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达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礼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
王思凝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社会学、 家庭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传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史研究囿于“中心化”视角，聚焦于芝加哥大学及其核心学者的在地化经验，而忽视了学派思想在全球流动中的动态重构。本文以“去中心化”为方法论，突破地理与机构的边界，通过对加拿大社会学家与芝加哥学派之间的跨国流动的考察，以及对燕京学派的犯罪研究如何融合和转化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的分析，揭示了学派历史并非静止于单一地点、局限于少数学者，而是在多重时空中，通过学者生命经验与学术网络的动态互动不断生成与演变。本文的去中心化研究路径不仅丰富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图景，更为理解学术传统的全球传播与本土转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启示。
关键词：学术史；去中心化；芝加哥学派；加拿大社会学；燕京学派
一、引言
社会学的学术史一直是相对冷僻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这或许是因为社会学的学科历史较短，只有一百多年，也或许是因为社会学家们太过专注于经验研究，反而忽视了思想传承。关于社会学史的既有研究大多采用了中心化的视角，即以某个院系或某些主要学者为焦点，通过对他们的经典著作和学术传承的梳理来书写一个学派或研究传统的历史。作为美国社会学的发源地，芝加哥大学及在此诞生的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对于这个学派的学术史研究也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化样态，几乎都是从托马斯（W. I. Thomas）、帕克（Robert Park）、伯吉斯（Ernest Burgess）、休斯（Everett Hughes）、布鲁默（Herbert Blumer）、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核心学者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历程，以及将芝加哥这座城市作为“实验室”的民族志方法入手（Faris, 1967; Bulmer, 1984; Abbott, 1999; Chapoulie, 2001/2020），而很少关注那些游走于芝加哥与其他地方之间，或学术生涯扎根于别处却对该学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社会学家，以及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在其他社会语境和学术环境中的拓展与应用。
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要打破这种中心化的学术史研究方式，为理解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沿革与全球影响提供一条“去中心化”的研究路径。所谓去中心化，即将学术史的关注重点从芝加哥这个中心城市和芝加哥大学这个中心学术机构移开，而去探究与这个中心相关联的其他地点和社会空间里所发生的事件，尤其是人物和思想在这些时空之间的流动以及学者们的互动过程（Liu & Nasr, 2025）。任何一个学派的历史都是在不同时空里展开的，思想的创造和传播由不断流动的人物和事件所构成，正如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所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Corngold, 2022）事实上，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者中绝大多数人都并非生长于芝加哥，其职业生涯也并非限于芝加哥大学，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为该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贡献，也对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全面、深入的学术史研究必须是去中心化的，对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而言尤其如此，因为社会的互动性与时空性恰恰是这个学派的理论精髓。
在以去中心化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之前，本文将首先对该学派的四部经典著作进行批判性综述，指出这些著作所共有的中心化叙事路径。而后文的去中心化分析将以加拿大和中国为例，通过对芝加哥学派与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学史互动过程的探究，展现学者、思想及研究方法在不同时空中的流动与延展。其中关于加拿大的部分主要基于第一作者对芝加哥学派和加拿大社会学的历史研究，而关于中国的部分则主要基于第二作者关于燕京学派犯罪研究的梳理与讨论。
二、中心化叙事的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美国社会学的第一个学派，作为具有明确学术谱系和代际传承的知识传统，也一直是社会学学术史的研究焦点之一。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四部经典著述构成了关于该学派的基础性文献：罗伯特·法里斯（Robert Faris）的《社会学芝加哥：1920—1932》（Faris, 1967）、马丁·布尔默（Martin Bulmer）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制度化、多样性与社会学研究的兴起》（Bulmer, 1984）、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学系与学科：芝加哥社会学一百年》（Abbott, 1999），让-米歇尔·沙普利（Jean-Michel Chapoulie）的《芝加哥社会学》（Chapoulie,2001/2020）。这四部著作的出版年代横跨半个世纪，共同建构起关于芝加哥学派的主流叙事框架——以托马斯、米德、帕克、伯吉斯等主要学者及其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共同体图谱。虽然四部著作的侧重各有不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中心化视角，即始终限定于“芝加哥”这一地理空间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一社会空间，形成了具有显著空间标识的学派叙事模式。本节将对这四部著作如何构筑了中心化的学派叙事展开评述，并试图界定“去中心化”的学派叙事所应考察的理论取向。
