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分会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
提要：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体系中，虽然有某些学派也用“经”来抬高自己学派的元典，但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经”和“经典”概念的指向，仍然专指孔子所整理的六经。20世纪以来，在有关中国文化的叙述中，由于“西学”的冲击，我们在使用“经”与“经典”概念时，背离了“经”和“经典”的原初意义，有着“经”“经典”概念的泛化倾向，客观上混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分类体系，解构了“经”“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中所使用的“经典”概念就有这个特点。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重新强调“经典”的本来意义，认识孔子创设“经典”的历史意义，正确评估六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价值。
关键词：经 经典 朱自清 《经典常谈》
在一切文化体系中，“经”都是有着清晰内涵和边界的概念，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文化体系的“经”，都与最原初的创始者的身份密切关联。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体系中，“经”和“经典”在最初的文化语境中，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圣人密切相关的，是与圣人、道三位一体的实体，其所指非常明晰。但20世纪以来，随着西学的入侵，我们在针对西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文化体系的“经”，则恪守其原初的指向。但在有关中国文化的叙述中，则背离了“经”和“经典”的原初意义，有着“经”“经典”概念的泛化倾向，实际上是把“经”“经典”不但与解经的传、疏等同，甚至和后世文人的诗文戏剧小说中的名作名著等同。把“经”与“经典”无限扩大，是对“经”“经典”一词的庸俗化，客观上混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分类体系，解构了“经”“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一书中关于“经”与“经典”的论述，我们大体可以寻绎到这一演变的逻辑。
朱自清（1898—1948）是20世纪著名作家和学者，曾任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多年，二战时期，还担任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经典常谈》是朱自清1942年在西南联大写成的讲稿，1942年出版，被编入199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学术论著编的第一篇，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朱自清较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多年来一版再版。该书以“经典”为题，讨论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中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和作者，代表了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前期和中期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认识，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献基本常识的重要入门书。不过，由于20世纪中国的大学体系移植于西方，而西方的学科体系与中国固有的学术体系差距巨大，加之20世纪初期兴起的“疑古学派”对中国固有学术存在的偏见，而朱自清作为深受“疑古学派”影响的学者，该书中关于《周易》《尚书》《诗经》的一些论述，深受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学术观点的影响，显然有很多错误，了解20世纪中后期以来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的学者对这些错误大体都能有清楚的把握。但《经典常谈》对“经”与“经典”的认识的局限性，今天可能仍然影响着学术界。因此，今天我们重读《经典常谈》，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对该书涉及的一些问题有所辨析，特别是辨析该书关于“经”“经典”的概念，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20世纪中国学术史，维护“经典”的严肃性，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什么是“经典”
《初学记》卷二十一文部《经典第一》引东汉刘熙《释名》说：“经者，径也；典，常也。言如径路，无所不通者，常用也。”就严格意义而言，“经”专指体现永恒真理的圣人之言，即孔子所整理的《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六经。《礼经》后世称为《仪礼》。《乐经》汉代已经失传，2021年6月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出土的战国乐简，或许就是《乐经》。我在2023年10月中国传媒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单位举办的“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乐经》之‘经’与《周易》之‘经’性质类似，可能是早期的乐谱。其理论部分，应当是‘传’,是孔子的发挥之作。‘乐’之‘经’失传，而孔子讲述乐的部分，或即保存在《礼记·乐记》《荀子·乐论》等文献之中。”《白虎通德论·五经》说：“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又说：“五经何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战国人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汉代学者遂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礼》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春秋》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三传”,与《易》《书》《诗》合为“九经”。唐代以后，形成了“十三经”的概念，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周易》包含了《易经》与《易传》,《尚书》即《书经》,《春秋经》则融入《春秋》三传之中。在十三经之中，六经都是经过孔子整理和传承的，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科书，而《周礼》是讲周代官职和制度的著作，《礼记》包含有孔子与后学谈论有关礼的问题的著作，《春秋》三传是解释《春秋经》的著作，《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记载的有关孔子的言行语录，《孝经》是孔子与学生曾子讨论有关孝道问题的著作，《尔雅》是帮助理解经书字词的词典，《孟子》是孔子最重要的继承人孟轲阐述和传承孔子思想的著作。
