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中国经验在比较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中所呈现的形象并非一固定的刻板，而是一幅与时俱进的动画，需要研究者用新的眼光时常重新打量。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科发展，文章辨析了中国经验的三种角色（形象）：作为改造对象的中国经验、作为分析对象的中国经验和作为理论创新来源的中国经验。借此逻辑分类，勾勒了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研究对象属性变化的基本趋势——从最初的改造对象转化为理论创新的来源。基于“病理分析”/“生理分析”之辨，文章区分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两大阶段以及比较政治学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自主知识生产的语境下，妥善处理与比较政治学的关系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内在要素。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学；中国经验；社会科学；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
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政治学的学科设置与经济学和社会学有着不小的区别。大致而言，“比较政治学+国别政治学”呈现了各国政治学学科设置的相同结构。这一通例在强调“比较”方法的同时，又突显了本位（国别）意识。由此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学科设置的相对性。例如，在A国，比较政治学包含了除A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B国，比较政治学则包含除B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以此类推，各国的比较政治学皆包含了除自身之外的其他国家。这种相互包含、互为对象，同时又将自身独立出来的做法，容易导向两种后果：一是将比较政治学变成国别政治学的综合——用比较政治学的“麻袋”包裹一大堆的“马铃薯”；二是将比较政治学与本国政治割裂开来，似乎是两种不同的专业，搞本国政治研究的人不关注比较政治学，而比较政治学者也不太关注本国政治的研究。
在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中，为何政治学的学科设置具有这样的特性？这一特征是否会影响政治学的科学性？这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不过这不是本文写作的主题。指出或强调这一事实，乃基于本文写作的需要——打破某种隔阂，将中国政治置于比较政治学视野下来研究。笔者以为，这样的操作既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政治，也有助于我们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在中国学术的主体意识日渐增强、自主知识生产成为普遍共识的情况下，开放心态和对话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主体性的确立、研究意识的内转，还是主流理论的反思、理论创新的探索，都是在“全球化（比较视野）”的语境下进行的。
在“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三种角色的嬗变及其挑战”的标题下，本文试图从逻辑角度勾勒中国政治学恢复四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历史的在场只是为逻辑的呈现提供舞台）。所谓“三种角色”，是一种拟人的表达，指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验”在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所呈现的三种形象：作为改造的对象、作为分析的对象，以及作为理论创新来源的对象。对三种角色的描述及相关讨论构成了以下四节的内容。
一、作为改造对象的中国经验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中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现代化需要知识和人才，为此国家作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中断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政治学得以恢复学科建制。
虽然国家恢复政治学学科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国内外现实情况的研究，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治理难题，为政治体制改革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但在操作过程中实际呈现的状况远远超出了政策设计者的预想。由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政治学知识对中国政治学从业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图书馆里随手翻阅一下20世纪80、90年代学者写下的文字，无论是论文还是书籍，无论是译介还是自述，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回顾来看，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一：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按当年汇率计算是155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用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话来说，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当年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中国尚不及其三分之一。很多地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绝对贫困地区还大片存在——81%的人生活在农村，84%的人生活在一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打开国门之后，放眼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强烈的贫富反差对人们的心理和认知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曾被用来形容当时国内知识人的普遍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或奔赴西方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潮流。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观念盛行和思想活跃的时代。在巨大的信息差面前，知识人的状态可用“如饥似渴+饥不择食”来描述，经由译书传播和各种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西方学术的“高水位”一下子灌满了中国知识界的“低洼之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语境下，人们从比较政治学知识中寻找启蒙真理，相信西方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与其采纳的政治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故以不同方式倾心译介西方政制。当时流行的制度主义思维有三个特点：一是相信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和普遍性（既是价值的也是经验的）。二是认为中国的各种问题和落后状态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所谓的“定体问”——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既有体制。与官方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不同，当时有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渐进方式向西方自由民主制转型。
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这一态势在90年代趋于高潮。时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界颇具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议程设置。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经验呈现给人们的印象是负面的，是需要改造/改革的对象。政治学从业者或多或少具有崇美或慕西的心态，并不同程度地扮演了启蒙和批判者的角色。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对自由民主制的向往，对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期待，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第一阶段的一种底色。
