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思考和写作与“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主题有关。有朋友提及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的《现实的中介化建构》（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于是找来阅读 /听读，有了一些感想，记录如下。
一
这本书（简称MCR）的主题是，在当今社会中，各种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占有中心位置，在社会建构 “现实”的过程中发生了关键性作用，传统的社会建构现实的机制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大众传播”研究者，这本书是从大众传播的学术背景下重新认识“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主题。在互联网、媒介平台、智能手机充斥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这个讨论正逢其时。
作者讨论的出发点是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这本名著 （简称B&L）。B&L一书我在读研时初次接触过。那时的我只知道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本知识，对有关“社会建构”的另类思想不熟悉，也没有太多感触。后来在实证主义学术氛围中做研究，也远离这一主题，没有关注这个领域。
重新想到并打开B&L这本书是在转向质性研究后的这些年。在田野观察中接触各种现象时注意到，即使在同样的场景下，人们建构的“现实”也会相去甚远。在大转型时代中，社会群体的分化与建构已经远远不能用传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了。如果说B&L的著作强调了面对面互动对建构社会世界和共享意义的重要性，那么20世纪末的一个重要挑战是，人们与其他人们和群体的交往更多地通过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自我建构的“现实”来产生的。
MCR这本书应运而生。这本书意在超越Berger & Luckmann，强调新媒体在构建现实中的重要角色：“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有必要阐明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 该理论不再把面对面交流视为其毋庸置疑的中心。即使当我们直接交流时，我们也要参考与媒介紧密交织的日常现实。”其基本思想是，在深度媒介化的今天，人们间的社会关系从面对面的联结转变到以媒介为载体的联结。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理论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探讨新媒体如何重塑了现实的基本维度：时空、信息和不同载体间的关联。第三部分讨论了深度媒介化对行动者的意义。
书中提出几个核心概念：深度媒介化、媒介多样体 （即日常实践 与媒介之间某种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类型的社会复杂性）、型构（figuration），等等。
二
这本著作提出了好的问题，但没有提供好的分析路径。当今社会中的“深度媒介化”的这一观察应该没有争议，但深度媒介化如何影响了人们的互动和社会化过程呢？如果说，社会建构过程中充满了不可化约的且冲突着的不确定性，那么人们是如何对待这些紧张呢？
作者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着眼于媒介的各种影响作用的一般性讨论，即人们在社会媒介互动中的活动和影响，但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影响在不同的社会人和群体中的不同影响或引起的相互作用，也因此对现实建构的差异性几乎没有任何关注。例如，第三章讨论了媒介技术的演变，但没有关注这些媒介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文中讨论了媒介多体化导致了社会复杂性，但对于复杂性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并没有着力阐述。
文中讨论大多没有建立在实在的经验研究基础上，也许这是因为这个领域中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研究工作。想来这些年来文化研究领域的活动很是活跃，小说、电影、艺术、语言，等等。更大的可能性是，大众传播领域中的研究工作与社会学研究课题没有太大关联，没有在知识社会学方面凝聚成有益的成果。
许多实质性的问题意识仍然有待回答。例如，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与不同媒体互动，如何选择或“被选择”？如何建构自己的现实？与他们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和已有社会制度（教育、朋友圈）是怎样的关系？社会学的根本性问题—群体差异、现实建构、共享思维，等等—在本书讨论中消逝不见了。结果是，作者把许多实在的社会学问题泛化为空泛的一般性问题，犹如把鲜活生动的各种实体活动虚幻为模糊的几何图形，看上去奇形怪状、光怪陆离，但缺少实际具体的内容。例如，下面这段话：“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深度媒介化影响的一个方面，它不是由媒介内容或形式所固有的任何“逻辑”驱动，而是由媒介使意义与社会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加剧的动态所驱动。然而，这只是深度媒介化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 这里的概念、描述与经验世界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
