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等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在解释英国脱欧等区域去一体化现象时存在局限性。后功能主义和现实制度主义聚焦于区域去一体化进程的单元层次。 现实主义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其衍生的嵌入式双边主义试图构建中间层次理论。 位置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塑造国家偏好，为去一体化理论提供了体系层次的视角。从体系层次的角度看，近年来欧盟内部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调整，其中英国相对实力迅速衰落、德国相对实力快速崛起。国际和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英国、法国、德国表现出不同的国家行为：为了避免德国逐渐主导的欧盟权力扩张，处于一体化机制边缘的英国决定退出欧盟，选择了去一体化；法国处于一体化的核心位置，因此没有选择去一体化；国际体系多极结构的压力将迫使法国与德国继续巩固法德轴心并推进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结构现实主义 去一体化 英国脱欧 法德轴心 体系层次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盟内部出现了包括“疑欧”和英国脱欧等在内的反一体化和去一体化现象。以往的一体化理论主要集中于探讨一体化进程如何发展，几乎未对去一体化现象的成因进行过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现在应当重视欧洲区域一体化倒退甚至解体的可能性。还有学者认为传统的一体化理论继承了欧洲宗教传统与简约的一元主义特征，难以应对欧盟治理的复杂性，传统的一体化理论也无法完整解释欧洲去一体化现象，需要综合多种传统一体化理论并将其他理论纳入一体化研究的比较范围。本文试图综合辨析各类一体化和去一体化理论，提取理论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并将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层次视角引入对欧洲去一体化现象的分析中，补充完善区域去一体化的体系层次理论。
一 区域一体化与去一体化的理论辨析
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欧洲区域去一体化现象不仅是欧洲议题在欧盟成员国内部被过度政治化的结果，也与国家的外部性密不可分，毕竟区域一体化仍然是一种国家间安排，因此去一体化仍然要在国家间关系的框架下解释。可见英国脱欧不仅是历史性的、不断演化的去一体化过程还是国家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现有的一体化和去一体化理论致力于解释国家内外部两个层次的互动，但是对何为根源性层次的论述有较大差异。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指出的，研究者难以确定哪个分析层次最为重要，因为任何层次都不能够解释所有问题，也不能包含所有最重要变量。不同的分析视角对欧洲区域一体化和去一体化现象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因此，本节将对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后功能主义、现实主义、现实制度主义(制度现实主义)、嵌入式双边主义、位置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欧洲区域一体化和去一体化中的基本原理进行简要的辨析，指出各层次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局限性。
（一）传统一体化理论及其发展：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和后功能主义
传统一体化理论的代表是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是对功能主义的修正，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指出了欧洲区域一体化是由绩效与现有的权力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引发的，且都认为国家更重视经济利益和精英的作用。而两者的分歧主要围绕着捍卫国家主权的国家领导人与提倡超国家治理的跨国政治家、利益集团之间对一体化及主权让渡问题的立场差异展开。相对而言，新功能主义更具有超国家主义倾向。
早期一体化理论的代表功能主义认为欧洲一体化是由国家之间功能的需求外溢实现的，但是其未能替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三项基本政治功能--确保政治团结、维持福利国家的道德前提和共识的再生产，也难以在缺少功能替代的前提下超出民族国家的框架。在功能主义基础上修改完善的新功能主义对只重视政治一体化的早期政府间主义做出了回应，认为一体化进程既是社会过程也是新的政治机构建立而引发的政治过程，并批评现实主义无法解释欧洲一体化现象。然而新功能主义忽略了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的区别，还认为一体化主要由跨国利益集团和精英在国际和国内共同驱动，并忽视了国家政府和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因此无法解释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局限性。英国脱欧颠覆了新功能主义坚持的“一体化进程不可逆”的传统认知，对现实主义范式的忽视也导致其低估了欧盟内部的危机，尽管新功能主义中的“倒溢”概念的定义--“一体化部门范围和能力的缩减”涉及欧盟职能部门的垂直去一体化。此外，“空椅子危机”(Empty Chair Crisis)也反映出新功能主义忽视行为者偏好的变化，没有将政治和经济外溢结合，也忽视了欧洲各国民间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可见欧洲的现实反映出功能属性难以完全消融权力属性。
