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了包括科学内涵、层级结构、价值理念、实施战略等在内的叙事体系，构建起系统完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这一话语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守正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协和”观念的传承发展，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回应，具有坚实的理论根源、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深刻的时代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构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术语革命”，打破了“文明冲突”“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等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是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生成语境；叙事体系；时代价值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各国提出的世界之问，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致力回答的世界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起系统完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为科学回答世界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成语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成有多重语境，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守正创新，是对“大同”“协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是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回应，具有坚实的理论根源、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深刻的时代依据。
（一）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超越“自然共同体”、批判“完全虚幻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理论语境。
首先，肯定了“共同体”作为人类存在基本形式的价值意义。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原始社会，人类为了抵御外部侵害不得不结成“自然共同体”。与此同时，作为人类存在基本形式的共同体，其内涵与外延会逐步从低级走向高级。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中“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等表述的提出，夯实了坚实理论基础。
其次，批判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形成的“完全虚幻的共同体”。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大加深了人类交往程度。这一阶段的世界历史是“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的历史。“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批驳西方“普世价值”话语等，提供了理论武器。
最后，追求“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共同体作了设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失为在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下对“人类向何处去”的科学回答，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目标的阶段性追求。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协和”观念的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蕴含了诸多关于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元素。
一方面，“大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了理想图景。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大同”是一种理想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也创造性地运用“大同”话语来表达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更是多次运用“求大同”“大同世界”等话语，将传统大同理想与当代全球治理议题直接对接，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鲜明的民族特色。
另一方面，“协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厚植了文化根基。中华民族素来有“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往价值。因此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上，我们主张与其他民族、国家达到“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这些古老智慧奠定了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思想基础，在新时代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鲜明文化底色。
（三）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回应
对百年变局提出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思考回应，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时代语境。
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亟须寻找一条超越零和博弈的共同发展之路。由于受到经济下行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明显放缓。在此背景下，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不断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成为各国必须要面对的时代抉择。
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亟需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寻求以平等、公正、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将“强权即公理”奉为圭臬，以经济封锁等手段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范围称王称霸。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严重侵蚀了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这些挑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铺垫了响亮的出场背景。
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要求超越冷战思维构建一套能够涵盖多元安全议题、凝聚全球共识的话语体系。现实表明，国家治理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全球性议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导致全球治理赤字扩大，单一国家或单边机制难以提供有效、持久的解决方案，彰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对全人类需求的深刻回应。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叙事体系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共同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按照“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做”的叙事逻辑，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叙事体系。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这一话语叙事的主题词，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人类命运的整体思考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背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铺就了时代底色。
第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前提。由于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更为紧密地融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表达“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内在地蕴含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逻辑意涵。
第三，“五个世界”擘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愿景。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提出“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都描绘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追求的美好愿景。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次结构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划分为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三个层级，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层次结构叙事话语。
首先，形成了全球层面不同领域的“命运共同体”话语叙事。面对全人类共同关心的新挑战，中国提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话语概念。全球层面“命运共同体”话语叙事的提出和践行，推动世界各国围绕各领域全球治理问题不断深化合作，形成了磅礴力量。
其次，构建起地区层面的“命运共同体”话语叙事，包括“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彰显了中国对区域安全发展的战略考量。地区层面“命运共同体”话语叙事既有跨越大洲的洲际合作，也有同一大洲内部的区域交流，构成中国维护地区安全、推动区域发展的系统表达。
最后，“‘中+’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双边交往的话语叙事。近年来，中国已经与30多个国家达成双边命运共同体共识。由此形成“中俄命运共同体”等双边命运共同体话语。这些话语既体现了中国对双边关系休戚与共、紧密程度的具体细化，也反映了其他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响应与认同。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话语
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不同层级，中国赋予了相应的价值、理念、精神。
首先，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了总体性价值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的概括凝练，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价值内核。
其次，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追求。在2023年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之际，习近平首次提出“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由此将“亚洲价值观”的内涵明确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成为亚洲各国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最后，一系列“中国+”精神，为“中国+”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指引。对于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秉持的“中国—中亚精神”，习近平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中国+”精神叙事既是对与各国长期交往的历史总结，也为未来深化友好合作提供了方向指引。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战略话语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战略话语。
第一，“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叙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有统一的价值指引与行动框架来协调各方利益，这就需要对全球治理的原则、路径、目标等有系统认知与全面把握。2023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将“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第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支撑话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打破旧有国际关系的桎梏。习近平强调：“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其中，“相互尊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公平正义”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则。“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
第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台载体叙事。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与具体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人文交流为支撑、以互利共赢为宗旨的发展内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三联”“五通”为基本内涵，搭建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实践桥梁。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时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构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术语革命”，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话语霸权，还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提供了富有中国智慧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一）以“术语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原创话语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立足21世纪全球视野，形成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术语革命”。
第一，丰富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使之创造性转化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话语。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方向，但未就民族国家消亡前如何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具体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是对这一理论空间的中国回答和时代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话语，将“为人类求解放”理想初步落实至国家层面，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贡献了中国话语。
第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给出了一套全新解释框架，创造性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国际事务“要由各国人民商量”，引领了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摆脱了对西方概念的依附，初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第三，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融入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追求从阶级层面拓展至文明层面，是“自由人联合体”在当今时代的具体化与初步实践。这一话语将反映全世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念，有机融入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的全球公共产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发展的新境界。
（二）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中赢得国际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提出，有力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和话语霸权。
第一，逐步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话语垄断，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发出时代强音。几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奉若神明，给“全球南方”国家却贴上“野蛮”“独裁”等负面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世界话语革命，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通过强调各民族命运与共、倡导文明多样性以及各国有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权利，有力回击了“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
第二，努力破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话语逻辑，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西方部分政客标榜“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这种话语逻辑将大国竞争视为零和博弈。“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则鲜明地举起“合作共赢”的旗帜，延续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一贯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批驳了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狭隘性，有助于纠正国际舆论中偏激、对抗的倾向。
第三，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与工具性，确立起“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高地。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极力将自身界定的“自由”“人权”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成为搞“颜色革命”的话语工具。“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中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区域性价值观等，揭露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面具，为全世界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价值选项。
（三）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提供科学话语指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为解决全球和地区性问题，贡献了具体的中国智慧。
第一，为化解地区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提供了“共同安全”的建设性方案。面对严峻挑战，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框架下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智慧的当代运用，超越了西方地缘政治中“结盟对抗”的陈旧方案。
第二，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发展优先”的实践方案。习近平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到在非洲等地实施数百个援助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工程。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力求弥合全球数据鸿沟，让数据红利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彰显出发展情怀。
第三，构建起“理念—战略—平台”三位一体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在宏观目标层面，确立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总体愿景；在中观战略层面，通过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破解全球赤字提供了战略支撑；在微观实践层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这一从抽象价值愿景到具体实践抓手的完整话语链条，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至关重要的中国力量。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5期【当代中国与世界】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