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摘 要：钱仲联先生的近代文学研究，以诗词、文章为主要领域，以诗文评骘为主要方法，以典范个案的深入研究带动相关领域和问题，以文学总集编纂为主要方式，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别具一格、别开生面。钱仲联的近代文学研究保持着古典性、传统性内涵，文学性、学术性品位，对于近代诗词、文章、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守护与回归，对于近代文学研究范围与内容、领域与问题的坚持和守护、开拓和引领，重要区域文学与总体性文学研究相结合、相参照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诗文研究与诗文创作相结合、相激发的文学修养、创作能力和学术品格，都使之成为近代文学研究史上成就显赫、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标志性学者。钱仲联先生的近代文学研究，既标志着近代文学研究中传统学术范式的终结，也标志着近代文学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转换，在近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钱仲联；近代文学；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现代学术史

钱仲联（1908—2003）在古典诗词与文章研究、诗文理论与批评研究、传统诗词创作、古代文学教育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成为公认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著述最为丰富、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标志性学者之一。钱仲联先生对近代文学研究也情有独钟，在其一生的不同阶段持续进行近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并作出了重大贡献。钱仲联先生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作出的突出贡献，使他成为近代文学研究史上一位个性鲜明、价值独特、具有重要学术史地位的学者，其人其学，均显示出值得充分关注和深切体悟的学术史意义。

一、以近代诗文为中心的学术选择

钱仲联先生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确立并坚守着精深而广阔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具有突出时代色彩与鲜明个人特征的学术风格。仅就近代文学研究而言，钱仲联的主要学术领域和代表性著述，足以代表20世纪30年代—90年代近代文学研究的走向和水平，成为近代文学研究进展和学术成就的显著标志。

（一）以诗词文章为中心研究领域，以传统诗文评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学术选择与学术个性

钱仲联的近代文学研究一直以诗词、文章、文学理论批评为主要研究领域，以传统诗文评鹭、品鉴为主要研究方法，显示出与其他研究领域，比如唐宋文学、明清文学研究的相关性或相通性，也显示出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一贯性，在同时代、同辈近代文学研究者中，显示出过人的学术实力和鲜明的学术个性。

钱仲联自觉继承和运用传统诗话诗评方式，成为近代文学研究中极为难得、少见的诗文评传统的继承与回响，使在新文学与新文化、现代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近代文学研究仍然得以保持与古代文学、传统学术之间有效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保持着以古典文学为渊源和底蕴的学术内涵与学术水准，为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品质和学术方向的保持与建设，作出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努力和贡献。从青年时代写下并一举成名的《近代诗评》（《学衡》第51期，1926年3月）起，在其后的数十年间，一直保持和运用这种传统诗文评鹭品藻方式，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是早年陆续写就、后经反复修改，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始出版的《梦苕庵诗话》。在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所收诗人名下，也载有《梦苕庵诗话》的相关内容，可与单行本相互参照，以见其学术思想、著作的多番变化和总体情况。

诗坛词坛“点将录”是钱仲联非常熟悉且多次运用的一种诗人词家品评方式，也是渊源有自、具有鲜明传统文学品鉴批评特征的一种学术方式。舒位尝撰有《乾嘉诗坛点将录》，汪辟疆尝撰有《光宣诗坛点将录》，更早还有王绍徽等所撰《东林点将录》。正是在这样的著述传统基础上，尤其是出于对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的某些不同意见，钱仲联撰写了以近代诗坛为中心的系列点将录，有《浣花诗坛点将录》《顺康雍诗坛点将录》《道咸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南社吟坛点将录》等，反映了钱仲联对于近代诗词总体面貌、基本格局、诗人词家关系、变迁趋势的看法，也是他对于这种既有总体性又有具体性、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既考验学术功力又体现文学才情的著述方式的熟悉和喜爱。钱仲联对这些诗坛词坛点将录也相当重视，其亲自编定的《梦苕庵论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都将这些点将录收录其中，就是有力的证明。

