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挑战，中国外交应从全球、周边、中美双边等三个层面加以应对。一是统筹推进全方位外交，增强全球战略运筹能力，夯实破解美国“印太战略”的国际阵线。中国应保持与加强同俄罗斯的战略沟通与协作，在坚持“结伴不结盟”原则基础上深入推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权益；加大与欧洲经贸利益的深度捆绑，在安全关切、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持续交流对话，不断增进中欧相互理解。二是发挥优势、管控分歧，塑造有利周边环境。中国应发挥好经贸优势，深化互利共赢的经贸格局；多措并举培育与增强中国和域内国家的理解与互信；着力推动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有效管控地区热点问题，缓解周边国家安全疑虑。三是持续推进对美外交，积极探索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宜持续推进包括元首会晤在内的高层级战略沟通，建立与完善有效的危机预防与管控机制，推进双方多层面、多主体互动，维护与促进两国社会文化交流，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民意基础。
关键词：中国；美国；“印太战略”；全方位外交；周边环境；外交应对
作者简介：陈积敏，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国际移民；郭芳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近年来，美国两党政府持续推进“印太战略”，这对中国的主权维护与安全保障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压力，给中国的发展环境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挑战，中国主要采取的是反应式对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被动式应对，而要实现在反应式应对中保持战略主动则需要有科学思想的战略指引以及周密的策略部署与战术协调，即战略与策略的统一。从战略上来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引领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从策略上来讲，中国外交应从全球、周边、中美双边等三个层面同步发力、科学布局、积极应对。
一、 统筹推进全方位外交
作为一个实力处于相对下降阶段的霸权国家，美国既要着眼于全球层面的布局，又要侧重于关键地区的布局，努力实现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印太战略”是美国地区性战略安排，但却是从世界范围谋篇布局，通过对全球资源的重新调配，多层面、多手段、多体系“围堵”中国崛起与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在应对美国“印太战略”过程中也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与世界思维，巩固与深化全球伙伴关系，增强中国外交的全球运筹能力，不断夯实破解美国“印太战略”的国际阵线。
1.1深入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纵观二战后国际关系演变历程，中美苏（俄罗斯）大三角关系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形态与走向的重要因素。冷战时期，中国是美苏战略竞争的重要影响变量，甚至是关键影响变量。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俄罗斯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平衡者的角色。为维护全球霸权，美国同时对中俄进行“双遏制”策略。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认为，美国正寻求同时对两个大国造成决定性的失败：它试图帮助乌克兰以对俄罗斯造成军事上的失败，并试图通过诸多方式对中国造成重大的经济打击，“这都是非常野心勃勃的目标”。这为中俄两国加强战略协作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传统，通过中俄互利合作来捍卫双方正当权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第一，保持与加强同俄罗斯的战略互信与战略协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两国关系从友好国家、建设性伙伴、战略协作伙伴发展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2019年6月5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定位从“新阶段”提升至“新时代”，为中俄两国携手合作、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实现双方共同利益提供指导。
中俄具有广泛的战略共识与高度的战略互信，这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强大保障。中俄两国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相似的认识，都认为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期，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安全合作是国家间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高水平战略互信的直接反映。中俄两国扩大联合演训活动规模，定期组织海上、空中联合巡航，加强双边及多边框架下协调与合作，推进军事外交、军事科技合作，健全军事安全交流机制，着力提升双方军事互信与协作。同时，双方持续开展中央及其下属机构之间，以及战略安全磋商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高级别代表之间的互信对话，促进两国政党交往，进一步增强双方战略互信水平。
第二，提升中俄经贸与务实合作水平。俄罗斯是资源丰富的大国，中俄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2022年中俄经贸合作逆势前行，双边贸易额超过1 900亿美元，增长29.3%。2023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24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3%，中国连续14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2 44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9%。其中，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额为1 154.99亿美元，同比增长4.1%；中国自俄罗斯的进口额为1 293.2亿美元，与去年基本持平。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俄两国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是两国经贸合作的“压舱石”。
