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着一个大转型时代。虽然这一时代巨变凸显在国际关系和政治领域中，但其推动力来自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的深刻变化。知识社会学为认识这个大转型时代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和相应的分析线索。作为现代性发源地的欧美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在20世纪经历了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双重运动，一方面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制度理性与资本的全球化扩展；另一方面也唤醒了主体理性、主体性和能动性，由此诱发了不同领域中对现代性的深深质疑和社会批判思潮。这些社会演变潮流与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互联网和数字媒介的遭遇与互动，引发了一场“完美风暴”，推动了当代社会基础的重大演变，撬动了大转型时代运转的齿轮。
作者：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5期。
一、现象与思路
我们正身处一个大转型时代，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全球范围内，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去全球化趋势的紧张中，国际秩序正在激烈震荡；各国内部与之间的各种利益分化和冲突也起伏跌宕。尽管这些变动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8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中，国际社会正经历着一个重大分化重组的转折点。
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大转型时代？这是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针对其来龙去脉和背后的动力机制，不同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正在进行各种解读。目前的社会科学解释主要来自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和经济学。前者着眼于国家能力，国家间竞争和国际关系演变；后者关注制度安排和市场动力，如经济制度与发展、市场结构和跨国金融力量。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一个解读。这个大转型时代根植于当代社会，特别体现在民众的主体性意识及其社会行动基础的深刻变化。国际秩序变化来自不同国家能力间的互动，而国家能力来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来自特定的政治过程。在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兴起的当代社会，民众已经成为政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家能力、推动了稳定的制度安排。这些变化不仅来自利益的分化、政治派别的流变和不平等导致的紧张冲突，而且源于建构现实的社会机制的重大演变。这一认识意味着我们需要社会学视野，特别是着眼于长历史、跨文化的比较，从社会背景和社会过程来认识这个大转型时代，进而理解当代社会在政治过程和国家建构中的角色作用。
具体来说，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视角来解读当今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机制。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人们生活所处的现实不是客观外在的，而是为社会所建构，来自共享的意义系统，而且人们积极地参与这一建构过程。知识社会学视角关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正当化过程，尤其聚焦于日常经验、社会认知与理性观念如何在互动中塑造“现实”，从而塑造了人们的社会行动、群体组织和集体行动。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当下大转型时代的重要推动力，来自20世纪展开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双重社会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多层次的，又是相互关联的，涵盖政治权力与资源、文化价值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今天，当代社会走过了一个从分散到整合，再从整合到多元的沧桑巨变。一方面，传统社会瓦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出现，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脉络，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建构机制，推动了社会的“中心化”过程；另一方面，针对这一中心化过程的不满和批判声音逐渐升高，反映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中。这两个趋势或此起彼伏，或共时并行，在1990年代与数字媒介技术相互作用，发展出新的社会建构机制，重塑了主体间意义、群体建构方式和集体行动逻辑，从而推动了大转型过程。
下文将从两个线索来讨论社会建构过程的动力机制：一是社会的线索，即追溯现代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建构过程和机制；二是思想的线索，即从社会科学关于这些建构机制的理论思路来解读社会变化。贯穿本文的问题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发生了哪些关键转变？“中心化—去中心化”的双重过程又是如何重塑人们的现实和主体间意义的？
本文的经验观察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为例，来阐述这一演变过程。作此选择有两点考虑：一是因为美国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个历史过程；二是相关研究文献较为丰富，有助于理清脉络和深入探讨。本文着眼点不是国别研究，而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大趋势：这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现代化国家均已发生，许多方面在中国社会也有体现。虽然各国起点各异，程度参差、阶段不同，但大的趋势可谓殊途同归。从社会学视野审视这一大转型时代，阐述其背后的社会基础，因此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在以下讨论中，首先勾勒本文依据的知识社会学视角和解释路径（第二部分）；然后转向讨论20世纪以来社会建构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双重过程（第三、四部分）；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今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意义（第五部分）；最后，展望“现实的社会建构”在这个大转型时代的意义以及社会科学的角色作用。
二、大转型时代与现实建构：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大转型的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工作环境、市场活动、政治过程乃至国际格局等多个层面，可以从不同视角加以解读。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视野来认识这一历史过程，强调大转型来自现实建构机制的历史性变化和重组再建，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
(一)理论框架
本文采纳的知识社会学视角建立在舒茨、伯格和卢克曼等的现象学理论基础上。这一视角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互动理解，建立共享意义，从而建构自己的现实。大转型时代首先体现在社会建构机制的深刻变化上，这些变化又重塑了人们所处的现实，在此基础上诱发了相应的社会行动。
