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十五五”时期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历史方位上，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体现在宏观经济方面，一方面，我国“十四五”时期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有望如期达成，包括GDP增长目标、失业率和通胀率控制目标以及国际收支均衡目标等稳健达成，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总体态势；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失衡出现新特征，特别是供给与需求双向同时受到深刻冲击，再叠加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冲击，供求动态均衡遇到了严峻挑战。因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部署“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时，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1]。
一、新的历史方位上我国宏观经济供求失衡的新特点
一是供求双向同时承压，并且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更加复杂。从理论上来说，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宏观上达成供求均衡状态。但在实践上看，只能以均衡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导向，由于现实经济矛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充分性等原因，充分的均衡状态只能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只能把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控制在国民经济运行能够承受，即国民经济循环能够畅通的程度内，因而一定程度的失衡在现实经济中是常态。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主要方面相对是集中的。或者主要集中在需求端，如1978年至1998年集中表现为需求膨胀，1998年至2012年集中表现为需求疲软。相应的宏观调控方式是从需求端入手，调控重点是需求管理，即紧缩需求或扩大内需；或者主要集中在供给侧，如2012年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矛盾主要方面逐渐发生了转移，供给侧难以满足需求，形成“需求外溢”，相应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线。进入2020年之后，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又叠加严峻的国际经济冲击的条件下，特别是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达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之后，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发展的目标和约束条件等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供给与需求双向承压矛盾突出。在长期，供给端竞争力不强成为根本性矛盾；在短期，内需不足成为矛盾的突出方面。相应地在宏观调控上提出统筹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即将进入“十五五”时期，这一失衡特点更为鲜明，因而更加需要强调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协同发力，推动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同时对冲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
二是国际风险冲击与国内经济失衡相互叠加，并且同时影响供给和需求两端。从需求端看，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分水岭，全球经济衰退，直至现阶段，经济复苏迟缓，国际经贸秩序受到严峻挑战，多边规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甚至出现全球经济负增长，进而从国际市场总态势上不利于我国出口需求的稳定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少数西方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将我国作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一系列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措施，打压我国经济国际市场空间，甚至指责我国“输出通货紧缩”，不断扩大对我国出口的负面清单，力图以此加剧我国总需求不足的矛盾，给我国经济进入国际市场带来严重的冲击和极大的不确定性，遏制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势头。从供给端看，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布局体系发生深刻变化，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迅速崛起，在给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使我国经济结构演进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尤其是少数西方国家，通过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多种手段，对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和尖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对资本投资实行多方限制，力图利用科技优势控制我国产业升级，从经济结构质态上将我国限定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布局的低端，从而长期依附于西方，从根本上冲击我国经济的供给侧。
三是供求之间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交织，供求之间市场自治力降低，同时政府调控政策边际效率减弱。从总量失衡看，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疲软已经逐渐形成长期态势，现阶段尤其严峻，对扩大内需战略要求更为紧迫，物价总水平已经连续数十个月为负值，表明通缩的压力不断增大；从结构失衡看，供给结构及其变化难以充分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新旧动能转换遇到的结构性摩擦，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结构性失业的影响正在超越总量失业，居民收入分配上的结构性差距等供给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严重束缚了需求潜力的释放，进而加剧了总量失衡。在这种总量与结构失衡矛盾交织的同时，在推动均衡实现机制上，一方面，就市场机制而言，面对这种总量与结构失衡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状态，难以自动实现均衡，或者说失衡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市场作用局限性的体现。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如果是较为简单的总量失衡（或需求膨胀或产能过剩），同时总量失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相对更为集中在一端（或需求侧或供给侧），市场推动实现供求自洽的效果较为显著，甚至不需要系统的政府宏观政策调控。这就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但当失衡状态日趋复杂，尤其是种种结构性失衡与总量矛盾相互叠加，“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功能就会受到极大限制，这就需要深化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可能提高市场机制本身的竞争充分性，降低市场失灵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就宏观调控而言，政府宏观调控针对市场失灵有其必要性，但在总量与结构失衡并行，特别是不同领域失衡的方向不同，导致失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同，就会使宏观政策的效应受到严重削弱，其政策的边际效率递减，或者说使宏观政策倾向难以选择，政策之间甚至可能产生严重的对冲效应，产生“合成谬误”。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进出口贸易结构，还是资本流入流出投资结构都存在失衡风险，与国内失衡相互叠加，政策选择更为困难。这就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进而促进新历史方位上的供求良性互动。“十五五”时期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供求关系及其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和新特点。
新需求和新供给作为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是总需求和总供给范畴适应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新要求的具体体现。从理论上来说，总需求等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开放条件下还应包含资本流入和出口，如果引入宏观经济政策，则还应包括财政支出和信贷支出形成的需求效应等。总供给则是指劳动者的报酬与剩余之和，开放条件下还包括资本流出和进口，若引入宏观经济政策，则还要考虑财政收入和信贷收入等政策产生的供给效应。所谓均衡条件下的国民生产总值（或称国民收入），是指在供给与需求均衡条件下形成的国民生产总值。新供给和新需求是指其内涵发生系统性、结构性发展变化基础上形成新的均衡关系，进而从结构变革和总量提升两方面改变国民经济质态，并在质态改变基础上形成新的均衡机制和平衡动能。从实践上来说，新需求与新供给应当是能够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基本动能，即充分体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的宏观经济条件。
二、新需求的主要特点
