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智文明时代，人工智能、IP"转化、微短剧、脑机接口、人机共生……以各种形态扩大着文学研究的疆域，更新着我们对文学的认知，如何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激活对于新时代文学发展路向的现实关怀，对视野的开阔性与思考的纵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在古代经典与传统文化的当代性解读中获取精神性的力量，成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古典”与“人民性”的结合：冯至的杜甫研究与小说创作
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新文学家们就曾出现了一次集体的“古典”转向，陈翔鹤、冯至、黄秋耘、姚雪垠等在“陶渊明讨论”“杜甫研究热潮”“李清照讨论”等学术研究的刺激下，进行了“古代文人小说”系列创作。以往的研究多将它们划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忽视了其中对于古代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与重释。这些小说的写作常以考据切入，内容多出自史料典籍，具有较为鲜明的学术品格。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向验证了传统的回溯不只是书面的涵泳，还关乎个体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柢，冯至的《杜甫传》研究与小说《白发生黑丝》就是一例。在历史的巨变中，冯至的志业方向从德国文学转向中国古典文学，从歌德走向了杜甫，在对传统文明的上征借鉴中，刻画出民族的脊梁、时代的风骨。
《杜甫传》刻画了一个自强不息的伟大灵魂，悲辛的生命底色掩盖不了诗人对爱与美的追求。即便在人生最艰难、最失意的时刻，杜甫也没有声嘶力竭地展现自己的痛苦，而是将苦难化作对人间的悲悯，走向了更阔大的世界。每一次遭遇打击，换来的是更为执着、坚定的生活态度。冯至将杜甫在断念中走向丰饶、在磨难中趋于无限的生命真相一一呈现。为杜甫作传，就是冯至为那些“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①知识分子作传，也是为艰难困苦中每一个自强不息的中国人作传。在痛苦中执着地努力，在悲壮中获得崇高，这是冯至从歌德那里领受的启示，更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与现实，借由杜甫的人生得以抒发。同时，冯至在传记写作中突出了杜甫的“人民性”特质，而这一特点在其小说《白发生黑丝》的创作中更得到强化。小说里，杜甫在与苏涣交往后，感到了超越爽朗之气，不仅思想上越发接近人民，诗歌创作也向着人民文艺的方向转化。
《咏而归》的经典解读：重返“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冯至在古今、中西的融通与对话中对杜甫及杜诗做出的当代重释，在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新时代文学中也有不少作家在对古代经典的解读中为我们还原历史的真相。李敬泽的《咏而归》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咏而归”取明代钟惺、谭元春《诗归》中的“以古人为归”之意，“引古人之精神，接通此时之人的心与眼，使心有所安，使眼有所归”②。这是一本有关道德伦理的书，一本有关中国人智慧的书，包含了对《左传》《诗经》《易经》《论语》《孟子》《春秋》《离骚》等经典的解读，其中部分解读看似对历史缺乏恭敬，却以另类之笔记录下了“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③
《孔门弟子做好事》一篇谈论道德问题。孔子对待子贡和子路两人“做好事”的态度不一样，他对子贡重金赎回鲁人的行为评价不高，哪怕子贡完满地实现了中国人对“好事”的全部预期，但孔子认为都像子贡这样，以后鲁人被拐卖了，恐怕就没人再去赎了；而对子路在抢救落水者后欣然接受被救者赠送的牛，孔子却大加肯定，断言鲁国人民从此将争先恐后地拯救“溺者”。“两件好事，两种态度，由此可见孔子对人的道德实践抱着相当现实的态度，他相信人有道德之心，但也相信人有利己的本性，他的意思是，你的境界那么高，高得凡人跟不上，那么德行也可能就变成怪癖，失去了教育意义。”④圣人言行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避而不谈，或以高头讲章的形式去解读，在今天都难以产生作用，更遑论创造性转化。如何避免抽象地追求道德文化上的至高至善而流于实际的庸俗？如何辩证地理解古代典籍中的微言大义？《咏而归》做出了示范。