马克斯·韦伯从“社会行动”这一社会学基本概念出发，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人们的社会行动是来自对他人的意义解释并以此指向他人的。换言之，人们的所作所为发生在一个共享的意义系统中，舍此则无从理解人们所采取的社会行动。人们的行动来自他/她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而现实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为人们的社会互动所建构的。例如，形式上相似的劳动关系，在不同意义系统中可以建构为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或者社会主义的集体关系。现实的社会建构塑造和诱发了相应的社会关系、行为方式、集体行动，从而影响了经济活动、政治过程和制度变迁。
那么“意义”从何而来？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即是理解和诠释社会行动及其背后的共享意义系统。这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主体间性，即人们作为主体之间互动而产生的共享意义。社会学的现象学派提出了“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著名命题。舒茨（Alfred Schutz）从现象学视角对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人们的社会行动来自行动者的意义，对他人行为意义的理解和因此而发生的行动。理解他人行为，或者他人理解我的行为，无论从观察中或从动机上理解（observational and motivational understanding），都需要互动双方在同一意义框架中。一个人的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需要经过他人的诠释而被赋予意义。这些共享意义通过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化而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从主观意义走向主体间意义，进而表现为客观意义。
知识社会学视角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在舒茨看来，社会科学应当建立在日常生活世界之上，而这一生活世界正是通过行动者的意义建构与理解所构成的。如下文所要讨论的，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为已有制度环境所塑造，多以自上而下、国家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囿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解释路径，往往对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视而不见。知识社会学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的分析概念和理论逻辑，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现实，提供了解读微观行为与时代转型关联的线索。
（二）两个线索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认识转型时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经历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双重过程。所谓“中心化”，是指原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互不关联的人们、群体与社区，通过社会建构机制，在社会关系、观念意识和制度安排上被高度关联起来，并趋于向一个共享的象征符号系统——即社会价值中心——集中。而“去中心化”则是针对这一社会价值中心的抵制和挣脱，反映在社会内部产生的紧张、冲突和重新组合，从而挑战和削弱了已有的社会中心、推动了社会多中心化的趋势。
认识转型过程的一个线索，是建构现实的社会机制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又如何引发了不同形态的现实建构？本文提出，20世纪的社会建构机制经历了三个阶段：（1）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国家兴起的中心化建构，体现在国家、制度理性和想象的共同体；（2）去中心化建构机制，特别是后现代知识生产中的话语解构和身份政治；（3）随互联网而来的多重建构，体现在主体性、数字媒介与虚拟“附近”上。换言之，从传统组织基础上（村落、家族、社区）的社会化过程，到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与“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生，再到近半个世纪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重建构机制、多重社会行动与多维社会现实，人们的生活世界建构与主体间性，即共享意义的空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阶段不是简单的前后顺序，而是彼此重叠、相互作用。
另外一个线索是社会思想的变化。社会思潮和社会理论的演变是现实建构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30年代至今的历史过程恰好是社会学从创建、发展、成熟到转向的演变经历。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的欧洲社会从封建庄园社会结构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结构，社会学随这一大转变过程应运而生。早期的社会学尤其关注社会变迁和社会整合，从涂尔干的失范、机械整合和有机整合，到当代的社会冲突论、阶级与阶层、群体与社区、集体运动等主题，直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革命运动学说，等等。社会学应时代呼唤而脱胎而出，随社会演变而变化，由此提供了一个独到的思想线索，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历史演变的社会基础。
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个连缀和解读这些事件和行为的视角，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和互动活动，来认识本文的核心命题，即不同时期的社会机制的变化如何连接和推动了个人与国家、价值与行为间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共享意义的世界。
三、波兰尼时代与想象的共同体：19世纪至20世纪下半叶的“中心化”的进程
欲探究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大转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一转型前的基本格局，即19世纪以来兴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基础。关于19世纪的巨变，波兰尼的《大转型》做了独到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不妨将19世纪至20世纪的大转型称之为“波兰尼时代”。而本文讨论的大转型时代，正是起始于波兰尼时代的终点。
（一）历史背景：波兰尼时代
将19世纪至20世纪的演变称为大转型是恰如其分的。近代伊始，世界各地间相互隔离，来往有限。欧洲处于封建割据状态。随着近代的展开，资本与国家的双重力量打破传统社会格局，走向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
19世纪的大转型体现在“中心化”的趋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区域被纳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实现社会文化层面的整合。多重力量推动了这一中心化过程。
其一是资本与市场的扩展，突破了封建割据的区域性疆界，走向全国性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这一点在古典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理论中已有充分阐述。
