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全面素质和深厚学术素养的人才。曾经有两位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毕业的学生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坦白说，学生在刚进入北京大学读研时，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有很多地方感觉有欠缺。我曾与甘阳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发现这可能是因为师资配备、学科配置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发现这些学生虽然开始时在某些必要知识方面存在欠缺，其中有些内容有一定偏重，需要补充很多内容。然而，由于及时发现了他们的不足之处，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学习，这些学生很快就会变得非常优秀。到了博士毕业的时候，他们的表现都令我们感到非常满意。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尽管博雅学院的学科设置可能不够完善，教师数量也不是很多，课程也不够全面，但是这些学生都有认真阅读经典的经历。他们知道如何逐字逐句地阅读经典书籍，具备基本的经典阅读能力。

这样的学生，尽管其知识体系可能尚不全面，但他能够运用有效的读书方法，迅速弥补其知识的不足。这正是阅读经典作品所能够带来的效果。近年来在中国推行的通识教育或译为博雅教育，我认为译为“自由教育”可能不太恰当。虽然“自由”一词在英语中可以对应到“liberal”的含义，但在汉语语境中，“自由”一词已有特定的含义和解读。而“博雅”一词是意译，并非直接翻译自“liberal”，但它在汉语语境中恰当地传达了“liberal arts”的本意，我想这个还是译得很贴切的，这也可能是来自北大的某种偏见。

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最成功的案例是美国。事实上，美国自身的进步并不明显，其自身并没有产生太多的经典作品。我们通常认为的经典作品大多是来自欧洲大陆和古代的。然而，美国几十年来在通识教育方面取得了最成功的经验，简单来说，就是形成了将源自欧洲大陆的经典作品变成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必须非常熟悉的知识的这样一种教育体制。

前面丁耘老师已经为我们鼓足了士气，他指出中国是世界性的文明，并且我们自身也拥有雄心壮志。一年前，我和丁耘老师在这方面的信心可能相同，但现在却并不敢过于断言。当前的形势，使我们必须牢记在战略上轻视敌人，但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美国有值得我们正视的成功之处，其中之一就是通识教育。其通识教育在极度市场化的环境中非常成功，它确保学生从起步阶段开始广泛涉猎，正如几位老师所强调的那样，无论你是学习理工科、经商还是从事其他各种职业，都有一些书籍是必须阅读的。例如，《理想国》是每个学生的必读之作，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只是一部分基本的书单，但却为我们提供了最起码的知识储备。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教育的成效，它使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敢轻视它。

关于经典问题，我们需要区分三个概念：经、经典和古典。这三个词是不是很相似？但其实是有细微差别的。首先，经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它需要有某个权威机构来确认。“经”这一概念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来源，其中一些甚至可能作者不明。比如我们常说的《旧约》，其作者和来源并不明确。在希腊人刚刚接触犹太传统时，很多人曾对此表示不屑，认为其文本粗鄙，不配称为经。然而，这些作品，包括《荷马史诗》《诗经》《尚书》以及《易经》，都经过了长期的流传和积累，形成了其特有的地位。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作品的明确作者，但它们被官方机构赋予了经的地位，从而具有了神圣性。关于经的问题，稍后我会进一步阐述。

接下来说第二个概念——“经典”。今天我们所指的经典，并不仅仅是指刚才提到的经，并不完全是指经学中的内容（无论是基督教的教义、中国的经还是伊斯兰教的经），诸如后来的霍布斯的著作等，这些都足以成为经典。这些经典著作具有足够的深度，对许多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和理解。我们坚信，这些经典著作不会被时代淘汰。像霍布斯的著作等经历了数百年时间考验的经典著作已经成为经典。我相信，《三体》这样的著作也将经过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这些经典著作虽然并未被赋予神圣性，但它们仍然是经典。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阅读到这些经典著作，当然也包括那些被宗教确立为“经”的著作。无论最初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仍然把它们视为经典。

