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背景下，将知识生产论域拓展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之中，并围绕中国场景系统形成治理知识谱系，是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治理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国家治理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导下的治国理政，其对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建构的推动主要表现在基础知识更新、知识逻辑优化和知识建构集成三方面。未来需要以普遍性治理知识谱系的构建引领基础知识增长、强化治理知识谱系创新与知识逻辑的互促关系、聚焦特色治理知识谱系以全面助推知识建构集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识支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国家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治理知识谱系；标识性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论断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关键指引。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可被理解为在政治学领域自觉围绕并结合中国研究场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遵循中国政治发展事实，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解决中国发展问题而形成的本体论、知识论及方法论相统一的政治学知识结构体系。从我国政治学发展来看，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新实践正持续推动治理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并形成了相应的治理知识谱系，而这正是当前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中未予以充分重视的。在此基础上，治理知识谱系是指以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实践为研究根基，通过赓续中国国家治理良好历史传统与融贯当代中国治理发展，形成的解释本土治理逻辑并回应全球治理挑战的理论知识集合。本文尝试从治理知识谱系的角度，对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探讨，并对未来提升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进行路径展望，以期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探索。
一、治理理论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发展
任何成熟的学科都有与之相适配的自主知识体系，而任何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都必然有独具标识性的知识谱系。这种标识性的知识谱系“通过塑造可见的概念集合和网络联系来诠释独特的知识奇点，并且特别着眼于它们的整体连贯性”。作为一门具有极强理论关怀的社会科学，政治学既关注重大的、多元化的、可观测的公共主体及其行为过程，也注重从公共治理实践中提炼出本体论、知识论以及方法论相统一的自主知识谱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界经过多年持续努力，基于中国之治的丰富实践，共同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基础知识引介、知识逻辑吸纳以及知识建构镜鉴，形成以中国治理实践推动整体理论建构为核心的治理知识谱系。与政治学研究中其他知识谱系相比，治理知识谱系已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标识性知识之一。具体来看，学界在系统引介和反思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学学术研究与治理实践探索之间的相互支撑，进而初步建立起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治理知识谱系。
（一）治理理论的基础知识引介
从知识谱系的发展来看，治理理论很早便显化于各国差异化的公共行政实践及其过程之中，但其真正进入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经济社会危机，世界银行指出，以非洲国家为典型的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治理危机”。正是基于政治社会实践的推动，治理研究吸引了各国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也因此演变成为一个流行的学术概念以及相应的概念束。在此基础上，学界对各类治理实践进行抽象化学术提炼，并且在阐释其本体论层面的逻辑关联性和情境适用性的基础上建构了专业知识谱系。西方政治学经过长期的治理实践研究和学术共同体建设，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治理知识谱系，而中国政治学在向西方引介学习和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建构“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专业基础，并在政党、政府和国家等政治学核心内容中表现最为典型。
第一，政党治理的基础知识引介。政党是现代政治体系的核心主体之一，其对他者的治理研究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中国政治学界的规范化的政党研究与西方政党治理研究的学习和反思密不可分。通过多方引介，中国政治学界系统增进了对西方政党治理的历史演进、价值导向以及政治功能等制度过程的学术理解。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代政党脱胎于宗派（faction)，其治理活动成熟于“代议制”本体论基础上的议会竞选政治，它“旨在确保各方在具有现代多级治理系统的各种决策论坛中拥有发言权，并基于献金网络差异化地向他们提供反馈”。而这种政党治理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组织民主的想法，而是来自于根据其价值观做出或影响权威（政府）决定的愿望”，在此基础上，选举型政党通过意识形态的理论化包装向目标选民阐明自身的政治理想、核心议题以及政策主张等，从而“整合大部分公民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内部的程序了解个人、家庭、公司、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期望，制定一套制度以混合公共政策从而符合选民的普遍需求”。