2024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1.084 7亿吨（同比增长1.3%），价值624.2亿美元（同比增长2.8%）；液化天然气830万吨（同比增长3.3%），价值49.9亿美元（同比增长3.5%）。此外，双方宜持续拓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不断丰富与提高中俄经贸关系的内容与质量。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坚守中俄关系“结伴不结盟”的基本原则。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从外交层面来讲，独立自主意味着中国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持国际公平正义。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坚持“结伴不结盟”。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表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俄罗斯也有独立自主外交的传统。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2020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维护和平、地球和所有国家的选择自由：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指出：“从地缘政治来看，俄罗斯仍将是一个独立的中心，奉行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和国防政策。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俄罗斯将会逐渐趋向东方，同时又保持政治和军事的独立性。”可见，中俄均强调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均坚持在“结伴不结盟”原则之上发展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中俄发表的联合声明反复强调中俄关系的“结伴不结盟”特点，如2023年3月22日两国发表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美西方学者或政治人物等鼓吹所谓的“中俄联盟论”“中俄轴心论”“动荡轴心论”（axis of upheaval），并将中国视为其中的“主导者”，将中俄之间的正常合作关系污名化，对此应予严正驳斥，以进一步明确中俄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的独立自主性。
1.2持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全球约有152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约为6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5.59%，包括中美洲和南美洲、非洲，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和许多其他岛国。世界银行将非洲、东亚、南亚、西亚以及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集中的地区，包括近140个国家。可见，发展中国家占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从历史遭遇来说，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近代都是经历磨难，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挣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枷锁而获得独立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从历史传统来说，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友好互助历史悠久，如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支持与援助非洲坦赞铁路建设，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支持，毛泽东形象地指出“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从发展目标来说，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在奋力实现国家现代化；从共同挑战来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实行“双重标准”“不等价交换”等造成的困难。因而，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状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相似境遇、肩负的历史使命等时代背景，中国应继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这对巩固、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群众基础”，拓展国际空间，占据道义制高点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中国应深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多边合作，在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中互相支持，并肩同行。中国应稳步推进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国际发展合作，通过利用、优化现有双多边平台和机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发展战略协调与政策对接，进一步推进互利共赢的双多边合作。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稳步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力度，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实施更多民生项目，为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国政府宣布，自2024年12月1日起给予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的发展红利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应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和平与安全的外部环境。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更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展开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相互支持、携手同行。
另一方面，中国应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推动提升新兴市场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包括公平合理的国际制度环境，是所有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仍存在显著的不平等，西方国家通过塑造全球规则框架、议程和技术标准，维护其在经济、贸易、金融等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与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权与话语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议程。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宣告：“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利益之外，中国还进一步深化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机制平台，如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与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3增强中欧关系互补互利性，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争取战略主动
