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源于西方分类逻辑的现代学科体系，肯定存在诸多弊端。最为突出的是，现代学科体系以分科治学为特征，特别注重专业细分，这一体系在推动学术专业化水平深入和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知识碎片化、学科壁垒森严等问题。这些弊端已经受到学术界批评，因此跨文化研究以及学科交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对某些学科冲击很大。然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到目前为止，现代学科分类仍是基本合理的，人们可以对某些学科进行局部改革，但现代学科体系还远未发展到被整体取代的程度。在现代学科体系下继续积累和创造知识，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以当今世界的撕裂或某种逆全球化趋势而否认现代学科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0世纪中国的发展迂回曲折，异常艰难，现代学术体系却能在忧患动荡之下逐步建立并得以成长。就此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史特别值得研究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得以确立，学科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快速融入全球体系，中国的学术事业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尽管很多学科较之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现代学科门类已经完全与欧美接轨。

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有发言权，尤其是随着整体国力的增强，民族自信心大大提升。表现在知识界，则是学者开始对现代学科体系提出批评和质疑。在跨学科研究的呼声中，“新文科”研究呼之欲出。“新文科”在中国受到特别的重视和欢迎，并得到官方及民间的一致呼应，不仅各种各样的“新文科”机构纷纷设立，甚至同时诞生了两本研究“新文科”的期刊。“新文科”研究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或理念的层面，而是需要实际推动学科研究的更趋深入乃至更新换代。

最近几年，中国学界一方面对现行学科体系提出了严厉的质疑和挑战，另一方面也开始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探索。在上级有关部门倡导及学者们的努力下，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可以说取得了初步成效。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中国知识界开始意识到并全面反思：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此重要，而我们的知识生产所依赖的学科体系却完全来自欧美，几乎没有虑及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这合理吗？如果填写问卷，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答案肯定非常一致：当然不合理。不合理就要改造，此乃天经地义，加之近年来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助推，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中国的学科改造或新学科建设主要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比如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公安学、区域国别学等；二是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出发，比如新设古文字学、中国古典学等。

科学认识现代学科体系和世界近代化历程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从大航海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数百年间，欧洲经历了探险、殖民、资本积累、民族国家构建、经济转型的过程，从传统社会快速进入工业社会，迈过了近代化的门槛，而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变动极小，也没有感知到世界的剧烈变化，依然踯躅于传统农业社会之中。当现代学术体系诞生之时，尤其是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遭遇空前民族危机，自我拯救成为当务之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因此不太可能顾及学科建设。也就是说，在现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建立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是缺席者。

就此而言，仅仅以内忧外患的传统思维去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演进历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全球史的视角加以考察，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蒋廷黻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中国近代史》时便已提出，在中西激烈交锋的19世纪，中西之间的差距其实是中世纪和现代的差距。中国人在强烈的外来冲击之下，开始被迫认识外部世界，然而这个过程特别漫长。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讲，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政治转型须得跨过一个历史三峡，完成这一跨越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此外还需注意的是，中西在政治和经济架构上的差距是显性的，人们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但学术与思想方面的差距却是隐性的，它深藏于冰山之下。比较而言，后者的影响越来越大，发展也越来越难。

从这一背景出发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遭遇，也会让我们特别受启发。中国从传统的帝制社会转型为近代社会，过程极其艰难。当然，几乎所有的轴心文明国家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都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当时的中国要发展，要走出中世纪，必须摆脱传统的羁绊，认真向西方学习。回溯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中的激烈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思潮，不能不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这片历经几千年传统文明滋养的大地上，传统文化的影响早已深深融入人们的血液中，镌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所以有朝一日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亦是必然之理。最近十几年的传统文化热，包括中国古典学等学科的设立，就是这一点的突出反映。

综上，20世纪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完全借鉴西方，原因是社会转型剧烈，思想跟不上行动，学术更是如此。确切地说，中国是在没有完成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在面临一个历史断层的情况下，照搬或嫁接了西方的学科制度。在发展和进步高于一切的时代，这些问题并不突出，因为这个时期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和追赶。而今中国国力大增，经济的发展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愈发显得不相匹配，尤其是原先被遮蔽、被忽视的传统现在强势回归，我们却无处将其安顿，这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在国际矛盾突显、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中西对抗激烈的时代，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于是，这套来自西方的学科制度自然成为被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很多人发问，中国的历史如此之悠久，文化如此之丰富，为什么在现代学科设置中付之阙如？！为此，学者们曾经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多年前关于“国学”的讨论以及“国学”是否应该设为一级学科的争论，就非常典型。在争论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的悖论：现代学科设置要纳入中国元素，要与中国的历史与实际相结合，却很可能与现代学科规范不相符合；要完全遵循现代学科设置规范，则中国元素很难纳入其中。因此，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便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大事；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如此被重视，我想也正是基于这样复杂的背景。

