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问题意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进行理论创新的关键要素，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得以构建的基本规定。视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学术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积累沉淀而逐渐形成的，廓清视域是明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基本前提，是关乎观念建构、知识创造和理论创新的重要依托。伟大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是不朽的精神财富，是触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意识的思想宝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我注六经”的存在论诠释学的态度对待经典著作，要避免对经典著作浅尝辄止地零散化、碎片化撷取，要在整体研读经典著作上拓展更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自我封闭在象牙塔内进行纯粹的理性思考和抽象推演，而是需要投身到沸腾而热烈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才能获得重大突破和创新。问题意识体现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感”，这是研究者基于既定理论视域并在对具体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敏锐感知和理性把握中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话语的表达呈现出来。语言凝练着理论话语，塑造着思想叙事，渗透和贯穿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之中。视域的廓清、经典的研读、现实的把握、话语的张力共同催生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真正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进行理论创新的关键要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问题意识意味着敏锐地感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症结和关键，并对之作出理性概括和学理阐发，在此基础上借助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资源、依据特定的哲学方法论进行积极的实践路径探索。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肩负着思想阐释、观念澄清、理论创新、价值引领的重要时代使命，必须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究竟缘何而来呢？本文尝试从视域的廓清、经典的研读、现实的把握、话语的张力等四个方面来探寻问题意识生成的基本前提、思想资源、本质规定和语言表达，以期对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有所助益。
一、视域的廓清：明晰问题意识的生成前提
哲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以及人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反思性学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是毫无来由地凭空产生的，而是作为研究主体的人在主动自觉地介入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每一个具体的研究主体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知识基础、生活境遇以及所处的学术传统、共同体氛围等构成了真正问题意识得以生成的特定视域——对一切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这种作为始源性条件和前置性规定的“视域”。视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学术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进行观念建构、知识创造和理论创新的前提性依托。“问题当然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但是，问题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只有对于特定的理论预设和诉求来说，现实问题才不再是表面现象，而是被人们明确地加以认识并有待人们给予解答的事情的‘真相’。就此而言，‘问题’本身就是‘理论’的原生形态。”因此，真正的问题意识本身就带有研究者自身视域的主体化色彩，可以说，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原创性成果能够产生的秘密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要把握的是自然界重复发生的因果关系，是对抽象的普遍规律的归纳、总结和应用，是以技术理性的方式对世界的理解和掌握），是以思想的方式介入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人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结果，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体表意化特征，情绪、感受、欲望、意志、想象、信仰甚至幻想等都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客观存在并对具体的研究过程发生实际的作用。在这样一层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视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须要加以明确和澄清的。承认视域的存在并对之进行批判性检视，才能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前提性反思和考察，才能在更深层次上推进理论创新。“客观知识，客观‘有效’的知识都表现出一种超乎历史的立场，自这一立场出发，历史本身就成了能够被观察到的东西，不过这种立场并不适于人类。有限的、历史的人类，始终从他此时此地的立场来观察和理解；伽达默尔认为，人不可能超越历史的相对性而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哲学诠释学将这种基于历史意识的存在论意义上的预设称为认识得以发生的构成性“前见”，无视和遮蔽这种“前见”的白板化头脑和原子化个体不可能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拥有这种构成性“前见”能够避免成为肤庸浅薄、人云亦云的“思想的苇草”，能够形成深入理解问题的思考力、判断力、解释力和决断力。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绝非客观知识的机械传递，而是要充分激活研究者得以自我确证的前提性视域，从而使人类在不断的反思性成长中摆脱自我加持的认知惰性和思想枷锁，以真正的主体自觉去改造和完善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并由此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和境界提升。经由这样一个过程而来的，绝非仅仅是客观知识在量上的叠加和积累，更重要的是人在其中所实现的视域的扩展和优化以及自我的精神性成长。