近代以来，欧洲成为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表示，“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拉拢与鼓动欧洲国家更多介入印太地区事务，以形成对华竞争的合力。可见，在中美欧三边关系框架下，任何一方与另一方关系的远近亲疏都将对整个三边关系产生影响。因此，欧洲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均具有重要地位，将关系到中美博弈的总体态势。近年来，中欧关系面临一定挑战，欧盟甚至将中国定义“推动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但与美国不同，欧盟没有需要维持的霸权利益，尽管对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戒备与抵制，但中欧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从战略层面来讲，中欧都主张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支持开放型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重视国际多边机制的作用，尊重文化多样性；从经贸与治理层面来讲，中欧在节能减排、新能源、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拥有广阔合作空间；从欧盟战略走向来看，中国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鼓励欧盟增强战略自主性。这些都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从美欧关系来看，欧洲被美国视为天然盟友。布热津斯基曾在《大棋局》中对美欧关系做出如下评论：“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欧洲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拜登政府有意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伙伴关系联系起来，意图实现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三洋”互动。欧洲也强调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度增强，同时还坚定了欧洲提升其与美国战略关系的决心。以德国朔尔茨政府外交政策为例，2022年5月8日，朔尔茨发表了纪念二战欧洲战场结束77周年“告同胞书”的电视讲话，其中将与欧洲以及大西洋彼岸盟友之间的密切政策协调作为其对外政策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不过，美欧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也非一成不变。一方面，美欧之间在战略利益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以美法关系为例，近年来美澳潜艇交易、美国对法国企业的“长臂管辖”、美国产业补贴政策等严重损害法国利益。另一方面，欧洲对美国同盟关系可靠性的怀疑不断加深，特别是担心美国国内政局变化给同盟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今，特朗普再度执政，就格陵兰岛问题对丹麦施压，再次高举关税“大棒”挥向欧洲，公开批评与干预欧洲政策与政治，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存在重大差异，这些都给美欧关系造成重大冲击。2025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了在特朗普再次赢得总统大选后所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多数欧洲人对跨大西洋关系持悲观态度，他们不再将美国视为“盟友”，而是欧洲必须与之展开战略合作的“必要伙伴”。在此背景下，欧洲战略自主的紧迫性与自觉性再度增强。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普格里林（Jana Puglierin）表示：“在特朗普2.0的世界里，交易性占主导地位……对于欧盟领导人来说，这将需要一次立场转变，从华盛顿主导的现状转向展示内部团结以及展现欧洲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自身影响力的能力。”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欧洲的战略选择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倒向美国；二是保持中立；三是偏向中国。于中国来说，第一种情形是最差结果，第三种情形是最优结果，而第二种情形是次优结果。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现实来看，第三种情形不具备实现条件；第一种情形存在可能性，但尚不具有现实性；第二种情形仍具有现实性，但正在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深刻变化。就此而言，中国对欧洲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应是鼓励欧洲对华政策的独立性并最大限度地保持欧洲在中美之间的相对中立。2023年4月6日，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时强调要增强中欧关系的稳定性与独立性，表示“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不受制于第三方……希望欧方形成更为独立、客观的对华认知，奉行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欧关系面临诸多挑战，欧洲国家也意识到其对华政策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增强其自主性与独立性。西班牙外长何塞·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José Manuel Albares Bueno）2025年2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盟应避开美国，制定独立的对华政策。为此，中国应主动作为，在政治上加强与欧洲的战略沟通，突出强调中欧关系发展的地区与全球性意义，减少第三方因素对中欧关系的不利影响；在经贸利益上加大与欧洲的深度合作，包括扩大欧洲企业在华市场占有率。2025年2月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年度欧盟大使会议上表示，欧洲需要应对中欧贸易不平衡的“挑战”，继续推进“经济去风险”进程，但同时强调中欧“仍有空间进行接触并达成甚至可能扩大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协议”；在安全问题上阐释好中国的原则立场，处理好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挑战与冲击，努力与欧洲建立安全互信；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方面加大与欧洲的交流对话，促进相互理解与包容。对于欧洲国家加强对印太地区的政策关注度，中国应冷静地做出回应，并与其展开积极沟通，但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应明确立场，引导欧洲对中国形成理性预期。
二、塑造有利周边环境
自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以来，特别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印太战略”推出以后，亚太乃至于印太地区在世界经济和安全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刺激其他大国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关注和力量投入，我国同周边关系进入到“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一方面令中国周边环境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又利用了这种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来影响中国的安全、发展走向与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拜登政府在其《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其运作的战略环境，并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对美国、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我们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最有利的影响力平衡。”显然，中国周边地区是中美博弈最为激烈的地区，也是中国应对美国“印太战略”挑战最为关键的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应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塑造良好周边环境上来。