罗伯特·法里斯的父亲埃尔斯沃斯·法里斯（Ellsworth Faris）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法里斯中学即就读于芝加哥大学附中，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学二代”和亲历者，法里斯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芝加哥社会学：1920—1932》中，首次系统性地对“芝加哥学派”这一概念进行了学术界定与历史叙事建构。法里斯的“局内人”视角使这本书承载了学派的自我认知与书写的特点，并隐含了学派合法化的建构策略（Faris, 1967）。法里斯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时段锚定于学派发展的鼎盛期——1920年至1932年间，其论述框架奠定了该学派的早期范式。首先，通过介绍美国社会学从哲学思辨向实证研究的转型轨迹，揭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如何基于芝加哥这座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与移民潮建立起实验室式的城市研究范式。继而，聚焦帕克与伯吉斯合著的教科书《社会学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Park & Burgess, 1921/1969），剖析其如何通过知识生产规范化，将城市生态学、社会行为分析、社会心理学确立为社会学学科的经典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法里斯虽也罗列了学派成员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但其核心叙事始终围绕着帕克-伯吉斯这个轴心展开。这一选择使得田野调查方法论与城市空间分析被建构为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标识。这部著作不仅首次系统梳理了芝加哥学派的知识谱系，更通过选择强化特定的学术传统，确立了学派的知识边界，其叙事框架深刻影响了后续研究对芝加哥学派这一概念的想象与界定。
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布尔默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制度化、多样性与社会学研究的兴起》一书开创了学派研究的制度分析范式，拓展了有关学派的构成性条件的讨论（Bulmer, 1984）。作者分析了芝加哥的工业化景观与城市危机如何催生了社会学经验主义研究，并考察了《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创办、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所构建的学政商资源网络，以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培养体系的规范化如何构成了芝加哥学派存续的制度化保障。布尔默还突破了将帕克-伯吉斯谱系视为学派源头的传统叙事，将起点前溯至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的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omas & Znaniecki, 1918-1920）。他指出，该研究通过收集移民原始信件、法庭档案等底层叙事，实现了社会学对一手资料经验实证的方法论革新，尤其是该研究中所体现的“从行动者眼中看世界”的取向，可谓芝加哥学派最本质的学术特色，而帕克等人所倡导的田野工作方法可以视作这一取向的延续。布尔默还指出，尽管学派内部持续存在质性与量化方法的论争，且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出现鲜明的隔阂与对立，但在此之前，芝加哥学派其实在研究方法和议题方面都体现出多元、包容、综合的特点。尽管布尔默的研究时段止于二战前夜，但他通过揭示学科制度化内在的更新机制，展现出学术传统通过范式转型实现延续的复杂图景。
阿伯特的《学系与学科：芝加哥社会学一百年》用全新的视角解析了“芝加哥学派”的概念（Abbott, 1999）。他并未聚焦于芝加哥学派究竟有何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知识考古学的方式追溯了这一文化实体是如何经由各式各样的叙事所建构起来的。与法里斯和布尔默聚焦于第一代芝加哥学派不同，阿伯特尤其关注二战后的第二代学人如何对芝加哥学派表现出文化认同。他剖析了1945-1960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员的联盟与斗争网络，指出个体层面关于芝加哥学派定义的多变性，但这也表明，恰恰是在教员的互动中才产生了并固化为后来称为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例如，在1951—1952年的教员研讨会上，系内教员们围绕着有关谁真正承袭了帕克衣钵的争论将不同的知识链条结合起来，客体化为帕克的学术遗产。尽管阿伯特已经采用芝加哥学派的互动视角来理解这一学派的构造，但他的分析始终围绕芝加哥大学这一社会空间展开，并特别关注社会学系所主办的《美国社会学杂志》的历史沿革，实际上又强化了学派的中心化叙事。
法国学者沙普利在21世纪初出版的《芝加哥社会学》中同样强调要在更绵长的时间维度上来理解芝加哥学派（Chapoulie, 2001/2020）。他打破了布尔默关于二战终结的分期，将分析视野拓展至20世纪40—60年代的休斯和布鲁默等第二代学者。该著作的历时性追踪表明，学派的生命力不在于其制度体系的存续，而在于方法论的持续演化——芝加哥社会学人始终保持着对经验实证与田野工作的创造性运用。沙普利强调学术史的写作应打破“伟大思想家—核心理论”的内部主义叙事路径，将对学派的理解置于不同制度环境以及地缘政治和社会运动等历史语境之中，追踪学者作为嵌入性行动者的角色。然而，从该书的写作方式来看，沙普利关于芝加哥学派的叙事结构仍然隐含了伟大学者中心主义，托马斯、帕克、休斯等核心学者的学术生命史占据了相当的篇幅。
上述著作对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史叙述呈现出显著的中心化特质，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首先，学者们普遍将芝加哥学派与芝加哥这一地理空间深度绑定，指出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与芝加哥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共生关系。移民聚居区的社会问题、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变革等20世纪初的社会现象，为研究者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域。这种空间关联性使得芝加哥这座城市本身成为学派学术实践的地理坐标。其次，在学术共同体的层面，叙事核心始终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领军学者们展开。从开创者托马斯、帕克、伯吉斯直到后续的休斯、布鲁默等学者，他们的机构身份与学术生产活动被视作学派发展的主线。这种视角导致了显著局限，那些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但后续在其他机构开展研究的学者及其成果，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呈现。总体而言，中心化叙事将特定学术群体的思想脉络视为学派发展的主轴，虽清晰勾勒了学派传统的内在肌理，却也忽视了学术思想传播中的跨地域再造及知识再生产的多向度可能。
