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滞胀”危机和劳资矛盾冲突的双重背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聚焦资本主义劳动制度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文章梳理该学派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理论的演进，包括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劳动控制体系和劳动市场结构的三阶段研究，21世纪初空间化、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下新型劳动控制体系的分析，揭示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承继关系。立足数字经济时代，文章借鉴该学派的劳动研究传统，指出数字劳动过程和数字劳动控制呈现出新现象、新特征：数字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弹性化趋势增强，数字劳动控制的形式更为多样化、隐蔽化，数字劳动市场的二元分割趋势日益明显。
关键词：积累的社会结构; 劳动过程; 劳动控制; 数字劳动
一、引言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与消费模式，也催生了新型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平台通过算法管理等新型劳动控制手段，引发了以弹性雇佣和去技能化为特征的劳动过程变革，加剧了劳动市场的二元分割与收入不平等。这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将数字劳动相关的新概念纳入其理论解释框架。作为欧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在继承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过程与劳动控制理论，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可以应用于数字劳动的分析，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了劳动过程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形式，催生了新型劳动控制体系，揭示其对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为理解当代数字劳动的新现象提供批判性视角。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思想和逆周期调节政策收效甚微，众多新的经济学流派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 Gordon）、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迈克尔·里奇（Michael Reich）等人重新审视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重点聚焦对劳动制度的演化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积累的社会结构”（SSA）概念，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经济扩张和停滞周期性交替现象，以及资本主义制度随时间的演化，最终形成了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
1978年，戈登在论文中首次使用了“积累的社会结构”一词。1980年，戈登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积累阶段理论”，列出了一个关系资本积累稳定性的制度清单。1982年，戈登、爱德华兹和里奇在《工作分割、工人分化：美国劳动的历史转型》一书中正式提出SSA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依赖于外部环境的稳定支撑，这种外部环境被概念化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具体指“所有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制度”，它是由一系列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际制度等组成的集合体。有效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将在一段时间内促进经济扩张，实现长期、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但是随着资本积累过程趋于极限，积累的社会结构将走向衰落，从而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停滞乃至经济危机。直到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建立，资本积累过程得以恢复，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进入下一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每一个长波都有其相应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经济周期的驱动力正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建立与崩塌。此书的出版标志着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正式诞生，随后，SSA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其他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分析。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者通过翻译论文、撰写综述的形式，逐步引入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了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的提出、与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关系、SSA理论的具体应用，以及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对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批评。但是，受制于学派自身的影响力和传播力，SSA理论并未在国内引起广泛重视。
21世纪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掀起了研究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热潮，大量学者从事文献翻译、理论评述等工作，主要涉及如下方向：其一，介绍SSA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框架体系，考察SSA理论的构建、修正和重建过程，梳理两代SSA理论的发展脉络。其二，考察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的关系，包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与长波理论、劳动制度变迁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系，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危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危机理论的关系，SSA理论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其三，讨论SSA理论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分析SSA理论的全球化发展与演变。例如，王守义指出了SSA理论的最新研究方向：一是从宏观角度重新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二是探究SSA形成和发展中的机制和要素；三是从积累的社会结构角度解读“中国模式”；其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资关系思想入手，回归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关注劳动制度的传统，开展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