2.1发挥中国经贸优势，深化互利共赢的经贸格局
经济利益的捆绑与深度融合是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分化美国构建的对华压力集团并对冲战略风险的有力杠杆。一是扩大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夯实与周边及亚太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中国应把握东盟已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等新形势，发挥中国经贸、科技优势，尽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的后续工作，深化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增进与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经贸合作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继续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谈判，以更深度的经贸利益联系来强化相互间关系；充分重视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态势及其影响，在增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同时加大与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生态系统深度融合的力度，扩大与深化中国与域内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的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美国等大力鼓吹所谓对华过度经济依赖所引发的“经济威胁论”“经济胁迫论”，域内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忧虑。为消除这种疑虑，中国需要更大程度地释放经贸发展给亚太地区带来的红利，切实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利益融合，同时在经济杠杆（如反制措施）的运用上应更有针对性、更加谨慎，避免为美国“经济威胁论”“经济胁迫论”等污蔑论调提供实证论据。
二是强化制度性开放，大力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通过打造美国主导下的封闭性经贸“小圈子”，以此作为对抗中国的政策工具，这不符合地区内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背道而驰。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加强在印太地区的经贸利益存在，扩大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特朗普新政府可能会对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做出部分调整，但不会改变其在本地区经济参与的既定议程。的挑战、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应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与水平，展现中国开放性、包容性的大国姿态，也应积极参与并推进地区多边经济机制，如与日韩及东盟国家加大合作以高水平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快释放并不断放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红利，探索该协定框架下在气候变化、新兴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路径，积极回应亚太国家推进区域合作升级、助力疫情后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积极推进加入《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努力将中国经贸优势转化为塑造地区经贸环境与推进区域经贸规则制定的能力。
三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和拓展与周边国家的多领域合作。“一带一路”以开放为导向，通过加强交通、能源和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此来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得到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数十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周边地区是中国推进一系列国际理念与倡议的“起步区”。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因而，周边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包括“一带一路”建设等诸多倡议的主要实践地区。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如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50》等，在发展、民生、环保等领域开展具体项目合作开发，制订和落实行动计划；扩大民营资本参与度，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参与力量多元化，促进良性竞争及共同分担项目开发风险；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利用中国在基建、数字经济等产业优势以及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优势，推动周边国家与我国开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共建项目，加快地区数字领域的互联互通，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推进“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共建“健康丝绸之路”。
2.2多措并举培育与增强中国和域内国家的理解与互信
在政治层面，面对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的疑虑与担忧，中国需要加大政策宣介力度与效度。这离不开中国与周边国家维持常态化双多边高层交流，努力增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减少因为信息不准确、不充分、不对称等而造成的误解或误判。2024 年5月26—27日，继2019 年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再度举行，这对于三国加强相互理解与沟通合作具有促进作用。三方发表的《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重申，致力于落实第八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努力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在东盟与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内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同时，中国可适时出台对亚太地区战略文件，系统阐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思想、理念、方针、政策，稳定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积极预期。针对美国所渲染的“中国强权论”，中国既要与美国展开舆论斗争，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更要做好域内国家的解释、安抚工作。