与中心化的路径相对，本文尝试建构一种与芝加哥学派方法论精神相契合的去中心化的阐释路径——将学派视为跨时空的、流动性的学术实践网络。这意味着，本文将考察不同时空之中的学人互动、学者的流动轨迹以及不同地域经验的交汇与糅合等议题。本文指出，所谓学派并非囿于芝加哥大学海德园（Hyde Park）校区的实体存在，而应被理解为通过持续越界与对话形成的知识共同体。其核心特征不在于地理标识、机构隶属或师承谱系，而在于共享的理论方法自觉与开放的知识交换生态，正是后者为学派的生成与再造提供了养料和生机。
三、芝加哥学派与加拿大社会学
如果从去中心化的视角来理解芝加哥学派，那么加拿大无疑是极好的研究案例。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与加拿大地理位置毗邻，为芝加哥学派在加拿大的思想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更因为一个并非广为人知的事实，即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都是加拿大人。例如，与帕克共同写作了《城市》一书的伯吉斯和麦肯齐两位作者（Park, Burgess & McKenzie, 1967）其实都出生在加拿大：伯吉斯虽然在两岁时就随父母移居美国，但直到中年才成为美国公民；而麦肯齐更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出生在马尼托巴（Manitoba）省，毕业于马尼托巴大学，28岁时才去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二战后芝加哥学派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戈夫曼也是加拿大人，出生在艾伯塔（Alberta）省，先就读于艾伯塔大学，后又转学到多伦多大学，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之后才到芝加哥大学读书。此外，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第一个芝加哥学派（First Chicago School）与二战后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Second Chicago School）之间起到重要桥梁作用的休斯夫妇（Everett Hughes和Helen Hughes）同样是加拿大人：海伦·休斯出生在温哥华，母亲是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女法官，而埃弗里特·休斯虽然生长在美国，但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之后在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任教了11年之久，然后才与妻子海伦一起返回芝加哥大学。
然而，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第一个加拿大人并非以上几位男学者，而是一位女学者，名叫安妮·玛丽恩·麦克莱恩（Annie Marion MacLean）。麦克莱恩生长于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本科毕业于新斯科舍（Nova Scotia）省的阿卡迪亚大学（Acadia University），189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897年获得硕士学位，1900年获得博士学位——她是1892年才成立的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女性和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二位女性（Deegan, 2014）。麦克莱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省的阿卡迪亚人口（Acadian population），她为此于1897—1898年在阿卡迪亚大学访问一年，为博士研究进行田野调查。
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除了接受社会学系的创始人斯莫尔（Albion Small）、托马斯、米德等校内教授的教诲之外，麦克莱恩也受到了美国社会工作史上的第一个社区睦邻中心赫尔馆（Hull House）的核心成员亚当斯（Jane Adams）、凯莉（Florence Kelley）等专注于社会改革的女学者的显著影响（Schneiderhan, 2011; Deegan, 2014）。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连续发表的两篇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女工立法的论文，就是与赫尔馆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MacLean, 1897, 1899）。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麦克莱恩留在了芝加哥大学，在1903—1934年间一直任教于该校的函授教育部（Home-Study Department），讲授社会学课程。虽然由于健康原因，麦克莱恩的教学科研生涯几次被迫中断，但她还是出版了八部学术著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包括1905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关于加拿大人移民美国的研究（MacLean, 1905）。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麦克莱恩所经历的并非一个芝加哥学派，而是尚处于萌芽期的多个芝加哥学派支脉，包括以杜威、米德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以亚当斯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思潮和社工运动等。因此，她的学术著作并不像之后的芝加哥学派学者那样，烙下了某种鲜明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印记。而麦克莱恩对于法语区人口和加拿大移民等问题的关注，都为芝加哥学派与加拿大社会学的互动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到了伯吉斯和麦肯齐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20世纪初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虽然第一代学者中的领军人物托马斯在1918年因为一宗丑闻被迫离开了芝加哥大学，但他在此之前已经与兹纳涅茨基合作完成了经典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omas & Znaniecki, 1918-1920）。而曾多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并于191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帕克则迅速成为这一学派的核心人物，与伯吉斯和麦肯齐共同开创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也译作“人文区位学”）的研究传统（Park & Burgess, 1921/1969; Park, Burgess & McKenzie, 1967）。
