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高频热词，这一理念也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一份宝贵贡献，它正以其思想高度和实践可能性，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响应和解读，并日益凸显其价值和重要性，不断发挥积极作用。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基于中国传统智慧及和合思维作出的深刻思考，是对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问题的高度自觉，是关于人类社会价值内涵的崭新理念。从利益共同体到情感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每一个环节都具有其现实和历史的合理性，整个过程都呈现出一个逐步深化与上升的趋势和方向。只有将此一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纳入到具体分析之中来加以认知，才能真正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及其实践，了解其深意、价值和重要性。
关键词：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关系领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高频热词，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持续升温的热门话题和重要共识。国内外各种报章杂志以及书刊论著，都集中进行相关讨论，陆续推出大量研究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对世界做出的一份宝贵贡献，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和精神财富，正以其思想高度和实践可能性，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响应和解读，并日益凸显其价值和重要性，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基于中国传统智慧及和合思维做出的深刻思考，是对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问题的高度自觉，是关于人类社会价值内涵的崭新理念。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诸多实际行动，更是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以诚待天下的认真而切实的努力。
从利益共同体到情感共同体，再到价值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每一个环节都具有其现实和历史的合理性，整个过程都呈现出一个逐步深化与上升的方向。只有将此一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纳入到具体分析之中来加以认知，才能真正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及其实践，了解其深意、价值和重要性。
碎片化时代亟需共同体
当今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表现为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全球化与区域化相伴而行，国家和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乏力的情势下，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反全球化论调沉渣泛起，有人担心各国只顾一己之私利，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泥淖，让世界面临“霍布斯化”风险。社会层面也充满变化，在运转加速的同时，离心力也加大了，社会团结松弛，凝聚力和向心力下降，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碎片化。
比如，特定圈子文化盛行，形成了名目繁多的俱乐部或曰利益集团，争锋于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相互间讨价还价、分赃分肥，把其他数量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排除在外，这是国际社会碎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再比如，当前席卷欧美社会的民粹主义浪潮，形式各异而面目不清，但缘于民众普遍对主流政治高度不信任，对政府政策及社会现状不满情绪不断发酵，反建制各党派及相关运动得以胜出，这些势力大都以族群、民众等特定多数利益相标榜，实际上是依据一种“他者”逻辑，以本民族、大多数为本尊，而同其他民族、少数群体相对峙，虽以大民主、泛民主面目示人，其非民主、反民主本质昭然若揭，已经造成政党内斗、族群对立和社会撕裂。又比如，在一些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反自由市场以行，自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意图对亲密盟友和竞争对手全面开打贸易战，在封闭了自身的同时也伤害了世界，奏响了终结多边贸易秩序的序曲。
有观察认为，当前个体化时代的来临，其突出表征就是个人原子化和社会碎片化。个人原子化与社会碎片化一体两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个人自由个性及特立独行得以持续强调，进而推动个人成为原子化存在，个体处在被抛入的巨大虚无状态，在拥挤的人群中感到孤独无助，在空间上聚集，在心理上隔膜。个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受到忽视和破坏，从一个方面导致社会成为一盘散沙，日益失去黏性和整合，呈现一种碎片化的形态。
然而，离心与向心永远是一对矛盾，个体化与整体化也是人类社会同时并存的客观趋势。社会愈是个体化，就愈是需要整体化，对共同体的需要成为人心所向和时代要求。即使社会再不济，其发展也是一自然历史过程，有其特点和规律可循，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不同罢了。共同体重新向情感、向内心、向人性寻求，这一过程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学家在概念上对社会与共同体进行区分，并对社会加以无情批判，对共同体寄予无限深情。因此，对共同体的需要既具有理论动因，又具有实践动因。
现在，对共同体的需要，已不仅仅是一种愿望，而是形成现实的运动，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比如，像欧盟、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投行等等，皆属此列。当然，在共同体形成之后，又会产生新的分离趋势。比如，欧盟缩小甚或面临分裂威胁，英国公投脱欧成为最大黑天鹅事件，北美自由贸易区受到质疑，等等。同时，新的分离产生以后，也不能长久保持，而是又在现实进程中逐步走向新的反面。
坚持义利统一的利益共同体
讲到利益共同体，首先要对利益有所了解。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敌人”。说的就是一切都基于国家利益，这也是国际关系的基点和前提所在。这句话并非绝对真理，给人的感觉也不是很好。好像人生在世、包括国家关系在内，实质都一样，都是利益争斗天生必然而且天然合理的，必定是你死我活、有我没你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实际，也不具有建设性。
在国际关系中，相互隔阂不好，以邻为壑害人，与人为敌更是不妙，会压缩收窄生存空间，于人于己都不是什么好事。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既有矛盾、也有一致，矛盾和对抗并非必然，也非始终存在。国际关系之道就是追求共同利益之道，是一个求同存异、寻找利益共同点的过程。说到利益，所谓“利”的意思，就是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赢者通吃，而是要双赢、共赢、多赢，实现共同发展。独木不成林，合作才能共赢，建设利益共同体是共识所在。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密切，基于合作共享乃至命运与共的关系日益凸显。在这一客观情势下，利益共同体应运而生。发展之路上的利益共同体，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层次，也是现实根基。中国成语有“口惠而实不至”的说法，批评那种乱开空头支票而未付诸实际行动的做法。利益共同体一定是不重“口惠”而重“实惠”的，倘若只有“口惠”而没有“实惠”则很难成其为利益共同体。努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联互通的利益共同体，以实现地区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利益共同体的前提是各方利益的重合、交汇、耦合，就是要寻找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最终是给参与各方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和获得感。基于不同利益的各个国家，如何能够坐到一起，搞出一个具有共处同心圆之内的利益共同体呢？其现实基础、其迫切需要就在这里。