在地区机制层面，亚太域内国家对于任何封闭的制度模式都存在着一种本能的警惕与抵制。它们希望通过开放的制度安排来对冲不确定性。2023年4月17日，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表示，“印太地区各国不想生活在一个封闭、等级分明的地区，一切规则都由一个只为满足自身利益的超级大国来制定”。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可能构建起一个排他性的、封闭的地区架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可顺应大势与民意，继续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同时对美国意欲搞封闭性、排他性地区主义的做法予以揭露与批判，以赢得地区内国家的更大支持。
在社会层面，中国可在文化、旅游、教育、人文等领域增强与域内国家的民间联系，促进国民间的相互认知与互相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良性互动与交流，增强彼此间的正面形象；可发挥企业、智库、文化团体等多元主体作用，强化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等立体架构，增强对周边国家传播的能力与效力。同时，中国应重视海外华人在沟通祖籍国与东道国之间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加大与海外华文传媒合作，为中国提供各种舆情，适时进行舆论引导，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加大与海外华人社团领袖积极合作，利用他们熟悉当地文化，与当地政府和主流社会的人脉关系广等优势，促进中国与对象国的相互了解；鼓励支持海外华人在东道国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并提供便利，有利于推广中华文化，塑造文化中国形象，让更多的当地民众了解和理解中国；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2.3推进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管控地区热点问题
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复杂敏感，其中诸多安全议题与中国直接相关，这也成为中国塑造地区环境面临的重大挑战。亚太地区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也为美国介入地区安全事务提供了理由，进而令地区安全状况更加复杂。在美国加大对中国施加安全压力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关系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从当前形势来看，中国在周边安全事务上宜以维稳为主，兼顾维权。自2012年以来，中国在维权方面成绩显著，如实现了对钓鱼岛常态化立体巡航、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岛礁建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等等。但同时中国外交也被外界贴上了“进攻性”的标签，继而引发了连锁反应。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地区性战略的意图与目标疑虑感增加，并加大了防范与牵制力度，“印太战略”便是突出反映。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如与日本、菲律宾、印度等关系出现紧张趋势，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惧上升，这为美国以低成本、高收益地实践其“印太战略”提供了重要契机。因此，稳固中国的战略收益，稳定周边安全环境应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着力方向。同时，这也有助于中国集中力量应对美国“印太战略”所造成的挑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便指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对于我们应对美国“印太战略”挑战仍具有启示意义。
因此，中国应加大区域安全对话的力度，尤其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保持沟通，并与之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先以稳控双边安全局势为主要事务，并在此过程中探索争端的有效解决之道。其中，中国尤需着力运筹好同周边地区大国的安全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印度。日本在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中表现主动，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对其外交政策产生较大影响，但韩美同盟一直是其对外政策的基础。相较于文在寅政府的审慎，尹锡悦政府对待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更加积极，“亲美疏中”的态势显而易见。韩国政局因尹锡悦2024年12月初发布“紧急戒严令”并随之展开的政治博弈与司法调查等因素而陷入动荡，再加上特朗普新政府上台，美韩同盟、美日韩三边关系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但鉴于各方在应对地区威胁方面的共同认知与现实需要，这种变化应不会撼动它们合作的根基。当地时间2025年2月15日，韩国外长赵兑烈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表示，韩美同盟与韩中关系无法对等，韩美同盟重于韩中关系。同日，美日韩三国外长在慕尼黑举行三边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三国间“不可动摇的三边伙伴关系”，强调了“对三国和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和繁荣的共同承诺”。新任韩国总统李在明主张“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表示将继续巩固韩美同盟，并“强化与美国和日本的三边合作”。鉴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韩国虽然认识到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但在政策倾向上仍偏重于美国。因而，对于日韩两国需安抚与震慑并举，削弱、打消其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企图与行动。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也具有重要地位，但它并非美国盟友，也非唯美国之命是从，而是具有独立自主外交传统与实用主义利益观、渴望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印度外长苏杰生2024年12月在出席一次会议时重申印度不允许外部势力支配其政策选择，而是根据国家利益“做任何正确的事”，以真正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个“领导大国”。发展好中印关系对于中国缓解美国“印太战略”压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需妥善处理与管控好中印边界争端，适度回应其期望成为世界大国的心理与现实需求，推动双方各层次交流交往的恢复与提升，以为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从地区安全热点来说，对于如南海问题等涉及多方的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中国应主动搭建对话平台，凝聚各方共识，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探讨建立南海危机管控联络机制。