21世纪10年代起，一批中国学者试图将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相结合，相关研究进入中国化阶段。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举办“中国SSA理论研讨会”，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卫·科茨（David M.Kotz）、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与国内学者马艳、张晖明、杨志、吕守军、孟捷等人围绕SSA理论在中国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展开探讨，提出了“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CSSA）理论，证明了SSA理论的适用范围可以拓展到其他国家。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考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应用SSA方法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从政府、资本、劳动三者的关系切入，考察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特殊性。第二，分析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基于SSA理论研究中国阶层关系的演化，考察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演变特征、转化机理、阶段划分。尤其是在劳动相关的研究领域，以劳动过程为切入点考察当代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重形态。第三，构建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马艳等人将“生态文明制度”作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核心制度之一，提出了“可持续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和“中国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设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指导SSA理论的中国化实践。第四，分析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基于SSA理论的分析框架，预测“新基建”战略将通过投资机制驱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的CSSA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演进与高质量发展。第五，基于CSSA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进一步探究其逻辑线索与分析框架。
二、历史背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劳资关系变化的考察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等超经济（extra-economic）因素的考察。SSA理论在提出之初，便被应用于分析美国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三次历史转型。在该学派的概念体系中，与劳动相关的制度也被认为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构成之一。因此，有必要回顾美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劳资关系状况。
（一）福特主义的危机与劳工力量的削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黄金时代”（Golden Ageof Capitalism）。在这一时期，美国是典型的福特主义发展模式，伴随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式积累体制和劳资联合型的调节方式，曾一度形成了协调型的劳资关系。例如，当时美国的劳动合同普遍采取“资本-劳动协商”机制，企业为了维持稳定生产而倾向于签订长期雇佣合同，通过与劳动者协商的方式确定工资，工会的组织化使得劳动者的力量相对强大，实际工资提高。由于实际工资的提高刺激了消费，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进一步扩大，形成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同步上升的良性循环，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
尽管福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资妥协并延长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周期，但从根本上，劳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难以得到解决。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工资份额的上涨开始侵蚀利润份额，协调型劳资关系逐渐趋于解体，资本家为恢复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发起了对劳工的反击。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陷入了“滞胀”危机。福特主义最终在外部冲击和自身结构性危机的双重打击之下宣告破产。在利润率普遍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美国的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剩余价值，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控制成本，造成工资挤压；而公司管理和监督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机构规模不断扩张以致变得臃肿，造成官僚负担。工资挤压和官僚负担共同作用，深化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引来新一轮罢工潮。20世纪80年代，美国航空管制员工会（PATCO）罢工失败，标志着联邦政府彻底转向敌视工会，劳工组织力量被削弱，劳动者处于更弱势的地位。
（二）劳动过程的重构与劳动市场的分割
20世纪40—50年代，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对劳动过程、劳动力技能需求和劳动市场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变革推动劳动过程的自动化转型。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军方资助的数控机床技术开始应用于制造业，通过编程控制机械操作，减少了对传统手工操作的依赖性，促使工人从直接操作机器转向监控和维护设备，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下降，而对技术理解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自动化技术与泰勒制科学管理理论相结合，进一步深化劳动控制。20世纪初的泰勒制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科学分解，实现劳动分工的细化。而自动化技术诞生后，进一步强化了管理层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通过分解任务和标准化流程，削弱了工人自主性。