在这样的语境下，自然不会产生自主知识生产的问题。道理如此显明：现代化的样板已经放在那里，中国照着做就是了。所谓真理在彼土，拿来使用即可。一如农夫山泉的广告词：“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类似地，中国政治学者的任务不是生产知识，而是传播来自西方的被认为是科学/普遍的知识。用今日之眼光来看，严肃的、基于自身思考的学术研究虽然有，但不多见，大多数是“转述”，所谓“学着讲”或“照着讲”。
就本文的写作而言，用下面三句话来概括此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的特征大致是恰当的：一是启蒙大于分析（强调理性启蒙，缺少扎实的经验研究）；二是批判大于反思（重在批判现实，缺乏对西方理论的质疑）；三是政治大于学术（普遍价值先行）。一个典型的说法是，读懂西方比读懂中国更为重要，因为了解西方相当于掌握了真理（话语权），握有了打开启蒙大门的钥匙。这一说法虽然夸张，但也道出了那个时期知识人的一种心态。
二、作为分析对象的中国经验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的名言。在中国语境下，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通过“知行”范畴得以表达。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尽可以争论，但从逻辑上说，改变世界的前提是对世界有所认知（分析）。对于知识界的启蒙工程而言，它既需要了解西方，掌握西学的分析工具，也需要对现实问题有所认识，瞄准靶的，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作为改造对象的中国经验与作为分析对象的中国经验具有内在关联，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逻辑上区别对待、分节讨论，只是基于表述的方便。
对于启蒙工程而言，它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分析，笔者称之为“病理分析”（借用医学术语的一个表达）。所谓“病理分析”，是通过科学方法研究疾病本质的过程，旨在揭示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形态结构改变及功能损害，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将这一概念借用到社会科学中来，乃是将社会比喻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视为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他毕其一生致力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病症，并指出理想社会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的替代物）。
从实践功能来说，国内政治学界的“病理分析”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承认既有体制存在各种问题和需要克服的弊端是两者共享的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分享了相同的政治符号——“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对于这一符号的理解和阐释则截然不同：一种主张通过对缺陷的分析，找到问题的病根，进而采取适当的医治手段，解决问题，改进制度，巩固体制；另一种则在解析体制弊端的基础上，全面否定既有体制，主张以激进或渐进的方式实现体制转型。
为避免混淆，本文将前者称为“改善型‘病理分析’”，而将后者称为“否定型‘病理分析’”。显然，“否定型‘病理分析’”与上节“作为改造对象的中国经验”在逻辑上具有亲和性。就本质而言，“否定型‘病理分析’”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对中国政制的批判与对西方政制的肯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与“病理分析”相对应的是“生理分析”（再次借用医学术语）。“生理分析”是研究生物体正常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聚焦于机体功能、代谢过程及调节机制在健康状态下的运作原理。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轨迹来看，“生理分析”是一个后来者。不同于“病理分析”，它开始从“正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政治，至少不带有那么多的“前见”。“生理分析”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当代中国政制不是所谓的病态或变态政体，而是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的常态政体。
从“病理分析”转向“生理分析”是发生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件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大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转变？涉及的国内外因素很多，但最为关键的变量无疑是中国的崛起。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中国社会的变幅之巨超越了世人的想象。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万元；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中国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消除了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成为全世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确立了可与西方强国平视的大国形象……
国内国际的这些巨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验”的成色，也改变了观察者和研究者的眼光。
首先，在个体层面，这些变化给研究者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挑战：如何看待既有认知框架与现实世界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缝？事实上，正是这一裂缝构成了转变的契机：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归因于体制，那么取得的“成就”应当如何归因？按照相同的逻辑，也应当归因于体制。总不能说，问题是体制造成的，取得的成就与体制没有关系，这于逻辑上说不通。现实与认知的失衡以及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促使一部分学者开始怀疑和摆脱“定体问”思维，重新考虑中国政治学的前置假设和方位问题：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和认知工具是不是存在问题？
其次，这些个体层面的零星变化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增强趋势，所谓涓滴成溪、汇溪成河，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中国政治学界的集体性反思和新觉醒”。如果说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延安的山沟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摆脱了苏式教条主义，那么当今的许多中国学者致力于摆脱西方理论的束缚，在方法论层面完成了一场认识革命：从中国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既有理论出发；从中国经验中提炼概念和发展理论，而不是在西方理论的“仓库”里做搬运工；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而不是满足于做“二传手”。
经由个体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叠变，中国政治学完成了一个集体转型。从“病理分析”转向“生理分析”既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动力，也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结果。经由这一逻辑环节，中国学者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打量和看待自身所处的国度，借此中国经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角色/形象——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从“病理分析”向“生理分析”的转变，主要发生在中国政治学界。在西方政治学（比较政治学）领域，则出现了不同方向和不同维度的调适性变化。其中有两个现象需要注意：一是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的“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以及“威权非民主政治对手”之说；二是沈大伟教授（David Shuambough）的“新极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之论。两者虽有所区别，但都坐落在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坐标之内，因而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无法超越“民主—威权”的窠臼。这一结构性局限为中国政治学者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天赐良机。打一个比喻，中国土地上长了一种新的蔬菜（中国式现代化），西方厨师不知如何制作，甚至怀疑它的可食性，这就给了中国厨师一个进厨房炒菜的机会（自主知识生产）。