总体而言，通过对西方政党治理活动的知识引介和比较分析，中国政治学得以更好地认识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在价值理念、组织结构以及治理模式等方面的独特性，从而对党的领导进行系统学理探讨，为构建中国政治学治理知识谱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政府治理的基础知识引介。从权力主体来看，政府由于掌握公共权力而在治理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西方政治学知识谱系中，政府作为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治理等公共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在理性官僚制本体论指引下的理论源流、运作策略以及改革流变等方面形成一个相对定型的治理知识形态。在理论源流上，西方的现代政府治理理论与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高度相关，其基本含义在于强调政府运行的企业化和市场化，尤其主张实现政府管理的网络化和扁平化。相应地，这一理论判断包括“尽可能地对政府职能进行民营化，在其他情况下与（通过竞争投标过程选择的）私人公司签约承包，在那些仍然保留的政府机构内部创建一些竞争性的制度安排，以及充分地按照市场价格对公共物品进行收费”。在此基础上，西方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因其在理论上的高效和便捷而广泛扩散，但也带来了碎片化行政、避责浪潮、影子雇员膨胀等问题。为破解这些问题，西方政治学界将推进行政重组、共同生产、整体性治理以及削减公共行政中的繁文缛节和行政负担等措施，置于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中国政治学界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数字政府建设、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众多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更好地对比西方研究政府治理理论构建本土政府治理理论提供了真实有效的知识信息。
第三，国家治理的基础知识引介。从西方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来看，自由主义构成了近现代国家治理活动中最重要的本体论依据，其围绕国家治理的过程机理、核心理念以及发展形态等为政治学发展贡献了一系列专业知识。就过程机理而言，西方国家的“治理艺术将不是在于重构一种本质，或者忠实于本质，而是在于操纵、维持、分配、重建一些力量关系，一些处在竞争空间的力量关系，而竞争空间则暗含了竞赛性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治理改变规则过程的规则，必须包括在这些规则内的决策者人数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的异质性”，尝试将具体社会政策和执行计划导向民主治理。但由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绩效控制，这种治理模式常常“背负着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其不得不在工业革命后公共事务的复杂程度大幅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愈发呈现出“行政国家”的知识本质。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界对西方国家治理知识的系统引介，为政治学学者了解并研究现代国家的运作机制和发展方向提供了基本索引。随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对西方政治学中行政国家治理知识的引介与反思，进一步推动了聚焦中国国家治理的比较分析和制度化研究。
（二）治理理论的知识逻辑吸纳
在引介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立足于自身实践，从单一的治理分析转变为普遍的问题反思与实证研究并重的多元化研究思维，逐步从治理知识引介转向强调经验事实和理论证成内在统一的知识逻辑分析，持续迈向政治学治理知识谱系的辩证吸纳阶段，具体体现为治理问题意识、治理关系梳理以及治理理论证成等方面。
首先，治理问题意识的知识逻辑吸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西方国家治理活动所面临的问题与学界所提出的研究议题紧密相连，两者在政策分析与危机应对上实现了深度融合，共同促进了治理知识的丰富与改革实践的推进。西方政治学既重视效率本位的治理原则，围绕官僚制问题和公共行政的市场化改革展开制度分析研究，也基于自由民主的理念对公共治理的程序过程、族群权利、制度巩固等进行理论梳理和逻辑分析。而中国政治学通过对西方治理知识逻辑的辩证吸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全面地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不断在特色治理实践和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动态互动中对中国治理模式进行理论化阐释，力图在借鉴吸收西方治理知识谱系构建经验的基础上系统促进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治理知识生产。
其次，治理关系梳理的知识逻辑吸纳。知识的本质是情境中心主义的，其逻辑分析总是在具体关系中展开。就西方治理知识而言，它的形成与发展往往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三对关系业已成为西方治理知识谱系的重点领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卷入了一种递归式的关系之中，即互相改变的斗争。而在这一持久的斗争中，聚焦公共利益的二元冲突深刻塑造了特定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继而形塑了差异化的国家能力。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来看，“诸市场之链合为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自发调节的体系，并不是它们要发生癌变的内在倾向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而是被植入社会机体的高度人为的刺激物所产生的效应”，即诉诸现代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性治理。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多层次治理本身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利益冲突再均衡的内生结果，而“对于涉及治理和权力行使的一些最重要的变革，如增加政治竞争、改善公共问责制、减少腐败、加强政治稳定、限制政府权力和促进经济稳定，权力下放是集中涉及的”。中国政治学通过吸纳基于清晰化知识逻辑之上的西方治理知识，形成了理解中国经济社会治理实践的规范化分析视角，进而为中国场景下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这三对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治理学术资源。