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硬发展没有道理。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原则，应是在基本遵循国际认可的学科规范和学术规范前提之下，适当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适当纳入中国元素。

如前所述，现代学科体系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总体而言仍是基本合理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学科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同样是合理的，而且学科调整事实上也一直在进行之中。只是因为此前每次学科调整幅度都比较小，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而已。最近几年，随着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学科调整的幅度不仅越来越大，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因此格外引人瞩目。但无论调整的方式及幅度如何，或有关中国的内容占比多少，都必须秉持科学精神，否则学科调整不会成功，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目的也难以达到。

2024年，中国古典学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次年，四川大学成立国内首个中国古典学系，这标志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体上讲，中国古典学学科的设立可谓恰逢其时，况且此前许多高校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学者们对“国学”可否作为一级学科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可以说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这绝不意味着这门学科从此以后就走在康庄大道上了。我的体会是，要建设好这门学科，既需深刻全面理解西方古典学的内涵，又要合理规范中国古典学的范畴，二者缺一不可。我这里所说的全面理解西方古典学，尽管并不意味着要一一对标西方古典学，但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不宜相去太远。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可也不应弃现行学科体系于不顾而另立山头。

尽管学界对西方古典学并没有特别严格的定义，但由于这一学科产生自文艺复兴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在欧洲多数学者的心目中，其内涵是相对清晰的。西方古典学在欧洲各国兴起的最重要动力或目的并非纯学术的。那时各个新兴的年轻民族国家刚刚艰难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并在政治上摆脱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但历史的断裂以及国家的分裂使他们一时难以找到精神寄托和文化依托，于是希望借助古典寻找思想、精神和文化的家园，通俗讲就是文化寻根。他们通过对各种文献、器物及遗迹等等的研究，果然在古希腊找到了精神食粮和情感依托；这种探寻继而扩展到古罗马，结果又发现一洞天福地。

因此，欧洲传统高校的古典学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典籍、历史与文化方面，以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为基础。尽管后来古典学的内涵逐步扩大，比如有学者主张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包括埃及和西亚地区)纳入古典学研究范畴，有的学者主张应该包括拜占庭及阿拉伯世界，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包括深受欧洲影响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意见多种多样；但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只有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关的研究对象才是古典学的核心内容。

西方古典学的本质是通过文化探源寻找精神家园，以作为近代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古典学自当借鉴和学习西方古典学，即关于古典学的研究范围、具体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应以西方古典学为参照。当然，由于中西发展路径的差异，不可能照搬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及思路，而必须立足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知识体系之实际。尽管中国历史上经过多次改朝换代、政权分裂、异族入侵等等，但与欧洲历史相比，中国历史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断裂，更没有最终分裂为无数个小国。也正因此，中国近世历史并没有发生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大约这也是不必要的)。目前关于中国古典学的讨论如火如荼，但很多人不太关注西方古典学的原生态，也不太注重中西历史的比较，这导致了许多无意义的讨论。

正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古典学产生的背景悬殊，所以关于中国古典学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学术界众说纷纭，基本看法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认为应该以先秦诸子及典籍研究为核心，作为轴心期的春秋战国，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期；二是认为应该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基础，囊括从先秦至清代所有的中国典籍；三是认为可以将“国学”定义为“中国古典学”，直接纳入现代学科体系。除上述主流看法外，其他意见大多以自身所在学科为本位，比如认为应该以古文字学为中心，或应该以文献学为中心等等，这些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四部”是中国传统知识的分类法，体现了中国人对知识体系的独特理解，在世界文化史上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严格来说，“四部”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中国传统学术以综合见长，不重分类，甚至根本上反对分类。今天人们依然经常讲“文史(哲)不分家”，便是受传统学术影响的体现。这套知识体系与传统社会相适应，在大规模中西交通之前从未被质疑过。但19世纪末西学东渐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这都是两套迥异的知识系统。逮至西式高校在中国设立，院系设置完全依照西方学科分类，“四部”知识系统被毫无悬念地排除在外；科举制的废除，则使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失去了社会根基。至20世纪初，现代学科分类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根本性冲击完全显现了出来。此后尽管很多人做过努力，试图将传统学术融入现代学科体系之中，比如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的设立就是广为人知的尝试，但其影响可用“盛极一时，昙花一现”来形容，从学科建设角度来看，实际上最终都没有成功。今天有人对当年北大国学门及清华国学研究院评价很高，尤其是前者培育了北大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后者培养了多位极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但我认为他们的办学模式和学科设置却是不成功的。