然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正是自然科学的技术理性化思维和客观主义倾向，这种思维和倾向以必然性命题来解释充满偶然性的人类世界，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普罗克洛斯忒斯之床”，带有强烈的标准化、去伦理化、非人化的客观理性主义色彩。必须要看到，人并非机器，人类社会也并非以相互需要的满足来加以啮合的绝对理性体系，生活世界的丰富多样性仅靠实证主义是无法真正被理解的。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的实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实证主义者不想高谈阔论，而是要求知识；不想沉思意义，而是要求灵活的行动；不是感情，而是客观性；不是研究神秘的作用力，而是要清晰地确定事实。”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实证化背后存在的是无视、遮蔽视域的原子化自我的抽象预设。奉扬绝对理性主义、无视甚至遮蔽视域的原子化自我设定只在抽象的概念王国层面存在，由此而来的理论研究必然是纯粹主观想象的活动，所产生的理论成果难以摆脱虚幻的乌托邦色彩，难以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落地扎根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深受自然科学发展影响的实证主义奉行理论理性至上的原则，看起来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挑战、质疑和颠覆，实则陷入了如传统形而上学一样的内在困境，那就是无法对整全的现实生活世界进行逻辑自洽的阐释、确证和完善。“这种理论理性至上的传统是一种以抽象的概念王国作为‘真实世界’的传统。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仍然把‘本体’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王国，一个单向度的共相世界，一个‘阴影的王国’，这一点使得它与传统实体本体论形而上学一样，最终将导致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分裂和瓦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没有视域的白板化头脑(奉行理论理性至上的认识论倾向的代表性观点)意味着缺少以思想的方式介入知识世界的根基，无法真正形成区别于他人的本己性的认知，有的只是移植和重复他人观点的“传声筒”和“复印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不是人云亦云的“照着讲”，而是研究者以个体的视域观照特定的论题从而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新的开拓以实现的“接着讲”。缺少前述的构成性“前见”，这种“接着讲”无从谈起。在知识生产的现代性语境中，阿伦特笔下无头脑的“平庸的恶”同样存在，那就是将学术研究彻底工具化为社会评价机制合理化运行的一部分，看似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标准实则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侵蚀甚至是扭曲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心和本真，由此而来的是程序化的“理论空转”，这不仅不能创造出重大的理论成果，而且还可能会造成脱离现实的“屠龙术”式的所谓学术研究对现实生活及其内在价值的无情剪裁甚至强行破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其典型表现。
当然，承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视域及其积极价值，并非将个人的前见（甚至是成见）加以固化和绝对的合理化。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体现的是“现实的个人”会因彼此交往的发生而相互改变，同处交往关系之中的自我和他者都会因为对方的存在而产生积极的成长性改变（包括认知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偏好，等等）。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来看，这种社会交往的过程也正是一种生活世界相互嵌入意义上的视域融合的过程，基于平等主体承认的包容理性和价值共识将会由此产生。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是互动参与者的资源，由此，互动参与者提出了能够达成共识的命题。作为这样一种资源，生活世界相当于主体哲学赋予一般意识的综合活动。当然，这里的创造性活动涉及到的不是形式，而是能够相互理解的内容。因此，具体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同一性的先验意识。”由此来看，作为研究者生活世界之重要构成的视域并非维护纯粹个体意义上的独断论的坚固盾牌，而是研究者在话语平等的开放包容环境中敞开自身并在与他者的沟通交流中实现认知优化和思想提升的重要前提。以积极的方式介入他者的视域，会形成反观自我识见的镜像，会发现自我认知可能存在的不足，从而明确优化和完善自身视域的可能性路径。在这样一种视域融合的意义上，学术共同体才能真正形成，并成为诱发灵感、激励创见、丰富思想、完善理论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策源地。
二、经典的研读：触发问题意识的思想资源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理论观点和学术判断所依托的研究视域的形成是一个通过长期深入研读经典著作而不断实现思想积累并进而融会贯通、内在升华的过程。在人类思想史上，伟大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是不朽的精神财富，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承载，具有对抗岁月、跨越时空、启迪智慧的永恒魅力，是触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意识的思想宝库。这些经典著作关乎人世间的正义和大道，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承载着对社会变迁律动的深刻体验，蕴含着对万物运行肌理的敏锐洞察，是彰显世界文明进步趋势和发展旨向的传世之作。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加速发展、技术文明高度发达、知识更新频次异乎寻常的现代性语境下，这些跨越时空的经典著作能够帮助人类从安身立命的存在论意义理解和把握我们的精神家园，能够使人类获得反身思考所处的生存境遇的基本素养和实践智慧。正如美国思想家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所指出的：“对于生活在被抽象概念改变了的世界、自己也被抽象概念改变了的现代人来说，重新体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那些思想家的帮助去思考这些他们所没有的抽象观念，他们可以引导我们获得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难以拥有或不可能拥有的体验。”“依靠那些思想家”的方式自然就是深入研读思想家们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