（二）以黄遵宪、沈曾植等为中心的诗文个案研究，以典范个案研究带动总体研究的学术意识和学术能力

钱仲联的近代文学研究除家学渊源的滋养和影响外，首先是从与陈衍、金天羽、唐文治等长辈的交往中开始的，进而进行学习体悟、研究实践，开始进行典范个案的研究，以此带动和促进对相关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学史现象与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钱仲联最早关注的近代诗人诗作是黄遵宪及其《人境庐诗草》，并在古直《黄公度先生诗笺》（1927）触发下，尤其是有感于古直笺注中错漏疏失过多、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从而下定决心对黄遵宪诗歌进行全面准确的笺注。在当时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国内并不容易得见的情况下，钱仲联设法从日本购得宣统三年辛亥（1911）日本初刊本，此书遂成为笺注工作的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十一卷本的《人境庐诗草笺注》（1936年出版）。其后持续进行修改完善（分别在1957年、1981年、2000年出版）。这部《人境庐诗草笺注》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竟然经历了64年之久!钱仲联还将搜集到的黄遵宪文章以《人境庐杂文钞》的名义，发表在1981年出版的《文献》杂志第7辑、第8辑。这是黄遵宪文章的最早披露，为其后黄氏其他文章的汇集、编校奠定了基础。

钱仲联特别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另一个案是沈曾植。沈曾植既以广博渊深的学问受到同时代人文学者的普遍尊重，又以其诗歌的巨大难度而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不敢问津。钱仲联却充分意识到沈曾植作为一位杰出学者、诗人的独特价值，不畏艰难、迎难而上。20世纪60年代初，钱仲联就整理出版了《海日楼札丛》，并在其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进行沈曾植的相关研究，终于完成并出版了《沈曾植集校注》，这是沈曾植诗歌的首次全面校注本。此后，钱仲联又对沈氏文章进行整理，出版了《海日楼文集》。近期又有《沈曾植选集》的出版，也是对一段学术往事的揭示。

钱仲联以黄遵宪、沈曾植为中心，集数十年之功，对二人的诗歌及文章进行深入全面的笺注和研究，成为近代文学研究中个案研究的典范。但钱仲联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由个案研究朝着流派、群体、现象、趋势等更加广阔的方向进展。以黄遵宪研究为中心，进一步进行黄遵宪诗歌创作的渊源与流变、“诗界革命”与“新派诗”的相关研究与评价，从而对近代文学研究中这一核心问题有所呼应，也有所引领。以沈曾植研究为中心，进一步对一般所说“同光体”诗派进行全面考察，根据主要诗人所在地域，将其分为浙派、赣派、闽派，并对各派的代表诗人、传承关系及诗学主张与诗歌创作的异同、关系、影响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从而对从清道光、咸丰年间渐趋兴盛的宋诗派，到光绪、宣统及民国初年仍在持续发展的“同光体”进行了具有诗歌史、文学史意义的考察梳理，基本厘清了在近代诗坛一直处于主流、主导地位的这一传统诗歌流派的源流正变、诗歌史与文学史地位和影响，呈现出近代诗歌史的真实历程和可靠面貌。

钱仲联先生对于研究个案的选择，对于学术难度的估计和处理方式、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做出的学术贡献，不仅远超同辈研究者，也为后来者所难以企及，具有学术意识、治学方法和学术态度等方面的引领示范意义，对于近代文学尤其是近代诗歌的研究与进展，也具有开拓研究领域、夯实文献基础、提升学术品位、优化学术质量的学术史意义。

（三）以文学总集编纂为主要形式的文献整理与文学呈现，以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主要切入点进行整体性认识和把握的学术意图与研究方式

钱仲联作为完整接受过并能够熟练掌握运用传统学术方法与学术方式的最后一代人文学者，对于传统著述方式的熟稔和运用，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学术方式和研究习惯。在近代文学研究中，钱仲联对于传统著述方式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有关近代及清代诗总集的编选和注释上，在纯学术的精专性、深入性和必要的普及性、简易性之间，做出了颇为有效、极具启发性和引领性的示范性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代表性、标志性成果。

“诗三百首”是一种渊源有自、普遍流行、颇受欢迎的诗歌选集形式。钱仲联对这种编选方式也相当熟悉，似乎还颇为喜欢，多次运用这种编选体式，并在编选范围上有明显拓展，体现出其一直坚持的继承传统、自觉运用，敢于拓展、着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和著述方法。除编选《宋诗三百首》外，还先后编选了《清诗三百首》《清文举要》《近代诗举要》《近代诗三百首》《清词三百首》等，可见对于“诗三百首”体式的熟悉与运用，亦可见对于近代及清代诗词的深湛修养和一往情深。