在现有的学术史研究中，帕克与伯吉斯所获得的关注远高于麦肯齐，后者通常被视为前两位的晚辈和学生，在人类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只起到了辅助作用。但事实上，生于1885年的麦肯齐比伯吉斯还年长一岁，两人相识的地点也并非在芝加哥，而是1915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时伯吉斯正在该校担任助理教授，而麦肯齐则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那里兼职讲授经济学与社会学（Hawley, 1968）。伯吉斯于1916年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而麦肯齐留在了俄亥俄州，并以该州首府哥伦布（Columbus）为研究对象写作了他的博士论文《社区：一项关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当地生活的研究》（The Neighborhood: A Study of Local Life in the City of Columbus, Ohio, McKenzie, 1923）。正是在这篇完稿于1920年的博士论文中，麦肯齐首次提出了“人类生态学”的概念，并在之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对其作出了奠基性的阐述，包括对这一概念的经典定义：“从环境的选择、分配与适应能力对人类的影响着眼，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McKenzie, 1924：288）。
然而，后世的社会学家们大多忽略了这一事实，而往往把人类生态学的概念起源归于帕克与伯吉斯1921年合著的、经常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绿色圣经”（Green Bible）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一书（Park & Burgess,1921/1969）。这恰恰体现了中心化学术史的理论倾向——由一位加拿大人在俄亥俄州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中所发展出的一个概念，在中心化的视角下被自然而然地归结于芝加哥这个中心城市和芝加哥大学这个中心学术机构里的人和事。事实上，麦肯齐更像是一个游历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大多数时间都不在芝加哥，而是在其他地方从事教学工作，他的博士论文也不是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毕业后，麦肯齐先到了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大学任教，之后又成为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首位系主任，但他只在1925年夏季学期短暂回到芝加哥大学讲授了两门暑期课程。虽然麦肯齐与帕克曾有意合作撰写一本关于人类生态学的著作，但帕克在1936年发表了一篇同名论文之后，两人就再没有书信往来了（MacDonald, 2011: 282）。麦肯齐于1940年不幸去世，而这本名为《人类生态学》的著作最终由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学生霍利（Amos H. Hawley）完成（Hawley, 1968）。
与漂泊四方的麦肯齐相比，休斯夫妇的学术经历则体现了去中心化学术史的另一个侧面，即芝加哥学派与加拿大社会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和思想互动。如前所述，海伦·休斯生长于温哥华的一个精英家庭，本科就读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学习经济学和德语专业，在她1925年大四毕业前夕，恰逢帕克在北美西海岸进行关于种族关系的社会学调查。与帕克在温哥华的这次相逢改变了海伦的一生，正是帕克说服她放弃了美国另一所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奖学金，而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 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当时正蓬勃发展的芝加哥学派的一分子（Hughes, 1977）。海伦与帕克的另一个学生埃弗里特·休斯正是在此期间相遇相知，并于1927年结为夫妇。同年，埃弗里特取得了麦吉尔大学的教职，休斯夫妇从芝加哥搬到蒙特利尔，开始了在加拿大长达11年的学术生涯。
在麦吉尔大学任教期间，埃弗里特·休斯将帕克所传授的芝加哥学派研究传统应用到了对于魁北克法语社区的研究中，基于他和海伦一起对当地一个小城市的民族志调查，写作了名著《变迁中的加拿大法语区》（French Canada in Transition）（Hughes, 1943）。休斯在书中对于法语居民和英语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宗教、职业差异的分析，以及关于蒙特利尔这个大都市与魁北克农村社区的对比，都明显继承了齐美尔与帕克的学术传统。其中对于民族志方法的运用以及对于职业、工作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在休斯夫妇回归芝加哥大学之后也对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的理论与方法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Chapoulie, 1996）。
除了对魁北克的社区研究之外，休斯夫妇对于当时正处于萌芽期的加拿大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做出了显著贡献，与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道森（Carl Dawson）共同将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发展成为加拿大社会学的第一个重镇。即使在他们1948年回归芝加哥之后，休斯也一直坚持从麦吉尔大学招收博士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麦吉尔大学及其他加拿大高校任教，而这些芝加哥学派的继承人们成了加拿大社会学早期发展的中坚力量。例如，在魁北克社会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拉瓦尔学派”（Laval School），就是在休斯的影响下，由帕克与伯吉斯的学生法拉尔杜（Jean-Charles Falardeau）所开创的（Fournier, 2002）。而休斯的另一位加拿大学生霍尔（Oswald Hall）则先后在麦吉尔大学和多伦多大学两所著名学府任教近30年，成为二战后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Clark, 1994; Brown, 2006）。