经典著作作为触发问题意识的思想宝库绝不能简单地以客体化、工具化、机械化的方式加以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我注六经”的存在论诠释学的态度对待经典著作。“我注六经”体现的是以文本为主的研究导向，意味着研读者带着自身的特定视域进入创作者的思想世界，深入体会创作者字里行间渗透的本意和作品整体布局展现的主旨。这体现了对经典著作本身的尊重，并非以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方式对文本进行粗暴介入和强行占有，能够避免先入为主的个体化曲解和快餐式的碎片化浏览。对于经典著作，“所需要的就不是某些伪装的科学方法，也不是一种具备卓越的、精致的类型学和分类法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而是对诠释一部作品时所牵涉到的东西作出人文学的理解。”“人文学的理解”并非冷冰冰的技术性操控，而是有立场、有态度、有温情地创造出一个创作者和研读者可以共在、共识、共情、共享的意义空间。在这样一种空间中，经典著作的创作者与研读者才能真正发生视域融合，经典著作的价值才能真正跨越时空彰显出来。“文本或历史行为置身于其中的意义视域，是人们从自己的视域出发带探问式地接近着的视域；当他诠释时，他并未舍弃自己的视域，而是拓展了它，以使之与该行为或文本的视域融合。”在生存际遇深度融合的意义上，研读者才能真正地进入文本的世界，经典著作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向研读者展现出来。在这样一层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置身于经典文本之中所产生的思想困惑，而非基于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的纯粹客体化的意识投射。也就是说，沉浸式体验经典著作的思想魅力，能够催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现代社会对理性和效率的极致追求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也深深消减了经典著作在人类精神世界建构中所能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在深度研读经典著作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在遭遇现代性带来的巨大挑战：如何不带着明确的功利化目的来阅读经典著作？如何避免将经典著作视为单纯工具性、客体化存在？如何在生命敞显、精神超越、生活拓展的存在论意义上对待经典著作？所有这些问题都在透析着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价值立场和原则依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指出：“人们的阅读快速而粗率。他们要求简明，但不是要求那种能够形成严肃思考的出发点的简洁与精练，而是要求那种迅速提供给他们想知道的内容并能同样迅速地被遗忘的资料的简洁。读者同他的读物之间不再有精神上的交流。”在大众文化高速发展甚至存在泛娱乐化倾向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印刷品乃至肆意剪裁的短视频都在严重侵蚀着人们对于经典著作的真正关注度和投身其中的热情，对经典著作的心灵鸡汤化解读与对快餐式阅读的热衷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个时代应有的思想严肃性和理论自洽性，碎片化和解构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阻滞力，能够敏锐地感知社会发展进程的问题意识也越来越难以形成。缺少了经典著作内蕴的思想灼见、精神给养、文明尺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将很难抵抗急剧膨胀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剧烈冲击，更无法形成反思现代性、合理建构现代精神世界的原动力。
在社会加速发展、物化意识泛滥、工具理性蔓延的现代性语境下，哲学社会科学要勇于承担抵抗虚无主义冲击、重建现代人类精神世界的时代重任，那就必须以更加审慎、庄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传统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尤其是那些历经岁月洗礼依然熠熠生辉、启迪众生的经典著作。唯有如此，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感悟前人的智慧中产生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引领人类精神成长的反思性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真正形成。必须要看到，“传统思想文化的经验、知识、思想性和理论性内容，主要体现和保留在各类文献典籍中，其传播和传承也主要通过后人对文献典籍的解读和重释。真正称得上‘经典’（classics）的论著，具有学理与方法的原创性，是文献典籍中的典范，不仅代表一个时期——甚至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而且在历史上产生长远的影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要避免对经典著作浅尝辄止地零散化、碎片化撷取，要在整体研读经典著作上拓展更为宽阔的理论视野，要在深入研读经典著作上确保强大的精神定力，要在长期研读经典著作上维持坚定的思想耐心。由此，经典著作内蕴的原创性学理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对当今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挥启迪作用。
三、现实的把握：理解问题意识的本质规定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在深入研读经典著作中沉淀智慧、历练思想，更需要有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勇气、能力和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自我封闭在象牙塔内进行的纯粹的理性思考和抽象推演，而是需要投身到沸腾而热烈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才能获得重大突破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在此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现的是一种冷静、客观而又理性、审慎的“现实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描述现象的层次上，而是需要将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对象提炼为高度契合且富有解释力的概念，在一种高度概括的理念建构和充满张力的实践智慧中对社会现实产生矫正、规范、引导和变革的作用。基于此，问题意识是研究者基于既定的理论视域并在对具体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敏锐感知和理性把握中形成的。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是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把握中得以确立的，由此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才真正具有了可能性。