劳动过程的自动化和劳动控制的深化带来了产业间和产业内的二元重构，由此引发劳动市场的分割。在不同产业间，新兴行业和传统工业的工人技能鸿沟扩大，待遇对比鲜明：一级劳动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的工人享有较好的工作待遇和较高的薪酬收入，而次级劳动市场（secondary labormarket）的工人则面临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低收入，低技能工人失业率上升，形成“技术性失业”，造成了劳动者内部的分化。在同一产业内，传统工业的生产从“资本-劳动集约化”向“技术-资本集约化”发展，资本对技术的需求上升而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工人面临职业固化和技能单一化的风险。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使得一些高重复性的工作被机器替代，工人被禁锢在特定岗位上，难以获得多样化的工作经验和技能，无法实现转型或提升。
总而言之，第三次科技革命通过自动化和科学管理重塑了劳动过程，加剧了劳动控制、技能分化和就业不平等。随后，技术进步对劳动市场的影响逐渐从经济层面传导到社会层面。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劳资冲突尖锐、贫富差距扩大，欧美国家爆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极大挑战。在此背景下，经济学理论不能再囿于纯经济的框架中，而对社会因素视若无睹。与其他在“滞胀”危机后诞生的经济学流派相比，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将劳动制度、社会结构等超经济因素纳入经济学理论框架，实现对纯经济分析的超越。事实上，这种对社会关系的强调、对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论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高度，将资本主义视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各种制度处于复杂动态关系中的历史生产模式，主张从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的角度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下文将详细论述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承继关系。
三、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论
在经济思想史谱系上，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被归为欧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该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提炼出一套独特的、层次分明的概念体系，通过考察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机制，形成了SSA理论。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概念体系和SSA理论
1. 长期波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增长期（大约25年）和衰退期（大约25年）交替出现的现象，最早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发现，因此也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长波的增长阶段和衰退阶段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自动的、内在产生的现象”。他的分析以长期投资为基础，认为融资机制会影响长期资本品的置换周期，从而带来长周期波动。
2. 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其与资本主义生产相伴随，取决于资本家的预期以及对潜在盈利能力的计算，一方面依靠资本家的内部决策，另一方面依赖于外部环境的稳定性。资本积累所需环境的稳定性可以具体化为制度的稳定性，包含四种相互联系的制度结构：其一为积累的主体，指公司结构，旨在调节已经形成的工作组织方式与扩大的经营规模范围之间的矛盾；其二为积累的动力，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有效的劳动制度可以暂时缓解上述矛盾，满足持续快速的资本积累要求；其三为积累的系统性条件，指货币制度和国家结构，旨在保证世界市场交换的等价标准，维持政治关系的相对稳定；其四为单个资本积累的条件，包括生产材料的获得，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资本周转所需要的自然供给结构、中间供给结构、社会家庭结构、劳动市场结构、劳动管理结构等。
3. 积累的社会结构。戈登在1978年首次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指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并非整个外部环境，而只是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特定制度。这些特定制度之间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制度影响着资本积累过程的重要环节，有些制度的影响力则相对有限。在《工作分割、工人分化：美国劳动的历史转型》中，戈登等人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制度是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的变革，与其他制度的变革共同作用，推动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演替。每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都会经历连续的探索期、巩固期和衰退期，前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衰退期也是下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探索期。在探索期，资本家创新劳动控制形式，尝试缓解劳资冲突、应对劳动生产率下降问题；在巩固期，以劳动组织方式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形成积累的社会结构，为资本积累的快速运行奠定制度基础；在衰退期，既有的制度集合体难以发挥调节功能，引发经济停滞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崩溃。