三、作为理论创新来源的中国经验
如上所述，中国经验作为理论创新之源泉的观念大致形成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为时不久。虽然十多年来涌现了不少立意新颖的作品，但要实现所确立的目标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现在的基本局面是：平台已经搭建，演员亦已登场，但剧本仍在编写。对于自主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实际产出，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耐心，这是需要代际更替才能完成的宏业。尽管如此，有两点值得一提。
首先，从“病理分析”转向“生理分析”意味着不但承认中国政制的常态性，而且发现且承认中国政制的优点。惟其如此，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有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学界和政界都作出了各自的努力。相比之下，政治话语显得更为成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系统梳理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体现了执政党对中国政制的一种全新的自我认知：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是：（1）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2）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3）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4）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5）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6）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7）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8）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9）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10）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11）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12）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13）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
“优势说”对“定体问”的替代自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要求。早在2016年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秋季，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纲领性概念；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部署。
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抑或“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它们的内在旨趣是一致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与自身相适应的学术生态系统；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说白了便是软实力必须与硬实力相匹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如何发展是国家宏观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标识性概念诞生于政治话本，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政治学（及中国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概念。在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在理论上，它意味着超越了比较政治学的既有框架和知识体系。如果说“病理分析”的“武库”或“兵器”是现成的——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核心命题、理论框架、研究取向都可以拿来作为分析工具，解析中国政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那么“生理分析”用什么概念和框架来从事分析？当比较政治学无法提供恰当的分析工具时，我们该怎么办？由此可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虽然是在特定语境下提出的命题，但它体现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也不是历史过程中的偶然之物，而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到这个程度的必然要求，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
当人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政治体制，并将其纳入解释变量的范围时，比较政治学必须面对两个事实：（1）中国政制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在逻辑上与西方政体相并列且具有竞争力的现代政体，而不是第X波民主化的转型对象；（2）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变量（全球化和市场机制）对于中国成就的解释是重要的，但是不充分的，完整的解释不能离开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诉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近年来中国学界发生的“概念革命”便是沿着这一基本方向发生的：政治学界的“新型现代国家”“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新政治学”等术语/概念的出场，从不同角度指向和印证了这一点。
四、比较政治学的分化与两种研究范式
前述文字以逻辑方式勾勒了中国经验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三种角色（形象）。在短短的四十余年中，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经验经历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角色翻转——从改造对象转化为理论创新的来源（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对象）。
如上所述，这一翻转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分水岭——它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亦即中国经验作为改造对象的阶段和中国经验作为理论创新来源的阶段。其中，“病理分析”与作为改造对象的中国经验相匹配，而“生理分析”与作为理论创新来源的中国经验具有亲和性。借此，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中国经验所承担的三种角色可以归为两类，或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以“病理分析”为基础的改造政治学，一是以“生理分析”为基础的理论创新政治学。它们构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参见表1）
不难看出，两种研究范式在一系列重要议题上均呈现分庭抗礼之局面（当然也分享着诸多的共识）。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其背后的基础性假设是不同的。简言之，改造政治学将西方现代化预设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目标。（参见图1）
图1包含了两条基本信息：首先，西方现代化展示了人类现代化的前景【A】；作为对普遍经验之理论提炼的西方社会科学【A’】，自然是普遍有效的知识。其次，中国现代化和社会科学的使命在于如何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将其转化为中国的东西。最后，【a】和【a’】分别代表了对【A】和【A’】模仿和借鉴的结果，它们不会与西方完全相同，但属于同一类型。