对于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出于当下的需要，若想通过回溯“古典”发掘与发扬民族的精神力量，对于经典的释读就不应断章取义与流于表面。《人性与水与耍赖》一文，李敬泽谈论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话题。孟子的这一主张在古典中国，一直为大家所信奉。但是李敬泽说，到了21世纪，"如果研读一下贪官污吏在监狱中写的文章就会发现，这些人大概一辈子没读过一行《孟子》，却仍回忆着他们纯洁的童年或青年时光是多么善良，然后就用上了孟子的老话：“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也许只有上帝的审判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罪，知道一个人活着不是随势而流的无辜的水，而是有着严峻的道德责任，必须自己做出抉择、自己承担后果。”“你是你，你不是茫然的水，你要是行了恶事还是先别赖社会，你至少得有勇气自己扛起来。”⑤孟子的经典名言竟然为无数赖汉提供了耍赖的口实。《圣人病》则揭示了“圣人”的谎言。我们爱上了浑身无缺点、完美的圣人。为了证明他无缺点，我们关注他的鸡毛蒜皮，认为只有鸡毛蒜皮才能见出圣人的真精神和大境界。因为圣人要求我们向他学习，我们很累，于是我们再度翻出鸡毛蒜皮证明他也不过是人，也有缺点。于是圣人便不再是圣人，鉴于此，他的宏言傥论也就都是鸡毛蒜皮。于是，我们开始期待出现下一个圣人。如此周而复始，我们和圣人都乐此不疲地陷入塑造“圣人”的游戏中。⑥我们把问题推到“圣人”的身上，也打着“圣人”的幌子去行不端，“圣人”成了我们最好的借口。
不是“水煮”，亦非“大话”，却能够深入浅出地解读经典，《咏而归》是要把经典翻过来，讲讲书页背后的文字，让读者回到文化的起点，破除打着“经典”名义的固化思维，去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根性，感受中华文明的伟大与智慧。这也是李敬泽所说的，要想获得古人的大智慧，就要回到我们民族的童年去看看，向着“春秋的老实人和天真汉”去寻找，去看看这些精神上的巨人。⑦相比起审美层面的赏析，《咏而归》在思想层面的意义是更为浓重的，重回古代经典的目的是解决时代的精神疑难。在今天，我们需要更多指向当下的经典解读。
阿来为杜甫、苏东坡作传：还原经典的“伟大”
还原经典的“伟大”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作家冯至为杜甫作传类似，阿来近年也将目光转向对古代文化名人杜甫与苏轼的解读。阿来讲解杜甫成都诗，其间有学者的姿态、作家的文笔，也有来自一个热爱成都的市民的声音。阿来反复申明：“我的讲座不只是和大家一起欣赏古诗，还要借我讲杜甫写成都诗来梳理成都的历史。”⑧“我们中国是靠什么延续至今的？靠文化。文化是抽象的东西吗？今天有些人把‘非遗搞得很庸俗，搞个锅盔也是文化，搞个肥肠也是文化，但那些就是习惯而已。尤其宣扬成都‘来了就不想走’，为什么？就是吃麻辣烫和火锅？不是说火锅不能吃，但天天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这也就是我要来讲杜甫成都诗的意义、用心所在。我生活、工作在这座城市，我爱这座城市。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⑨阿来以杜诗解读成都的历史文化、城市性格，他既关注那些有形的草木所构筑的物理空间，记录杜甫在成都的生活情景，又在时代的、历史的宏阔背景下，体味杜诗深沉浑然的艺术境界，对诗人投以最深的同情与爱，在对诗歌品读的艺术共鸣中体会当下作家的承担与责任。
对杜诗的再解读也是对此前学术观点的梳理与厘辨。阿来更加辩证地看待杜甫研究的一些时代性问题。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曾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引起后来学者的批评。阿来表示其实大可不必，自己也并不因此认为谁更高明，谁就更有人文情怀。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时代风雨中人的身不由己，而一掬同情之泪。也许让杜甫自己来讲，他也会体谅地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他也会纵观郭沫若先生的文化贡献说“不废江河万古流”。⑩同时，通过解读杜甫，阿来也验证了现实主义书写的生命。“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要进入真实的历史记载，进入成功的诗文书写，就进入我们的记忆，潜入我们的血液。历史上曾经还存在过很多别的东西，但是因为没有书写，没有记载，就没有进入人类的集体记忆，就凭空消失了，所以有文字的民族就成为有记忆的民族。而历史的记载就有赖于现实主义的书写，‘我思故我在’‘我写故我存’，谁写了就会成为谁的笔底江山。”⑪