从宏观意义上来说，新需求应当是具有强劲增长势头并且总体结构合理的需求。更为重要的在于，新需求必须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的需求，即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在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的体制机制条件下形成微观上有效、宏观上有序的需求。第一，就新需求增长势头而言，重要的在于提升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增长动能，同时稳定提升出口需求，关键在于稳定国民经济增长势头。经济增长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需求增长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需求增长本身又是出于经济增长的需要。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相应推动消费需求增长和投资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只有经济稳健增长，才能形成国民收入增长，才可能形成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新需求是与经济增长目标要求相一致的需求。以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要求，从2021年到2035年人均GDP水平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2020年为基础），相应地GDP总量在15年里累计按不变价格计需增长一倍，年均增长率需达到4.73%以上。“十四五”有望实现年均增长5.5%(2021～2024年平均为5.5%[2],2025年前三季度为5.2%[3]），可以说开局良好。“十五五”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GDP年均增长率需达到5%左右的水平，才能在经济增长目标上为“十六五”达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赢得承前启后的战略主动，切实“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1]第二，就新需求的总体结构而言，一方面，必须坚持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扩大内需战略基点，进而以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内生动能及可靠性的提升，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在需求结构上要求进一步提升内需占比。2021年至2024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86.8%,[4]“十五五”时期则需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消费与投资的支出结构，“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1]，大力提振消费，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根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防止需求外溢的同时拓展入境消费，提升投资效益的同时扩大有效投资，尤其是根本改变居民部门收入分配占比偏低的格局，提升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从微观意义上来说，新需求的关键在于提升需求的质量，在质的提升基础上推动需求量的稳步扩张。第一，就消费需求而言，一方面高质量的消费需求首先是有支付能力的，即有效需求。因此，培育和提升新需求基础在于提高消费者收入水平，并且要实现合理稳定增长。所谓合理稳定增长，一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稳定，并且至少应当与经济增长同步、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协调，与经济增长不同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会形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循环不畅。我国近些年来始终坚持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长同步，但结构上作为消费者主体、或者说消费购买力中占主要比重的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长速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虽然略高于GDP增速，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绝对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而且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同时是生产者，其家庭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不能用于消费。消费支出能力提升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关键在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二是居民收入差距要合理。就目前而言应当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差距过大会普遍降低消费者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大部分收入过度集中在少数高收入群体，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比重通常较低（其消费支出绝对量大），与此同时，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低且增长慢，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未来的信心和安全感，因而会以强制性储蓄的方式（未来的消费）来压低现期必要的消费支出，最终也降低了整体消费倾向。我国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之间差距较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需要进一步缩小。这也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差距过大不仅影响平等目标实现，同时也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动能，进而影响效率目标。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应适应消费者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是消费支出边际效用不断提高的需求，至少是边际效用稳定、不会明显下降。一是需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时期的消费结构变化规律，推动消费需求升级。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富裕”状态的消费阶段，在消费市场场景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正在形成新趋势，只有适应这种变化趋势，通过消费结构性升级才能有效克服消费需求边际下滑态势。二是高质量消费需求应当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包括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特别是在刚性消费需求基本满足的发展水平下，消费需求潜力真正释放，重点在于需求弹性较高的领域，进而也是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更为敏感反映的消费需求，从而在消费者行为上能够对冲宏观经济政策递减效应。第二，就投资需求而言，一方面，高质量的投资需求首先是有合理市场回报的需求。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投资支出首先取决于市场盈利水平及预期。新投资需求，一是要根据市场信号，切实是源自市场竞争，真正接受市场硬约束的投资支出。二是具有市场竞争性的利润水平。投资需求预期主要取决于投资者对市场盈利前景的预期。我国近年来投资需求增速之所以出现下滑态势，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市场盈利能力的下降和相应的利润预期下降。提振投资需求关键在于提升盈利能力和利润预期。另一方面，高质量投资需求需要有好的投资机会，而好的投资机会关键取决于创新能力，包括产业创新和产品创新。产业创新是针对供给端，更多的是直接面向生产者的创新；产品创新特别是最终产品创新是针对需求端，更多的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创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产品创新是产业创新的结果。因而，一是好的投资机会应当是具有推动产业创新和产品创新良性互动的投资，进而能够促使创新的技术效应与市场效应有机协调；二是好的投资机会应当是边际效率较强的投资，也就是说在产出弹性提升的同时，具有带动投资支出增长的市场效应。
三、新供给的主要特点
从宏观意义上来说，第一，新供给是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总产出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的战略目标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创新引领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即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机制。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首要的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第二，新供给是体现产业结构演进时代特征的生产力新质态。在产业结构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在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新供给要充分体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特征，在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基础上，体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切实体现科技现代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第三，新供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历史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必然，是践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的首要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推动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就在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将其落实于实践的机制和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之所以再次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原因就在于高质量发展首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的历史方位上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的根本。高质量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上要求总供给与总需求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动态平衡，相应的新供给要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对总需求具有自洽性和创造性，即是说不仅能够适应总需求的变化，而且具有引领和创新需求的能力，不仅能够防止“需求外溢”，而且能够吸引和聚集国际市场需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赢得主动。