《尚书·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孔安国注曰：“典谓经籍。则，法。”《尚书》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其中称为典的只有《尧典》《舜典》两篇，这说明“典”是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唐尧、虞舜这样的圣君的政典才可以称为“典”。又《汉书·孙宝传》载：“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征宝以为光禄大夫，与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宝为大司农。会越巂郡上黄龙游江中，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等咸称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庙。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颜师古注认为此处言周公、召公的事迹，即《尚书·君奭序》所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东汉王充《论衡·难岁篇》说：“俗人险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实定。是以儒雅服从，工伎得胜。吉凶之书，伐经典之义；工伎之说，凌儒雅之论。”此处“经典”与“儒雅”对举，经典所指必然是能承载真理的典籍。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二曰：“虞舜葬于苍梧，二妃不从，经典明文，勿违吾志。”案《礼记·檀弓上》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则此处“经典”当指《礼记》。唐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其中涉及经典包括《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这些著作，如果考虑到道教在唐代的重要地位，陆德明所谓“经典”,除了“十三经”以外，只包括被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典”和“经”一起出现的时候，“典”所指最起码是和经具有同样地位的著作。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孟子·公孙丑上》多次强调孔子在圣人中的独特性，所谓“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汉书·古今人表》“上上圣人”条列太昊帝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帝金天氏、颛顼帝高阳氏、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汤殷商氏、文王周氏、武王、周公、仲尼等凡十四人为圣人，除了孔子之外，其余皆为先圣帝王，周公也曾摄政称王。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于三王之前，独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之所以言必称尧、舜，就是认为在圣人之中，唐尧、虞舜把自己的子弟排除在继承人之外，打破血缘和族群的界限选择禅让对象，充分体现了“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是“巍巍乎”“荡荡乎”(《论语·泰伯》)的圣人最高境界。而《孟子·公孙丑上》引用孔子高足弟子宰我的话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圣人的顶流是唐尧、虞舜，但孔子出现以后，中国古代第一圣人就是孔子了。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之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他整理了六经。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整理了六经，在六经之中传承了道；而六经之所以是经，也是因为六经是圣人所整理，在其中传承了道。道、圣人、六经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
《礼记·乐记》说：“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此段话也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六：“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知礼乐之情，就是能明白礼乐为何而生。识礼乐之文，也就是能使用礼乐。作者是礼乐的创造者，述者是礼乐的实践者。也正因此区别，后代学者为了提升自己所属学派的影响力，也把某些创始者的著作称为经。王逸称屈原的《离骚》为《离骚经》,是认为《离骚》具有《诗经》相同的思想高度。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这些宗教的传教士和信徒也分别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创始人的著作称为经，实际上是借助孔子与六经的影响力，来达到突出其宗教的地位、方便在中国境内传播并最终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的目的。事实上，由于战国秦汉以后统治者实行的“外儒内法”的统治策略，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在实践中找到存在空间，而西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影响更受追捧，这从存世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寺庙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也能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信众数量和信众的虔诚度上窥见一斑。