“诗精华录”是另外一种颇为常见，也颇为流行的诗歌编选方式，也可以兼及词、曲等其他文体。钱仲联对这种编选方式相当熟悉并曾积极运用，所编选的《清诗精华录》，显然受到陈衍《宋诗精华录》的影响。其后又编选了《明清诗精选》。从《宋诗精华录》到《清诗精华录》，对于诗歌精华录体的延续与丰富，不仅体现了钱仲联对于这种编选形式的传承运用，为这种传统著述形式注入了现代价值与活力，而且反映了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诗歌古今传承、演变的总体背景下，勉力提倡尚未得到深入充分研究和应有重视，更未曾走向经典化的清诗及近代诗。这种学术思想和研究意图，对于清代及近代诗歌研究的更受关注、提高水平、扩大影响，产生了积极引领和显著推动作用。

“诗钞体”的继承和运用，是钱仲联近代诗歌研究与著述的又一种重要形式。历代“诗钞”也是一种常见的编选方式，且有多种流传。陈衍所编《近代诗钞》则直接影响和启发钱仲联编选了另外一部同名的《近代诗钞》。该书选取近代100家诗人的代表性诗作，对其思想艺术价值与特色、诗歌史及文学史贡献等进行了简要评价，反映了钱仲联对于近代诗歌总体面貌、代表性诗人诗作、思想艺术成就与变革趋势、群体流派特征、诗歌史与文学史地位及贡献的基本认识和总体判断。从陈衍的《近代诗钞》到钱仲联的《近代诗钞》，不论是从著作名称上看，还是从编选意图、方式来看，都有着相当明显的踵武前贤、后来居上之意。钱仲联《近代诗钞》的编选，则又直接影响和带动了严迪昌进行《近代词钞》的编选，二者形成了明显的相关性和整体性关系。

与《近代诗钞》相关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的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选动机、意图，显然受到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的影响和启发。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范泉先生等提议并主持编选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也是这种文学总集编选方式、研究思路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体现，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首次从这样的角度、以这样的规模开展的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研究和编辑出版工程。钱仲联先生以他人难以替代的学术地位和造诣，受邀主编其中的诗词集，从“近代文学大系”这一特殊而新颖的角度反映了其对于近代诗、词的总体情况的认识和把握。

“诗歌纪事体”的传承与运用，是钱仲联清代及近代诗歌研究的又一种重要形式，成为诗歌纪事体的最后一位自觉传承者和有效运用者。诗歌纪事体也是中国传统总集编纂和诗歌评鹭、选编方式之一，从计有功编选《唐诗纪事》，厉鹗编选《宋诗纪事》，陈田编选《明诗纪事》等，宋代以来代有传承。而陈衍所编《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则不仅弥补了以往诗歌纪事的空缺，使这一体式更加完备系统，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系列，而且对钱仲联产生了直接影响。钱仲联以年近八旬之高龄，主编《清诗纪事》皇皇22册，这是钱仲联继承诗歌纪事体例，勉力进行并完成的一项最宏大的诗歌总集编选工程，是强调清诗研究并进行基础建设、领域开拓、引领后学的显著标志，同时也是历朝诗歌纪事体的一个有力总结，并将这一总集编纂体式推进到新阶段和新水平。

可见，钱仲联先生以诗文为中心领域的研究范围，以诗文评作为主要方式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方式，以典范个案的作品笺注、深入研究为中心，带动和促进相关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治学方式和学术指向，以“诗三百首”“诗精华录”“诗钞”“诗纪事”等多种形式编纂诗歌总集的持续努力，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他对清代及近代诗以及词、文章的总体把握和基本认识，为清代及近代诗词、文章、文学理论批评等领域开拓了新局面和新视野，奠定了扎实全面的文献史料与学术史基础，对于清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研究局面的持续改善、研究水平的逐渐提升、学术影响力和认同度的逐渐提升，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可以断言，假如没有钱仲联先生的倡导和引领、开拓与垂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代与近代文学研究，不可能得到如此顺利的建设和发展、深入和提升，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如此显赫的学术地位。