如果说麦克莱恩和麦肯齐是将自己在加拿大的成长经历带到了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之中，那么休斯夫妇则是在芝加哥与加拿大两个地理空间之间的穿行者，他们先把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了对魁北克的社区研究中，之后又把在加拿大法语区所获得的研究经验和理论视角带回了芝加哥大学。埃弗里特·休斯培养了包括贝克尔（Howard Becker）、戈夫曼、弗莱德森（Eliot Freidson）等知名学者在内的整整一代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而海伦·休斯则担任《美国社会学杂志》的编辑近20年，甚至自嘲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系嫂”（department sister-in-law）（Hughes, 1973）。在1980年的一次访谈中，戈夫曼称自己为“一个休斯主义的城市民族志研究者”（a Hughesian urban ethnographer），而并非通常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符号互动主义者；在讨论研究方法问题时，戈夫曼更是主动提到了《变迁中的加拿大法语区》一书，足见休斯对他和那一代芝加哥学派学者的深刻影响（Verhoeven, 1993）。
与麦克莱恩相似，戈夫曼在加拿大的早期生命史也影响了他日后的学术研究。他生长于艾伯塔（Alberta）省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母亲热爱戏剧，经常在家里组织业余话剧表演，姐姐弗朗西斯·戈夫曼·贝（Frances Goffman Bay）后来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演员（Shalin, 2014）。在从艾伯塔大学转学到多伦多大学之前，戈夫曼在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协会（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工作了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偶遇了也在这个协会进行暑期 实习的多伦多大学本科生丹尼斯·朗（Dennis Wrong），正是朗建议戈夫曼改读社会学专业，两个人毕业之后都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成了著名社会学家（Wrong, 2010）。而戈夫曼的这些成长经历中与戏剧的交集，很可能对他在成名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将社会生活视为戏剧表演的理论视角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戈夫曼在《污名》一书中所提出的“部落污名”（tribal stigma）概念与他作为犹太移民在一个加拿大小城镇长大的“边缘人”经历息息相关，即使在移居美国之后，戈夫曼也惯于隐藏自己的过去，尤其是自己的犹太人身份（Shalin, 2014）。
芝加哥学派与加拿大社会学的互动过程并未止于20世纪，而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段时期是这两个学术传统的发轫期，芝加哥与加拿大之间的人员流动和学术传承对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传统、民族志方法以及人类生态学视角都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而芝加哥学派的毕业生们也为加拿大社会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无论是麦克莱恩、麦肯齐、休斯夫妇还是后来的戈夫曼、霍尔等学者，他们在加拿大的生命史都为其学术生涯提供了重要素材，甚至塑造了他们的理论视角和观点（Liu & Nasr, 2025）。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早期学术传统的互动过程中，作为学派地理中心的芝加哥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类似于“中央”和“地方”的从属关系，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也并非芝加哥学派的“殖民地”，来自加拿大的社会学家们不但把自己的早期生命经验融入了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思想，而且通过在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等加拿大城市与芝加哥、哥伦布、西雅图等美国城市之间的往返，为以一种“去中心化”和时空流动的动态视角重新理解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史提供了可能性。
四、芝加哥学派与燕京学派犯罪研究
虽然中美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距离，但芝加哥学派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亦产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广为人知的是，帕克于1932年造访中国，将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方法带入中国社会学家的视野，并与当时燕京大学等高校的社会学学者与学生密切交流，对以燕京学派为首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亦有数位中国社会学家赴美求学，如严景耀、吴景超等人皆于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们的研究关注华人议题，由此将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带入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历程之中。吴景超于芝加哥大学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太平洋地区的中国移民》（1926年）和博士学位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的研究》（1928年），皆运用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分析中国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尤其讨论了帕克提出的“边缘人”概念，指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边缘人”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社会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杜月，2020；Tian, 2025）。1905—1960年间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有15人，具体名单可参见田晓丽的相关研究（Tian, 2025）。东西学术交流为彼此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对处于发轫期的中国社会学而言，纳百家之长以深入中国社会现实，是这一时期学科与学派发展的核心要义（韩明谟，1997）。
