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刊《转型时代的阅读与感怀》
一
在近代史的宏大叙事中，一个主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解体，生产出大量的乌合之众，建构了新型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即商品化、市场化的社会，从而将社会“嵌入”市场经济之中。波兰尼在这本书中充分认识到了这一趋势。
随着这一转型而来的是“自发调节的市场”这一神话，即市场活动自发产生并调节社会秩序，例如著名的“spontaneous order”（自发秩序）的说法。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作为独立的自我调节的组织形态而存在，脱离了社会背景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约束，波兰尼称之为“市场乌托邦”。
依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在“导言”中所说，这本书“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不管是民族国家还是全球经济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最强有力的批判”。
这本书的一条主线即是提出了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双重运动：市场的扩张与社会反向的制约作用。也就是说，“社会保护与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如影随形”，以及政治过程在其中的角色作用。
作者如是说：“19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显然，世界商品市场、世界资本市场以及世界货币市场在金本位制的庇护下为市场机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但是，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恶性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普遍特征。”
波兰尼用大量的史料来说明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活动，不是自发演变的，而是来自国家和政治权力的积极参与，如货币政策，以及有关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经济史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之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经过了大半个世纪，这些说法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命题，但在本书写作的20世纪前半叶，这应该是颇具新意的思想。
二
对于作为社会学者的我来说，书中最为精彩的是关于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作者提出，在市场经济前的各种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互惠、再分配、家计）及其模式（对称、辐辏、自给自足）中，逐利动机并不突出，人们遵循一般的行为准则。 “近期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突出发现是，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其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资产。”（第50—51页）
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摧毁了欧洲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市场模式与特定的动机——交换或交易的动机——相联系，产生了市场制度。“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大转型也塑造了这样一种信念：市场提供了自发调节的机制。
但是，作者要阐述强调的是，市场扩张与社会制约是同时发生的双重运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将人力、土地等商品化，从而经受市场波涛的震荡冲击，因此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如贫困对“现代人类意识”产生了冲击，使得人们重新“发现社会”。一方面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依据市场运行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保护原则”，通过各种社会实验，来重建社会，包括推动立法对生产、劳动和土地等方面的市场活动加以限制，“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预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
这些反向运动诱发了新的制约机制和社会的兴起。国家积极地参与市场建构，同时又通过法律法规来缓和市场对社会造成的震荡。社会针对市场冲击的反作用，推动了一系列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从而影响了国家政策取向。“只要投票权被限制着，并且只有少数人具有政治影响力，那就不必急于采取干预行动，而在普选权已经使得国家成为百万民众的统治机器的情形下，局势就不同了。”（第231页）波兰尼在他的时代就已经注意到公民权利不仅包括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些思想在“二战”以后的欧洲和北美有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兴起。
“作为其结果，一个联结更紧密的社会出现了，不过这个社会也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一系列新的理念取代了自发调节市场的世界。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麻木状态，意想不到的卡理斯玛领袖和专制孤立主义的力量爆发出来了，并且把社会熔铸成了新的形式。”
这本书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是对“二战”前夕欧洲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崩溃的反思，其目标之一是解释20世纪初的经济大衰退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在这个方面，作者将市场、社会与国家间的互动放进了国际关系的格局中去。作者写道：“保护主义之车是三轮驱动的——土地、劳动力和货币。” 延伸开来，即是农民/地主、工人与国家权力间的联手，抵制外来资本和贸易的侵入。而正是经济乌托邦的失败、市场与社会的双重运动及其政治过程将人类推向了世界大战的边缘。
三
在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宣称，“将来回顾起来，我们的时代将因为见证了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而著称”。类似地，我们的时代正在见证“二战”以来的全球化的终结。不是说资本在全球扩张的趋势会戛然而止，而是指全球化背后的社会基础已经被深深撼动了。
然而，全球化进程会持续地影响着未来世界的走向。正如波兰尼针对他的时代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社会历史学家却未能抓住这个提示。他们仍旧拒绝承认文化接触的根本性力量与一个世纪之前造成早期资本主义悲惨景象的力量相同，而现在这种力量正在使殖民地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位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普遍化的推论：‘在无数的差异之下，归根结底来说，异国民族现在所处的困境与我们在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前所处的困境是一样的。新的技术装备、新的知识、新形式的财富和权力增强了社会流动，即引发了个体化的迁移、家族的沉浮、群体的分化、新的领导形式、新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图恩瓦尔德那极具洞察力的大脑意识到，黑人社会今天的文化灾难与资本主义早期大部分的白人社会所经历的灾难惊人相似。只有社会史学家到现在还没意识到这种相似性。”（第177页）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在我看来，全球化的退潮，并不意味着重新退回分离割据的旧时代，而是一个新型的社会格局的建构，一个经历了理性化洗礼的人们积极参与其中的社会，一个去中心化后重新分化组合的社会，一个由新的现实建构机制运作而来的社会。
这个新的社会架构仍然在崎岖起伏的建构过程中。要认识和把握这个新的社会现实，需要走出19世纪的思维方式，需要对那个时代的历史遗产——组织形态、社会建构、意识形态的概念、思路和想象——加以反思。19世纪欧洲经历的大转型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影响深远。我们今天的组织形式、课堂设置、城市规划都深深地留下了19世纪的烙印。我们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拔地而起，需要跳出、超越已有思想范式，用新鲜的眼光来感受和解读新的现实建构机制和变化中的社会格局。在当今社会，我们正在经历新的“大转型”，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不是市场/资本、国家、国际关系，或者大国竞争格局，而是我们生活的社会；也就是说，上述各种形态关系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时代大转型来自社会基础大转型。波兰尼关于19世纪大转型的分析，及其提出的市场-社会双重运动的思路，启发我们认识社会在时代大转型中的基础性意义。在这里，尤其需要社会学的视野和想象力来认识大转型背后的社会变迁。“这里是罗德斯岛，在这里跳吧。”
2025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