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诸子中，《老子》也曾被称为《道德经》,《汉书·艺文志》载有《黄帝四经》,20世纪发现于长沙马王堆帛书之中。而道教分别称《老子》《庄子》为《道德经》《南华经》,既可能是为了呼应佛教的经，也是为了提升道教的影响力。墨子后学把《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称为《墨经》,后世也称为《墨辩》。一般认为这六篇是战国后期墨家学派的著作，《经上》《经下》或为墨子所著，而《经说上》《经说下》等篇则为墨子后学所著，其中虽然涉及有关人文思想的内容，但主要是有关光学、力学、几何学的说明，应该是墨家从事工程事业的知识。韩非子的《内储说上》《内储说下》有经一、经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六、经七，说一、说二、说三、说四、说五、说六、说七；《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有经一、经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六，说一、说二、说三、说四、说五、说六；《外储说右上》有经一、经二、经三，《外储说右下》有经一、经二、经三、经四、经五，说一、说二、说三、说四、说五。《经》的部分提出观点，而《说》的部分进行解释。战国诸子中的道家、墨家、法家都是反以孔子和六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而《墨子》《韩非子》中所谓“经”的部分，并不是《墨子》《韩非子》最重要的著作。《墨子》《韩非子》等墨家、法家的著作在汉代以后并没有被认同为“经”或者“经典”,《老子》《庄子》也只是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汉初统治者信奉黄老、唐代统治者认李耳为祖宗的时候才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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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典的价值
《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孔子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孔子之“时”,是集合了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孟子·万章下》所谓“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在整理六经的时候，通过删削，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新选择和新诠释，剔除了中国古代典籍中不符合人类普遍价值的糟粕，而以“天下为公”为纲领，建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而这个道统就体现在他编选的六经之中。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确知“老彭”所指。“述而不作”虽然包含有孔子自谦的成分，不过，孔子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的所有主张都来源于古人，也就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圣贤智慧的结晶，不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这却是孔子真实的想法。孔子的主张虽然来源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却又与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今天流行的批判孔子与儒家忠孝思想，有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说法，这种思想实际上是法家的思想，与孔子与原始儒家的主张背道而驰，但这种观念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都存在。如《国语·晋语二》载晋太子申生遭晋献公夫人骊姬构陷，晋献公命申生自杀，而谋士主张申生逃亡，申生说：“不可。去而罪释，必归于君，是恶君也。章父之恶，而笑诸侯，吾谁乡而入?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去罪，是逃死也。吾闻之：‘仁不恶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释，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恶君，不仁。有罪不死，无勇。去而厚恶，恶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将伏以俟命。”最终“雉经于新城之庙”。晋献公听信谗言，逼迫无辜的申生自杀，申生宁愿从容赴死，也不愿意“怨君”和“章父之恶”而选择逃亡。《史记·李斯列传》载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秦始皇于沙丘病亡，赵高、李斯与胡亥扣留始皇帝招公子扶苏归咸阳会丧的诏书，矫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公子扶苏欲自杀。蒙恬劝阻扶苏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但公子扶苏不听，对蒙恬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孝经·谏诤章》载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孔子是主张臣子对于君主和父亲的错误，要积极谏诤。《周易·革卦·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传》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是上顺天命、下应人民的正义革命。
《荀子·臣道》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又《荀子·子道》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故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诗》曰：‘孝子不匮。’此之谓也。”荀子辨析了顺与谄、忠与篡、国贼、谏、争、辅、拂各概念，并认为谏、争、辅、拂之人是“社稷之臣”,是“国君之宝”,并举伊尹、箕子为谏臣，比干、子胥为争臣，平原君为辅臣，信陵君为拂臣。又认为孝子在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三种情况下，不从命才是忠义孝敬的行为，是大孝，反之则是不义行为。因此，荀子归结为臣子应该“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圣人整理六经，在六经之中传承了道，因此，六经能洞察人心之细微、天地自然之精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同时，六经也体现了文章书写方式的最完美的形态。《文心雕龙·宗经》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自三皇五帝以来上古政典的集合，这些上古政典经过孔子之手，获得了重生，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因此，六经本身就是文章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性著作。《文心雕龙·宗经》又指出：“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六经是一切文章学习的典范，同时也是各种文体的渊薮。