最后，治理理论证成的知识逻辑吸纳。知识是关于事物的真理的知识，而不是关于事物的印象的知识。与古典政治理论对治理知识的哲学化表述不同，西方的现代政治学更加强调对治理知识的科学化证成，力图在解释政治实践原理的过程中还原和复现既有的治理学术知识。在现代政治学看来，建构一个治理理论和证伪一个治理理论之间有着根本的学术区别：前者与社会科学无关，而后者却是社会科学的真正核心。“必须清楚且精确地阐述出哪些可被观察到的现象能证明其正确性并由此将其和其他理论区分开来。”中国政治学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逻辑，对本土治理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继而提供了规范化的内生治理知识，如定性分析国家治理模式而产出的压力型体制概念、运用混合知识工具提出的治理共同体理论。整体而言，有关治理理论论证的知识逻辑吸纳可以为中国政治学更好地理解中国场景下的国家治理活动提供一定的研究借鉴，并且在理论对话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三）治理理论的知识建构镜鉴
“知识精确而有系统，方为科学。”中国政治学已就国家治理、政府转型以及政党治理等本土化议题生产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特点的治理知识，但这些原创治理知识多呈碎片化状态。随着中国治理实践的不断积累，中国政治学能够构建起一套以中国为方法论的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知识谱系，而这一谱系不仅要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特殊论的局限，还需深入总结中国治理实践的一般规律和理论经验，进而为治国理政提供充分的政治学知识支持。
首先，制度治理理论的知识建构镜鉴。知识与制度是相互作用的，没有一定的制度前提，知识也得不到发展的空间。制度是一种约束社会公共行为的权威性规范，公共治理活动往往依照制度设计来展开，国家之治本质上源于国家之制，制度治理理论的谱系化往往体现为经济社会制度与治理实践间的互构关系表征。西方政治学往往聚焦制度方法论与地方性实践的反身性关系来系统建构治理知识，中国政治学则辩证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治理知识建构程序，积极依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化过程中治理得失来展开规范化的学术研究，进而以规范化的知识生产程序和理论谱系化建设全面助推政治学治理知识的中国化生产。
其次，现代法治理论的知识建构镜鉴。法治是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西方政治学界对法治知识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经典论述。相应地，作为历史知识形态的西方政治学与地方性法治理念深度交融，其联结的治理知识谱系也受到知识建构的对象性方法论的形塑。实际上，西方政治学的法治知识建构并非罗马法和诺曼法的纯粹历史赓续，而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自由主义革命的产物。不同于西方国家，“我们的先人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其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走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政治学不仅需要辩证吸纳西方在地化的法治情境知识，更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逻辑中充分汲取差异化的法治精神，积极推动中国政治学法治知识的全球化阐释。这种从一般到特殊的知识建构方法论，可为现代政治学的法治理论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最后，治理话语理论的知识建构镜鉴。知识是符号系统和社会秩序的一个元素，是在话语中产生的。从知识建构角度来看，治理话语代表了人们如何理解和赋予世界秩序的意义，其理论知识谱系不仅是理性方法论交互印证的系统产物，还是参与和介入具体政治过程的结果。相应地，立足于治理话语的体系化建构理念，西方政治学力图通过框架效应和多中心话语以实现定型知识与治理实践两个知识世界间的意识形态调适。具体来说，西方治理话语理论的构建历程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对通则性治理知识展开地方性话语包装的阐释过程，它以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为对象性方法论，并且围绕特定时期内的有效治理实践建构了有关西方公共治理的自主知识谱系。然而，这种谱系往往缺乏对“大他者”意义世界的关注，并不能真正指代现代政治学的通则性治理知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治国理政实践业已丰富了人类公共治理活动的原创善治谱系，其不仅可以为中国政治学中的治理研究指明发展方向，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实现对西方政治学治理知识谱系的话语超越。相应地，中国政治学可充分挖掘建基在原创治理知识之上的话语建构方法论，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和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中寻找普遍性知识，继而以独特的理论话语全面阐释中国治理主体在时空变换历程中的发展机制。
面对新时代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要求，中国政治学需要进一步推动治理知识谱系构建，即辩证地消解西方治理知识谱系的客观遮蔽效应，不断将治理知识谱系的本体论、知识论以及方法论研究转移到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上，从中发现独属于中国国家治理活动的新原理和新功能，争取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
二、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多重构建
从学术发展来看，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构建理应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形成了中国之治的独特实践，丰富了人类社会公共治理活动的善治谱系。尽管西方政治学的治理研究流派众多，但大多强调相对弱化国家权力、倡导多中心的自主治理。与此不同，中国国家治理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逻辑，强调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其核心主张始终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家治理以主体维度和空间维度为支撑的四梁八柱已经得以确立，前者涵盖了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等维度，后者囊括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边疆治理、全球治理等维度”，其所匹配的本体论、知识论以及方法论不仅是内在统一的，而且从多个方面对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起到关键赋能推动作用。