长期以来，东坡以其身处逆境却始终保持达观的生活态度与高标的审美品格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在《东坡在人间》中，阿来以游记的形式，追随东坡足迹，一边探幽揽胜，一边在东坡跌宕起伏的人生逆旅途中，写出他并不超然的一面。作为“罪臣”“贬官”，东坡政治上不得志，经济上也不宽裕，他既已洞察人世，却仍爱管闲事，明明是达观的智者，却始终“在人间”。“热心人”东坡掏空了自己的口袋，还要四处动员与他友善的地方官员、亲朋故旧，为民请命。“贬谪中的东坡，既放归林下，时时声称不问政事，不敢问政事。但一旦有点机会，却又忍不住不问，忍不住不为修阙政事做点什么。这才是东坡。”⑫“我”之爱东坡，正在于“他一生，也尚坐而论道，但一涉人间，便唤起同情关怀，才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其治世之愿，不怕不新，也不惧仍旧，而在真实人间”⑬。原来东坡之豁达与不够超然都是出于人间爱，而“我愿意与东坡一起，在更广大、更真实的民间”⑭。
在全民娱乐的时代，古代文化名人频频以“杜甫很忙”“怀民亦未寝”“苏辙捞兄”“吃货东坡”等方式“出圈”，这种亲切又戏谑的方式或许一时间能引发人们的关注，但最后留下的也只是一些戏说与玩笑。相比以往的网络恶搞，杜甫、东坡的“出圈”体现出大众对于经典的亲近与获取历史真相的渴望，是民族情感的聚合，带有某种文化属性。戏谑固然消解了经典与大众的距离，但问题也恰在于此，今天我们更多要做的是对于经典的赋魅，而非祛魅，重返这些文化名人伟大的人格与心灵及由此开辟的诗歌世界，才是新时代文学向着传统文化深入开掘的重要方向。阿来在著作中做着这样的努力，他纠正了网络上流行的“吃货东坡”的观点：东坡参加雅集不少，但“他不是从这种生活中能得到完全满足的人。他在朝，在州官任上，写过酒，但没有写过奢侈的肴馔。他津津有味写吃，写他在这方面的发明，都是在黄州、惠州和儋州，在颠沛困厄之中，苦中作乐”，“身处富贵时，他并不沉溺于口腹之欲，陷于困顿，这却是一个人自我拯救之道。所以，舞文弄墨者不要以自己为比，说他是个吃货”。⑮
恢复杜甫、东坡的历史真相，这才是阿来研究的目标，因此在这些著作中高频出现的词语既有“豁达”与“潇洒”，更有“美”“伟大”与“人民”。阿来表示：“我要做的是一个寻迹而至的人。不能伟大，但要靠近伟大；难以旷达，但要尽量阔大。不是对自己有信心，而是对大好河山的美学指引充满信心，相信东坡直抵性灵的诗词文章定能给一个后学充分的启示与熏染。”⑯而“美是一种信仰，我们如果相信美，这一信仰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⑰。
某种程度上说，阿来对杜甫与东坡的研究接续了冯至《杜甫传》对“人民诗人”的讲述。为杜甫、东坡立传，就是将艺术审美、民族精神与“人民性”结合起来。杜甫与东坡的创作在当下仍与文化情感的构建相连，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阿来的解读是出于对诗人的热爱以及传承民族文化经典的责任。他对杜甫“不懈”⑱精神的刻画、对东坡“在人间”的记录，都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写作指明了方向。身处新的历史时代，如何在文学史与学术史的视野中考察古典精神及形式的转化与创造；如何在民族传统文化中聚焦“人民性”的思考、获取当代性的精神力量；如何从书斋内的爬梳剔抉转向对“中国故事”的深度研究，在民族记忆深处发掘文化心理结构，对人们的情感体验，生命状态做出新的阐释，这些都是新时代赋予作家与批评家的重任与难题。
①冯至：《工作而等待》，张恬编：《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②李敬泽：《跋》，《咏而归》，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页。
③李敬泽：《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咏而归》，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④李敬泽：《孔门弟子做好事》，《咏而归》，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⑤李敬泽：《人性与水与耍赖》，《咏而归》，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3页。
⑥李敬泽：《圣人病》，《咏而归》，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⑦李敬泽：《平心》，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⑧⑨⑪⑰⑱阿来：《阿来讲杜甫成都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1页，第16页，第119页，第56—57页，第639页。
⑩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成都时代出版社2023年版，第102页。
⑫⑬⑭⑮⑯阿来：《东坡在人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6年版，第111页，第166页，第19页，第320页，第3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