二、博览与精熟相结合相激发的学术追求和研究方法

钱仲联先生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和教育教学、研究实践中，表现出独特的学术理念和高远的学术追求，形成了颇有个性又深具示范性和启发性的研究方式与治学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体会，文学研究者或诗人词人，不应该是疏陋的文士，而应该是博览群书的通人。以研究文学为专门，同时对训诂、哲学、史、地、宗教、书画等都要涉猎，以专带博，以博辅专。知识局限于一隅，是无法做到‘圆该’与 ‘圆照’的。……只有博览和精熟，才能综揽全局，有所比较，发现矛盾，有所判断，对某些问题，有所突破。作为一个真才实学的人，重要的是刘知几所说的‘才、学、识’，那些为了一个问题写考订文字，临时翻检一些工具书或相关的材料，拼凑成篇，看似‘渊博’，实在不过‘外袭’，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参考钱仲联自述，检视其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可以从中发现其学术观念、研究方法的一些重要方面，并可以由此认识和体会其近代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方式与指向的特殊之处，尤其是在一个多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历程中展现出来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及其在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具有的特殊意义和突出贡献。

钱仲联的近代文学研究，以古典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学为基础、背景和出发点，保持着传统文学的内涵、价值与品性，赋予其古典学术与传统学术的特征和意义。钱仲联的近代文学研究一直以古典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学为基点和背景、出发点和价值指向，从更加内在、深刻和完整的意义上切近近代文学的各个方面与各种问题，使近代文学研究保持着原本就应当具有的传统文学与学术内涵、品位和姿态，揭示了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一个变革、转换和生新阶段所具有的传统性、古典性和民族性品格，有利于推动近代文学研究走在以文学为中心、以学术为中心的正确方向上。而不像某些近代文学研究者那样，仅仅以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为前提、基点和依据，进行带有明显选择性、倾向性和应时性、用世性的所谓研究，从而使近代文学研究带有过于明显的“新文学化”或“现代文学化”色彩，产生明显的偏颇和局限，严重损害近代文学研究原本就应当具有的传统性与古典性、学术性与民族性特点。也不同于另外一些近代文学研究者，从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变革、思想文化变迁的需要出发，将近代文学研究作为应和一定政治思想需求及相关言论、观点和说法的工具，或者作为图解一定历史时期、某些现实需要的用具，使近代文学研究带有明显的非学术化、工具化和时政化、用世化色彩，几乎完全丧失其学术品格与尊严。

由于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传统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钱仲联的人文知识基础非常扎实牢固，学术根柢深厚广博，对传统文学与学术方式与方法非常熟悉，使他有能力、有水平在近代文学研究中保持和运用传统文学批评、诗文评价与品鉴、文学史演进变革、学术史回顾与前瞻的意识和态度、眼光与能力。从而使他的近代文学研究不管是在领域确立与文体选择上，还是在考察尺度与评价标准上，不管是在研究眼光和态度上，还是在著作意图和价值指向上，都能够保持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文评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也能够保持和运用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方式和著述方式，从而赋予其近代文学研究以必不可少的传统性、文学性和学术性色彩，并在近代文学研究中显示出不同流俗、不趋时尚、不失品位的学术个性与学术姿态。

从近代文学的传统文学渊源和演进实际出发，对近代诗词、文章、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守护与回归，是钱仲联学术观念与追求、学术价值与理想的体现，更是对近代文学研究内涵和方向、品质和品格的倡导与呵护。近代文学的内容非常广泛丰富，研究范围也相当复杂多样，对近代文学任何领域、任何问题进行具有文学性、学术性的研究，都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假如从近代文学的具体内涵、不同领域或方面、不同文体或文类在当时文学格局、文学结构、文体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来看，则必须承认，其内部又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区别或差异。因此，当面对广泛而复杂、丰富而多样的近代文学景观时，不同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水平与能力、态度和眼光，出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意图或动机、目标或追求，选择不同的领域、文体、问题、现象进行研究，这成为近代文学研究中一种必然出现并长期延续的现象，也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具有和保持多样化、丰富化，走向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

钱仲联一直保持着对于近代文学中最具有古典性、传统性、核心性、标志性意义和价值的诗词、文章、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浓厚兴趣和执着热情，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着极富开拓性、示范性、倡导性和引领性的研究，并以其精深与广博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创新性与传承性兼擅的多项研究成果与多种著作，赋予近代文学研究以足够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品位，推动近代文学研究朝着学术化、学科化的方向建设与发展，从而在近代文学研究中显示出极为少见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姿态。

