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凝 贾宇婧 田耕:“议彩礼”: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23: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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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凝   贾宇婧   田耕  

   内容提要:彩礼既为“财”又为“礼”,以往彩礼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理论”和“礼物秩序”两个基本的框架下,较少将其作为生动的社会行动过程予以研究。本文聚焦于“议彩礼”的互动过程,表明彩礼议价的核心不在于结亲家庭对彼此家庭的认可是具有默契还是存在分歧,而在于具有道德基准意识的彩礼大行。结亲家庭的道德感受力是依据大行而展开的不得不“议”的行动过程。情理随行动过程而生发的特点使“议彩礼”成为道德意义网络之中衔接个人道德感受力与集体习惯的节点,这也正是彩礼道德嵌入性的根本要义。

   关 键 词:议彩礼  大行  道德嵌入性  道德感受力  bridewealth  baseline  moral embeddedness  moral sensibility 

  

  

   一、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呈送彩礼是中国缔结婚姻的必行之礼,许多农村地区至今仍然延续了这一风俗。近年来,在华北、西北、中南等多个地区出现了“天价彩礼”现象,多地农村的彩礼攀升至十几万乃至二三十万,与之相应的是男性成婚压力激增,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批评。田丰(2016)对福建省大田县的调查表明,当时该县彩礼集中在6万-16万元,相当于当地普通农民十年左右的收入,具有高额化特征。陆春萍(2017)对甘肃省W村的个案调查也发现,该村彩礼普遍在13万左右,最高达到20万元,已远远超出当地普通农民家庭的正常的经济承受水平。将彩礼作为提高农村家庭成本的“陋俗”的观点在2019年2月19日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被特别强调。高彩礼的形成不仅成为结亲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也在结亲之后改变了当代中国家庭,特别是中国农村家庭的稳定性。①

  

   无论是对高彩礼“社会成本”的认识还是政策治理,都需要对彩礼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彩礼既为“财”又为“礼”,高彩礼形成横跨了家庭的经济和道德这两个和中国人生活最有关系的领域,对其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因此就有了两个自然的入口。目前学界对高彩礼成因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理论”和“礼物秩序”两个基本的框架下。前者突出了乡村性别比例失衡对彩礼攀升的影响,尤其强调了改革开放后青年外出打工对本地婚姻市场的挤压。礼物秩序的分析框架则将彩礼分析的视角聚焦在姻亲与血亲之间的代际礼物流动,将彩礼视为代际之间互惠的一部分。两种对彩礼的分析框架各自指出了目前高彩礼存在的一些社会基础,但较少将其作为生动的社会行动过程予以研究,因此,结亲双方按照各自的“道理”对什么是合适的彩礼所进行的互动正是本文所研究的“议彩礼”过程。

  

   对“议彩礼”的关注使得本文对农村彩礼的研究有了较为特别的经验关注点:在社区共同体中这种议价的依据何在?导致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议”的规矩有什么不同?在彩礼价格上达成妥协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依据和原因与乡土社会中的行为规则又有什么联系?上述研究问题是笔者搭建对充满过程性的“议彩礼”的分析框架的第一步。本文试图表明,对议彩礼的行动过程的分析超出了市场性和传统的互惠义务,或许可以为彩礼如何嵌入中国社会的经济与道德秩序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路径。

  

   二、市场和礼物:既有研究回顾

  

   彩礼起源于婚姻六礼中的“纳征”,指男方向女方送聘财,订立婚约(李霞,2008)。顾涛(2012)指出,“古代婚礼在本质上根植于人之情性,所设礼节处处紧扣于此”。彩礼首先是以礼的形式规范婚姻秩序,起到敦化男女之情、结两性之好的作用。充满人类学色彩的彩礼研究主要从偿付与资助的视角出发。“婚姻偿付理论”认为,新娘嫁到新郎家,将会使女方家族丧失了一个劳动力。男方为了向女方家补偿新娘的养育成本和劳动力损失,需要支付相当于新娘劳动价值的彩礼。女性的生育价值与劳动价值从原生家庭到婆家的传送,随着彩礼的流动而完成(弗里德曼,2000:38)。1949年以后,妇女解放运动凸显了女性的生产价值,彩礼补偿性支付的意涵因而更加显著(阎云翔,2000:191-192)。“婚姻资助理论”则转向纵向的代际财产转移,财产虽然初步经彩礼从男方家流入女方家,但其中一部分又以嫁妆的形式流入小家庭(Goody and Tambiah,1973)。阎云翔(2000:194)指出,下岬村的婚姻支付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越来越多地由偿付向资助转化,年轻人的自主权上升,作为小家庭发展资产,嫁妆的比例越来越高。近年来,由于各地彩礼价码不断攀升,一些学者还认为彩礼已逐渐成为代际剥削的手段(王德福,徐嘉鸿,2014;韦艳,姜全保,2017),甚至伴随出现了家庭内兄弟之间“稀释型代内剥削”的现象(韦艳,姜全保,2017)。

  

   因此,在人类学结构功能论的礼物分析框架下的婚姻支付研究,虽然强调了彩礼作为姻亲的互惠媒介以及代际之间的资产转移方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及其面临的挑战,但由于缺乏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及变迁中探究彩礼问题的视野,而且始终忽略了更微观的彩礼议定过程,因而使得对彩礼的认识局限在其功能意义上,彩礼的道德意涵也由原初“礼”的最高点急剧降到“剥削”的最低点,对深入理解彩礼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尚缺乏有创见性的启发。

  