其二是近代国家兴起，自上而下地建构了社会。近代国家建立了科层制组织基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资源汲取能力、公共管理和动员能力。随着资源向国家集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日益超越隔离分散的地方性边界，走向民族国家的更大范围。如波兰尼所阐述的，加以资本与殖民扩张，国家在推动全国性市场和为不同区域间整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是科学理性兴起，为认识和驾驭自然/社会提供了新的动力。19世纪科学和技术发展，极大推动了西方世界的理性化过程，并扩展至全球其他区域，科学理性提供了新的一统世界观，逐渐取代宗教信念，成为新的社会凝聚力。这一趋势也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从传统的地方性知识，转向宏大叙事，追求历史规律，强化了中心与边缘的关联。
这些新的社会建构机制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现实建构呢?传统社会以地方性的社区为基础，其社会关系主要来自面对面互动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自发的社会秩序，替代了传统的社会机制。波兰尼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发起了顽强的抵抗，也因此诱发了社会的“重新发现”，由此引出了市场与社会相互嵌入的问题。近代国家积极参与了这一双重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法令来建立统一市场和促进资本利益；另一方面也推动立法和其他措施，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近代国家的兴起，一方面自上而下地集中了权力和资源，另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人们互动和组织起来的空间和形式，从而启动了“中心化”的历史进程：其一，通过公民权利、政治参与、市场活动与社会保障等制度举措吸纳各类群体；其二，从文化、种族、宗教、语言、历史等方面自上而下地建构了“想象的共同体”。依本文讨论的主题来看，这一过程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全球化进程。社会学家蒂利的观察不无道理：当今社会是建立在19世纪基础上的，我们今天的组织形式和思想资源，大多仍然来自19世纪的历史遗产。
（二）波兰尼时代的延续：告别“附近”，走进“想象的共同体”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断后，波兰尼时代的“中心化”趋势在20世纪中期接续了下去，集中表现在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作用，以及资本与自由主义思潮的跨国界扩展，直至20世纪末的全球化过程，以“历史的终结”和“世界是平的”这两个醒目标志达到高潮。我们从社会与思想演变的两个维度延续以上讨论。
1.社会的线索。
近代以来，社会被国家重新建构，突出地表现在民族国家自上而下地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即福利国家、公民权利将国家与社会高度交融于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设施中。韦伯意义上的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理性主义，体现在各种制度安排上，即制度理性。
以美国为例。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注意到，美国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长期以来，地方性社区、自治组织是社会建构的核心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繁荣与社会分化并存，同时也经历了社会整合和社会中心建立的过程。政府作用日趋重要，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整合。
我们不妨借用两本有关美国20世纪历史的研究著作加以说明。美国史学家莱波雷的《分裂的共识》生动细致地描述了美国建国两百多年历史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间的纠缠斗争，以及社会不断再建构的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表现在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以致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称之为“富裕社会”。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建立起来。在这些过程中，国家在社会建构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中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不同领域中的制度化过程，即建立由政府管制、文化期待基础上广为接受（taken-for-granted）的制度环境。在另外一本著作中，社会学家费舍尔和豪特汇总和评估了社会学关于美国社会在20世纪百年演变过程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主导性角色作用，推动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兴起，在这种压力下不断地调整演变，缓和了工业化带来的冲突矛盾。两位作者发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例如种族关系，美国社会呈现出逐渐宽容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种族间婚姻和黑人民权运动等问题上持有越来越肯定的看法；在总统候选人的种族背景上，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地区群体间的差异也在逐年减少。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例如堕胎和死刑，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却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动不居，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作者这样总结他们的研究发现：总的来说，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在文化观念和道德价值方面，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分化和极端化。但正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一视角恰恰忽略了这些社会趋势的脆弱性。
这些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机制推动了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所称的“社会中心价值系统”或制度中心的出现，不同社会群体被逐渐吸纳进这一中心，因此缓和了或转移了许多社会问题。莱波雷注意到，许多社会科学家相信，不仅工业主义的问题得到解决，大众民主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因为电视上出现了广泛而温和的政治共识。尽管争取公民权的斗争仍在持续，但美国人从根本上就他们的政治制度达成了一致，而且大多数人也同意基本的政治理论。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繁盛期已过，正走向枯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已经过时了。