从文学渊源、走向流变及其文学史意义出发，对近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领域与问题进行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深意的坚持与守护、开拓和引领，是钱仲联对近代文学研究内涵赋予与走向引领的又一杰出贡献。钱仲联所处的时代，并非都是学术环境和条件最好的时代，也不都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有效保护和充分彰显的时代。种种异常局面的强势出现和长期持续，对正常的近代文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干扰，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仲联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胆识，及时发表了《论同光体》《论近代诗四十家》《近代诗坛鸟瞰》等论文，对已经被迫中断了几十年的同光体、宋诗派、桐城派、湘乡派等诗文流派与群体进行研究，有力地改变了长期以来近代文学研究中明显存在并长期延续的非学术化、新文学化倾向，对于纠正和改变长期存在并延续的明显反常、不利的学术观念和学术风气，恢复和建立正常、健康的学术氛围与学术环境，发挥了重要的倡导、引领、示范、促进作用。特别是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第9期的《论“同光体”》一文，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同光体”研究再次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这一时期唯一一篇如此全面准确地考察“同光体”的基本构成、区域形态、代表诗人、师承关系及其文学史地位与影响的论文，也是近代文学研究重新走向健康正常轨道、敢于面对所谓“保守”“落后”流派和“跟不上时代进步”的“遗老遗少”旧式文人群体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是钱仲联作为具有古典诗文修养、传统学术根柢的老辈先生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恢复与重建、建设与发展做出的他人无法具有、难以企及的学术贡献。

钱仲联根据不同时势和学术环境与条件的变化，对某些流行方式与做法、观念与认识予以应和，对自己某些观点和见解主动进行调整，以期保全自己的学术生命，或保护自己得以持续进行近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钱仲联作为一位历经不同时代、学术生命长久、地位影响显赫的学者，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对于自己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和环境下、出于不同用意和动机出版的论著或发表的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见解和结论，一方面在持续深化提高、丰富完善的基础上勉力坚持，形成一系列相当持久且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见解与观点；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某些观点和见解、认识和判断，也不是一成不变、我行我素，或持有固守自我、不顾外部条件与环境变化的姿态，而是采取一定程度的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态度和姿态，在不同的时势、条件和环境下，对某些观点、见解、认识和结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调整和改变，有时候甚至发生相当深刻、带有某些不得已意味的改变。

这一点，在关于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中，就表现得相当充分，也相当集中。钱仲联早年曾指出，黄遵宪“真能牢笼百变，拓诗界疆宇而广之。……裁新意，纳古规，不摹古，而不缪于古。庄子云：‘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若先生之诗，所谓积厚者非耶？彼龂龂焉媚唐谄宋，持主奴之见论先生诗，固不足以知先生；而徒揭革新之帜，托先生以为重者，更何足以知先生哉？”又说：“公度《杂感》诗云：‘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吾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此公度二十余岁时所作，非定论也。今人每喜揭此数语，以厚诬公度。公度诗正以使事用典擅长。《锡兰岛卧佛》诗，煌煌数千言，经史释典，澜翻笔底。近体感时之作，无一首不使事精当。”还说：“今日浅学妄人，无不知称黄公度诗，无不喜谈诗体革命。不知公度诗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无公度之才之学，决不许妄谈诗体革命。”面对多年来黄遵宪诗歌及近代诗歌变革众说纷纭、矛盾丛生、莫衷一是的局面，钱仲联曾指出：“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大处，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至论功力之深浅，则晚清做宋人一派，尽有胜之者。公度之长处，固不在此也。”在其后数十年间，钱仲联又对这段文字进行了颇为明显、刻意的修改。最后修改为：“《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诸君，则又以过欠剪裁瑕累百出卑格俗艳少之。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于其人民性现实性之深度如何，其反帝爱国精神，能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史上之主要矛盾，公度诗之真价即在此，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即就其诗之形式论，天骨开张，大气包举，亦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至论功力之深浅，则晚清诗人，尽有胜之者，公度之长处，固不在此也。”对于钱仲联而言，与其认为这种情况是其学术思想、观念、认识和见解的提高与进步，不如说这更多的是一种从旧时代走过来、颇为深切地体验到世态变迁、世情转换的老辈先生，在某种特殊条件与环境下所采取的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策略性质的学术调整与立场选择。