在构建利益共同体时，需要正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承担责任很重要，享受利益权益同承担责任义务相关。利益攸关各方须得明确各自责任，利益与责任适配对应，只讲利益而无论责任则是难以为继的。当然，责任也不能离开利益，马克思曾经警告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出丑，那么责任一旦离开利益同样也会出丑。任何共同体，首先都是利益共同体。
最重要的是，利益之上，还有道义在。朋友相交，义字当头；国与国相交，是否就可以不讲道义呢？也许别的国家可以这样做，但是中国绝对不会这样做。我们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也要讲求无私道义，秉持公道正义，这反映了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理念，这就是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对于那些对我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开展合作时要注意多予少取、早予迟取，绝不搞损人利己、以邻为壑。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坚持义为前提、利为基础，义利相兼、义重于利，就是倡导一种正确义利观。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义利之辨”，历代哲学家很多都参与其中，孔子就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先哲们观点各有不同，但强调乐善好义、讲信修义、先义后利是主流共识。在国际关系中坚持正确义利观，正是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成果。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有担当、负责任、可预期、能合作的利益共同体才是现实可能的。
建设情理交融的情感共同体
共同体按照其本来涵义和隐喻意义而言，它是带感觉、有温度的，是一个温馨、舒适、美好所在，它就像是一个家，让人心向往之。参与各方都是自觉自愿的，基于内在需要，而非外在强制。情感共同体突出一个“情”字，是交往圈子，也是温情圈子。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共同体都应当是情感共同体。共同体必发乎情，而至乎理，有情有理，情投意合，始为情感共同体。对共同体的需要，在当今风险社会的现实环境中，其实就是对安全感的需要，大家需要在共同体中寻求安全、投注感情、寄托希望。安全感是幸福生活的至关重要的品质要求，情感更是人之区别于物、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质所在，所有这些东西，在共同体中都可以找得到。
由利益共同体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情感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无疑是利益共同体的升华。义利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一定是情理交融的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也应当是情感共同体。纯粹的利益关系是冷冰冰的，既不能悦己，也不能悦人，最终是不能长久的。情感让利益有了温度、充满温暖，这样的共同体就让人感觉很舒服。共同体如果让人不适不悦，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即使再好再有利也未必会有人要。话再说回来，情感共同体也需要有利益支撑，情感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包含了义利统一、情理交融诸特性和特点。
当今时局中，无论关键性大国关系，还是重大周边国家关系、重要发展中国家关系，都不可能只是关乎利益实惠而无关人情感情，相反是既关乎利益共同体、又关乎情感共同体。合作的前提是友好，做到用心去交，都是要言情、用情、动情。比如，关于周边国家关系，我们讲“亲诚惠容”，“亲”“诚”侧重感情，“惠”“容”侧重利益，利益和情感一个都不能少。关于发展中国家关系，我们讲“真实亲诚”，“真”“实”侧重利益，“亲”“诚”侧重感情，同样都是既讲利益又讲感情。至于关键性大国关系就更复杂了，也是既要讲利益、实惠，又要讲感情、交情。所有这些关系，无一例外都是突出了一个“情”字，就是重感情、暖人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情感人、情理交融，是既言理、言利，又言情、言义。统筹处理这些关系，需要有大智慧、大格局、大器量。无论哪一方面处理不好，必定会导致捉襟见肘、促狭逼仄，效果终究不好。
追求和而不同的价值共同体
价值共同体一般都具有相似甚或共同的价值观，通过某些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而联结在一起，交融为一体，共生共荣，共济共进，所待解决的是攸关各方的存在感、归属感、荣誉感等等。价值共同体显然超越了利益共同体，当然也超越了情感共同体，但同时又内在包含着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站点和立意更为高远，绝对是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升级版。经由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这两个层面，价值共同体上了两个大大的台阶，而到达一种价值观的层次，已然具有自觉的价值追求，禀有明确的价值理想。
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利益共同体，还是情感共同体，都必须是价值共同体。没有共同的价值理想，任何共同体都不能长久，难言行稳致远。古语云：“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志同道合是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共同体都可以说是价值共同体。基于价值认同的共同体，是君子之交。在价值共同体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理心之上是理想主义。价值共同体都是有理想、有目标、有愿景的，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共同的价值、理想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价值共同体观念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粹，同时又在同世界交往时，再把这样的重要价值有力传达出去，从而赋予价值共同体新的内涵，努力创造人类社会新的未来。比如“贵和”观念，就是讲求“和而不同”，追求和谐而不同，而不是苟同而同一，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的正是价值共同体所主张的求同存异的道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体现的也是贵和的价值意蕴，主要不是以武以力服人，而是以德以理服人，也就是求王道而不求霸道，就是和谐与和平之道。
再比如“乐群”观念，就是讲求“群而不党”，追求合群乐群而不是结党营私，所谓“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说的就是价值共同体所主张的公共、团结以及不结盟的道理。还有“重周”的观念，其实是乐群观念的一个延伸，就是主张“周而不比”，追求公义周全而不是偏党徇私，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类似的思想并不鲜见，其中有很多都是价值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乃是维持五千年文明于不坠的泱泱大国对于世界的智慧之献，是为治疗时代病症而提供的上医之方。