政府间主义源于现实主义，强调政府在一体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国家才是一体化的根本因素，因此格外重视政治一体化。该理论反对新功能主义关于一体化侵蚀国家主权的观点，认为一体化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还是理性政府根据偏好和权力进行互动的结果。自由政府间主义吸收了现实主义所重视的国家视角和权力等要素，并继承了政府间主义的假设，认为一体化是基于国家共同利益和博弈互动产生的彼此合作的制度选择。但是其解释力仍不全面，无法比较分析在同样面临重大利益损失时为何希腊与英国采取了不同的行为。自由政府间主义重视国内的政治博弈和国家间谈判中的利益分配，认为国内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国家偏好，自由政府间主义代表人物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认为一体化是国家领导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一系列理性选择的最终结果。 自由政府间主义尽管也部分承认地缘政治因素对国家偏好的影响，但仍认为国内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偏好形成的根本性因素，实际上忽视了国家偏好的不稳定性。 该理论对国家的安全收益则基本忽视，也很少关注外部环境和制度的作用，实质上仍然是单元层次的分析理论，因此无法全面解释去一体化。后功能主义承认了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局限性，否认了一体化的结果会反映功能性压力，认为一体化的动力来自功能性压力和管辖权的不一致。后功能主义认为身份认同，特别是民族认同对于区域一体化具有决定性作用，身份认同则由政治来塑造。后功能主义超越了新功能主义对精英的重视，意识到民族主义导致公众和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缺乏认同是欧洲一体化停滞的重要原因。当大量来自西亚北非的移民进入欧洲，并且欧盟面临在不同领域层面和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战略竞合时，欧洲的共同认同只能建立在对文明认同的基础上，诞生于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从未远离欧洲。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大众政治的兴起也印证了后功能主义的观点。然而同自由政府间主义类似，后功能主义聚焦于国内政治，而没有涉及国际和区域体系层面，并且无法解释精英为什么会选择去政治化来设法避免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分歧。同时，去体化现象带来的欧洲共同认同匮乏和民族主义回潮增强了民族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和影响力，预示着现实主义在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中正在重新得到重视。
（二）国家本体论的复苏：现实主义和现实制度主义(制度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间竞争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从属于国家对强权的追求。尽管有学者认为欧洲一体化自身的逻辑是拒绝权力政治，但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家是最主要的理性行为主体，一体化是国家追求扩大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能成为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途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imann)也把一体化进程看作主权国家之间为了追求国家利益而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国的主权也在不断强化。反之，主权国家当认为区域一体化损害了国家利益时就有可能选择退出，英国脱欧就明显反映出这种现实主义的目的与手段。
现实主义的政治取向一直存在于近些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当中，如:2019年欧洲理事会推出了三项具有明显外向型和主权国家色彩的战略议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0rbán Viktor)认为成员国而非欧盟机构是欧盟的基础;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时任主席冯·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Von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强调欧盟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主权国家提供民主合法性和身份认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则公开表示欧盟必须学会使用权力语言，欧盟也拥有实行权力政治的工具。 可见民族国家仍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当中的主要行为体，因此上文所述的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无法“系统性地承接民族国家的深层次角色”，国家本体论的复兴则使各国更加关注本国经济的相对优势。欧洲各国的疑欧派政党试图积极推动欧盟重回主权国家秩序的行为也印证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正在重返欧洲。
现实制度主义对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进行了范式折中，赋予机制与权力同样重要的地位，并认为国际制度的创建和改革是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目标的结合。国际制度同时具有功能和权力属性，可以将权力制度化，而权力则需要通过制度来发挥影响力，机制内的国家权力消长也是借助制度实现的。国家出于对多边机制消耗了本国权力资源以及对相对实力下降的不满，选择进行战略欺骗般的威胁退出、包容性嵌入、区别性排他、退出制度等制度制衡的手段;英国脱欧可以被解释为处于相对弱势、被主导国质疑合法性并在边缘地位或具有离心力的国家迫于形势做出的选择，这也是英国寻求削弱竞争对手权力资源的手段。因此与其他成员国相比，拥有制度性讨价还价能力的英国更容易选择退出以保护国家利益、主权和民族文化认同。不难看出，现实制度主义实际上是自由政府间主义在去一体化领域的翻版，其看似作为去一体化理论的集大成者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但实质仍然是单元层次的分析。因为既有的制度现实主义研究已说明了国家选择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机制的根本原因是其感到制度资源和相对权力优势不断下降，秩序变化的动因也来自主导国的外部。 换句话说，机制是由主权国家主动创设的，而非结构性的自发形成，单元对机制的行为根源来自体系层面的压力。