4. 劳动过程。《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一般条件……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一般的劳动过程是人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一定变化的过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则是一般劳动过程的特殊形式，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重点考察的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其核心是控制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本质是将劳动力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商品，将劳动者的自主活动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并通过技术、管理、制度等手段不断重构劳动过程以强化剥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一方面依赖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剥夺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这种矛盾运动决定了它始终伴随着劳动者抗争与资本反制，劳资对抗也构成了积累的社会结构演化的底层逻辑。
5. 劳动市场结构。劳动市场是劳动力作为商品买卖的市场，其存在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迫使工人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市场并非中性交易场所，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载体，其本质是劳动力商品化、剩余价值剥削和产业后备军的再生产。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的生产组织方式决定了劳动市场结构。例如，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劳动者依靠自身掌握的熟练手艺谋生，劳动市场呈现分散结构；在自动化生产时代，核心部门劳动者享有高薪、稳定的工作，与边缘部门劳动者低薪、临时的工作形成鲜明对比，劳动市场呈现二元结构；在全球化时代，资本通过外包将生产转移至低劳动成本国家，劳动市场呈现空间不平等结构（参见图1）。
图1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概念体系
基于上述核心概念，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形成了SSA理论，考察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积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劳动制度的关键作用：资本家追求持续快速的资本积累，必要的环境条件之一是能够缓解危机的劳动组织形式和劳动市场结构。
（二）理论渊源：劳动过程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过程理论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开展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分析奠定了学理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价值增殖逻辑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具体到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资本家通过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劳动控制重构劳动过程，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在简单协作部分，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等，体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原始控制；在工场手工业部分，劳动者在形式上受雇于资本，但仍保留一定的劳动自主性，马克思分析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对工人的不利影响，体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分工控制；在机器大工业部分，“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机器化大生产彻底剥夺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劳动节奏完全服从资本逻辑，马克思分析了机器的二重性，体现了资本对劳动的技术控制。
一方面，劳动过程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启发了SSA理论的拓展性研究。例如，《资本论》中有关雇佣工人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等经典概念，启发了戈登关于美国公司劳动管理中“大棒策略”（Stick Strategy）的研究，提出了工资挤压和官僚负担的二重性，认为二者是造成美国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理论强调阶级斗争，将劳资冲突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启发了爱德华兹从调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入手，提出了劳动控制体系（control system）的概念。劳动控制体系即维持劳动控制的结构性、规范性机制，旨在化解工作场所中的劳动控制危机。爱德华兹发现，劳资双方始终围绕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而展开斗争，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方式随之发生阶段性转变：从直接粗暴的简单控制体系（simple control system），转变成以自动化技术为中介的技术控制体系（technical control system），再发展为依托制度规则的官僚控制体系。
（三）方法论渊源：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开展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分析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英国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演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次经历了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机器大生产的发展阶段。受此启发，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变迁，发现每一阶段的积累的社会结构都呈现出特定的历史规定性。以美国为例，戈登、爱德华兹和里奇以工作组织和劳动市场结构为核心，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三种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从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最初的无产阶级化积累的社会结构为主导，特征是简单控制体系的工作组织、分散孤立的劳动市场结构；从19世纪9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质化积累的社会结构为主导，特征是技术控制体系的工作组织、竞争性的劳动市场结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初，分割化积累的社会结构为主导，特征是官僚控制体系的工作组织、二元分割的劳动市场结构。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之后，美国需要构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但戈登等人对其特征并未做出预判。