（一）中国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基础更新
没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支撑的治理理论必然缺乏解释力。治理研究不应只就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而空谈善治知识，而应从西方化的优绩治理实践考察，转向对人类公共治理规律性知识的通则分析和提炼升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独特领导优势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政府转型和市场运行等现实场景的发展效能，因而能够在有效化解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使得中国政治学可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能够从社会主义本体论的层面系统更新党的领导、政府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的基础知识。
第一，党的领导的基础知识更新。在西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政党是以间接治理为本体论特征的，其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表达多元群体利益诉求、组织选举以及社会精英输送等方面。而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实现了全面领导，并且在本体论层面体现出强有力的价值引领、有效统筹治理资源、推动治理共同体成长等直接作用。就价值引领而言，中国共产党以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深刻改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进程，继而在始终凸显人民代表性的基础上破解了治理取向的价值优先序难题，更新了党的领导的价值知识认知；就资源统筹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国家与整合社会来实现执政目标，并在执政实践过程中扮演政治资源的开发者、调动者、分配者、整合者等多重角色，不断创造和丰富各种类型的政治资源”；就共同体构建而言，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为我国的新兴领域蓬勃发展提供了秩序空间，另一方面也在组织嵌入的过程中实现了政治整合。在此基础上，各地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普遍挖掘特有的执政党组织优势，通过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凝聚服务群众等措施，推动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见，中国政治学通过对治理实践的独特标识来更新了党的领导的知识聚类，使得治理知识谱系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
第二，政府治理的基础知识更新。从政治学的治理知识来看，理性化、分权化以及市场化构成了西方政府治理原理的基石。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实践表明，中国的政府治理原理已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政府治理理论的运行模式，主要体现在治理导向、权力安排以及复合责任制等不同实践场景。从治理导向来看，中国现有科层制制度不仅运用科层理性，还要求公职人员践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等基本原则，在具体工作中以进村入户、结亲交友、走访慰问等方式与包括基层群众在内的特定对象建立具有人格化特点的情感联系，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原有西方经典科层制整体安排；从权力安排来看，我国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形成的党政关系，以有为政府为表现的治理形态来统筹协调、提升治理效能，有效规避了西方政府治理的过度分权陷阱；从责任制来看，政府治理实践中始终明确“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指向，在压实属地责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服务功能，而这方面政治学知识既来自政府破除西方市场化治理神话的实践，也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可见，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价值与经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知识形态，深度影响着政治社会秩序的内在演进以及知识谱系的有效构建。
第三，国家治理的基础知识更新。从整体来看，西方政治学对于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政策工具以及发展方向都有一个相对定型的线性发展面向。相较而言，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面向。在根本原则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根本的原则，这一原则的践行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在政策工具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了国家治理的政策工具库。一方面，周期性地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保证了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成为国家治理中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另一方面，适时设置相应领导小组来加强重点任务合作协调，也逐步成为国家治理中重要且普遍的工作方式。在发展方向上，通过对中国传统治理经验的创造性和现代性转化，中国之治正发展为一个互构谐变的国家治理复杂实践系统，并以数字技术与制度治理的嵌合关系来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学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过程中对国家治理知识进行创造性更新，进而通过对具体治理实践的知识提炼和理论对话，来全面促进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探索构建。
（二）中国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逻辑优化