（三）中间层次理论的尝试：嵌入式双边主义
由乌尔里希·克罗茨(Ulrich Krotz)和约阿希姆·希尔德(JoachimSchild)提出的法德“嵌入式双边主义”(Embedded Bilateralism)是一种折中理论，是对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融合，也是对自由间政府主义的再完善，包括“规制化政府间主义、象征性行为和实践以及准公共基础”三大要素。“嵌入式双边主义”同现实主义及其衍生理论一样，也是国家中心主义论，强调大国作用和制度框架限定下的博弈，特别是提出了法德关系是欧盟体系与成员国层面之间存在的特殊中间层次，也是欧洲政治中“多层治理”的一个重要层次。“嵌入式双边主义”虽然借鉴了自由政府间主义，但是也批评自由政府间主义过于强调英、法、德三国的决策博弈并将法国和德国纳入欧洲层面的制度环境，忽视了“法德层次”次体系的作用;“嵌入式双边主义”强调机制、价值规范、符号以及共有观念和集体认同等对法德轴心形成的重要性，其对法德轴心作为整体发挥的作用作出评估，有利于对传统欧洲一体化理论进行补充，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法德轴心的不断巩固和英国在欧盟事务中的边缘化过程。
（四）体系层次理论：位置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
在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层面，何为外交政策的根源所在?位置现实主义认为在分析国家的决策过程时研究者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让国家凭借凝聚力和自组织性获得整体性的国家利益，才能够让外交和内政有机统一，使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有机结合。 而客观上的整体性国家利益由国家间的相对实力或实力对比决定，“依据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制度)位置及位置目标来界定”，大国的国家利益就是谋求合理的实力地位和制度地位，这与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国家首先关心的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而是保持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
结构现实主义继承了现实主义重视的权力和国家主权视角并强调结构的作用。结构被定义为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分配，以及关于实力对比的差异程度。由于结构的存在，国家为了生存需要依据自助原则提高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对外灵活调整与他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实现国家利益并增加权力。这个特点决定了国家的互动模式是由结构中国家的数量和各自的能力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由体系构成单元发生的变化决定，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国际体系中大国是最重要的分析单元，它们之间的权力分配变化决定了单元之间的互动模式和体系的运行规则，即“实力最强大的单元为其他单元和自己设定了行动的舞台”。虽然结构现实主义并不像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那样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但是其也承认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组织等国际机制来以较小的成本实现较大的收益。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国际机制进程有利于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流通，也有利于大国将其偏好的规则和规范加以推广。
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去一体化现象的根本成因是国际体系和区域体系内大国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促使不同国家采取了差异性行为。依据自助原则，英国从加入欧共体到退出欧盟都是依据其相对收益的得失而做出的反应，即“每个大国都将其他国家的损失视为本国的收益”:英国加入欧共体是因为其经济发展需要欧洲共同市场，而脱欧则是出于现实利益和国家政治传统，特别是在一体化机制内与主要竞争对手德国的相对实力发生了转换，认为各国主权不可让渡并对一体化持反对态度。帕特里克·穆勒(Patrick Miller)也认为外部环境的改变和施压往往会使成员国参与欧盟治理体系的反应各异。结构现实主义虽然可以从体系层次为国家加入或退出一体化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但是却无法完全解释一体化深入的动态过程，曾有学者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认为欧洲能够保持稳定与和平但无法获得凝聚力。
（五）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各一体化理论有逐渐趋同的发展趋势，而部分去一体化理论只是一体化理论的翻版，部分理论仍然认为国家行为的根源只来自单元层次。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的代表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关注的是维持现状等方面，无法解释区域去一体化现象。后功能主义、现实主义和现实制度主义实质上只聚焦于单元层面。