进一步而言，真正的问题意识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觉抵挡主观随意化标签和怀旧忧伤的情绪化判定的关键依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感知和理性把握构成了真正问题意识的本质规定。“唯当我们在一般的和学术的阐释中不仅远离粗陋的任意和武断，而且批判地脱离作为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之际，我们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才能将其全部阐释的客观性置入‘社会现实’之中；进而言之，唯当社会现实的阐释定向摆脱了黑格尔式的思辨和概念立场之时，所谓生活世界才有可能被积极地开启，而我们学术的阐释才有可能依循这样一种真正的社会现实来取得自己的客观定向。”也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围绕着人及其所处的复杂社会关系而展开的，尽管不需要像自然科学那样高度依赖实验数据和实证方法，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仅凭主观想象和诗化写作就可获得重大创新和突破。唯物史观在对社会现实的科学把握中实现了从根本上超越唯心史观的具体化定向，并由此带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化告诫”。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和“真正的知识”的唯物史观构成了最为根本的方法论依托，是一切理论研究取得重大创新和突破的基本前提。
根据唯物史观，实践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有机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为真正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个人”是以社会实践的方式来达到对世界的改造和完善的。基于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要在以实践的方式准确地把握现实中才能得以生成。“‘实践’作为打开人们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钥匙，决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的光秃秃的概念，不是可以离开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支持与约束的‘纯粹的活动’，而是对人类实际的、充斥着内在矛盾的生产生活的批判性指认和革命性的抉发。”也就是说，实践蕴涵着“现实的个人”作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对世界的认知、判断、改造和评价，彰显着人之为人得以自我确证的自由向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感”从根本上得益于人以实践的方式存在于世。“‘实践’的重要不在于它是可以无批判看待的人类生存的‘地基’，而是体现着人类既顺应又改变着外部世界和自身的批判性‘机制’，是人类探索并通达一切可能性的‘窗口’和‘通道’，也是发现人生的‘不可能’、‘不应该’并对自身设定红线或禁忌的‘警示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以实践方式把握的“现实”不是凝固不变、僵化呆滞、了无生机的“现存”，而是基于内生动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不是可以通过机械论的方式加以强行占有的纯粹客体，而是作为研究者生活世界的重要构成悄无声息地发挥着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现实的个人”及其所处的复杂社会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置身其中并深受其影响，需要有一种高度的反身性思考能力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以一种游离于生活世界之外的旁观者态度和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来进行，而是需要以真正参与者的身份投身其中。
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离不开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把握，意在突出“时代”“实践”之于理论创新和突破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现代化，是这个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通过紧紧扎根现实的深入研究去作出科学解答的最为关键的议题，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需要通过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去作出积极回应的最为重要的命题。当前，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强调的正是“两个大局”背景下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现实的理论化、体系化呈现，蕴涵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现代化演进规律、人类整体前途命运的科学把握和主动定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反映时代进步、书写时代华章、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应体现出更为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更为强大的主体自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其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四、话语的张力：呈现问题意识的语言表达