从现实来看，西方现代政治学围绕国家公共治理活动规律开展的自主知识研究，往往遵循着怀疑主义知识论的确证逻辑。这种研究方式热衷于选取最可及的资料证据进行研究，并通过形式模型的复现回归或博弈论证来扩展研究空间，但容易造成治理研究的过度微观化问题。相形之下，中国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实在主义知识论，即追求“在理论上求得到真正感也就是在对象上求得到经验所有的实在感”，这种知识论的审思往往体现在典型的治理实践和知识生产间的理论关系中。具体则体现为以本土治理问题意识为驱动、以科学治理关系梳理为指引、以规范治理理论证成为支撑的优化型知识逻辑，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提供了知识论层面的实践助推力量。
其一，本土治理问题意识驱动的知识逻辑优化。问题意识是知识生产的起点与终点，只有基于现实国情和本土实践来系统提出并解决理论问题，中国政治学才能成为一个成熟自主的社会科学体系。从历史来看，西方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提出了诸多学术议题，但其背后的问题意识所依赖的是怀疑主义知识论，汲取的是西方国家公共治理实践的经验教训，运用的是以还原论和机制论为主导的知识生产方式。从实在主义知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超大规模的脱贫攻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治理实践，形塑了多个重大且值得深入研究的特色学术议题。这些实践促使中国政治学受到本国治理实践的启示，持续强化本土化治理的问题意识，并在超越西方怀疑主义知识论的基础上，不断致力于破解属于中国治理中的关键问题，而且可能在优化知识逻辑的基础上创造与实践相匹配的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可见，由实在主义知识论所衍生的问题意识助推了中国政治学知识逻辑的优化，继而也丰富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治理核心内容。
其二，科学治理关系梳理的知识逻辑优化。有用的知识，即质疑人的生存的知识，是一种关系认识的方式，既是论述的，又是规范的，而且能够引起主体生存方式的变化。实际上，中国政治学的实在主义知识论力图集中围绕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以及政府与市场等基本治理关系展开知识生产研究，以期为自主治理知识谱系构建提供丰富的实践支撑。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政党-国家-社会”的知识框架超越了西方的国家社会二元分立惯识，强调党的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形态对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政治学认同并具有强有力解释力的理论范式。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为更好推进良政善治的实现，中央政府适时地“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推动治理思路的创新探索，并且中央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遴选部分地区开展政策试验，并对一些成功政策经验进行推广复制，形成了地方实验-中央认可-推广复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扩散过程”。政府与市场关系也是如此，正是在实在主义知识论的学理化支撑下，中国的自主治理知识谱系得以渐次完善。
其三，规范治理理论证成的知识逻辑优化。知识产生于规范的演绎与归纳，其逻辑在于形成一些原先在意义世界中并不存在的新结构，因此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证成的过程来理解。相应地，西方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转向了怀疑主义知识论，并且逐步走向了一条以复现操作和回归分析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之路。对此，中国政治学一方面吸纳了相关的知识建构逻辑，另一方面也关注到其对于怀疑主义知识生产范式的学术反思，继而在日益趋向实在主义知识论的基础上全面认识和把握现实国情，即从规范理论证成的层面系统增长有机统一的中国国家治理知识。就定性分析而言，中国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对国情的理解融入大国治理过程，包括且不限于社会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行政体制改革，这些治理安排助推了定性研究的治理知识集成。就定量分析而言，中国政治学在强调科学覆盖率的同时，也逐步转向对重大治理问题的实证分析，即主张在构建精细化测量指标体系的过程中通过大样本统计的方式产出善治知识。就混合研究而言，基于治理问题的特殊性，中国政治学越来越多地以最大化实验差异、最小化错误幅度以及控制外部变化为分析导向，力图以严密的研究设计来实现治理知识生产。总的来说，实在主义知识论不仅有效识别了中国治理实践的逻辑原理，还可能在规范化过程中系统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自主治理知识谱系。
（三）中国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建构集成
从学科发展约束性条件来看，作为知识形态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及从属谱系集成，往往受到特定治理实践的对象性方法论的形塑。伴随着国家治理效能的持续释放，中国政治学理应把社会主义制度治理范式创设、特色法治国家理论构建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话语提炼作为研究基点，积极从党政关系的结构安排和治理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抽象出一般性规律，以形塑集成式治理知识群。
首先，面向社会主义制度治理范式创设的知识建构集成。从知识发展的规律来看，“知识不只是被界限在论证中，它还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叙述、行政制度和政治决策中”。其实，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构建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主要改革内容的国家治理体系，并以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溢出效应来指引中国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整合。从根本制度来看，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各类治理主体既在根本制度的规约下发挥各自治理功能，同时又在党的领导下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合力，从而提供了获取确定性治理知识的可能；就基本制度而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在国家治理的各项事业中起创制设定作用，其对公共行政的制度化安排表现为治理知识的实践方法论；就重要制度而言，通过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等制度的强大号召力与引领力，有效创制了良政善治的行政安排和发展共识，进而为制度治理范式提供强大的方法论支撑和知识生产可能。由此可见，国家治理形态为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构建提供了制度治理方法论的建构集成指引。