不过，现实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自由政府间主义、现实制度主义、位置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源泉。嵌入式双边主义试图在体系和单元之间构建中间层次，但是无法就一体化和去一体化问题作出解释。位置现实主义虽然拒绝对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作出根源性判断，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却指出大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对其国际位置的争夺，实质上暗示了大国偏好由体系层面塑造。结构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以体系结构和权力关系为视角，为英国脱欧等欧洲区域去一体化现象提供了新的体系层次分析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重大缺陷之一是其作为一种“理论发明”刻意地进行“去历史化”，其对各国历史异质性的忽视导致该理论的预测力和个案解释力大打折扣，戴维。戴斯勒(David Dessler)也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缺乏本体论。有学者认为应该“从历史叙事中提炼政治理论，再以理论比照经验现实”，而非从史实推断现实 因此，本文试图回顾英国和德国在欧洲区域一体化和去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事实，从体系层面的分析角度以 “权力结构变化” 为自变量、“去一体化” 为因变量来解释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区域去一体化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二 体系层次中欧洲大国的权力格局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衰落和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形成了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作为超级大国力量投放的最前线，欧洲也成了两极体系映射最明显的地区。为了应对相对于美苏来说被动压制的局面，欧洲希望通过一体化恢复实力以重返世界权力的中心。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两极体系的终结，两德统一成为德国在欧洲区域内相对权力上升的关键节点。而欧盟东扩则让德国真正成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经济中心，德国从欧盟东扩中获益最大。相对而言，欧盟内部的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更有利于德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欧元区又实现了近十年的快速增长。德国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与权重显著上升，这一过程伴随着其他欧盟主要国家的相对衰落。
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导致的重大变化可以打破制度惯性，用来对国际制度框架内的竞争和脱钩进行解释。吉尔平认为重大的国际危机是引发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化的根本性因素之一，欧洲的大国均势格局因为 2008年后德国和英国相对实力的显著变化而失衡，欧盟内部原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发生了剧烈的调整。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在2008年后首次出现负增长，2009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英国当年经济增长率为-4.3%。 虽然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经济都遭受重创，但相对而言英国的衰落更加明显。如图1 所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欧盟 GDP 总量的比重从 2007年的17.3%锐减至 2008年的15.2%，在2009年达到最低点 14.0%，从2011年起才开始有缓慢回升。2016年脱欧公投后其所占比重再次下滑，同年英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该国 GDP 的5.0%，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19年英国GDP 占欧盟 GDP 比重为 15.3%，与法国所占的 14.7%相差不多。约瑟夫·M.格里科(Joseph M.Gieco)和 G.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当一个区域内的相对经济能力正在被破坏，那么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就会拒绝建立合作甚至阻碍该区域深入发展合作”。而作为这一理论的验证，在经济形势不甚乐观的 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决定于3年后进行脱欧公投;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欧。
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相比，德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的经济状况相对良好，如图1所示，德国GDP 占欧盟 GDP 比重从2007 年开始就在稳定增长，到 2019年时为20.9%，比英国和法国比重各高约6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英国在危机爆发之前金融服务业和虚拟经济就已非常繁荣在 2014 年金融服务业占英国 GDP 的 11.8%。和美国类似，英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高额利润，导致系统性风险持续积累，最后因泡沫破灭而深陷经济危机。而德国以低物价上涨率作为货币政策追求的目标，注重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避免过度依赖金融业等虚拟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德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贸易顺差和较低水平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长，这导致其财政收入较为稳定。而德国稳定的经济发展成了欧盟经济的“稳定器”。从结果看，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不仅影响了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还导致了欧盟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德国在欧盟机制内的领导地位再次提升。