   “婚姻圈”“婚姻市场理论”则从现代化进程对于婚姻与家庭的冲击这一维度着眼,考量彩礼在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扮演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打工”浪潮,从而引发了婚姻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邓智平,2004;李煜,2011)。农村传统婚姻圈被打破,青年男女的择偶空间得以扩展到更广阔的婚姻市场,形成层次更复杂的婚姻梯度。由于女性往往要求配偶的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收入高于自己,导致农村女性向外流动的比例增大,造成农村婚姻资源结构性失衡以及对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贾兆伟,2008)。在市场经济造就的婚姻挤压的背景之下,彩礼作为货币支付的手段愈加凸显,其补偿和资助功能开始向婚姻交换功能转变(余练,2013)。“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相应出现,农村大量的“男性剩余”使得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高。随着仪式的简化,婚姻中彩礼的经济性质更显著而文化意义被弱化,男方不得不答应女方家庭的要价,呈送高彩礼以弥补其劣势(魏国学等,2008;桂华,余练,2010)。现代化变迁导致“婚姻市场理论”的产生,虽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彩礼,却以“文化意义衰落”的说辞遮蔽了彩礼在经验社会中仍然具备的道德意涵,并全然以两个家庭的纯经济理性行为掩盖了彩礼议定过程中复杂的情理平衡与行动伦理。

  

   莫斯的《礼物》作为一部注重考查礼物之伦理意涵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将彩礼的“财”与“礼”的双重意义联系起来进行整全理解的启发。莫斯描述礼物互惠的义务的手法是将礼物中给予、接受和回报的三种义务在太平洋和美洲地方的部落生活的节庆中展开,用莫斯自己的话讲,是在社会形态学中进行的。因此,寻找礼物秩序坐落在集体道德中的微观行为和过程,是考察礼物背后某种道德力的基础。无论是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礼物视角还是“婚姻市场理论”,虽然都部分揭示了当前高彩礼的社会基础与影响,却普遍忽视了彩礼生产的真正起点,即结亲双方的议价过程。彩礼的缔结是随着结亲双方各自秉持道理的往来展开的,双方对彩礼的预期,无论是合意还是有分歧,都不能化约“议彩礼”的行动。彩礼的议价在怀有默契或分歧的家庭之间充分展开的特点,预示着“议彩礼”不是行动者通过妥协而消除分歧的过程。

  

   从社会行动考量彩礼的生产,意味着要从行动伦理的角度重新理解彩礼嵌入社会道德这一经典框架。无论是市场视角还是礼物视角,都不会否认彩礼的高度嵌入性,但嵌入性如果只是意味着限制纯粹的“成本—收益”的理性文化传统(Polanyi,1971),或者一种干扰或改变市场结果的关系网络(Granovetter,1974;Uzzi,1996,1999),那么所谓嵌入性就仍然只是意味着一种附加的行动指南,而不是行为本身。②

  

   弗雷格斯坦与泽利泽等人在对这一点提出批判的基础上对“嵌入”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两人将社会背景的视角带入研究,考察其对于经济行为发挥的根本性影响。弗雷格斯坦指出,国家是市场秩序积极的参与者,它通过各种方式改变着市场中的博弈秩序,强调市场经济对于政治的嵌入性(Fligstein,1990;弗雷格斯坦,2008)。泽利泽(Zelizer,1989)则强调市场中多元的价值与规范的作用,将市场视为文化、结构和经济因素的互动。泽利泽从文化潮流和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家内金钱的使用、分配方式以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观念,她看到现实中的性别权力结构以及社会阶层中的身份地位促使已婚妇女为金钱建构出独特含义,从而约束金钱的自主性与流动性。金钱并非是纯粹工具化和理性化的等价物,也非全然同质化与市场化的交换媒介,渗入其中的价值和情感会为其注入道德、社会、宗教性意涵。在之后对美国早期保险业的研究(Zelizer,2005)和对儿童的研究(泽利泽,2008)中,泽利泽通过探讨人们对于原本神圣的生命、儿童定价的反感态度,揭示出理性化与商品化的局限性,看到了价值观念对于市场行为的反作用。基于此,她提出了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认为交换和消费的经济过程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个范畴,它们与意义和结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系统相互依存。

  

   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的历史考察揭示出“嵌入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嵌入程度,而是不同社会分化形式下各有何不同嵌入形式的问题(汤志平,2009)。要能正确迈出这一步,需要从彻底时间化了的元素的观点重新思考“结构—行动”这一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格兰诺维特一派所关注的网络分析实际上仍然采取了结构论进路,忽略了能动性问题。皮奥雷(Piore,1996)将人类行动的“内在模糊性”视为新建社会学理论的四个知识传统的共同点,因此,必须透过交谈与诠释来解决沟通的模糊性问题。

  

   也就是说,从行动伦理的角度,而不是从此前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或者礼物视角研究彩礼,关键在于分析彩礼对结亲的家庭及其所在的道德社区构成了有意义的网络(Geertz,1973;Swidler,1986)或戈夫曼意义上的“框架”(Goffman,1974;Mclean,1998)。在这个意义流动的网络中,礼价的商讨与议定的过程与结亲双方在村庄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在特定情境中的诉求密切相关,礼价的升降背后因而也就具有更加明确的道德感受力(moral sensibility)。③彩礼正是衔接个人的道德感受力和集体习惯④的节点:结亲的双方不仅获得了对自己的“体面身份”确切的理解,而且也在非常具体的情境中确认和回应了道德社区对彩礼的集体期待。

  

彩礼在社会行动上因此有着更为基础的意义。对行动过程本身的探究构成了笔者理解彩礼的一个核心关注,也是我们对针对彩礼的田野工作的入手点。⑤笔者通过“议彩礼”这一议价过程的考察正是希望能接续泽利泽等人对市场嵌入文化体系的研究,挖掘议价这一看似是纯粹的经济行为背后所蕴涵着的文化价值和道德意涵,从而在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中带回“结构—行动”问题中价值与意义的维度(费孝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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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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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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