《文心雕龙·宗经》认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即学习六经的文风，就应该做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此“六义”,也就是说，六经都是具有此特点的。
“情深而不诡”说的是文章应该具有深沉的真情，但这个真情应该是符合人类共同伦理的真感情，而不是体现自己私利的“真感情”。“风清而不杂”的“风”不能简单理解为风格。《文心雕龙·风骨》认为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根据这些论述，这里的“风清”指的是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境界，如此，“风清而不杂”指的是文章具有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精神境界。“事信而不诞”指的是文章说理应摆事实讲道理，不能虚构事实，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义直而不回”说的是观点明确，而不隐晦。“体约而不芜”指的是文章应该追求言简意赅、简洁明了的风格，不敷衍，不拖沓。“文丽而不淫”指的是文章的语言应该典雅优美，但不能把文章的语言的华丽当作终极目的，更不应该追求浮靡、浮夸的文风。
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说时人认为苏辙的文章不如自己，是因为苏辙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事实上，苏辙的文章自有“秀杰”之处。当然，苏轼、苏辙都是北宋文学大家，唐宋古文运动的重要作家，虽然名声大小或有不同，但都是文章圣手。一个人为人低调，“深不愿人知之”不是缺点，反倒是优点。苏辙为文“深不愿人知之”,是不把文章当作炫耀的工具，这也是优点。但如果一个人写文章故意东拉西扯，所说不是自己所想，必然所做不是自己所说，口是心非，言不及义，让读者不知所云，显然有悖写文章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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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
朱自清《经典常谈》有十三个专题，其中《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四书第七都是属于经的部分，而诸子第十提及了孔子与孟子，文第十三溯源到《周易》《尚书》和《论语》,也都与经相关。在《汉书·艺文志》中，《战国策》属于《六艺略》的春秋类，《隋书·经籍志》把《说文》等字书也归入六艺经纬一类，因此，《说文解字》第一、《战国策》第八不属于“经”,但也与“经”类文献有一定联系。《隋书·经籍志》把《史记》《汉书》归入史部，《战国策》也属于史部；因此，《史记》《汉书》第九属于四部分类中的史部。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在论述之时，虽然也涉及了经部、子部、史部的内容，《汉书·艺文志》有单独的《诗赋略》,在《隋书·经籍志》中，则可归于集部。如果说把诸子、《说文解字》《战国策》以及《史记》《汉书》归入经典，也还说有一定道理，但把辞、赋、诗、文等集部著作都纳入“经典”范围，可能就超出了“经典”本应该具有的严肃性了。
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阅读中国古代典籍，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所有的中国古代典籍都承载中国文化，而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典籍更是少之又少。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必要的选择。朱自清《经典常谈》有意识地要完成这一任务，因此，他在《经典常谈序》中特别说明在书目选择上的轻重：“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马一浮先生《复性书院讲录》说：“集部之书，汗牛充栋，终身读之不能尽，大抵唐以前别集无多，俱宜读。……文章不关经术者，不必深留意也。”的确，相对于经、史、子诸部而言，集部著作中真正有价值的诗文并不太多。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说：“易姓为代，传统为朝。”“传统”一词的本义是说政统在同一姓之间嫡系体系中的传承。《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倭国即今日本国，“世世传统”指倭国王位传承，一直在有血缘关系的宗亲之中传承。
“传统”本义所指政统传承的纯粹性和系统性，体现的是“传统”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既然以“传统”标榜，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有明确所指的，是体现原初性、纯粹性和传承性特点的文化。
传统文化传承的是“道统”,而道统的来源则是唐尧、虞舜。《孟子·公孙丑下》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又《孟子·尽心下》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自尧、舜建立，经过禹、汤、文、武而至孔子集大成。
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明确道就内容而言即仁义之道，就传承人而言就是孔孟之道。韩愈更说明从孟子以后，即使是荀卿、扬雄，也没有能完整地传承孔孟之道。
朱熹《中庸章句序》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朱熹不但再次强调道统始于尧、舜，成于孔子，更是明确了传统即是“道统之传”。