2008年以前，欧盟是由德国、法国和英国共同支撑的，但是在后危机时代，德国真正开始成为欧盟的主要领导力量。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德国不仅推动了欧洲区域制度建设的深入，还强化了德国在欧洲的区域制度霸权, 这引发了英国对德国逐渐掌控欧盟领导权的担忧。英国早期对欧洲一体化产生顾虑也是因为担心欧洲大陆再次崛起一个霸权国，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德国借助欧洲一体化控制欧洲。曾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预言欧共体虽然当时在法国支配之下，但以后必然是要受德国控制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曾提及欧洲统一的障碍主要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目的的怀疑和恐惧。尽管德国时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曾多次强调“欧洲霸主”不是德国追求的目标，但是英国所担忧的欧盟内部权力格局从三边均势结构向法德轴心的两极乃至德国主导的单极结构转变正在成为现实，而欧盟的职权也在不断扩大。
德国综合实力的显著增长和英国实力增长的相对停滞使得区域体系结构发生变化，区域结构不是区域内各国能力分配的简单相加，而是各国力量对比的综合体现。国家行为体的相对规模越大，就越可能将本国的个体利益与体系的整体利益视为一体。由经济实力转换来的权力增长使德国在欧盟权力结构中具有重大利益。结构现实主义中体系层次因素是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变量，英国的欧盟政策根本上取决于它的国际和区域地位高低和相对实力的大小。伴随着欧盟机构职能的扩大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去一体化开始进入英国国内的政治议程。
三 单元层次的国家行为
传统现实主义者从国家行为推算国际体系，而结构现实主义者从国际体系推算国家行为。华尔兹认为:“随着结构的改变，单元在系统中的布局也发生改变，由此导致对单元行为以及其互动所产生结果的新预期。”结构的动力是由结构中行为者的动机决定的。主权国家，尤其是区域大国是体系压力的感知和反应单元，因为互动发生于单元层次而不是系统层次。2008 年后欧盟内部权力结构的剧烈调整和欧盟的职能扩大导致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不同国家行为:英国决定退出区域一体化机制，而法国和德国决定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继续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一）英国：从反一体化到去一体化
英国强调政治制度连续性的保守主义传统使其特别强调国家利益反对向欧共体和欧盟让渡过多的权力。英国自加入欧洲一体化机制以来就一直是反深度一体化阵营的领导者，与坚持深度一体化的法德轴心相抗衡。2008 年后，英国积极反对欧元区解决欧债危机的手段，认为欧元区国家牺牲了非欧元区国家的利益;同时英国也反对欧盟加速政治一体化，更反对欧盟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特别是来自欧洲以外难民在欧盟内部的自由迁徙。2011年，为了应对欧债危机，欧盟设立永久性“欧盟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作为金融稳定工具和救助体系对希腊爱尔兰等国进行援助，英国拒绝参与其中，而德国和法国分别以 27%和20%的出资比例获得了稳定机制决策中的否决权。英国也反对欧盟试图修改《里斯本条约》，因为这将加强欧盟机构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监管。2015 年 11月，卡梅伦将英国对欧盟的改革议案提交给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主张欧盟机制应在经济、竞争力、主权和移民领域进行改革，试图以威胁脱欧的方式倒逼欧盟进行有利于英国的改革以重新修订制度规则并重新分配权力。由此可见，英国对欧盟区域机制构建所产生的超国家化倾向表现出强烈抗拒的态度。这是因为英国处于欧洲一体化机制建设中的边缘位置，而边缘国家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认同程度主要基于其本国利益是否实现，以及对区域内国家之间权力结构相对平衡的需求。当主权让渡和利益分配打破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平衡时，成员国对国家利益的重视便会压倒共同体意识。
德、法、英三国的三角制衡关系曾经是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支柱，但在英国的经济实力不如德国、政治影响力又落后于法国的背景下，三角关系最终让位于法德轴心。以往国际体系内权力分配格局的失衡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而北约和欧盟建立的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的规则和规范，使英国无法以武力阻止德国对区域一体化机制的控制，因此只能选择退出一体化机制以避免国家主权被欧盟职能的扩张侵蚀。
（二）法国与德国：巩固“法德轴心”
法德轴心是欧洲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动力，其核心基础是法德实力的相对平衡。然而德国统一与两极体系瓦解的结构性体系变革，改变了法、德两国的实力对比和它们所面对的国际体系压力。
两极体系结构性压力的消失使得法、德两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短暂调整期，但是法德轴心在抵挡这种结构性压力后仍然存在。这是因为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其提出的德国统一的条件中要求德国做出继续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承诺。德国也履行了承诺1990年两德统一后欧洲一体化进程明显提速: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生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1995年《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t)生效;1998年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成立;2002 年欧盟启用共同货币欧元，欧洲央行开始制定欧元区成员国的共同货币政策。因此，“德国的统一更像是欧洲一体化取得进步的催化剂”，而德国选择深入一体化又可以把自身的利益与欧盟的利益相绑定，从而得以与法国一道继续推动一体化。但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2008年后同样都是面对相对权力的下降为什么法国没有像英国一样去一体化、退出欧盟呢?