对于朝鲜半岛形势，中国应继续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同时亮明不允许朝鲜半岛生战生乱的安全底线。就地区安全机制构建而言，中国应秉承对话、包容、合作的安全理念，积极推进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逐渐培育与增进区域政治与安全互信，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地区特点与需求的有效安全机制和架构，缓解地缘安全竞争，消解地区国家对于中国之疑虑与误判。此外，中国应强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域内国家的最大公约数”的认知，在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同时要加大地区和平力量的联合，共同反对某些势力破坏本地区稳定的企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同时要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要向外界阐释好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误解或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探求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冷战后，美国将维持其霸权地位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对于任何可能威胁其霸权地位的潜在挑战者，美国都本能地加以防范、警惕，甚至是遏制、打压。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对中国崛起做出的反应并不令人惊异。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有寻找“他者”（尤其是“敌人”）以界定自我身份并确定对外政策的战略传统，而对“他者”身份的界定离不开美国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就此而言，美国对华战略至少受到两大因素的直接影响：一是美国“霸权护持”战略；二是美国对中国战略身份认知，而战略身份认知显然与中美之间的战略与政策互动密切相关。美国“印太战略”将打压、遏制中国作为主要目标，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身份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应对美国“印太战略”过程中，中国必须加大对美外交力度，加强战略沟通，有效管控分歧，积极塑造彼此正面认知，并在此进程中探索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3.1加强战略沟通，防止战略误判
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地缘环境、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甚至是根本差异，这为双方正确认知与判断对方政策动机与行为造成了困难与障碍。因此，中美两国加强战略沟通，准确传达与领会对方意图与政策，防止战略误判与误算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美可能会走向战略冲突。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一定程度上来说，中美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认知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美方对中国战略意图存在严重曲解。例如，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时，美国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意图“改变”国际秩序，“中共选择利用自由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试图重塑对其有利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声称它寻求按照中共的利益与意识形态改造国际秩序”，中国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推动其全球治理的愿景”。拜登政府同样认为中国有志于意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到2049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该战略坚定寻求政治、社会、军事的现代化以扩展中国国家实力，完善国家治理，修正国际秩序以支持中国的治理体系与国家利益”。然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目的不是将现有秩序推翻，而是推进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将此视为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具体实践，而美国则认为这是改变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行为。因而，中美双方需要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尤其是发挥元首外交掌舵引航的至关重要作用，同时要在各层级上开展经常性磋商，保持经常性联系，更加清晰地表达双方的战略意图。拜登政府时期，中美恢复与新建了20多种对话机制，在外交、安全、经贸、财政、金融、军队、禁毒、执法、农业、气候变化、人文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些对话机制能否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继续发挥作用尚未可知，但保持与加强中美战略沟通的重要意义是确定无疑的。
3.2建立危机管控长效机制
其一是因台海、南海等所引发的中美直接危机事件。近年来，中美发生战略误判，以至于引发“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危机预防与管控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从可能性上来说，美方强调与中国竞争不应演变为冲突，双方应保持沟通渠道开放以管控分歧。2025年2月13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表示，特朗普政府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不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月20日，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沟通，因为缺乏沟通可能会导致冲突。这表明美国有意愿且重视与中国建立危机管控长效机制。为此，中国应利用双方在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上的共识，适时建立富有韧性与效力的危机防控机制。其二是对第三方危机事件的危机管控。所谓第三方事件是指在亚太地区，尤其在东北亚地区所发生的突发事件。这些事件不直接涉及中国与美国，或者仅直接牵涉到两国中的一方，但是又与两国利益紧密相连，如涉及朝鲜半岛形势、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问题。第三方事件的危机防控机制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巩固。所谓事前预防，主要表现为针对该地区的敏感议题，建立起一套沟通协调机制，尽可能将问题化解于初始阶段。虽然第三方事件具有不可预知性，但是引发这些事件的背后因素是清晰的。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突发事件是其背后因素未得到充分重视与有效处理的产物。事中控制意为一旦突发事件发生之后，中美两国应该发挥各自的影响力，避免事态升级，将突发事件的不利影响控制在局部范围之内。事后巩固是指在突发事件基本得到处理之后，还需要对这一事件进行经验总结，并及时稳固相关脆弱性环节，消除可能再次引发同类危机的诱发因素。