然而，这种中心价值系统是不断变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历了一个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被发现”的过程。例如，种族歧视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持续存在的毒瘤，由此引发的反抗持续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先爆发了关于参战士兵中的种族歧视及其抗争，这个主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蔓延到各个领域，从种族隔离和歧视到民权运动，以及不同民权领袖和种族的顽强抗争，起伏不已。黑人虽然在法律上取得了投票权，但执法权被放在各州，因此在南方地区，这一权利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落实。在教育隔离政策废除后，既有积极的“校车”输送学生（busing）政策，又有白人从城市中心（downtown）逃离到郊区的趋势。这些起伏延绵的社会运动不断地推动着美国社会的再建构过程。
2.思想的线索。
社会演变的中心化趋势反映到社会科学和文化思想中，成为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之一。近代以来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伴随着“想象的共同体”的兴起，也是新的社会价值中心建构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里经历了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转折，引发了有关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与吸纳等一系列社会学课题。
在社会学领域中，一个突出议题是有关社会价值中心的讨论，特别是从比较制度的视角认识国家建构与社会建构（state building and nation building）。后者体现在各种群体（少数种族、女性、移民）通过公民权利的扩展，被逐渐吸纳进入政治过程和社会中心。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在1940年代首先提出公民权利应该包括政治参与、经济活动和基本社会保障。美国社会学家本迪克斯在一系列著作中（如《国家建构与公民权利》）进一步阐述了这些思想。
1950—1960年代社会学理论中盛行的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集中反映了这个中心化趋势。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不同功能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其中人们的社会分工、共享观念制度发挥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希尔斯在50—70年代提出的“制度中心”理论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写道：“社会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或者中心区域，是关于价值和信念领域的现象。它之所以成为中心是因为它是最为根本、无法分解的，以致于许多人对此虽然无法言传表达但心领神会。”希尔斯强调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稳定的“中心”即“社会中心价值系统”，将社会精英与其他边缘群体连接在一起。所谓的社会价值中心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不断建构和强化的。这一理论反映了那个时代功能主义的理论色彩，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新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机制推动的大趋势。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也恰到好处，即它合理化或强化了已有秩序。
随着历史进程演变，语言的解释权威也随之演变：早期的神权统治意味着上帝的权威。随着神权衰落、“上帝已死”，为新的社会中心价值所取代，后者由社会精英重新建构。国家在这个建构现实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韦伯定义国家为暴力的正当性垄断。布尔迪厄进一步拓展这一定义为，国家不仅是实体暴力的正当性垄断，而且是对象征性暴力正当性的垄断。这里的正当性暴力即是指自上而下建构的象征符号，国家及其相关的组织设施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如教育体系）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建构的新机制和推动力。例如，经典读物的通识教育提供了社会中心的观念基础。
知识社会学为新的社会现实建构机制转变提供了理论解读，强调指出，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地方性社会化过程。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社会工程取向密切关联、互相强化，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借用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来说，当代社会为19世纪以来现代性制度所重新建构，体现在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国家管制与暴力垄断等方面。如此，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从教育到工作、从市场到社区——为制度环境所建构，成为广为接受、理所当然的现实，从而塑造相应的共享意义和社会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科学理性和社会价值中心被建构为人们共享的现实，得以物象化（reification），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理性神话”（rationalized myth），提供了想象共同体的制度基础。在更为宏观层次上，现代化过程随着资本和国际组织在世界各地延伸，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随冷战结束而来的全球化过程，在经济和文化价值上极大扩展，诱发出“历史的终结”的憧憬。
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也反映在社会科学理论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现代化理论到19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制度主义理论蜂拥而出。这些制度主义理论流派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共同点在于强调制度秩序的稳定性和重要性。社会学家迈耶提出，韦伯所言的理性化过程产生了强大的制度环境和正当性压力，包括理性观念、法律制度、政府管制，塑造了社会中各种组织的相应行为。这一制度力量不仅来自国家中心，而且来自“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制度环境。20世纪末的重大事件如冷战结束、全球化兴起正是这一中心化过程的高峰之时。
四、从“上帝已死”到“作者已死、读者诞生”：20世纪下半叶的“去中心化”过程
在这一节，本文继续从社会和思想这两个线索来审视20世纪下半叶的演变，特别是撬动大转型齿轮的另一过程，即“去中心化”过程。
（一）现实的社会解构与重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对现代化导致传统社会解体的担忧日益凸显。这既来自后工业社会的兴起，也源于大众社会以及现代性本身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种极权灾难带来了对现代性的深深质疑。例如，正是现代性取向和相应的国家机器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屠杀。对“现代性”的质疑、愤懑和抵制的各种声音在不同领域不断涌现，体现在许多社会思潮中，在20世纪下半叶汇集成为“去中心化”的大潮流。
帕特南（Putnam）的《独自打保龄》捕捉到了这一变化趋势，并用生动的描述展示出人们传统的“附近”——邻里社区、基层社会的消逝。从托克维尔笔下充满生命力的地方社会和自治社区，到帕特南笔下的社区消失、孑然孤独的图景，20世纪见证了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和震撼；与此相应的，则是当代人的“自恋”文化特征，即对他人的不信任、虚荣、冷漠和逃避责任等特点。