其次，顺应特色法治国家理论构建进程的知识建构集成。法治国家理论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治理命题之一，也是全面促进良政善治的系统方法论。西方主流从规范意义上界定法治，对于法治中的政治性有意无意地进行回避，而这正是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需要重视的内容。在中国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中，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不仅简单建筑在中国革命与国家转型的逻辑上，还建筑在中国人民民主的建设与发展上，建筑在中国推动宪法实践和建设法治国家上。就政治学的治理知识建构集成而言，法治国家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方法论诠释，使得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成为型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化知识形态；从法治政府来看，中国政府治理不仅致力于效能建设而且围绕依法行政，深化诸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政策配套，促进了相关自主治理知识的内生性增长；从法治社会来看，中国共产党持续推动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法治观念、行为习惯，注重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治理过程中的运用，使得法治可以有效感知的社会治理样态。基于法治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实践可以为政治学治理研究提供集成性知识的重要侧面，有助于中国政治学在系统集成原创治理知识的基础上打造独具标识性的自主治理知识谱系。
最后，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话语提炼的知识建构集成。从发展角度来看，知识作为学科体系的身份标识和代表性符号，本质上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传播与调适的可能性确定的。相应地，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话语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遵循，其在整合政治学相关治理知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建构集成式角色。在此过程中，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中政策执行和落实问题，由此为自主治理知识谱系构建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基点。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重要标志的国家统一行动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它以现代化治理模式的融合与联动为方向，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投资于物又要投资于人，有效地弥合了社会关系中自我与他者间的治理鸿沟。比如，聚焦人的现代化需求，以新型举国体制构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义务教育和社会民生工程，进而不断凸显人民的主体性；就物的现代化而言，以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持续优化城乡治理安排，强调通过政策话语相容式的治理创新来实现物质文明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话语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治理推动力量，使得“城市治理复合形态变成现实，并在主体复合、服务复合、流程复合等方面得以体现”，让物的投入有效托举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持续牵引物的迭代。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话语不仅诠释了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治理探索，而且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等实践方法论维度，夯实了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学术根基。
总之，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其所匹配的社会主义本体论、实在主义知识论以及系统方法论不仅是内在统一的，而且从多方面持续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的生产、增长以及集成。相应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能在学理化、规范化的基础上为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构建持续提供充分的资源供给，并经由基础知识更新、知识逻辑优化以及知识建构集成等方式来共同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
三、以治理知识谱系革新提升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都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其制度体系与文明形态提供最根本的治理支撑，从而确保国家政权和政治经济体系拥有充分的实践有效性和价值合法性。“对于治理来说，确定社会发展目标是首要的，紧接着是去寻找众多行动者的目标相互协调的途径。”随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其治理实践和效能已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学术依据和理论指引。相应地，中国政治学理应围绕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展开知识生产研究，不断以普遍性治理知识谱系构建引领基础知识增长、强化治理知识谱系创新与知识逻辑的互促关系、聚焦特色治理知识谱系全面助推知识建构集成，超越西方知识生产的治理知识谱系，进而在持续扩大学科知识解释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上，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一）以普遍性治理知识谱系构建引领基础知识增长