在关于早期中国社会学的主流叙事中，以吴文藻为首的燕京学派社区研究最为醒目。燕京学派反思了早期大型社会调查的方法局限，主张以深度长期的社区研究了解中国社会现实（韩明谟，1997），并主要从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这两个学术传统中汲取养料（齐钊，2013；朱浒、赵丽，2006）。芝加哥学派的标志是城市研究，关注初级社会关系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受陌生人之间形成的次生关系的冲击，以及这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支持传统社会关系的“道德秩序”（田耕，2016）。吴文藻在借鉴芝加哥学派时则淡化了城市研究的色彩，而是侧重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这样的方法论基础（王铭铭，2003）。费孝通则对帕克所提倡的生命史（life history）个案更感兴趣，将其与社区研究结合起来讨论社会变迁问题，把对一个人物一生的整体研究转化成对具体时空中的文化接触研究（杨清媚，2010）。因而，社区研究中对芝加哥学派方法论的创造性转化，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发轫期研究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本文既然以去中心化的视角讨论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史，也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来梳理芝加哥学派与早期中国社会学互动的另一个脉络——燕京学派犯罪研究。
犯罪研究虽然并非燕京学派最核心的主题，却是自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系之始便延续下来的一个研究传统。1927年暑期，严景耀以“志愿犯人”的身份到京师第一监狱和犯人同吃同住三个月（郑晓英，2021），1928年以田野调查和政府资料为基础完成学士学位论文《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这是燕京大学第一篇犯罪主题的研究论文。严景耀在文中指出，北京的犯罪原因并非欧美社会所谓个体生理与心理的缺憾，更多是由于政治纷乱所导致的生活困境及缺乏教育带来的无法适应一类的社会原因。毕业留系任助教几年后，严景耀赴美留学，先后求学于纽约社会服务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并于1934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Crime in Relation to Social Change）（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5）。与着重犯罪统计数据的学士学位论文相比，严景耀的博士学位论文受到芝加哥学派生命史视角的影响，以案例的形式呈现了上百位犯人的生命历程，而且注重分析其生命经历中新旧经历的冲突。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发展了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犯罪研究，呈现了背井离乡的中国人难以彻底舍弃旧生活而迈入新的都市生活的困境（杜月，2020）。1935年，严景耀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生命史研究的传统构成了芝加哥学派与燕京学派犯罪研究的关键交汇点。在严景耀的学士学位论文之后，燕京大学从事犯罪研究的学生们普遍 延续了以个案作为核心，注重呈现受访人口述资料的研究取向。严景珊在 其学士学位论文《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一文中，以犯人自己的语言 讲述了一个人堕入窃盗之途的故事，而非将职业窃盗团体作为研究对象（王利平等，2025）。谢佑幼在《女杀人犯的个案研究》中对犯人自身生活及犯罪 经历的叙述也采取了口述史的形式（朱浒、赵丽，200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周叔昭关于北平诱拐的研究，这项研究不仅综合并发展了燕京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关切，还为许多年后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任思梅（Johanna S. Ransmeier）有关清末民国人口贩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犯人口述材料。而且，相比于严景耀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周叔昭的研究更鲜明地体现了关于个案生命史的方法论自觉。她在论文的“弁言”中写道：
作者自十九年冬做北平女犯的调查，便深感诱拐罪之复杂有趣，又因受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时常感到个案的研究在国内社会学界上有提倡的必要；于是我便决意用个案方法来分析北平的诱拐，一方面予个案研究以尝试的机会，一方面借重个案方法做深一层的犯罪研究，希望能在国内社会学界起始一种新的工作。（周叔昭，1933）
1929年时，周叔昭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研究生。当时恰逢京师第一监狱的典狱长王元增准许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到监狱开展研究，在杨开道的指导下，周叔昭于1929年至1932年间在该监狱展开田野调查。她收集的材料包括诱拐人的自述，关于诱拐本身及技术的谈话，以及各监犯关于同行的谈话。调查方法是自然谈话的方法，“使犯人在不知不觉中将真话吐出，有时是无关宏旨的闲言，有时是活泼诙谐的谈笑，是在这样无拘无束自然的叙谈中，著者搜集了她认为最宝贵的材料”（周叔昭，1933）。1932年，当周叔昭着手写作之时，恰逢帕克到燕京大学访问。帕克亲自带领燕京大学的学生到天桥、监狱、贫民窟甚至八大胡同去进行田野观察，向他们充分展示了芝加哥学派重视经验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理念（费孝通，1994:1）。他还开设了“社会研究的方法”课程，其所倡导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给学生以极大的震动，“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其后几十年里的学术生活，说不定多少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前进的道路”（费孝通，2002: 215）。周叔昭也同帕克交流密切，她定期与帕克见面讨论，和他分享自己的笔记，帕克对如何组织与监狱囚犯的访谈、伦理问题以及引导人贩子谈论棘手问题的技巧等，均提出了建议（任思梅，2022）。1933年，周叔昭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北平诱拐的研究》。