然而，民族国家推动的社会建构（nation building），打破了传统的社区，并将人们融入一个带有强烈成员感的新共同体中。现代社会的建构机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想象宇宙、相应的互动空间和社会世界，提供了新的社会行动、集体运动基础。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当代社会中的个人，不再只是享有各种权利的公民，也逐渐成为政治、经济、社会过程中的积极行动者。20世纪下半叶见证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兴起，从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到1980年代的“反投资”运动，再到21世纪初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特别是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推动了从校园到生产线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改革。随着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呼声及动员能力的不断提高，身份政治开始挑战制度理性塑造的群体身份，转向那些处于具有历史背景和社会位置上的个人，并赋予其主体性，即理性的、自觉能动的行动者。
社会运动推动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也直接冲击或间接侵蚀了社会价值中心。莱波雷写道，“美国从18世纪90年代，或者说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忍受着党派关系的折磨。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国家陷入了认识论的深渊。保守的媒体机构建立在现有媒体机构存在偏见的基础之上，又在此基础上拒绝真理可能来自不同观点间的权衡，这才是党派争端的关键所在。保守派媒体机构设计了一套针对异议的全能保障措施。”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潮从另一个方向瓦解了原有的价值中心。莱波雷如此评论道：“在学院和大学校园里，学生继续抗议，他们不是为了言论自由，而是反对言论自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一项在法庭上受到质疑的有关仇恨言论的条款，都被裁定为违宪。”莱波雷的批评毫不留情且不无道理：“几乎在同一时间，左翼和右翼都不愿意表达不同意见，开始瓦解培育公正辩论的思想架构：左派破坏了大学的思想架构，右派破坏了媒体的思想架构。”换言之，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政治力量在相互争斗中削弱了社会价值中心的制度根基。
（二）思想线索：上帝已死，作者已死，读者诞生
于是，双重社会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充分展现开来：一方面是随冷战结束、市场与资本流动而来的全球化和中心化；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主流思想的批判撼动了这一体制的根基，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现实的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语言与意义建构有着密切关系。语言作为各种象征性符号，扩展了人们的社会世界，提供了新的象征资源，在社会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在这一领域，后现代主义发起了激烈抨击，撼动了既有社会价值中心的根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最早注意到语言的任意性、关系性和建构性。这一洞见的蕴意是，语言影响了我们如何审视世界，它不仅仅是现实的描述和反映，而且参与了构造现实。这一思路将语言置于现实建构的中心，并指出了语言建构现实的多样性。这一思路推动了20世纪上半叶结构主义的兴起。其中一个核心观念是，除了语言媒介，我们没有接近现实的途径。语言不单单反映或记录世界，同时也建构世界。
后结构主义提出现实就是文本，进一步推进了这个倾向。语言处于流动中，意义随之流动，因此走向文本“分拆”，即“解构”。德里达提出，现代思想界的一个特别“事件”，正在于它与过去思想方式的彻底决裂，孕育了思想界的“去中心化”。而各种历史事件，如战争、种族屠杀、科学发展（如相对论）和现代主义艺术等，共同挑战了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价值中心。福柯等社会批判思想家进一步强调了权力与知识间的关系，对知识和宏大叙事的怀疑主义，推动了解构中心、解构主流、去中心世界的思想潮流。如此，我们走进了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一个“去中心的宇宙”（decentered universe）。
这一思潮的一个标志是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口号。他强调文本的独立存在，无论是作者意图或者作品语境，都不能决定作品的意义。如果说“上帝已死”打开了神学的禁锢，那么，这一文献提出的“作者已死”，则进一步挑战了已有的意义秩序，将主流话语推下神坛，让位于读者，即主体理性。语言的多义性意味着，不应存在唯一的意义垄断：一个作品可以有多重解释，不同读者也会生成不同理解。其意义在于去主流中心，走向多元化。利奥塔写道：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不再轻信元叙事”。关于进步和人类完善性的“宏大叙事”不再可信，人们至多只能期望形成一些“微小叙事”，也就是那些具有偶发性质，受条件和时间限制，只能相对成立的叙述，为具体群体在特定局部领域中的活动提供基础。因此，后现代解构了启蒙的基本目标，即建立关于主体以及历史之间的统一目的。
如果说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冲击了社会价值中心，那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引发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潮（postcolonial criticism）将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制度推上了审判台。随之而来的“文化研究”领域席卷了西方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进一步削弱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理念和自由主义思想，推动了1980年代后期以来大学校园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通识教育改革。例如，1987年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中关于西方文化核心课程阅读材料的改革，就曾触发冲突争论，引起了全国关注。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的芝加哥大学文学评论家艾伦·布鲁姆，指出“美国人心灵的封闭”，正是对这一大趋势的哀叹。
借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心化过程即是社会价值中心的制度化过程，一个“理性神话”的建构过程，超越并替代了传统的“附近”或日常生活世界。它提供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机制，建构了围绕国家与理性为中心的行动者（个体和组织）的社会世界和制度环境。但是，这一中心化过程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中心与边缘的紧张。反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少数族裔等思潮正反映了这些反抗的声音。这些异质性溪流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中酝酿、累积，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逐渐汇集成为巨大的冲击力量。20世纪下半叶见证了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挑战了制度理性所塑造的社会中心。