再如，有关“空间”和“时间”两章的讨论，采用一些缺乏实际内容的概念和直观描述，但并没有提出有实质性意义的想法、研究发现，或者有趣的现象或研究问题。在“时间”一章中关于“此时此地”一节的讨论引用了具体事例，但与知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如共享意义、“现实“建构机制、社会化等课题没有任何关联交集。
文中还有一些似乎有着发掘潜力的概念，如型构 ，一阶复杂性（相互独立的事物）、二阶复杂性（即事物间通过媒介相互关联），媒介与社会建构 – 想象的共同体间关系，但有待进一步的实质性讨论。
三
我同意MCR作者的看法，B&L 的早年作品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强调面对面互动和日常生活世界。在当今社会，这一着眼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需要专注媒介交流作为社会建构机制的角色作用。
但是，B&L背后的基本思想并没有过时。我们理解人们的社会行动，需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共享意义的互动过程。从现象学出发，B&L提出的起点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常识，即广为接受的社会情景和社会关系。依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其他社会过程，例如深度媒介化所带来的社会建构机制的变化，如何影响了传统的机制（如社会化、专业化、制度化），如何扩展或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从而制造出新的现实及其意义。从B&L来延伸，社会建构理论思路帮助我们去思考，在媒介时代的今天，我们共享意义的世界，一个具有中心价值的世界，如何走向碎片化、多元化、去中心化。B&L讨论的“外化-客观化-内化”的过程如何产生了新的演变、新的机制甚至质的变化？
如果说20世纪晚期经历了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时期，按照知识社会学说法，即一个广为接受的共享常识的日常世界，那么，当代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去制度化潮流汹涌澎拜的新时期。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建构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强调意义解析，而且特别需要关注不同个人、不同群体关于“社会现实”的不同建构。我们需要回答多重的问题，例如，人们的生活世界、社会世界的新的建构机制、过程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共享意义”是如何制造的：在面对面互动和稳定的基本群体（家庭、邻里、学校等附近）作用之外，媒介在构建共享意义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怎样影响了“附近“与”现实“的建构？回到韦伯定义的“社会行动“上，在媒体化社会中，人们有关社会世界和共享意义的新的建构机制和过程如何影响了人们社会行动？
MCR作者急于摆脱原来概念体系的束缚，却没有提出更坚实的理论框架提而代之，陷入了大而无当、泛泛而谈的窠臼。在我看来，在B&L基础上的深入开掘，修订和发展，而不是推倒重来，应该是更为明智的做法。
这本书引出的更大研究问题是，与传统社会相比，媒介建构的社会中的“现实”建构机制和过程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里不仅仅是经济基础问题、不平等问题，而且是象征符号世界的变化、象征垄断暴力的作用和局限性，信息传播渠道的演变，等等。
这让我想起关于“附近”的讨论。人类学家项飙关于“附近”的讨论和身体力行的推动，反映了“去中心化”和宏大叙事后的实践努力。但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我们需要理论分析的基础性建设，即关于“附近”的共享意义是如何建构、又是如何解构的。这恰恰涉及到“社会建构现实”这一主题相关的基本概念、分类，包括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换言之，“附近”的消逝与重建这一现象本身正需要社会学的意义解读。
在阅读过程中，又遭遇了若干相关著作：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John Searle，1995），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Ian Hacking，1999），以及最近社会学角度上颇有深度的讨论 The Communic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Hubert Knoblauch，2020）。看来，这个方向的探索方兴未艾。
最后，关于翻译上的几个小意见。第一，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在中译本中翻译为“现实的中介化建构”。我以为，翻译为“现实的媒介化建构”似乎更贴切一些，因为“中介化”是一个普遍性意义（例如，“货币”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的“中介”），而“媒介化”正是本书的主题所在。第二，文中将作者强调的媒介的物质基础（materialist）翻译为“唯物主义”，但作者显然不是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或许“物质基础”（物质主义）的翻译更为合适，不易于引起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