛起的中国有着征服和支配全世界的“预谋”或“阴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新闻记者卡德诺和阿罗鸠2013年发表的《中国悄悄占领世界》。他们认为中国人正在按照北京的意愿扩张势力范围,最终目的是征服全球。[10]

   西方的“中国机遇论”着重从经济、政治和国际三个层面展开,我们可以将之分解为“经济机遇论”“政治机遇论”和“国际机遇论”。“经济机遇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种面向现实的描述。“政治机遇论”认为中国终将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化,布鲁斯·吉雷在《中国民主的未来》中更是做出了中国“异教徒”最终会皈依西方的判断[11]。“国际机遇论”认为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不仅应该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且还应该承当起更大的国际责任。[12]

   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在世界上建构了一种极为负面的中国形象。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中国崩溃论”逐渐失去了市场,但“中国威胁论”“中国统治论”和“中国阴谋论”一直存在,并且在不断发展。“中国威胁论”的叙事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威胁和侵害他国利益,离间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制造对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的不信任感。“中国统治论”和“中国阴谋论”比“中国威胁论”更为极端,核心观点是认为中国正在通过精心谋划,静悄悄地把全世界各个领域揽入怀中,取美国而代之,成为世界的新主人。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所暗含的逻辑是:“西方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安全提供者”,而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外来者”,中国对世界的领导也就构成了“僭越”。“中国机遇论”看似对中国的解读较为积极,但从本质上来说,其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对中国的解读,是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与真实中国存在着偏差。“中国机遇论”话语背后隐含的是西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具有“超前性”和“优越性”,因此有能力影响中国,把中国纳入西方的轨道,变得更像“我们”[13]。

“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目标是破解西方中国政治叙事的影响,超越西方固步自封的道德优势,让习近平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为此,中国学界首先要与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展开学术辩论,把中国和平崛起的原因阐释清楚并传递出去。同时还要利用中国崛起作为世纪变局的有利时机,为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深入研究和体会中国的发展变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有学者认为,从事当代中国学研究的海外学者们的角色正在转变,即从纯粹的“观察中国”(China Watching)到“体验中国”(China Experiencing/China Practicin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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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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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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