在戈登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学派的后继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形成了第四个积累的社会结构，但具体的学术观点存在分歧。迈克尔·华莱士（Michael Wallace）和大卫·布雷迪（David Brady）等人继承了劳动研究的传统，认为美国形成了空间化积累的社会结构，资本通过空间重构来控制劳动过程，特征是技术官僚控制体系的工作组织、空间化的劳动市场结构。大卫·科茨和特伦斯·麦克唐纳则将研究视角从劳动制度扩展到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国际制度等多方面，认为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维克托·利皮特（Victor D. Lippit）也认为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其特征表现为资本相对于劳动力量的提升、金融创新与金融制度改革、公司制度变革、有限政府、有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有利于小型创业公司的资本市场。
从上述针对美国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每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都会经历从建立到发展再到衰退的完整周期，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解决了旧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下的矛盾，但同时也创造了毁灭自身的新矛盾。因此，现阶段积累的社会结构既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又孕育着未来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萌芽。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具体化为“资本积累-积累的社会结构”，积累的社会结构经历“产生-增长-衰败-转型”的循环往复，并引起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经济周期。
四、理论演进：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体系的历史分析
（一）从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劳动控制体系的三阶段研究
1982年，戈登、爱德华兹和里奇出版《工作分割、工人分化：美国劳动的历史转型》一书，历史性地考察了美国劳动控制体系和劳动市场结构的三次重大结构性变革。
1. 第一阶段（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简单控制体系和孤立的劳动市场。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资本家的职能是聚集生产要素、组织作坊式生产，劳动过程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具有工艺技能和熟练知识的劳动者手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方式为简单控制体系，企业主直接监督或雇佣工头间接监督工人，控制手段以暴力惩戒为主，控制效果依赖于雇主的个人权威。在这种工作组织下，形成了碎片化、高度分散的、孤立的劳动市场结构。然而，矛盾也随之暴露：一方面，生产社会化要求强化劳动控制；另一方面，规模化生产削弱了简单控制的有效性。工厂的专制管理激化了阶级矛盾，工人通过生产知识垄断掌握劳动节奏，形成对资本积累的客观限制。这种结构性矛盾在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中达到顶点，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化积累的社会结构走向崩溃，推动资本重构劳动控制体系。
2. 第二阶段（19世纪9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技术控制体系和统一的劳动市场。
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组织形式，导致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劳动条件的同质化、劳动者的去技能化。相应地，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演变为技术控制体系，以机器节奏主导劳动过程，以技术手段实现劳动控制。工人不再具有熟练知识垄断，逐步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在这种工作组织下，劳动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局部性市场向统一性市场演进，竞争机制得到充分发展。然而，技术控制体系的强化也埋下了自身崩溃的种子：一方面，技术控制体系通过机器节奏实现劳动纪律，导致工人降格为机器附庸，引发工人反抗，激化了劳资冲突；另一方面，技术控制体系下的流水线工人规模庞大，紧密的劳动分工联系使劳动力大军更容易联合起来，便于工人罢工、成立工会。技术控制体系无法克服其内在悖论——越是强化技术控制，越加速资本积累条件的瓦解，这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表现。
3. 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初），官僚控制体系和分割的劳动市场。
美国的劳动市场日益呈现二元分割：一级劳动市场以劳资协作为特征，工会组织强大，企业给予工人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以增强忠诚度；次级劳动市场以劳资冲突为特征，工会组织势力较弱，工人面临低工资、低福利、较差的就业保障，企业采取强迫、威胁甚至解雇等强制性手段驱使工人工作。相应地，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体系也出现细分：次级劳动市场实施简单控制体系，从属的一级劳动市场实施技术控制体系，独立的一级劳动市场则出现了官僚控制体系。官僚控制体系通过制度化的书面规则控制劳动过程，管理者权限受到明确约束，防止监管权力的任意行使，同时保障工人的申诉渠道和权利。这种制度强化了工人的个体利益导向，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凝聚力，从而阻碍了集体抗争行动。从简单控制体系到技术控制体系再到官僚控制体系的演进，标志着资本主义劳动控制体系的逐渐成熟。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再次爆发：“滞胀”危机引发的资本利润率下滑使得雇主无法履行劳资协商的承诺，政府削减福利支出冲击了社会制度基础，分割化积累的社会结构逐步走向崩溃。
（二）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新型劳动控制体系的特征分析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创始人戈登、爱德华兹、里奇等人在提出SSA理论之后逐渐转移了学术兴趣，使得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后形成了何种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96年，戈登去世，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第一代学者落下帷幕，科茨等学者登上历史舞台，继续研究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演进历程。新一代学者围绕美国形成了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展开研究，分为空间化积累的社会结构、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两派，各自提供了颇具代表性的解释。