周叔昭在监狱里通过访谈获得了一个诱拐犯较为完整的自述，以及六七个人简略的生平。她认为个案能够深入探索特殊问题及深刻的理论，但容易失之偏颇，因而兼顾监犯身份簿及报纸个案材料，用统计材料补其不足。对个案的强调源于她对诱拐作为社会学研究议题不同层面的深刻理解——“诱拐的研究分作诱拐本身的研究，及诱拐人与被诱人的研究。……诱拐人及被诱人研究中所提到的诱拐，不是诱拐本身的研究，而是诱拐人及被诱人，个人失调及堕落或群体行为的研究。两方面的研究是一种研究的两种看法，因为观点不同，所以有不能并论的原因。前者以‘事’为主体，后者以‘人’为主体。”（周叔昭，1933）着力挖掘诱拐人的个案材料的意义，在于将诱拐这一社会过程理解为人的生命过程，凸显出“关注人本身”的学术取向。
“关注人本身”也是周叔昭回忆帕克带给她的最深的学术烙印。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纂《派克社会学论文集》, 收录了多位燕大学生对帕克及其所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研究取向与观点的讨论，其中包括周叔昭所撰《我所认识的派克先生》一文。相比于其他数篇围绕着人类生态学、城市研究等主题的学术讨论，周叔昭这篇小文风格独特，以简短朴实的语言自然真切地描述了她对帕克本人的回忆。她在文章起始便追忆道：
有一次在私人谈话中，派克先生和我说：“你研究任何人类问题，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就是人的态度。你知道，社会上一切制度，其重要构成因子，仍不外人的态度。”后来，我做个人研究工作时，常借重这个概念，由纷乱材料中获得不少认识。（周叔昭，2002：22-23）
在后文中，她还详细讲述了帕克同她前往法院和监狱参观的故事，屡屡指明帕克对人的关切——“他对于人类有如此的兴趣。一切事物，离开了人，在派克先生眼中，是死的，是无意义的。”（周叔昭，2002：25-26）
在周叔昭看来，帕克不仅在谈及研究取向时明言倡导“关注人本身”，更在与学生们的日常交往中自然流露出这一关切。她回忆当时自己在京师监狱进行调查，每星期回学校一次，拿棘手问题去请教帕克。她用并不十分流利的英文分享她幼稚的心得，常常谈论两三个小时，帕克没有一丝厌倦的表示。在她困惑不解时，还乐于用有趣的故事反复解释他的观点。这令周叔昭（2002：23）俏皮地感叹道：“他那对学生孜孜不倦的态度，真可使那些高视阔步的‘教授’愧死。”她清楚一般人对帕克的印象是他最反对统计方法，而日常细微的接触令她体会到，帕克并非反对统计方法本身，而是反对迷信包括统计方法在内的任何技术和方法。她亲眼看见、亲耳听闻的是，帕克不拘于方法的束缚，用广阔的心胸对待社会世界，不断以谦卑的姿态吸取新的经验以进步。
在她自己的研究里，周叔昭把诱拐人当成朋友一样对待，跟他们培养“感情”。她遵守的唯一原则是，“不强问，不持骄矜的态度，不使被问人不安；有时并顺着她的话锋，与她们表同情，使她们在相当自满中供述一切”（周叔昭, 1933）。周叔昭坚持不懈地探求诱拐人的性格与生涯故事，因而她的访谈内容不仅包括犯罪事件和场景的描述，而且有这些诱拐人看待诱拐的平常视角、犯罪时的情感、家庭生活和成长经历，等等。她的书写保留了囚犯一连串的独白，还有他们的身体姿势、表情和笑声——每个犯人的性格与情绪，都如同肖像画一般被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周叔昭仍然保留了许多自己的理性判断，在记录诱拐犯叙述的过程中也试图剥离掉许多被夸大的说法。通过分析诱拐事件以及诱拐人的生命历程，周叔昭揭示了北平的贫穷、中国的娼妓制度、买卖式的婚姻制度、婢制、妾制、童养媳制等构成了诱拐求供的原动力。被诱人多半来自那些未能满足的求反应、求认识、求安全、求经验的根本愿望和趋于解组的家庭，诱拐人则是在“供求”之中受自利动机所驱使，借用社会及地域之便的渔利之徒。
毕业之后，同那个年代的许多女性一样，周叔昭并未留在学界，而是与同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从事犯罪研究的严景珊结为夫妇，二战后到中国台湾定居。但无巧不成书，就在半个多世纪后，周叔昭笔下的分析与记录竟然在一位芝加哥大学学者的笔下获得新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任思梅综合了法律档案及周叔昭的研究记录，写作了《清末民国的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一书。任思梅（2022）评述道：“周叔昭认为人贩子是活生生的人，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广泛，涉及家庭生活、犯罪时跟同伴和仇敌的关系，以及驱使他们向前的激情等各个方面。从周叔昭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恳切地与这些男男女女培养友谊，囚犯们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对此感到很珍惜。”对任思梅这位惯于浸泡在档案里的历史学家而言，当法律档案只能呈现当事人关于事件的刻板叙述时，周叔昭在田野调查中所收集的研究资料却不仅能勾勒出人贩们的完整生命史，而且可以生动详细地呈现他们的心理和情绪。而且，与案件记录和媒体报道集中在失败案例不同，周叔昭的访谈反映了这些犯人的整个诱拐生涯，包括他们入狱之前劣迹斑斑的诸多诱拐成功案例，因而从个案生命史中牵连出整个广阔的市场网络，反映出人口贩卖市场渗入社会之深（任思梅，2022：359-360）。周叔昭所秉持的关注个案生命史的理念，令她所收集的资料、所做的记录与分析，成为宝贵的学术遗产。
燕京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在后世的历史学中获得新生并非个例。燕大社会学系的本科生沈宝媛于1946年在四川成都地区展开的有关秘密社团“袍哥”的研究，后来亦成为珍贵的历史研究材料（沈宝媛，1946）。如同所有犯罪主题的民族志研究，沈宝媛关于袍哥这一地下社会组织的研究，想要进入田野并不容易，因为当时政府明令取缔袍哥组织，该组织内部也有一套严密帮规，受访者在提供信息时难免顾虑重重。她同样采取了个案生命史的研究方法，着眼于一个家族——化名为雷明远的一家人。因为雷家的儿女参加了沈宝媛所在的补习学校，这层师生关系令她有机会接近和了解雷氏夫妇。尽管她最初拜访了各方人物，但沈宝媛逐渐发现，应该把这个家庭作为中心来了解袍哥的世界。最终，她深入雷家内部所收集的家庭史以及日常微观互动材料，既构成了其论文创新性的核心，也成为历史学家王笛探究这一时期袍哥组织生活的不可替代的关键性材料（王笛，2018）。
正如周叔昭将诱拐研究中对诱拐事件的关注与对被诱人和诱拐人的研究做出区分，个案生命史的方法论突出了以“人”为主体的研究视角。这种方法最大限度体现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共情式理解，无论是研究过程中同受访人建立“友谊”，还是写作中不带偏见的记述，都与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犯罪研究取向高度契合。尽管燕京大学的犯罪研究很多都是学生论文，作者们此后并没有走上学院式的社会学研究之路，因而难以在中心化的学术史书写里看到她们的身影，但正如后世的学者们所认识到的，学派的缔造不仅限于社会学大师们的成果，诸位师生在20世纪上半期所展开的丰富多元的研究实践，是构成燕京学派生生不息的力量之一（齐钊，2013）。燕京大学学生的毕业论文一直都是考察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宝贵资料（齐钊，2013；李怡婷、赵旭东，2008；朱浒、赵丽，2006），其犯罪学研究一脉尽管以学生论文为主，亦构成理解燕京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或许正是学生论文不拘泥于规范化学术写作，结合个案生命史的方法关切，使得这些研究与芝加哥学派的民族志传统一样，都翔实地呈现了一手材料，而较少对其进行裁剪或套入理论架构式的分析，从而为多年后人们回顾彼时历史事实留下了宝贵记录（王笛，2018）。这些作品的价值也由此超越了学科边界，在更加广阔的学术共同体中焕发新生。