首先，与英国在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缘位置相比，法国一直处于一体化进程的核心位置。卡尔·多伊奇(Kadl Deutsch)等人认为，“一体化进程起源于某个核心区，一体化就是核心化的过程”。而区域一体化要取得成功必须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去推行这一目标。作为核心国与领导者，法国已深度参与一体化进程，其退出欧盟的成本远高于收益，历史制度主义就认为国家要为去一体化的“沉没成本”付出巨大代价。而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和中根区等深度一体化机制，其退出成本更多来自其他地区大国的排挤而非系统性成本。
其次，当前法、德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已经高度相互依赖且二者都离不开欧盟。德国的经济实力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德国在结构内的相对权力越大，法国就越依赖德国参与的区域一体化。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还是英国脱欧后欧盟唯一的拥核国。对于欧盟来讲，法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德国的经济实力两者缺一不可。
最后，法国相对实力的下降并不明显。与英国GDP 占欧盟 GDP 总量的比重下降到 2019 年的15.3%相比，2008 年后法国占欧盟 GDP 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15%左右。军事力量同经济力量一样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军费开支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如图2所示，2007年英国军费开支为660 亿美元，远高于法国和德国的军费开支。但是在 2009年英国军费开支大幅下滑至 579亿美元，随后总体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到了 2019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为487亿美元，略低于法国和德国的军费开支。相比之下，法国军费开支在2017年达到 492亿美元后就始终维持着欧盟第一的位置。法国军费支出相对增长的趋势部分反映出法国的军事实力并没有被削弱，德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也没有使德国的军事力量超越法国。因此同样面对德国的崛起，法国受到的体系压力并不比英国感受到的大。
结论
体系压力使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而2008年后欧洲区域体系内部的权力格局变化和欧盟职权的扩大又使英国退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体系层次的权力分配格局变化是导致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之一。
英国脱欧并非简单的权力让渡，而是会导致欧盟内部权力关系对比的变化，原先欧盟内部的三极均势结构彻底倒向了法德轴心的两极结构，欧盟内部“大国协调”的领导合作模式正在逐渐展现。而欧盟内部的这种两极体系将会更加稳定，因为不仅法德都是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在国际体系中两国在经济、安全、科技、互联网等领域都面临着来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产生的体系压力，因此法德轴心会更加巩固。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随着体系的缩小，每个国家都与体系有更大的利害关系，更有动力去帮助其维持稳定。正如 2019 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订新《亚琛条约》(Treaty of Aachen)并强调两国不仅要协调彼此利益，更要捍卫欧盟的整体利益和安全。2020年5月18日，默克尔和马克龙同意设立5000亿欧元的一次性基金以帮助欧盟从新冠疫情中重振经济。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是靠危机不断推动的，欧盟各成员国在抗疫防疫工作中必要的社会支出又为欧洲的财政一体化提供了良机。
欧盟其他成员国一方面承认英国脱欧后的法德轴心是维持欧洲稳定的关键，另一方面对这一关系的排他性有所不满。波兰和匈牙利正试图在欧盟内部对抗法德推动的欧盟超国家倾向，但是波兰、匈牙利与德国、法国、英国相比实力太过弱小，不足以动摇法德轴心来重新改变权力分配结构。其他欧盟成员国也难以同时反对德、法两国。实质上摆放在中小成员国面前的只有“跟随法德”和“边缘化”这两种选择。 从体系层次的角度看,结构本身具有恢复平衡与稳定的倾向，在欧盟内部像英国脱欧这样的去一体化现象将会暂时停止，直到下一次欧洲区域体系结构发生剧烈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