空间化积累的社会结构派提出了劳动过程的空间重构与技术官僚控制体系的概念。1994年，唐·谢尔曼·格兰特（Don Sherman Grant）和迈克尔·华莱士基于美国州级维度数据分析资本的空间流动对劳动控制的重构，首次提出“空间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步入21世纪，迈克尔·华莱士和大卫·布雷迪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发生巨大转变，快节奏的技术变革、工作组织的演变、劳动控制的创新，使雇主、管理层和工人都陷入了不确定性之中。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戈登等人的劳动研究传统，对SSA理论进行综合和扩展，以微观层面的劳动过程的空间重构、中观层面的技术官僚控制体系、宏观层面的空间化积累的社会结构来解释这些新变化。由此，空间化学派正式成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延伸学派。
微观层面，劳动过程的空间重构成为资本重新获取并强化劳动控制权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背景下，原本在单一工厂内的完整生产流程被分解为跨地域的环节，劳动过程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突破了传统劳动的地域限制。在此过程中，资本利用不同地理空间的工资水平、劳动法规、基础设施等差异，实现成本削减、风险转移与控制强化。这种劳动过程的空间分散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分层：高技能岗位集中于发达国家，而低技能岗位外包至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了“竞次”现象，资本通过迁移威胁迫使当地劳工接受更低的工资与更恶劣的工作条件。此外，工作空间的重新布局不仅能够高效、灵活地协调世界各地的商业运作，还能够有效地使雇主、管理者和工人保持适当的社会关系距离，通过空间分散规避集中化生产的劳资冲突风险，减少了工人反抗的机会和罢工事件的发生。
中观层面，技术官僚控制体系突破传统劳动控制形式的局限性，使劳动控制趋于隐蔽化。技术官僚控制的概念最早由伯里斯（Beverly H.Burris）提出。伯里斯认为，随着专家和专业知识对生产的作用日益凸显，工作场所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动控制模式——技术官僚控制。技术官僚控制以专业知识为媒介，将技术专家与科层制管理相结合，整合了早期的技术控制、官僚控制、专业控制等控制形式，实现了工作组织的重构。一方面，技术专家垄断工业工程、管理系统等专业知识，将劳动过程拆解为标准化程序与专业化知识两部分，工人被限制在重复性操作中，而技术官僚掌握流程设计权，形成“知识-执行”的等级分工；另一方面，技术专家与行政管理者共谋，通过效率优化等科学管理话语，合理化加班、弹性用工等现象，掩盖劳动控制的本质。技术官僚控制最明显地体现在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工作场所中。企业利用计算机系统来监控生产活动，灵活调节劳动过程，实时追踪工人绩效，将劳动量化为单位时间产量、错误率等可计算指标，实现技术规训。在技术官僚控制体系下，劳动控制权从传统监工转向技术专家，利用专业知识而非强制手段实现控制，看似客观中立，完成合法性建构。但事实上，在技术官僚组织中，专家部门和非专家部门的两极分化严重，资质认证和资质壁垒的作用愈发突出，内部晋升阶梯削弱。此外，技术官僚控制体系强化了劳动过程的空间重组。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实时数据监控平台将世界各地分散的劳动过程整合为远程控制网络，使得广泛的工作场所合理化，加强了对非专家和工人的管理控制能力，导致工人自主权减少、劳动过程去技能化、“电子血汗工厂”产生、技术性失业。表1总结了技术官僚控制体系相对于传统劳动控制体系的突破性。
表1 技术官僚控制体系与三种传统劳动控制体系的差异
宏观层面，空间化积累的社会结构提供了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空间化学派认为，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在经历第四个长期波动，生产的地理界限被打破，资本家积极向国外扩张，通过劳动过程的空间分散与技术官僚控制体系的跨国整合，形成了空间化积累的社会结构，增强资本积累过程的稳定性。在这一阶段，分散化生产方式决定了弹性劳动的出现，资本积累从延长工时的“时间剥削”转向地理套利的“空间剥削”，其本质是资本通过技术-空间重组应对利润率下降危机。空间化学派立足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空间维度，剖析了微观层面劳动过程如何实现空间重构，提炼了中观层面技术官僚控制体系和分层化劳动市场结构的新特点，最终上升到宏观层面的空间化积累的社会结构，也为理解21世纪初的零工经济、平台资本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派的科茨、麦克唐纳等人放弃了传统的劳动研究视角，另辟蹊径，转向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国际秩序等多方面制度的考察。他们认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其特点是：资本将积累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分散在最具盈利能力的地区，创造了跨国资产阶级；劳资关系层面，资本跨境导致国内的工人阶级逐渐分裂，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国家制度转变为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描述的熊彼特式工作福利国家，并试图构建跨国国家机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国际制度层面，随着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然而，激进的市场合并导致生产过剩，工资停滞导致消费不足，为经济的再次崩溃埋下隐患。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全球新自由主义这一积累的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参见图2）。未来美国将形成怎样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还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索。
图2 19世纪2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劳动过程、劳动控制体系和劳动市场结构的历史演变
需要指出的是，科茨等人的研究侧重于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虽然具有宏观历史视野，但忽视了对微观层面的劳动过程、中观层面的劳动控制体系和劳动市场的考察，偏离了SSA理论的最初研究思路。从理论成果看，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与法国调节学派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转换理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有所趋同，都是基于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繁荣与危机交替出现的经济周期。从具体概念看，其对制度层面的考察主要涉及资本关系、劳资关系、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国际制度五方面，也与法国调节学派提出的五种制度形式——货币制约形式、劳资关系形式、竞争形式、国家形式、国际体制形式相类似。因此，这种对资本主义劳动研究传统的背离，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学派自身的特色。
五、结论及启示