作者之死的另一面是读者的诞生。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社会思潮对于当代社会秩序的冲击，其意义犹如新教革命撼动了神学大厦的根基：上帝已死、作者已死，走出一统神权，走出主流中心。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荡涤中，宏大叙事退却、自上而下建构弱化。这一潮流重新塑造了现实，其后果不是生产出孤独的个人，不是退回到传统的地域或群体边界，而是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的分化组合。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跨空间交流和思想观念流动的增强，主体意识、身份意识日益凸显，从而提供了社会关系组合重构的新基础，“身份政治”成为一个重要的组织机制，提供了现实建构的新机制。
这一社会潮流还植根于现代性自身的内在过程。随资本主义而来的理性化过程，不仅物象在制度设施上，还有另一脉络映射在有着独立判断和偏好的理性人或理性主体上。赫希曼（Hirschman）描述了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化过程如何逐渐约束了人们的“激情”，用利益计算的理性取而代之。这一脉络从启蒙主义时期的洛克、卢梭等人的学说延续下来。随着主体理性的兴起，新的身份认同运动，新的主体间性—身份政治为基础的主体性日益凸显出来，反映在社会思潮中的“主体性转向”和“文化转向”。
五、“完美风暴”：当今社会与现实建构
在气象学中，一个“完美风暴”（a perfect storm）是指若干气象条件极为罕见的遭遇与相互作用，导致了一场难以预料、冲击力极大的风暴。借用此比喻，我们可以说，正是去中心化、主体性等社会潮流与互联网科技条件在20世纪下半叶的遭遇与互动，锻造了新的社会建构机制，并共同促成了推动大转型的“完美的风暴”。这一节集中讨论当今社会中建构现实的新机制及其意义。
（一）去中心化、主体性遭遇互联网
19世纪兴起的宏大叙事镶嵌在两维时空中：民族国家通过象征符号，在历史维度上建构了共同文化经历；在共时空间中建构了共享思想信念的世界。国家主导的社会建构——象征宇宙、制度秩序、想象的共同体——以新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机制，替代了传统社会中地方性的“附近”，如家庭/家族、社区、自治联合体等。
如上所述，20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思潮，有“破”和“立”两个方面。“破”是指去中心化的社会思潮，即上一节讨论的中心弱化、现实重构的历史过程。“立”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日益凸显的主体理性，它孕育于近代以来的理性化过程，赋予个人的理性判断与个性发展以正当性，又从社会批判思潮中汲取能量，推动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主体性转向”。这个趋势首先发生在西方特别是欧洲，随着全球化浪潮而蔓延至其他社会文化中，想象的共同体也随之弱化松散。
旧的世界被解构，新的建构会是怎样的呢？正是在20世纪下半叶破立交织、新旧交替的关头，互联网技术这一重大的环境条件横空出世。新的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随后的各种社会媒介平台的出现，提供了崭新的社会建构机制：一方面将世界各地、不同领域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更大范围的信息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为人们建构各自的虚拟社会、聚类群体提供了渠道和机制，使得分离的个人或地方性空间通过互联网而彼此关联、相互叠合，为不同维度上——兴趣、志向、利益、经历等——的分化组合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开启了开放与封闭、吸纳与游离的多方向、多层次的演变。
与前互联网社会相比，随互联网而来的信息流动和社会交往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附近”，不再是被动地纳入已有的社会化、制度化过程中，而是通过主动地参与选择社会互动平台，建构各自的现实。在伯格和卢克曼讨论“现实的社会建构”的1960年代，他们笔下的日常生活世界，从面对面互动，经过交互类型化，进而扩展到更大的社会空间，这个过程是逐渐展开、相互关联且有迹可循的。但在今天，数字平台和媒介技术提供了建构日常生活世界的更为广阔和多样的渠道与内容。新的现实为不同空间、不同维度的模块化（modularity）组合而成；新的网络关系为平台架构、算法技术所塑造，不再是由近及远的、连续性的传统社会化渠道。与此相比，传统的社区空间被不断压缩或替代。简言之，互联网时代的现实构建已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数字平台和网络渠道正以巨大的力量参与新的社会群体与现实世界的建构，重塑着象征世界的内容和秩序。
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把我们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主体间性，即共享意义的建构。这个社会演变过程的一个方面，是从制度理性走向主体性的转向。社会现实和知识不再被视为独立于人们的解释框架、能动性、身份、权力之外，不再如科学理性般提供普遍的、一统的知识，而是发生在具体情景和特定背景之中，建立在主体间性，即人们共享意义的象征符号宇宙中。由此激发了社会科学更多关注行动者和社会行动的不同侧面，如能动性（agency）、自我（self）、实践性（practice）和情感（affect）。
倡导主体性，并不是推翻或替代主体间性；恰恰相反，人们正是从不断建构的共享意义中认识主体性。在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演变中，主体间性以及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重新塑造了信息—意义—行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们在与社会媒介的互动中进入各自的信息渠道和虚拟世界，因此面临“信息茧房”的困境；另一方面，不同的现实建构机制又塑造了新的共享意义空间和思维定式，从而建构出“意义茧房”。信息不等于意义。信息需要经过解释、加工并嵌入特定思维模式，才获得具体意义；同样的信息，经过不同的解析过程，则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行动。“意义茧房”意味着，人们倾向于寻找自己熟悉的、顺耳中听的信息，排斥异质信息。这里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不仅信息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意义解析，而更可能是相反的因果关系，即思维定式先行，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信息以不同意义。正因如此，意义茧房比信息茧房有着更深的根基：信息茧房可以随信息的增加或改变而得以突破；而对于意义茧房来说，新的信息经过原来的意义框架的印染和解读，结果很可能不是将其打破，而是强化之。
（二）从“独自打保龄球”到虚拟社区
这场风暴仍在继续，尘埃尚未落定，但这一重大冲击的后果已经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当人们的日常活动——学习、聊天、游戏、浏览、观看、朋友圈互动、甚至工作交流——逐渐从物理空间转到了网上，当人们每天通过网络中介的活动长达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这意味着什么？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我们不难看到社会建构机制的深刻转变：20世纪自上而下建构的宏大叙事不再吸引人们的关注；新的媒介——信息流动、社交平台、传播中介、沟通渠道——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机制。在互联网基础上的社会世界格局中，新的组织机制正在重新塑造人们的日常世界。
第一个机制是主体性自我选择机制。人们通过自我选择进入不同的朋友圈、生活圈和信息渠道，他/她们的意义宇宙也随之而建构起来。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哀叹美国社会中基层社区的衰落、民主根基的削弱。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民众并不是孤立生活，而是在虚拟世界中重建自己的身份和社区。他/她们游走于自上而下的群体建构与自我选择之间，更多地在平行互动过程中生成新的、由自我选择而来的地方性共享意义。
第二个机制是社会学讨论的“同类相聚”（homophily）原则，即类似特性的人们集聚一起的倾向，因为互联网的延伸而被激活和放大了，在社会群体的重新分化组合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传统社会中由居住区域、校区、工作场所等构成的组织机制，随着“各自打保龄球”而衰落；与此同时，新的组织机制悄然而生。社会学研究注意到，社会网络为物理空间分散但思想相近的人们带来了新的联结方式，而社会网络中的互动机制又可能产生非线性、跳跃性的演变，放大和强化虚拟群体的边界和凝聚力，带来意想不到的突变。