接下来就涉及第三个概念，也就是“古典”这个方面。正如丁耘老师所言，西方现代社会和思想的诞生与发展，是基于其深厚的传统背景的。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文明。文明的背后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经过历史考验和淘汰后积累，形成了一种长期文明的精神。以非洲为例，该地区尚未经历这一考验，目前尚未形成庞大的文明体。因此，尽管非洲可能拥有一些经典作品，但这些作品与我们的文明没有直接关联。而西方经典对于建构现代世界文明体、对于中国经典、对于当前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古典，古典不仅包括古代的经，还包括围绕这些经而形成的其他著作。例如，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这些是我们的经。然而，一些考古发掘出土的著作，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明精神，也属于古典范畴，但不属于经。当然，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些著作同样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古典文明的精神。类似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经，但其他人的著作可能不能算作经，可能也未必能够算经典著作，但是属于古典。

我们要理解西方，理解希腊文明的总体，需要深入探究希腊文明的整体，既包括其中我们说的被确立的经，也包括写得好的经典著作，还包括一些既不是经也不是经典著作，但却是古典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献作品。这些文献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问题以及整个文明的历史都至关重要。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和问题的时代，需要找到一种解决或应对这些挑战和问题的办法。

我们最好从古典，也就是从这个文明的源头，包括西方文明的源头和中国文明的源头来寻找这种力量。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方面，无论是经、经典还是古典，尽管形态各异，对于我们意义不尽相同，但三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经过了长期的考验和积累，经历了很多的淘汰之后，才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在精神上存在差异。在重视现代的同时，我们尤其需要关注那些与现代精神不太一致的古典作品。我们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因此与历史上前面的发展阶段都息息相关。这些古典文明正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的根基和源头。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重视现代，反而正是因为重视现代，才尤其要看重作为现代思想源头的古典作品，因为它在精神上与现代思想有所不同，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处于历史发展后期的阶段，必须认识到历史前期的进展与我们并非毫无关联，而是与我们紧密相连。

关于唐文明老师所说的经典的历史问题，这里我想补充几句。“最初的经”，可能是非常原始的，原始也就是说它的文字未必优美。正如希腊人对《圣经》的批评一样，我们阅读《尚书》时也很难说其文字优美。然而，由于这些经典代表着古典文明的最早源头，它们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这些神圣的意义并非凭空而来，尽管它们的文字可能未必流畅或优美，甚至逻辑也未必融贯，其中可能存在许多矛盾，因为它们可能由多人编纂而成，经过了长期积累而形成。然而，它们是文明最初的记载，是文明精神最初体验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中不断发掘新的精神资源。

后面我们所说的第二批经典，指的是除开最初始的经后，后续出现的有明确作者的经典。有了明确作者后，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思考，也就有了比较明确的体系，甚至很多是对之前原始经典的诠释。其中有些被确立为经典著作，有些也被确立为经。以《新约》和《旧约》的关系为例，《旧约》虽在逻辑上可能不够严谨，且在文字、逻辑和历史事实方面可能存在诸多不足，但它是原始的经典。而《新约》则是有明确作者、明确意图，且对原始经典进行诠释的经典。

在讨论此类问题时，我们以柏拉图与荷马的关系或《礼记》与《仪礼》的关系为例。在希腊传统中，柏拉图等哲学家对荷马的诠释与理解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同样，在中国传统中，《礼记》与《仪礼》的关系也是诠释与被诠释的关系。在不断的诠释中，原始经典中所蕴含的精神会被诠释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高。这些后来的诠释性的经典，可能比原始经典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对我们的启示也可能更大。因此，这种诠释史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一种经典的诠释史。

吴增定老师指出，经典作品往往是在文明面临危机时应运而生的。其实不仅是经典的产生是在文明危机的时候，经典的诠释，特别是重要的诠释也是在各个文明危机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观点与我们当前的时代有着很大的共鸣。我们期望今日能产生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对话，不仅仅把经典作品当作已死的文字来读，而是为它注入新的生命，用它来理解我们的时代。历史上有许多先人用这些经验来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这些经验之所以历经时间的考验，原因在于每个时代的人们在重新审视这些经典时，都能从中获得新的精神力量。因此，当我们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甚至是个人问题，重新阅读经典时，我们一定能从中有所收获。

【引用格式】吴飞：《经、经典与古典》，《新文科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第123-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