当前，数字革命加速发展，不仅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解放，也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劳动的组织形式。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在创立之初便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研究传统，基于对工作组织和劳动市场结构的考察，分析美国劳动制度的三次历史转型，提出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理论颇有洞见。因此，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数字劳动兴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在劳动过程、劳动控制体系、劳动市场结构等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给传统劳动形式带来了冲击，更重要的是，它还催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狭义上，数字劳动指的是运用数字技术和平台媒介进行的生产性劳动。广义上，数字劳动则包括数字经济产业以及受到数字经济影响的行业劳动。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了社交媒体的无偿数字劳动的概念。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研究认为，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为平台生产了数据要素，提升了大数据模型的效率，但是平台却并没有为此支付劳动报酬。这样的资本积累模式使社交媒体的数字劳动者成为无偿劳动力。
数字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新形式出现之后，劳动过程、劳动控制和劳动市场结构也随之演化。第一，数字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弹性化趋势进一步增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数字技术的渗透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过程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形式。劳动对象方面，代码、数字图像、算法模型等虚拟对象成为劳动加工的主体，物联网技术将实体对象转化为实时数据流，劳动过程需同时处理实体对象与数字虚拟对象。劳动资料方面，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传统机械工具被嵌入算法系统，形成“数字孪生”劳动资料；用户行为数据被纳入劳动过程，形成优化服务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方面，数字化工具增强乃至替代了传统劳动工具，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流程，提高了劳动效率。劳动形式方面，远程办公、零工经济等新型劳动组织形式出现，劳动者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时间，通过在线平台跨越地理界限开展劳动协作，劳动过程更加弹性化、更具有不稳定性。劳动过程被算法解构为离散任务，劳动者失去对整体劳动意义的感知，劳动过程的抽象化、碎片化达到空前程度。
第二，数字劳动控制的形式更为多样化、隐蔽化。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实现劳动过程控制的工具已经从实体的机器和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在保留原有控制逻辑的前提下诞生出控制体系的新形态。在显性层面，数字资本强化了对劳动时间的控制，使劳动时间呈现“精准化管控、碎片化占有、界限模糊化”的特点。优步（Uber）、户户送（Deliveroo）等平台一方面将劳动者转化为“自雇独立承包商”，赋予劳动者以自我控制和自由的幻觉；另一方面利用智能手机来测量、监视员工，利用算法控制劳动节奏，体现了劳动控制的新形态。具体而言，外卖平台依据行业特性设置规则，形成了“时间控制模式”和“数字控制模式”：在骑手配送前，计算预计送达时间并规划配送路线；配送过程中，根据实际的配送情况调整时间与路线；配送结束后，将数据分析结果反馈给骑手，确立劳动秩序。如果骑手没有按照预计时间和规划路线配送，消费者的督促会让骑手重新回到平台的算法规划中，由此形成平台和消费者的多元劳动控制主体。这种数字劳动控制方式不仅淡化了雇主责任，而且使得劳动者不得不遵照平台制定的规则开展自我管理。在隐性层面，数字资本将非雇佣劳动者的闲暇时间隐蔽地转化为劳动时间，从而成为数字资本的控制对象。推特（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趣味、热点内容日益成为大众的主要娱乐活动，用户在闲暇时间从事的浏览、点击、评论等行为产生了具有使用价值的海量数据，但平台无须向用户支付劳动报酬。平台对数据进行整理、加工后提炼出用户画像，一方面将用户信息出售，精准投放广告，攫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依据用户偏好推送信息，增强平台黏性，进一步占用用户的注意力和闲暇时间。由此，数字经济下的无偿数字劳动也成为数字资本的控制对象，劳动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张，隐蔽性不断增强。
第三，随着数字劳动过程和数字劳动控制体系的更新，劳动市场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演变。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中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国际分工愈发细化，劳动市场结构的分散化加剧：富士康流水线的高强度工人、通过工程外包被榨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工人，劳动者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获取低水平的劳动收入；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白领，劳动者的高报酬与高劳动强度并存；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者的收入高度不稳定。同时，在数字劳动市场内部，由于数字劳动存在明显的技能鸿沟，二元分割趋势日益明显。数据标注工每天处理上万张图片却无须理解AI原理，数据标注等低端执行性技能与算法设计等高端数字技能的分化加剧。即便是掌握高端数字技能的劳动者，由于数字工具更新周期从年缩短至月，劳动者也不得不陷入持续性技能追赶，劳动技能迭代加速化。
总而言之，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利用数据生产要素成功地替代了部分脑力劳动，给传统的劳动形式带来了冲击，促进了数字劳动形式的出现，引起了劳动过程、劳动控制和劳动市场结构的变革。数字经济中的算法控制、零工劳动等新现象，亟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本土化分析。虽然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内发展了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理论，对数字劳动蓬勃发展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建议借鉴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劳动研究传统，围绕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体系开展阶段分析和规律洞察，研究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对劳动过程的影响、灵活就业中的劳动控制策略演化、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劳动体制创新等前沿问题，为解决中国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