第三个机制体现在算法与数智模型积极参与进入社会建构的过程。它们一方面扮演了沟通者的角色，过滤信息，将主观转为客观；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数码平台物象化（reification）参与社会互动，塑造现实。数码存储改变了人们的记忆与遗忘机制。在数智时代，现实的媒介建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物理空间转变到数码平台，不仅是人际间互动，而且是人与技术系统间的中介交互：从情感到形象，从面对面沟通包容，到网上长距离的技术处理、屏蔽、拉黑；从认知到线上联结，都伴随着从情感交流到信息交换的转变。
近年来，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对社会建构机制提出了更为冷峻的发问。象征符号通过庞大的信息处理加工过程，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信息渠道和思维空间，使得人工智能与社会现实的建构与意义解析日益密不可分。象征符号的人工智能处理不只是提供了收集、整理信息的手段和便利，而且是创造社会现实的重要参与者，重塑了象征资源的生产权、分配权与解释权，挑战了传统知识权威的正当性基础。在这一大潮流面前，国家、权力的意义需要重新审视评估。如果以印刷术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作比，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兴起，给未来社会带来了“新教革命”还是新的上帝视角？
社会建构的机制转变重构了人们的现实，重构了他/她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也因此重塑了社会化、制度化过程。在当今社会，人们更多地通过社会媒介获取信息、交流情感、参与社会行动。以个人为中心建构的网络社区或重叠且互为强化，或平行而互为隔离，替代了传统的纵向社会化和横向制度化。宏大而正式的官方叙事与意义碎片化的生活世界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可以一方面在工作环境中以正式身份应对正式权威，另一方面在虚拟世界中则游离而出，在相互分隔的生活世界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生活世界的面对面互动，与虚拟世界中的选择性流动，共同提供了一个多维的、相互矛盾的现实世界，与以往统一的信息源和单一的意义诠释渠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人们生活的社会现实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图书作品评比为例。曾几何时，书评只是在专家学者间进行、在特定的刊物中出现、在学术制度的社区中发生。今天，各种书评活动在虚拟社区中展开（如“豆瓣读书”平台）。即使正式机构（如出版社）组织的评比活动，也常设有读者参与环节，如许多年度图书评比过程采取了大众读者与专家评审结合的模式。当大众评比参与其中，他/她们带入了各自的标准，从不同角度评判作品的品质。可以说，传统的评估机制让位于新的参与机制；或者说，不同的组织机制导致产生了不同的参与者、方式和程度，也因此改变了评估标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当代社会中的各种评估排名现象，如大学排名、葡萄酒评比、职业声望等，都可见类似的现象：相互竞争的评比制度，不同标准、不同权重、不同价值中心在各个领域中共生并存，相互竞争又相互推动。
当然，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制度理性与主体理性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此起彼落或平衡演变的。在不同领域、不同时点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国家与各种制度化机构，如专业团体，也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其中，影响共享意义的塑造过程。以葡萄酒品评为例，在历史上，美国市场上的葡萄酒排名为专家和权威机构（如专业杂志Wine Spectator、报刊上的评酒专栏）所主导。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社会媒介网站提供了大量来自专业机构和消费者个人的品酒评论，表现出主体化身份参与的趋势。但是，参与者在评估评论时所使用的维度、类别和术语，多半仍为既有意义系统所建构；而酿酒葡萄产区的划分规定，也仍来自专业团体和国家机构的认定，等等。也就是说，当人们以主体化身份参与评价过程时，他/她们同时应用并强化了共享意义社区。
（三）大转型时代在中国
虽然以上讨论主要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为历史背景，但中国社会演变也显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从近代到当代，中国社会走过了与上述的大转型类似的道路，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中，经历了一个从分散的地方性“附近”到当代国家自上而下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0年代末，与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社会发生了广泛的、多方位的交流。如上讨论，这一时刻恰逢欧美社会制度理性化的高峰时期，其制度规则和思想潮流对中国改革开放实验、融入国际社会、发展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举措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的主导作用、科学理性、制度理性和市场经济发展，加强了各地区、各领域间的关联，也推动了新的社会中心化趋势。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发生，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参与市场化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在这些多重过程中，主体性、自主性和自我意识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经济与社会在1980年代以来的大发展，压缩了许多发达国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演变过程。中国社会也因此体现出更为急剧、更为深刻的变化。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社会的兴衰巨变、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代际关系、婚姻家庭、情感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剧烈变化不断涌现。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在互联网发展、数字平台和数智技术方面的迅猛发展，人们的主体性意识和新的群体认同为人们各自的现实建构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社会机制。
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变化，反映在众多研究工作中。因篇幅限制，在此只能掀开社会巨变的一个边角，来管窥中国社会正在兴起的有关主体性、能动性的呼声。以近年来盛行的“附近”概念为例。人类学家项飙近年来极力倡导年轻人自主构建“附近”的理念和努力，在年轻人中得到了众多响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广阔社会背景和趋势。类似取向也反映在社会学文献中。社会学家邱泽奇写道：“以个体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正在成为新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特征。……以个体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颠倒了曾经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它让个体而不是社会成为自我的中心……”从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数字媒介、情感劳动等议题的高度关注中不难看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这一思潮正激发着广泛的回响。