在微观意义上来说，第一，新供给应当是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基础上的新产能，改变旧有生产函数，推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方式跃升，从而以更强劲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更为优质的产品供给赢得市场需求的承认，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新质生产力基本内涵时，强调指出：“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5]也就是说，在微观上，新供给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的体现。第二，新供给在形成机制上应当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产能。一是新供给的产能主体是企业，因而需要培育大批一流企业。正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需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特别需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1]二是新供给的产能生成是市场牵引，一方面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包括用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更需要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另一方面，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监管执法，特别是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良性竞争的统一市场秩序作为形成高效优质优价供给的体制条件。[1]三是新供给在资源配置机制上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其重要的体现在于，一方面是对市场机制的维护，包括市场的主体（企业）制度和市场的竞争（价格）制度等方面秩序的维护；另一方面是对“市场失灵”的有效克服，包括信息不对称不充分形成的市场失灵和产权界区不清晰导致的市场失灵等。特别是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新质生产力迅速发展过程中，要求加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之间要充分适应，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尤其是需要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就需要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因此，新供给不仅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与总需求形成动态均衡的过程中，需要政府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而且在微观上和秩序上也需要政府宏观经济治理，才能真正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市场自洽力和实现均衡的互动力。
四、实现新需求与新供给良性互动的重要任务和政策要求
1．统筹好需求与供给间的关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作出了系统部署，提出了十二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其中包含了对培育新需求和形成新供给的深刻要求。
在加快形成新供给方面，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是以构建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任务：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上，明确提出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上，明确提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完善产业生态，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在布局未来产业上，明确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上，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推进服务业本身数智化。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上，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建设和高效利用，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推进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在加快培育新需求方面，围绕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特别是立足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强调了消费和投资等方面需求的提振和扩大，在大力提振消费需求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的服务消费，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的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拓展入境消费等。在扩大投资需求上，明确提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投资。
总之，我国现阶段需求与供给同时承受冲击，呈现出新失衡特点，即在短期里需求疲软矛盾更为尖锐，在长期供给侧冲击更为根本的新失衡特点，“十五五”时期需要在供给和需求双向同时采取相应对冲措施。短期内尤其需要突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强调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明确宏观经济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的基本倾向，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稳住经济基本盘，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为进一步从根本上提升供给侧动能与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稳定和持续的宏观环境和时间窗口。
2．完善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政策机制
就扩大新需求的政策机制而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在消费需求上，“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落实带薪错峰休假，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1]在投资需求上，明确要求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探索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加强政府投资全过程管理，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加强谋划论证，实施一批标志性工程项目；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长效机制，发挥政府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1]
就培育新供给政策机制而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在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1]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上，建立并完善各类要素市场，编制宏观资产负债表，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土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完善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法律法规，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推动司法判决执行与破产制度有机衔接，依法盘活被查封冻结财产。[1]
就协调新需求与新供给的宏观政策机制而言，在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上，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形成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协同机制并发挥好作用，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优化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在宏观调控政策机制上，就财政政策机制而言，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统一预算分配权，完善地方税、直接税体系，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政策，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保持合理宏观税负水平，适当提高中央事权和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加强财会监督，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就货币政策机制而言，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资本市场包容性、适应性，健全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央地监管协同，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1]
要切实在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上能够实现新需求与新供给的良性互动，重要的在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宏观调控方式。一是在体制机制上牢牢抓住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一资源配置体制上的核心问题，切实在经济制度和法治秩序上界定清晰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及发挥作用的机理；二是在制度上切实统筹好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关系，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一政策作用方向和评价标准；三是在宏观政策调控方式上，切实科学客观地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统筹好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尤其是注重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以宏观政策同时产生需求和供给效应来对冲国民经济同时承受的需求与供给冲击，促使新需求与新供给实现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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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01).
[2]国家发改委：2021年至2024年我国经济增速平均达到5.5%[EB/OL].(2025-07-09)[2025-11-19]. https：//jingji. cctv. com/2025/07/09/ARTlqWli0W9opBZf728r6W4o250709. shtml.
[3]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EB/OL].(2025-10-20)[2025-11-19]. https：//www.stats. gov. cn/sj/zxfb/202510/t20251020_1961612. html.
[4]中共国家统计局党组．“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J]．求是，2025(19):47-52.
[5]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516.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