中国式现代化宣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它不但提供了新的预期和前景，而且也迫切需要与自身相适应的学术话语，由此形成的新分析框架颠覆了比较政治学中的主流认知模式，带来了全然不同的问题意识（参见图2）。
图2传达了与图1不同的信息：（1）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在逻辑上与西方现代化相并列的一种新的类型【B】。（2）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A’】既无法解释中国经验，也无法讲好中国故事。（3）现代化实践不同，作为理论总结的社会科学之理论和知识就随之不同。（4）自主知识生产的目标是【B’】。
在某种意义上，从图1【a】到图2【B】的转变，以及从图1【a’】到图2【B’】的转变，是中国学术界经历的认识飞跃，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界“集体转型”的本质之所在。
经由这一转变，如何看待和处置两种研究范式的关系是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具体而言，这一问题可分解为四个不同的面向：一是如何看待比较政治学的这一历史性大分流？二是这一转变是否构成了比较政治学的“范式革命”？三是如何看待目前居于主流地位的【A’】和尚在建构中的【B’】两种知识类型之间的关系？四是最终能否超越两个研究版本的分歧和对立，实现比较政治学的知识统一？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所呈现的三种角色（形象）以及新研究范式的出场对比较政治学主流理论提出了系统性的严峻挑战。无论是二战之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还是中国政治学百年演化的历史，此种境况皆史无前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政治学界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化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两个维度：首先，它调整了比较政治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新世纪以来这一关系完成了一个180度的颠倒，许多学者的关注从原先的改造中国转向改造比较政治学（致力于理论创新）；其次，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学与西方学术界的关系，扭转了西学东渐以来的学术单向输入和拿来主义的局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旗帜下，中国学者迈出了自主知识生产的重要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对待比较政治学知识体系遂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一议题不能视为来自外部的挑战，而是自主知识生产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置的内生问题。对此，笔者的看法可以用“借鉴”和“超越”两个词来表达。
所谓“借鉴”，就是跟着做，学会做。比较政治学理论源于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理论抽象。今天我们致力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说白了就是以理论方式来呈现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建构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撇开形式逻辑和具体内容，西方学者的操作手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文明价值和因果机制的混合，亦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验性与价值性之统一；二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混合，亦即从特殊经验中提取共性要素，形成普遍性命题。尽管在文化历史背景、现代化场景和过程、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这两点是我们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必须学习和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在经验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问题上，我们既要解释好中国经验——揭示其因果机制，“讲清中国故事”，也要在解释的基础上，作出价值层面的正当性论证，“讲好中国故事”。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辨析比较政治学知识中的普遍成分与特殊成分——将那些披着普遍形式的特殊成分剔除出去，也要自觉把握和阐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不要以中国特殊性来对抗普遍性（否定普遍性）。
所谓“超越”，就是补齐比较政治学的短板。比较政治学的现代版本形成于二战之后，至今不到百年历史，其知识体系的经验基础以西方现代化为主，辅之以部分非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对于这部分知识我们当然要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尊重，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知识体系没有充分包含（也无法充分包含）中国现代化的丰富经验。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既有知识已经达致了普遍真理，迈向新知识的道路已经封闭或终结，这种观点既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多元现代化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触发的理论创新意味着比较政治学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讲清和讲好中国故事之外，还需要在中西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重构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
无论是“借鉴”还是“超越”，两个方面的实践皆在中国与世界相互映照、协同演化的脉络下展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基础和依据是本土经验，但理论建构的工作却不能局限于本土的自留地，否则，我们可能会失去最好的“牌局”。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什么是“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显然不是局限于描述和解析中国经验的特殊概念，亦即适用范围局限于中国的本土概念以及由此建构的地方性知识。所谓“融通中外”的概念和范畴，在笔者看来，必定是包含中国经验但又超越中国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范畴。它们不但能够用于说明和解释中国，同时也能部分地说明和解释西方；至少对于那些不懂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来说，这些概念和范畴是可以理解的（最好在理解的基础上可以接受）。这样的视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如何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去发现普遍性？2020年10月金秋在吉林大学举行的内部研讨会上，余逊达老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次年春季，在浙江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余逊达老师主张“在中国发现普遍性”，并围绕这一主题组织专稿，刊发于学术刊物。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很有创意的计划最终未能落实。作为一个代表性回应，这项工作以前一直由西方学者来做，因为西方率先登上了现代化的班列。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摆到了中国学者的面前。在中国经验中发现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重构普遍性。就此而言，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探索是一项人类的知识事业，是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本质上，这是一项开放（开源）的事业，而不是自限边界的国别工程。在自主知识建构的过程中，中国故事的叙事者人数越多越好，覆盖地域越广越好。如果说人类的现代化是一项未竟之事业，那么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学知识是一个需要不断实现的梦想，也应是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自主生产的一个内在追求。
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