这些日常生活实践和理论解读从不同侧面印证着本文的主题：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大转型时代，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们在自我选择的过程中重新建构“附近”。新的“附近”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而更多是虚拟空间；不仅仅是面对面互动，而更多的是语言象征符号间的互动。信息源的多样化，主体的多维化、生活经历差异化以及自我的选择性，这一切都意味着，人们的意义之网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面对面互动和日常生活往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意义时代：现实与虚拟相互融合，附近与远方连为一体，主体间意义的建构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重塑着现实格局、孕育着新的群体和新的社会行动。
六、总结与展望：一个多维化世界的到来？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一直伴有古老的神话。它们以上帝、命运或历史规律等话语形式，编织着人类发展演变的宏大叙事。这些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提供了建构现实的基本支柱和总体轮廓。在近代社会中，这种叙事依附在民族国家和科学理性之上，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近代以来的理性社会走向两端：一端是自然科学的客体化，国家等组织建构的理性化，以新的形式延伸了古老的神话；另一端是体现在个人身上的主体性，在摆脱了神权束缚后得到了极大发展，并与科学主义与制度理性的神话处于紧张互动之中。
回头来看，从19—21世纪，从近代到当代，人类社会经历了走向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双重过程，伴随着中心建构、宏大叙事历史进程的兴衰转折。19世纪以来波兰尼时代的巨变，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投下了多重影子：科层组织架构、学校、公共设施、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等等。19世纪不仅是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也同时是宏大叙事的时代：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风起云涌。这些宏大叙事随工业社会的扩展而延伸至20世纪，渗入不同文化、社会和部落，将这些区域逐渐纳入世界共同体中。如前面提及的社会学家蒂利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思维方式和制度安排中，这正是现代性在诸多方面的体现。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勾勒了当下大转型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尤其着眼于社会建构机制的深刻变化带来的主体间性即共享意义的转变。19世纪以来，主体间意义的建构过程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历了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内在机制（社区、作坊、自治联合体）让位于外在机制（国家、工厂、学校及其他制度环境）。理性化、科学主义和制度理性替代了上帝，提供了新的一统思维模式，社会被自上而下地建构为“想象的共同体”。第二阶段，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去中心化潮流中，对科学理性、制度理性尤其是科层制“铁笼”提出了深刻质疑，冲击并撼动了其观念制度与设施；同时，主体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出来：建立在理性个人与从理性中解放了的自我，其中情感、自我、意识、身份占有重要位置。第三阶段发生在数智社会的今天，主体性与数字媒介积极参与主体间性的重新建构，延伸和渗透到虚拟空间中的各种社区，推动了不同共享意义空间的生成与关联，影响了象征资源的分布和作用，推动了新的共享意义系统和社会行动基础。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正走向碎片化社会。所谓“碎片化”，是相对于“整合”“一统”“主流”而言的，反映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整合化的价值取向。当下的社会主流方向，正从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和整体性的宏大叙事，转向主体多元、平行建构而来的多维化现实，即社会建构不再为一个主流或中心所规范，而是有着多重维度、多重选择和不同的主体，从而走向数智社会中多元共存的新的共同体结构。多维化社会的出现，来自现实的社会建构方式的深刻变化：象征资源从自上而下的集中和垄断到多元和多层次的离散分布；主体间意义的生成空间，从面对面社区扩展到各自建构的虚拟社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积极地参与了各自的现实建构过程。
在这个大转型时代关口，在轮廓初显的多维世界门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角色作用，重新审视语言、思想和社会现实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惯性般地将19世纪铸造的概念和思维定式套用在21世纪鲜活的社会现象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不同理论思路，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方法，不同关注点，正体现了人类思维多样性的绽放。这些不同理论一方面有各自的前提条件、边界条件；另一方面又可以相互对话、在经验证据基础上加以评估。在这条不断流动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科学通过语言符号的交流互动、通过学术社区的建立和演化，通过学术研究的概念化、理论化和交流，而达成暂时的共识，暂时地凝固稳定了现实，为这个纷繁杂乱、变动不居的社会提供了理解与解读其共享意义的窗口。随历史长河流淌，因权力、冲突、反抗、社会内外的分化组合，这些共识也会不断地发生阶段性变动，推动着知识体系的持续演变。在不断重新建构的社会现实面前，在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中，任何试图扮演上帝角色的尝试，恐怕都难以持久有效。
在以上的讨论中，知识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大转型过程中的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建构的？共享意义和社会行动是怎样产生和维系的？象征宇宙是如何生成的，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份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语言、文字、形象等符号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共享意义如何在新的象征世界中产生，如何在不同群体内部及群体间蔓延或多维发展，又是怎样塑造了社会行动、群体建构和集体行为。
纵观我们所处的大转型时代，它涉及一个多世纪的演变路径、众多动力和线索及其相互关系。笔者在这里以一篇论文的篇幅来处理这个宏大课题，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纲要勾勒。或许这是一个自不量力的尝试，与当今学术研究日益狭窄精细的研究风格很不吻合。然而，关于这一重大课题的认识，唯有将这些线索放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中加以聚焦、凝视和解读，才能彰显社会学的想象力。近200年前，社会学应运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大转型时代；今天，新的大转型时代正呼唤着社会学的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