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发布的平台，其重要性日渐突出。尽管数智时代的到来，使传统学术期刊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在现行学术体制尤其是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之下，学术期刊的地位依然无可撼动。也正因此，每当人们质疑或批评现行学术体制或学术评价体系的时候，学术期刊总是被推上风头浪尖，成为众矢之的。一方面，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学术水平和规范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学术影响力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目前学术期刊的地位非常尴尬，同时受到体制和技术的双重挤压，生存艰难。尤其是近年来，诸多问题不仅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反而愈发严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人文社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将会遭遇瓶颈。
一、贡献与地位之悖
新时期以来我国学术期刊的阵容不断壮大，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发布最重要的平台，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同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学术成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尤其是大量海外学术成果的引进；即使在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海外中国学的引入是中国史学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助推因素。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中国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与时俱进，无论是在学术内容还是在学术规范方面都取得了极大进步，也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人文社科成果展示最重要的平台，数量众多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承担并出色完成了中文学术成果的发布工作，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中文学术期刊担当了重要角色。可以说，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是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展演的舞台，这个舞台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人文社科期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及重要作用并未完全得到社会及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甚至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尊重。最突出的表现，一是目前各高校及科研部门对期刊编辑的不公正甚至歧视，二是社会及学术界对期刊有很多的误解甚至曲解，这导致了很多现实问题困扰着期刊，而这些困扰形成了期刊发展的瓶颈。随着高校及科研部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编辑在单位中地位越来越低，高校里的编辑部属于教辅单位，编辑待遇普遍低于教师。这种人事制度安排不仅影响了编辑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难以将优秀人才持续引入编辑部。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学术期刊在目前学术评价中的作用被扭曲和误解，同样已经成为学术期刊发展的瓶颈。学术期刊在学术评价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把学术评价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或弊病直接归咎于学术期刊。学术期刊不仅背负着学术评价不公的骂名，甚至还遭致行政部门的批评及学者的误解。
目前学术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既不完全在于学术评价机构，更不在于学术期刊，而主要是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所造成。以各单位的期刊分级为例，各高校及科研部门关于期刊等级的划分五花八门，这是因为期刊等级的划分都是根据各单位自己的需要和现状来确定的，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学术期刊评定水平的高低或所谓“期刊等级”的确定，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这既与期刊学术水平的高低有关，也与期刊的主办单位有关。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普遍被定为较高的等级，因为这些期刊处于较高的学术平台之上，聚集了全国最好的学术资源，所以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社科院自己也承认，目前这些期刊已然是其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其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既与所依赖的学术平台相关（如各名校主办的期刊），也与期刊自身的经营有很大关系，所谓“有为才会有位”。近年，的确有不少地方院校主办的期刊成为全国名刊。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少数期刊为应对期刊评价而故意减少发文量，或拒绝发表年轻人文章等。有些杂志暗里设置门槛，非教授不发、非博士不发，等等。有些期刊甚至公然做假数据。这些做法不仅玷污了学术期刊的名声，而且使学术评价陷入极度混乱，的确需要引起注意，必须改正。
二、评价的公正之问
学术期刊既是学术论文展示或评价的平台，也是被评价的对象。在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学术评价机制亦未健全的今天，学术评价本质上就是期刊评价。但目前学术期刊评价过度依赖评价机构，可以说评价机构事实上掌握了学术期刊评价的核心话语权。其逻辑结果就是，评价机构成了事实上的学术评价的代言人。因此，我们在思考如何建立中国特色或中国自主的科研评价体系时，首先需要处理好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这一对关系，评价机构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其次需要明确评价的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评价的目的是什么。
先看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即期刊是基础，期刊是学术评价机构的衣食父母，评价机构依赖学术期刊而存在。鉴于目前国内的学术评价机构所做工作非常有限，实际上它们主要或全部做的只是学术期刊评价，因此完全可以说，目前的学术评价就是期刊评价，所有评价机构所做的、所能做的工作，实际就是学术期刊评价工作。就此而言，如果抽掉学术期刊评价，学术评价则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评价机构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评价机构因学术期刊而有了生存的基础，因此评价机构不仅不能高高在上，反而应该认识到为期刊提供服务才是天职。但是，现在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的关系却是一种颠倒的关系，有些评价机构现在俨然成了学术期刊的指挥棒，似乎学术期刊要仰仗评价机构的恩惠而存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原因是我们的学术生态出了严重问题。