打造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是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超拔提升，经由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而最终达到的一个制高点。站在这样一个制高点上往下看，可以发现其实命运共同体还同时集合和兼容了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迄于现在，命运共同体就是共同体的一个最高形态。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际社会像是一个大家庭，大家犹如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处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然事外、高高挂起，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独自芬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就是要以这样一个新视角来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生命高于思想，高于价值观，生存和生命才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所在。从生命高度看共同体，这共同体就是命运共同体。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谓登高望远。从同一个地球的宏大范围、从人类生命的极致高度来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其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合法性，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乃是因为，地球毁灭，人类玩完；失去生命，一切免谈。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从的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大家的命运其实是休戚相关、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世界历史的全球性时刻已经来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各国政府之责，也是各国人民之幸。提出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是虚幻之事，而是需要既立足当下、又着眼未来，具有现实的目标、切实的计划、扎实的措施，可以实实在在地加以把握和推动。比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愿景，以及通过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来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既可期、可望，又可即、可及的。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将彼此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在守望相助中寻求合作，在互利共赢中实现繁荣，在交流互鉴中延续文明，在同舟共济中开创明天。
马克思主义所重视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议题，其实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都要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可以说是这些学科所共有的一个元问题。由于对个人的社会存在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乃是因为，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社会这一概念，在多数情形下其实就是共同体，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等价使用的。
重构国际政治共同体新格局
人类对共同体的迫切需要,以及国际社会关于共同体的种种构想,究其实质,就是为了重建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和密切联系，努力缓解当前所面临的分裂局面和分离趋势。这是重构国际政治共同体新格局的实质所在，也是其前提和基础所在。
文明冲突论提出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发挥了重大影响。它比较合理化地解释了一些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一语成谶地引发了一些文明内部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文明的冲突并不符合实际，而且对这个预言会自我实现表示忧虑。眼下的现实情形就是：一方面，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仍在继续，西方社会与世界各地16亿穆斯林关系日益恶化；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内部冲突也在继续，基督教文明内部冲突开始出现。在西方国家搅乱了阿拉伯世界之后，现在欧盟内部以及欧美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愈演愈烈。在西方文明内部开始出现裂隙，有人担忧这种状况发展或会导致西方分裂，其动因既来自西方文明外部，也来自西方文明内部，而且外在压力通过内在矛盾传导而有效发力，促进发酵。矛盾冲突是社会现实，相互依赖才是本质所在。伊斯兰世界当然有自己的问题和矛盾，但是平心而论，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问题仍出在西方社会。
有学者指出，人类正处在一个可称为“人类世”的时代，这是人类改变地球的时代，人类创造的福利，当然要由人类来享用；而人类造成的危害，也要靠人类自己来解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前现代社会是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现代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未来社会则是以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之人的独立性或自由个性为特征。如今国际社会追求的共同体，其合目的合理想状态正是建立在万维互联或万事物联（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之人的普遍联系（人的依赖性），进而在人的普遍联系基础上之人的自由独立（人的独立性）。当今信息时代，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为人的相互依赖和普遍联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正是人的自主自立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人为物役，也不能只看到孤独个人，更不能见物不见人，而是要透过诸多异化情境而更为深入地看到，现在不断走向深化的移动互联时代，既是物的普遍联系、又是人的普遍联系，而且所有这些普遍联系都是人的独立、人的自由的基础和前提所在。
重建国际社会政治共同体或全球共同体，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西方少数国家主导的利益集团（比如七国集团、八国集团等），既没有合法权力、也没有足够能力协调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相对而言二十国集团才更具有替代性价值。全球治理需要各个国家广泛参与，乃是同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良好的国内治理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要加强协调，东方国家要积极介入，东西方国家要加强团结合作。目前最引人瞩目的文明冲突事实，其重心不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在于文明内部、特别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冲突。其中，围绕民粹主义或沙文主义的不同反应，就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重大观念冲突。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个可以预期的全球共同体或国际共同体，应当是超越狭隘本位利益考虑，而基于人类的相互依赖、跨越国界的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等共同需要，真正站在天下四海一家、人类命运系于一身的高度，主动担当起对人类、对地球、对自然的责任。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201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在其通过的一项决议中，首次明确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理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对这一理念的高度认同和和广泛支持，体现了中国理念与联合国目标的高度契合，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设国际政治共同体或全球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现实可能性。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