芝加哥学派与燕京学派犯罪研究一脉的互动交流可谓在对“人”的关注中达成共识。对犯罪行为的了解建立在对活生生的人的关切之上，这便是为何周叔昭等燕大学生皆要从个案入手，全面精细地探究人的生活世界，在这些人的叙述所构建的意义之网内（Goffman, 1975），切中社会行为的要害。学派之间的互动同样是由人构成的，学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有时或许比理论方法的移植与转化更具生命力。正如周叔昭的回忆中所述，帕克“关注人本身”的学术取向之所以给予她最深的烙印，是因为她从师生交流的点滴中切身地体会到这一态度如何渗透在帕克为学为人的日常里。这生动地体现出“学术作为日常工作”而非理念的一面（阿伯特，2023）。
然而，严景耀和周叔昭的案例也表明，燕京学派绝非仅仅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移植或嫁接到中国社会经验之上，其对个案生命史的关切深刻地根植于该学派自身的田野调查经验之中。在帕克访问中国之前，周叔昭已经在北平监狱开展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自觉地收集了许多犯人的自述。严景耀也是在前往芝加哥大学之前的田野工作中即已逐渐意识到生命史的重要性：“1930年，当我从一个土匪头头那里得到他的故事，我发现他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传略，而且是我所生活的时期的社会现象。我注意到搜集他的生活史，累积其他犯罪者生活史的重要意义。”（严景耀，1986：211-212）因此，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与燕京学派犯罪研究的互动之所以能够突出个案生命史的视角特色，既依赖学者在跨国学术网络之中的流动所达成的思想与生命经验的互通，也源于燕京学派自身的学术发展脉络与该方法论的契合。这种学派视角的选择性亲和在社区研究中同样可见端倪（王利平等，2025）。不过，个案生命史的方法论在两个学派当中的发展亦有分殊。以休斯为代表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了“生涯视角”（career approach）来分析各行各业人们的生命历程，其理论底蕴在于关注一个人新旧经历之间的转换与冲突，以及探讨个体对客观生涯的主观体验和把握（杜月，2020）。相比之下，燕京学派则更注重以深度个案透视社会变迁整体，这也可谓犯罪研究与社区研究在燕京学派之中的合流之处。
五、结语
时空与互动，是芝加哥学派给予社会学学科最重要的灵感之一，也是本文用以重构芝加哥学派的去中心化学术史写作的钥匙。20世纪上半叶是芝加哥学派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在北美大陆的加拿大，还是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都能寻觅到本土社会经验和研究源流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交互的踪影。因地理空间的接近和学术交往的密切，早期加拿大社会学与芝加哥学派的互构更为突出。在芝加哥求学的学生将加拿大的生命经验一同带入研究，如麦克莱恩，直接以加拿大社会为基础进行了研究，后续又展开了关于美国的加拿大移民的研究。提出芝加哥学派著名的“人类生态学”概念的麦肯齐同样是加拿大人，其开展研究的大多数地点也并非在芝加哥这座城市，而是游历于不同地理和社会空间。休斯夫妇在加拿大和芝加哥之间的往返既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加拿大社会的研究，也把在加拿大法语区所获得的研究经验和理论视角带回了芝加哥大学。一旦突破中心化的视角，意识到学派的缔造者与传播者是在不同地理与社会空间中流动的人，便会发现学派的构造与互动得益于学人生命经验的流动及其所关联的时空。
燕京学派犯罪研究的案例则提供了理解去中心化学术史的另一种思路，即学人流动所带来的学派思想汇通取决于学术品味取向在特定时空节点与议题上的耦合。1932年的中国之旅或许只是帕克学术生涯中的一个片段，却使芝加哥学派深刻影响了燕京学派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除了在中心化学术史中大放异彩的人类生态学，个案生命史也成为燕京学派认识和理解芝加哥学派的核心视角和方法。周叔昭等人自觉地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的这一方法论，在研究中力图还原各类犯人进入和持续犯罪生涯的社会过程，以个案剖析制度民情机理，从而推进了燕京学派犯罪研究的发展。在去中心化的视野中，芝加哥学派同燕京学派的互动突出了以个案生命史为特色的脉络，而这部分学术思想的在地化融合也依赖于当时燕京学派自身研究议题与关切对特定视角的选择性亲和。
因此，学人之间、学派之间的互动过程恰恰凸显和定义了一个学派所包含的内容。而且，看似是由学派中心向边缘传播的学术史，其实蕴藏着“边缘”自身的品味基础，并与其所采借的思想构成对话。此外，也正是在去中心化的学术史中，我们能够将那个年代尤为稀少且常常消失于学院知识生产的女性知识分子的贡献由幕后带至台前——加拿大社会学和燕京学派的两个案例都生动讲述了这一点。
除了芝加哥学派之外，去中心化的视角亦有助于对其他学派传统的理解。例如，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高度去中心化的过程。20世纪初，该学派以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中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所成员被迫四散，不少人迁徙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兴趣开始出现分化，并对美国的思想界产生影响（Wheatland, 2009）。晚近一代的学者发展批判理论传统，也早已不再以法兰克福大学为基地（郑作彧，2025）。归根结底，任何一个学派的学术史都嵌入于城市、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变迁之中，无论是“芝加哥”还是“法兰克福”，都只不过是一个标签而已。城市与国家的边界是封闭性的，而学术思想的边界则是开放性的，二者从未完全重合过。
本文关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去中心化的学术史的考察表明，理解一个学派的生成与再造，仅仅关注核心学者与核心机构的叙事是不够的。尤其对于具有较长历史绵延经验的学派而言，唯有采用强调时空性与互动过程的去中心化视角，将流动不息的学人生命经验及学术交往网络纳入研究视野，才能够获得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本文只论及了早期燕京学派的一个侧面，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历程当中，芝加哥学派仍是不少国内学者眼中能够与本土源流持续交互的重要学术资源（费孝通，2002），其后更有众多新一代学者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的吸纳、转化和贡献（王利平等，2025）。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写作不仅记录了大洋彼岸学派的历史沿革，更塑造了中国本土学派的萌芽与演进。时空流转不停，学人互动不止，学派历史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