3.3多层面、多主体互动加强中美关系发展正能量
一方面，扩大并强化与美国多层级交往交流，如增进与美国州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更多助力。从政治框架来看，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它们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战略优先也不尽一致，甚至还存在严重的矛盾（如在移民政策方面）。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甚至禁止中国企业为美国产业链供应链提供的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99条规定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和海能达等五家中国科技企业的产品，美国商务部阻止公共部门和私人实体采购和使用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但2015—2021年美国至少有1 681个州和地方实体购买过以上5家中国公司有关的设备和服务。这说明中国维持并加强与美国州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存在巨大可能性。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4年美国对华出口》报告显示，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2023 年）和第六大服务出口市场（2022 年）。就2022年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而言，中国是美国3个州的最大出口市场、32个州的前三大出口市场，以及43个州的前五大出口市场。从美国各州和地方决策者视角来看，相比于联邦政府对华强硬的“遏制”立场，美国州与地方官员从所在州、地方的利益出发，正努力“挽救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为选民培育的中美经济、教育和文化关系”。中国应认识到州与地方政府更关切自身利益的诉求，充分发挥州与地方政府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继续深化与美地方友好关系，尤其重视强化与加利福尼亚、密歇根、华盛顿、纽约等传统贸易投资合作州的关系，以中美省州与地方政府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来促进中美双边关系重归正常轨道。
另一方面，发挥政党外交、立法部门交流的独特功能，影响与促进美国对华政治氛围的改善。自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以来，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和判断日渐消极。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当下，两党在对华身份认知与政策应对上形成了总体上的一致，甚至竞相展现强硬立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之严峻。美国国会大量涉华法案的提出反映出立法部门在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重要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中美关系的低位震荡状态可能会超越政府周期而变得更加固化，从而对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带来更长期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开展与加强政党、立法部门交流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我们需要认识到，美国政党政治的本质是选举政治，赢得选举是民主、共和两党的核心目标，而要赢得选举就离不开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国会选举更离不开选区选民的支持，而选民最关心的还是自身利益与需求的满足程度。因此，中国应加大对国会议员的工作力度，强调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关系逻辑，特别是强调对国会议员所在选区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晓之以利害，促其在对华态度上持客观正面的立场，同时加强政党外交力度，根据民主、共和两党不同的政策偏好做有针对性的沟通，促进两党在对华认知上回归理性。例如，民主党突出人权、气候、环境等议题，主张与中国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中国可在其关心议题上做出善意表示，为双边关系缓和创造氛围与环境。共和党更忧心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因此侧重在军事上对抗中国，中国可在安全议题上加强沟通与解释，以安抚美国的焦虑情绪。此外，对于那些冥顽不化的“反华派”，中国需要摸清其背后金主、所在州涉华利益等基本信息，适时而精准地作出反制行动。
3.4维护与促进两国社会文化交流，努力建构对对方的正面认知
美方对华采取“全政府”竞争政策，但尚没有展开广泛的社会动员。若美国对华战略实现“全政府+全社会”战略竞争模式，中美关系发展将陷入极为不利且难以逆转的境地。因而，维护与促进中美社会文化交流，加强中美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十分重要。当前，中美社会文化交流面临着重大挑战，最突出表现在美国对中美人文交流的政策限制。自建交以来，美国对于推进中美社会人文交流总体持积极态度，但自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出台诸多限制政策，如对中国媒体在美活动、中国驻美记者签证予以限制；执法部门甚至对美国高校施压，迫使一些高校中断与孔子学院的合作；中止与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所有富布赖特交流项目；展开所谓“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制造中美社会交流的“寒蝉效应”。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还大力鼓吹如干预美国选举、影响美国舆论等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在社会与民众中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形象，如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将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这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下降。盖洛普2020年2月份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比2018年下滑了20个百分点，这也是自1979年开始民调以来与1997年和2000年持平的最低点。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民调也显示，66%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这比特朗普执政之初上升了将近20个百分点；有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力量与影响是“主要的威胁”。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认知好感度仍长期保持低位状态，甚至更加糟糕。2021年3月16日，盖洛普对华认知民调结果显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受访者比例在过去一年从22%增加到了45%。自2020年以来，美国受访者连续四年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敌人”。