当然，有的评价机构能够保持清醒的认知，不仅能够认真研究期刊，而且设法为期刊提供可能的帮助和服务，从而使期刊与评价机构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比如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就做的非常好，他们不仅把数据做得极为精细，而且能够认真研究期刊，并给期刊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做中文核心期刊的研制工作，也是越来越细致，综合考量各种指标，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就此而言，期刊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上述评价机构的数据及研究报告，对进一步办好期刊将有极大的帮助。
再看评价的原则和标准问题。这里涉及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关系，或期刊数据与同行评价的关系。此前我特别反对量化评价，曾提出“量化评价扼杀人文学术”的看法，比较极端。现在我的想法有所改变，对量化评价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认为学术评价必须有量化数据作为基础或重要参考，没有量化数据的学术评价很难成为科学公正的评价。我之所以改变想法，主要依据两点现实存在的问题：一是目前我们尚未形成健全的学术共同体，无论是在期刊评价方面，还是在其他相关的学术评价方面，学术共同体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二是某些评价机构抛出的期刊榜单，毫无科学性可言，人为痕迹过于突出，难以服众。有些评价机构打着所谓“破四唯”“破五唯”“破SCI”“破唯数据”等的旗号，在所谓同行评议、公平正义的口号下，完全不看数据，完全不看基本的评价指标，就对学术期刊做出分级评价。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是依靠特殊的地位对学术期刊发号施令，是对正常学术秩序的干扰，更是对正常办刊的干扰。在人为操纵与客观数据之间，我们当然宁可选择数据。
目前，在国内最有影响的学术评价机构中，只有个别评价机构有自己常年积累的数据，这些数据基本是客观的、科学的。而多数评价机构要么根本没有数据，要么使用一些极不可靠的数据，或直接从某些数据平台廉价购买一些并不可靠的数据。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学术共同体的缺位，以及对评价机构监管和评价的缺失，是导致学术期刊评价乱象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实行分学科评价，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应该是目前较为妥当的评价方法。对此，业界有非常深入的论述：“计量指标在期刊评价中不可或缺，但其应用需设定清晰边界以避免误导。引证指标（如被引量、影响因子）在评价体系中一般权重最高，但并非适用所有学科。基础学科（如哲学、历史）的引用率天然较低，强行应用会导致评价偏差。另外，近年来由于核心期刊功能的扩大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片面追求定量数据，使得评价指标数据的客观性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造成了指标数据质量的下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定量评价的效果。因此，评价体系除了要考虑这种学科间的指标差异性、构建多元的评价生态、减少评价体系的统一化和标准化，还要加大专家定性评审力度、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才能得到客观的评价结果。”
三、权益的数字之困
学术内容的创作者无疑是广大学者，学者是学术论文的生产者；学术期刊作为内容的组织者在学术传播链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学术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媒介。在以纸质媒体为主要传播平台的时代，学术期刊是学术传播的核心；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学术论文转向以数字传播为主，数字平台成为新的主导力量。发展到今天，学术期刊在数字传播中的弱势地位显露无遗，突出表现为纸质期刊对数字平台的高度依赖，甚至是对某一数字平台的高度依赖。因为读者新的阅读习惯已经养成，纸质期刊几乎已经无人阅读。本来学术期刊是数字平台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数字平台之母；但现在关系颠倒了，而且这种颠倒的关系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本末倒置。
学术期刊在数字传播竞争场上全面失守，有体制的原因，但也有学术期刊自身的原因。一是学术期刊的传统体制、意识形态因素等制度性制约，限制了编辑部数字化、市场化时代的竞争潜力；二是每家编辑部通常只有一两本期刊，而编辑部之间也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种高度碎片化的期刊结构导致集约化、数字化改革极为艰难，也极易被数字平台各个击破；三是学术期刊不仅在传播与评价方面依赖数字平台，而且在技术上也形成了对数字平台的高度依赖。其结果就是，无论是编辑部还是读者，事实上都已经无法离开数字平台，现在的学术期刊甚至畏惧数字平台，担心平台拒绝期刊文章上网，而一味让渡权力。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尽管数字平台对学术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数字平台与作者及学术期刊却形成了极不平等的关系，突出表现为作者及编辑部的付出与权益不对等。编辑部做了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但基本只有付出，几乎没有经济回报；数字平台只是把各期刊的文章搬到平台上而已，但却挣得盆满钵满。作者当然也只是得到了编辑部给予的报酬，平台传播的收益没有得到，除非你去打官司。”
这种状况应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否则学术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总之，伴随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和工作过程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面对诸多的革命性变化，期刊编辑部体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期刊的数字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成效甚微。而今我们又面临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学术期刊将向何方发展，是每一位期刊人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仲伟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教授。
刊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纪念中国大学学报创刊120周年”专栏《数智时代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笔谈）》，第8-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