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世界各国治理实践都是丰裕的学术资源，现代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构建需要对差异化时空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实践进行普遍意义上的谱系化理论研究。如前所述，西方政治学治理知识谱系与自由民主、个体主义、族群互动等本土化议题密不可分，其以资本主义本体论系统形塑了代议制度下的行政国家、政党政府以及街头官僚理论，这些治理理论反过来以西方的本土化特质渐次遮蔽了政治学一般知识体系。有鉴于此，如果我们单纯地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传统和治理实践经验嵌入西方所谓的通则知识体系，便只会使中国治理沦为西方自主治理知识谱系所选择性吸纳的学术素材，继而在失去通则性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同时，难以提升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进而言之，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独有的历史发展经验和治理实践，积极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通则性基础知识建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出有关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等通则性的治理知识谱系。
实践证明，中国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的现代性创造，其在党的领导、政府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等方面都贡献了本体论层面的治理知识在场，为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的领导层面，中国政治学必须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立场，不断在明晰党的领导变量的基础上有效规避西方治理知识谱系在本体论层面的遮蔽效应，“将建党百年来在治国理政中所形成的治理经验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总结，尤其是对于其中行之有效的进行继承”，进而通过对普遍性知识改造的方式全面提升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水平。在政府治理层面，无论是基层综合执法改革的立法授权，还是当前正在推进的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实践，都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体论而呈现出通则性治理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同样，政治学不能忽视国家治理中基于文化建设的软治理的秩序功能和知识意义，应充分发掘中国发展中软治理的传统优秀资源，在实现创造性转化中推动软治理机制创新。整体来说，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可在社会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研究的发展规律，尝试建构一整套从特殊到一般的治理知识更新程序，并在其基础上科学区分中西方差异化治理实践的前定变量和本体论根源，进而全面提升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二）强化治理知识谱系创新与知识逻辑的互促关系
从学科知识增长角度来看，知识谱系诠释的是逻辑表征程，现实的治理实践与知识生产呈现出显著的耦合共生效应。客观而言，中国的治理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政治学既有怀疑主义学术范式的刚性约束。鉴于西方治理理论的知识论本质是建基于资本主义治理实践及其关系结构的问题证成系统，所以构建中国自主的治理知识谱系必须妥善处理好治理知识谱系创新与知识逻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特征决定了政治学的知识增长有赖于对治理问题的本土化自觉和普遍性阐释，这要求政治学认清西方治理知识谱系的本体论基础，同时立足于实在主义知识论，接续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规律性的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摒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和阐释，既注重对客观治理实践进行本土化的知识凝练，又要基于异质化的知识本质和政治前提全面推动现代治理知识谱系的通则性更新。在此基础上，实在主义的知识逻辑运用可为中国治理理论的发展提供基本的研究论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问题意识、关系梳理以及理论证成是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治理知识谱系构建的重要动力，可以提升政治学知识体系对治理的知识洞察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理论自觉。
“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相应地，从实证主义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知识增长契机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大型国家治理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上的治理实践，其既可成为实证和规范理性共同呈现下的治理知识累积依据，又能持续丰富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中国治理经验，进而为中国治理实践的普遍性学理表达创造谱系化的知识可能。从治理问题意识阐发来看，诸如人民城市、共同富裕、党建引领接诉即办以及新时代“枫桥经验”等特色治理议题本身就带有较强的学术价值。“理论除了对知识提出因果解释之外，还赋予知识以社会功能，这些功能或许可以用来解释知识的持存或变迁。”这就要求中国政治学界积极以特色问题为牵引进行知识生产。例如，“枫桥经验”经过时代发展逐步演变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并且已经上升为中国的标识性治理命题和政治社会话语，因而其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便可能有效构建起特色治理知识谱系。