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与此相似，其中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受访者比例从2018年的46%上升至2021年的67%，89%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对手或敌人”。2024年5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比2022年、2023年分别高出17个百分点与4个百分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认为，民调结果说明美国民众对华认知发生重大转变，已将中国当成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将竞争与冲突视作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并要求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而且这种认知存在跨党派的广泛民意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虽然美国民意对华好感度总体下降，但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相对较高。皮尤研究中心从2005年开始，每年调查一次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该调查显示，从2005年到2020年，50岁以上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均高于18-29岁的年轻人。例如，2020年4月的皮尤民调显示，18-29岁之间的受访者对华持正面认知的达43%，30-49岁的为26%，50以上的为21%。2022年4月皮尤的民调也反映出这一特点。30岁以下的成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个伙伴的比例为17%，远高于6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4%）。2023年皮尤民调结果显示这一现象依然存在。不过，近两年美国年轻人对华负面态度的比例有所上升，从2021年的68%上升到75%。因而，塑造美国对华正面形象的一个着力点在于加强两国社会人文交流，尤其是面向年轻人的沟通，这对于双边关系的持久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也日益显现出紧迫性。
四、结 语
迄今，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有着明显的延续性。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明确提出“印太战略”，确定了主要目标，总体构建了“全政府、全方位、全领域”政策构架。拜登政府全盘吸收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政策框架并对其加以完善，使其系统性与平衡性明显增强。经过共和党、民主党两届政府的接续推进，“印太战略”已成为美国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时代主要挑战的重要政策工具。更进一步来讲，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与“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的背景下，“印太战略”就是美国以应对中国“挑战”为核心的霸权护持战略。有学者指出，尽管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等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担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能会对该地区和世界做些什么”，因而制定出“印太战略”以制约中国。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外交与安全团队持有浓厚的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仍将中国视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和最大威胁”。在竞选期间，副总统万斯（JD Vance）、曾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华尔兹（Mike Waltz）等就主张美国应将印太地区作为全球战略的重心，尽快从欧洲和中东的地缘冲突中抽身，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威胁”。2025年1月15日，鲁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国务卿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强大、最危险的势均力敌的对手”。新政府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奉行更强势的战略来对抗中国。美国新政府成立后即展现出对印太地区的高度关注。1月21日，鲁比奥便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外长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共同致力于加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同时保持定期会晤并筹备“四边对话”领导人峰会。他在2月2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将保持团结并维持美国在当地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红线。我们不会放弃作为太平洋大国的参与度”，并进一步强调“我们不会活在一个由中国主宰的印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月12日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时指出，“严峻的战略现实使美国无法主要关注欧洲的安全”，欧洲需要为其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除维护边境安全之外，美国的主要关切便是全力应对中国“挑战”，尤其是在印太地区的竞争。3月5日，他在接受访谈时更加明确地提出，“尽管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战争，但美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备与能力建设。”5月31日，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美国新政府的印太安全政策，明确表示将继续把印太地区作为“优先战区”，持续强化在本地区的军力部署与盟伴体系建设，以应对“中国军事威胁”。可以预见，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2.0应会继续保持推进状态，甚至政策会更加激进、强度会更为剧烈，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与挑战会持续存在。
鉴于特朗普政府固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执念、“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偏好，美国盟伴关系将经受新的考验，这对“印太战略”的推进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同时，世界多极化态势更为强劲，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整体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基于此，中国在应对美国“印太战略”挑战时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战略定力与历史自信，不断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积极塑造有利于我方的周边环境，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持续推进对美外交并探索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