不仅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包括“四部”在内的传统学术文化的彻底批判，更使传统知识体系整体上遭受质疑。总之，晚清以降，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以及社会的急剧转型，新的知识体系、分科教学及研究制度逐步取代了传统知识体系。尽管中国历史文化与知识传统悠久深远，但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在现代知识体系的分类中始终未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则是显见的事实。在“四部”中，只有“史”基本能与“历史学”对接，其他三部分皆无着落。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与学术的主体内容，其部分形而上的内容勉强可入哲学，关于治国理政的部分内容勉强可入政治学。此外，在清代“六经皆史”口号相邀下，六经也可以部分或基本文献化、史料化了，但六经中有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却无法归类，也是最容易流失的。有学者建议，为了将优秀的中国传统学术纳入现代学科体系，不妨直接将“国学”直接定义为“中国古典学”。这个建议听上去似有几分道理，实则毫不可取。“国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仅过于庞杂，且有着浓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清末国学倡导者深受顾炎武影响，而顾氏有“亡国”与“亡天下”的说法，这种说法经常被转换为“亡国”与“亡国学”的关联，在此语境下，“国学”即“亡国之学”，名为学术，实乃政治。正是在此意义上，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其本质就是“政治压倒学术”，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曾提出“国故学”概念，他认为“国学”实为“国故学”的缩写；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研究“国故”的学问就是“国学”。胡适的观点影响极大，但他对“国学”的理解过于泛化，与“传统文化”的概念几乎没有区别，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无意义的概念。因此，将“亡国之学”或“国故学”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内涵，是难以成立的。

关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在“四部”知识体系中，因为“经”长期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中国古典学应该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还有学者认为，儒学不仅长期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也是秦至清两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儒学可以作为中国古典学的主体；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将朱子学作为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内容最为合理。上述诸种看法看似有一定道理，实则不得要领。

设立中国古典学学科可谓意义深远，我们通常视之为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有益尝试。实则事情远不止此。从欧洲历史发展看，古典学的建设更是攸关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是近代化衡量标准的一项核心内容，在西方，这一建构过程自大航海时期开始加速，至《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立起新的国际关系体系而基本完成。当遭遇西方殖民列强之前，中国人只有天下观，而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后弱肉强食、中国屡被霸凌的过程中，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曾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20世纪初的文化论争，以及在此过程中提出的国学、国粹等概念，实际是在民族生存危机面前的自我反省，而这种反省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国学或传统文化两次大讨论的历史背景显著不同，最近的这次大讨论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诉求已经完全不同。就此而言，中国古典学的学科设置，也是时代的需求。

西方古典学是伴随西方近代化进程而发展壮大并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在近代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西方人文精神得以弘扬并实现了现代性转化，这是欧美人文科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我们今天设立中国古典学学科，实际对标的是西方古典学。也就是说，我们依然必须在现有的学科体系内做加减法，不可能另搞一套体系，对这一点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学科建设和学术探索中，我们要避免走极端，比如以所谓“食货”代替“经济”，以所谓“群学”代替“社会学”等。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绝不能走复古或排外的旧路，而是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当然，曾经作为西方传统人文学科基石的古典学，当前也面临种种问题，比如古典学学科日益边缘化，经费削减，教授席位减少，曾经作为经典课程的荷马史诗、维吉尔作品被移出必修课课程体系，取消古典学专业的语言必修要求等。我们在这个时候逆势而上，设立中国古典学学科，正说明我们有责任有担当。中国古典学“文史不分”的传统和整体性思维，某种程度上正契合所谓“新文科”或“跨学科”的要求，可以弥补现代学科体系相互割裂的缺陷。

总之，一百多年来我们在欧风美雨以及自身的努力下，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学科体系的建构。也正因此，中国不仅从传统走向现代，而且逐渐融入全球知识体系。尽管目前学科体系架构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总体上看仍是基本合理的。我们相信，通过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最终一定能够完成解释中国道路并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原创理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