钱仲联在某些特殊条件和环境下对自己观点见解的调整或对自己著作的修改，虽然不免有一些表态性、应景式或权宜性、变通性的处理方式和表现方式，但在总体上尚能够保持基本的学术标准和学术品格，而不至于完全走向工具化、附庸化、非学术化道路。这是钱仲联学术思想、学术姿态、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更具有长久学术史意味、启发性的一个方面。

重要区域文学与总体性文学研究相参照、相结合的学术意识和研究能力，既具有突出的具体性、地域性特色，又具有明显的总体性、宏观性视野，是钱仲联近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突出特点。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对近代诗派与地域文化之关系进行了充分而深刻的考察和分析评价，对后来的近代诗歌研究及其他文体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钱仲联对于近代诗歌的区域形态与特征的研究，首先是从江苏和浙江开始的，先后发表了《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和《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两篇重要论文。这种区域性选择，当然与钱仲联本人即为江苏常熟人，并一直生活、工作在江苏有着直接关系；他对于“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的关注，则不仅是因为浙江与江苏在地理上的相近，更是因为浙江在近代诗歌及文学、学术、思想等方面所具有的典范性、代表性和影响力。而以“三百年来”为界的取舍范围，也恰与以甲申年（1644）为标志的明清鼎革、政治文化发生的颠覆式变革密切相关。

钱仲联对广东文学或称岭南文学也保持着密切关注并进行过具体研究，除《人境庐诗草笺注》外，还写下多篇关于黄遵宪、胡曦、丘逢甲等岭南诗人的文章。可见钱仲联对于区域性文学的重视，并不是出于简单的乡邦眼光或狭隘的乡曲之见，而是出于对近代文学的区域性形态与总体面貌及其相互关系的关注和考察，有着深刻而悠远的学术用意。

诗文研究与诗文创作相结合、相激发的文学修养、创作才情和学术能力，以诗文创作加强文学体悟，以诗文研究提升诗文创作的思想艺术品位，追求学人之诗与诗人之学的会通，是钱仲联近代文学研究的突出特点，也是其远绍先贤、超越同侪的学术实力和文学修养的集中反映。如同一些老一代学者那样，钱仲联不仅能够进行古典诗词、文章、文学理论批评等方面的研究，而且擅长传统诗文创作，善于将文学研究与诗词、古文、骈文写作融会贯通、双管齐下，成为一位研究与创作兼擅、思辨与体悟兼长的具有通人特点的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除了早年得家庭影响和名师教益外，在写诗方面，还得到前辈先生的熏陶和鼓舞，特别是两位年长于我几十岁的忘年交，一位是陈衍，是我二十多岁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授的同事，同居一宿舍。‘同光体’诗的写作技巧，对我有启发；他还采我诗句入《石遗室诗话续编》，对我写诗兴趣起了鼓舞作用。另一位是金天羽，也是前辈。金先生主张诗界革命，能博取诸大家之长而自成一家。一见我早年所刻诗集，在《文艺捃华》上赞为‘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夫对此，隐若敌国’。为我诗作序，勉我‘图王不成，退亦足以称霸’，这对我的鼓舞影响更大于陈先生。”钱仲联所追求的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学”相贯通、相兼顾、相统一的境界，而不是成为一名只能够进行古典诗词、文章及传统文学研究的学者。

钱仲联的传统诗词、文章写作持续了一生，成为颇具才情声望、受到陈衍、金天羽等长辈先生关注并高度评价的诗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尝评价云：“嘉兴王瑗仲蘧常，沈乙庵高足也，与常熟钱仲联萼孙为文字骨肉，刊有《江南二仲诗》”；“仲联有《梦苕庵诗》，多隽句，雅似吾乡何梅生”,并采录钱仲联诗作入其诗话。这是对年轻钱仲联的极大期许和鼓励。钱仲联已经结集的诗词、文章就有《江南二仲诗》（与王蘧常合作，1930）、《游仙诗》（1934）、《梦苕庵诗存》（三卷，1937）、《梦苕庵诗词》（诗六卷，词一卷，1990，1994，2004）、《梦苕庵诗文集》（2008）等。钱仲联的文学创作，主要涉及传统诗词、古文、骈文等，都是传统文学体系中最具有古典性、渊雅性和传统性，也最能够体现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学思想、艺术、语言的文体。这种文体与文类选择，与其进行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文体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和相通性，体现着钱仲联古典诗词、文章研究与传统诗词、文章创作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一体关系。