准确精当地概括、表达所要阐释、确证的论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体现。对理论话语和学术语言的把控和运用能力，关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问题意识的形成。语言表达，绝非仅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客观描述，而是融入了主体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可以说，语言表达是研究者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展现，精准得当的语言表达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素养的重要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内在的思想困惑、外在的现实把握，都需要通过准确的语言表达呈现出来，而这也正是理论话语所具有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话语具有社会性，是人际间沟通交流、传情达意的重要途径，是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得以健康维系、有效运转的重要方式。话语的张力渗透和体现在富有弹性且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中。“话语作为以言行事的社会文化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人们一定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甚至支配作用，因而具有某种权力的属性或功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表明话语直接就是权力，更不等于强制性的政治、经济权力，在民主社会，能够支配、影响别人行动的言谈，必须言之成理，让人从内心认同，这就要讲道理、给说法，或至少让别人感觉你说的有道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充分意识到话语的力量至关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话语的表达呈现出来，严密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呈现离不开生动准确的语言艺术：娓娓道来、恰如其分的话语才能使哲学社会科学内在的学理、道理和哲理深入人心、获得认同。
语言并非仅仅是人际交流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的个人”存在于世的确证和彰显。20世纪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充分说明了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要在存在论而非工具论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将语言从根本上当作一种‘交流工具’的错误理论，再次显露了这一点，即一个观念是如何被主—客体思维、为科学对观念化的偏爱以及趋向权力意志的技术观念——即人类作为宇宙之主宰和工具之操纵者——所扭曲的方式。语言并非人类的工具，人类藉此工具将寂然无声的思想与经验纳入他所指定的意义之形式中；思维、理解和经验都完全是语言性的，因为正是通过语言人才拥有这个理解的世界，在此世界中并通过此世界，客体才在人的经验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因此，要将语言表达视为生存经验的生动灵活的呈现，是人与世界（自然也包括与之处于交往关系中的他者）有效贯通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语言是意识和思维的外壳，是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积极呈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语言是内生性的，是深深地嵌入思想之中的：论点的宣示要通过准确的语言表达加以实现，论据的确立要通过合理的语言承接加以架构，论证的逻辑要通过有效的语言组织加以明晰。在这样一层意义上，语言和思想是同生互构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当我用语言思想，语词表达式之外并不再有‘含义’向我浮现；而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载体。”语言凝练着理论话语，塑造着思想叙事，渗透和贯穿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可以说，一项真正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仅要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强烈的现实观照，而且必须要有将这种思想和现实准确展现出来的学术语言和理论话语。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活的语言”关乎守护思想、传承智慧、启迪心智、提升境界的根本使命。要从具体的民族生活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活的语言”及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形式方面而言，学术之取得其自我主张的标记首先关涉到语言现象。因为学术从本质上来说采取思想的形式，而思想总是为一定的民族精神所规模，并植根于这一民族之‘活的语言’中。”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依系的“活的语言”，形成、发展、完善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之中，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历久弥新中充分焕发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而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实现理论话语的健全与成熟，真正形成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体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范畴。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语症”问题表现为西方良莠不齐的所谓理论著述在中华大地上的野蛮生长，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性改变，但学术研究的“学徒状态”依然存在，确立真正的话语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依然任重而道远。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将会创新更加丰富多样的话语形态，建构更加健全完备的话语体系，塑造更加充满生机活力的话语生态，从而更好地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和原创成果呈现在世人面前。
五、结 语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要在理念层面上设想一个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也不是要在抽象的概念推演中形成一个毫无破绽的逻辑体系，而是要真切观照“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充分理解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积极构思关乎每一个人的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鲜明的问题意识导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命题，需要在视域的廓清、经典的研读、现实的把握、话语的张力的辩证统一中得以真正的确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明确的问题意识作为导向，深深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方法论原则，在衔接贯通中建立健全能够积极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