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顾颉刚先生虽同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但因年龄、地位的距离和业务范围的差异，没有什么接触。1969年，根据工、军宣队的安排，在办公室用大书架搭起通铺，全所人员集中居住。顾先生已七十六岁，也得来尝集体生活的滋味。我和顾先生的铺位紧挨着，仍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好像得到一些照顾，多数日子可以回家睡觉，不在食堂吃饭而吃家里准备的干粮，也不必全天开会。他对集体生活肯定不习惯，总是默默静坐，但因有所照顾，也就随遇而安，食欲不错，一顿可吃两个火烧夹酱牛肉、煮鸡蛋，晚上睡觉也踏实。挨批判时他有问必答，不过他的话我大部分听不懂，已记不起他说过些什么。
杨向奎先生告诉过我，1935年，由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杨先生与老家丰润失去联系，经济来源中断，不知所措。顾先生知道后，安慰杨先生说：“不要慌，我每月给你大洋，够你吃饭、日用。”杨先生说道：“虽然没有多久就恢复联系，我没有用顾先生的大洋，但学生碰到困难，他就伸出援手，很是难得。”杨先生又说：“‘文革’中，我有一件事很对不起顾先生。那时我和尹达同志合住在小屋子里，顾先生很想从大屋子里挤进来。我和尹达同志都怕三个‘牛鬼蛇神’在一起惹麻烦，又怕老年人生活习惯上毛病多，互相影响，就都不同意他来合住。回想起来，他那么大的年纪了，我应该接纳他，并且跟尹达同志好好商量。”杨先生的话充满后悔和自责。我说：“您不要太自责，顾先生在大办公室没有住过多少日子。”
“四人帮”还没有垮台的时候，具体年头记不很准了。一天，王毓铨先生忽然来办公室找我说话。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顾颉刚先生家里。顾先生找我说，‘我的集子迟早要出的，与其让人编得不合我的意，不如趁我还在，自己编好。你来帮我一下。’他发什么神经病，谁要出他的集子?”顾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明显充满自信，并且相信“四人帮”那种愚昧、黑暗路线终将改变，而王先生自然不是不知道老师著作的价值，只是还没有从对“文革”倒行逆施的愤慨中摆脱出来，做一些冷静的思索，因此没有满足老师的期待，使后人看不到顾先生自定的集子。
同事张捷夫告诉我：有一年，全国政协开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彭真接见顾先生。一见面，毛主席就笑着说：“顾先生，你把个水利部长给打倒了啊!”毛主席说的是顾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否定大禹其人，指大禹原来是虫，是动物，有蜥蜴、龙蛇之状的动物这件事，顾先生文刊《古史辨》第一册。顾先生听懂了毛主席的话，但摸不准是批评还是表扬他，只好笑笑。毛主席与陈毅市长也谈到过顾先生关于大禹是虫之说。毛主席两次提到顾先生这一学术观点，反映他对疑古学说感到的新奇。
一代学术伟人，总有他不同的见识、做派和影响。
2003年夏作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8月28日第64期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