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学术经历和成长环境，加之个人的持续努力、不断追求，当然也包括过人的天赋和才华，终于成就了钱仲联的知识结构、学术能力、研究水平、创作才能和人文修养，成就了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在清代及近代文学方面的独特造诣和学术贡献，也成就了他在清代及近代文学研究史上非常显赫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

三、守护传统与转换启新兼具的学术史意义和地位

钱仲联先生是具有中国传统知识修养、学术能力，尤其是传统诗文研究能力和修养的最后一代学者，是还能够从中国传统学术角度，尤其是从诗文评论与赏鉴角度进行近代文学研究的最后一代学者；也是近代文学研究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过渡转换进程中一位个性鲜明、贡献卓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者，其学术方式和研究方法可谓“前可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钱仲联以诗词、文章、文学理论批评为中心的研究内容和学术范围，赋予并守护着近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和学术性、古典性和传统性，使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品位、学术气质与水准、学术价值与影响都能够得到充分有效地呈现，使近代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古典性、传统性因素和品质不至于遗失或湮没。从而使近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延续并日渐强势、主流的“新文学化”“现代文学化”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牵制或纠正，并在客观上与之构成同生并存、并行不悖、各得其所的正常关系或相安无事状态，而不至于使近代文学研究完全失去古典性、传统性内涵和声音。这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合理建设、健康成长，有着必不可少、至为关键的保护传承、补*纠偏作用。

钱仲联以典范作家作品及相关文献史实为依据，以既往学术史经验为参照，以当时文学研究趋势与风气为背景，以追求文学史真相、学术价值自身意义和价值为旨归的学术姿态，引领与促使近代文学研究回归和保持其“文学性”和“学术性”，赋予其一定的自主性和自由度、超越性和脱俗性，而不至于在某些不健康、不正常的学术条件与环境、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完全走向意识形态化、庸俗社会学化、“中国近代政治斗争史化”的道路。这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历程中一个关键阶段的独特价值的护持，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钱仲联具备以清代及近代文学为中心，兼及魏晋南北朝、唐宋、明代等不同时期相关现象及文学面貌的意识和能力，兼及历史文献、佛教文献及其他文献史料的广阔视野和学术意识，使其近代文学研究能够注重传统渊源关系、古今源流嬗变的考察，具有纵览古今的广阔视野，获得融会贯通的出色能力，从而以近代文学为中心，上溯至清代文学、唐宋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诗骚、史传传统，形成了一个由近及远、向前方伸展探源的逻辑线索和文学线索，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念与方法、水平和能力发挥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显示出不可多得的典范性和示范性。

钱仲联在非常特殊、复杂多变的条件下，在动荡不安、异常艰难的环境中，使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薪火得以保持和守护，代际传承得以实现和延续，从而在学术传承、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意义上有力避免或改变了极易出现的青黄不接、后继无人局面。钱仲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跨越了六十多年的学术时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40—70年代，重建发展的80—90年代，一直引领和伴随着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30后、40后、50后甚至60后学人的成长。钱仲联先生以一人之力，担负起了自己一代、其后本应当出现的30后一代学者的学术责任和使命，培养出以50后为主的一批近代文学及清代文学研究人才，在文学教育、人才培养、学术传承中发挥了基础性、建设性和示范性、引领性作用，从而与季镇淮（1913—1997）、任访秋（1909—2000）等几位同辈先生一起，成为从旧时代进入新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硕果仅存的几位老辈近代文学研究者。当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三位先生的先后逝去，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一批老辈学者凋零已尽、全部退场，也标志着一个新老并存、新旧交替的学术时代的结束，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学术痕迹和值得认真回顾、深入反思、仔细品味并足资借鉴的学术史经验。

在一个多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历程中，钱仲联先生不仅是近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近代诗词、文章及文学理论批评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意义上的近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近代诗词、文章、文学理论批评范式的终结。其后的近代文学研究，在断续建设、探索发展的同时，也失落了本不应该失落的某些理念与信念、方式与方法、境界和追求，有的方面甚至发生了令人颇感意外、遗憾的变化，从而进入了一种与传统渐行渐远、颇为新颖的学术路径，也进入了一个不能不令人喜忧参半、百感交集的学术时代。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