我在《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道统的中国文化》一文中曾说：“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政统的传承有时而斩，但道统的传承却历久弥新。”“中国文化”内容包括“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甚至包括“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其时间的长度和地域的宽度可以无限延伸，其内容可能涉及到各个方面，有道有器，有粗有精，有伪有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义而言，只应该是中国“传承道统”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学文化。孔子所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出发点，其核心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简而言之，即孔子所谓“恕”,即把一切人都看作是平等的主体；扩展而言，即孔子所谓“忠恕”,“忠”为尽己之道，“恕”为推己之道，有尽我所能的责任，有推己及人的立场；如果再扩展，就是“忠恕”“均平”“仁惠”,“忠恕”是个体行为准则，“均平”是社会运行原则，“仁惠”是国家的基本立场。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爱人为本的文化，是强调天下情怀和士人责任的文化，是强调底线意识的文化，是一心向善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萌芽和生长在中国，为中国人长期坚守，坚守人道主义原则，符合人类文明方向，因此是可以建构未来的文化，具备主体性、传承性、普遍性、世界性、永恒性五个特征，既保证了中国特色，又保证了与人类文明的同一性。有人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实际上，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具有普适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惜的是，自汉以来，我们中国古代社会的种种弊病，以及近代的衰落，都是因为没有真正贯彻“天下为公”之道，没有真正按照轴心时代孔子所阐述的政治理想的完整体系去建设我们的政治文化，没有真切地贯彻忠恕、均平、仁惠的价值观，而是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剥削和压迫国内人民的目的上，导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治乱轮替。“治世”必然是或多或少贯彻了孔子的思想的时代，而“乱世”必然是在实践中完全违背了孔子思想的时代。因此，拯救乱世的时候，革命者必然以恢复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为号召。中国历史上，一些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人没有能在“从道”和“从义”上下功夫，这才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
朱自清显然意识到他的“经典”定义太过宽泛，因此，《经典常谈·序言》中，朱自清专门做了说明：“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朱自清对中国古代教育中重视读经的教育内容也有批评，他说：“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通过20世纪的教育实践，我们今天回头看，废止“读经”,是否是“一种进步”,可能很难下一个人人信服的结论。就世界范围而言，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文化圈，似乎都没有发起废止“读经”的实践，唯独中国人对孔子和六经发起了多次讨伐，这种现象既没有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更阻遏了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复兴民族文化的进程。
《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孔子开办私学，改官学的官员职业教育为素质教育，其终极目的首先在于培养具有人文情怀和完善人格的社会改造者，是为了避免堕落为“禽兽”的成“人”教育，《诗》《书》《礼》《乐》各有侧重，而又相辅相成。为了保证每一个人首先成“人”,因此，经学教育就需要放在首要位置。至于专业技能的教育，则另外有途径，《周礼·地官·司徒》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说明六经之中的礼、乐本来就是技能的一部分。如果把这种教育理解为“偏枯失调”,显然是不公允的。不过，这也是20世纪经过“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人的偏见。
近代中国大学设立深受西方影响，而现代大学的学科分类，更加体现了形式主义的“西化”方向，这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反对“国学”一词到今天设立“古典学”学科就可以看出来。西方学科分类中有一种“古典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古希腊的学术，中国的一些大学引进“古典学”这一学科，用来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如果这种研究范围只包括四部分类中的史部、子部、集部的著作的话，也大体说得过去。如果也把经学囊括进去的话，显然是不合适的。古希腊已经不存在，古希腊的学术只存在于文献中，而经学却一直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常新的。马一浮先生在《泰和宜山会语》中指出：“诸生当知六艺之道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切勿误为开倒车；是日新的，决不是腐旧的，切勿误为重保守；是普遍的，是平民的，决不是独裁的，不是贵族的，切勿误为封建思想。要说解放，这才是真正的解放；要说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要说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西方哲人所说的真、美、善，皆包含于六艺之中。”马一浮先生对六经的认识，无疑是20世纪学者中最为清醒和深刻的。
朱自清认为，“读经”可以废止，但“经典训练”不能废止，而且应该“扩大”范围。经典训练肯定不能离开“读经”,我们从《经典常谈》所列书目中，也发现了朱自清还是把“读经”放在首位的，也许在朱自清的潜意识之中并不认为可以废弃“读经”。朱自清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朱自清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有价值的。
原文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26年02期，作者：方铭，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