“关系在法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越超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而从治理关系梳理来看，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的双强国家社会关系、亲清政商关系以及统合中央地方关系都为自主治理知识谱系创新贡献了丰裕的实践资源，进而夯实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从治理理论证成来看，中国政治学需要集中围绕治理实践系统进行理论证成，不仅要积极吸纳科学合理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工具，而且还要考虑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积累的调查研究经验，“将这些内容与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典型推广、矛盾分析、因地制宜等具有中国特色和内生性特点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充分在治理理论证成的过程中强化治理知识谱系创新与知识逻辑的互促关系。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势必不断提升，中国政治学可系统运用实在主义知识论来深入研究治理实践，同时在与中西方的长期互证中不断检验中国治理知识谱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而真正创制世界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三）聚焦特色治理知识谱系全面助推知识建构集成
实践证明，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需要以具有标识性概念的特色治理知识谱系为支撑。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政治社会秩序与治理行动可预期性的基本要素，“渐进性的变化也能具有变革性的效果，而且制度的稳态和制度的变化都是人类能动性的产物”，它不仅将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实践，还将这种实践汇集为整体性的稳定与变迁，从而使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治理知识谱系和公共行政实践相互促进。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治理实践同样会随着社会分层、科技发展以及组织嬗变而发展转型，标识性概念及其治理知识谱系创新能够助推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系统巩固与知识创新相统一，进而形成知识创新合力，共同推动源于治理实践并指导治理实践的政治学自主知识的内在累积。
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得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等治理活动都有规可循，从而可能产出更为具有通则意义的自主治理知识谱系，这无疑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创新根基。在中国治理现代化创新层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构建与其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的同时，会极大推动经济、社会、思想各方面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国家治理研究如何参与其中，积极与其他学科开展理论对话并作出相应的知识贡献，既是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需要，也是根据最新实践变化对治理知识谱系进行更新迭代的历史必然。在法治国家建设层面，包括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法治治理实践，可能持续产出特色法治知识。在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层面，“国家治理实践与制度建设内容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制度是治理的根本依据，治理是制度的具体落实，共同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体两面”，其中蕴含着特色治理知识谱系及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巨大发展潜力。整体来说，依托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中国自主的治理知识谱系构建需要以社会主义治理实践为载体，在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法治国家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力的治理知识谱系创新支撑。
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国家治理实践为中国政治学提供了关键的发展契机。“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中国政治学界不仅具备了持续产出对应治理知识的外部条件，而且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方面形成了谱系创新关联。未来应“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结合数字时代治理的新动向、新趋势，提炼挖掘重要议题”。关注治理实践和知识增长的双向交互，围绕标识性治理概念凝练来助推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完善，集中推动社会主义本体论、实在主义知识论和本土实践方法论于一体化的理论应用，进而构建具有自主性特征的中国政治学治理知识谱系。
结语
对于密切关注现实实践的政治学而言，将分析论域拓展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并围绕中国场景和中国问题系统构建自主治理知识谱系，是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从本体论、知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既深蕴着多维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释放治理效能，这些都需要中国政治学以积极有效的标识性知识创新作出回应。未来，要形成反映现代国家治理活动规律与通则联系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以普遍性治理知识谱系构建引领基础知识增长、强化治理知识谱系创新与知识逻辑的互促关系、聚焦特色治理知识谱系全面助推知识建构集成，以此完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治理知识谱系。
任勇，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友伟，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理论与改革》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