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辨伪著称的顾颉刚在初入学术之门时，热衷于研读目录学著作并从事编目实践，甚至一度欲以目录学为终身事业。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既有具备大、小序与解题以反映学术源流的目录，也有仅仅条记书籍版本信息的藏书目录。顾颉刚所属意的则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用的前者，这与他想要通过编撰图书目录为撰写一部出色的中国历史著作奠定基础的追求息息相关。为了更好地反映学术源流，顾颉刚主张编撰图书目录应当打破按照部类划分图书的方法，改为以时代先后排列图书。然而在将这一编目理念付诸实践时，他不得不面对以秩序化的图书目录反映纷繁复杂的学术源流这一对目录学固有的内在矛盾。而且若想实现以时代先后排列图书进而借此反映学术源流的愿望，顾颉刚首先需要对周秦文献的排序作出明确规划，然而周秦文献成书的复杂性无疑增加了此项工作的难度。为了解决该难题，他以标点、注释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这一辨伪目录为契机，开始走上考辨古史的道路，并由此引出古史大讨论。

关键词 ：顾颉刚；目录学；辨伪；古史辨

作为一场具有本土内生性质的史学运动与史学思潮，古史辨与传统学术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以往学界曾就古史辨，特别是顾颉刚与今文经学的关系展开过讨论，或倾向于将顾颉刚视作现代史学家，否认其与今文经学存在过密关系；或倾向于肯定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来自今文经学，甚至认为顾颉刚也是一位传统经学家。笔者曾在回归历史正向叙事的基础上，指出顾颉刚与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在层累说提出之前相对疏离，而在层累说提出之后，他才开始屡屡借用、肯定今文经学的主要观点。其实若再往前追溯，便会发现顾颉刚之所以没有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考辨古史，与其最初的目录学兴趣密不可分。

从21岁开始有意识地记录读书笔记，至27岁以标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为契机进入古史辨伪领域，这段时间可以视作顾颉刚的学术养成期。揆诸他在这段时期的学习经历与学术活动，可以看到顾颉刚是经由目录学迈进学术之门的。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目录学往往扮演着引导学人进入治学领域的重要角色，目录学的诸多特质也无疑对顾颉刚考辨古史的路径选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往研究对于目录学在他考辨古史活动中所发挥的根基性影响关注严重不足，而忽视其学术历程中目录学色彩的直接后果，便是误解甚至歪曲了顾颉刚走上考辨古史道路的逻辑线索，进而引发了上述关于顾颉刚与今文经学关系的种种争论。因此，本文试图从顾颉刚学习目录学并从事编目实践的过程入手，抉发其考辨古史活动的目录学底色，并藉由回归学术史的正向叙事，揭示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发起古史大讨论被忽视的另一面。

顾颉刚关于目录学的看法最早可以追溯至1914年冬。在是年的《寒假读书记》中，他先后提到“目录之业，非通儒不办”，“而最要者，学术之统系也”。除了论说目录学的重要性与特质之外，顾颉刚还针对自己未来在目录学领域的进一步学习提出了模糊的规划，即“将来于目录上应入何门，须细为筹措”。以上读书笔记初步体现出他认为目录是学术统系之呈现的目录学观点和欲以目录学为业的想法。

顾颉刚对目录学著作的关注远远早于此。1924年1月29日，他向李石岑提到其“十一岁时，在旧书簏里寻到一本《湖北官书局书目》，觉得上边的书名都很有趣”。而在完成于1926年4月20日的《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顾颉刚也提及少年时期“所见的书籍既多，自然引诱我去研究目录学。《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之后至1928年3月14日，他在《清代著述考》小引中又说到自己二十多岁时“喜欢买书，故对于目录之学很有兴味”。到了晚年回忆编写《古史辨》的经历时，顾颉刚对青少年时喜欢阅读《四库提要》《书目答问》以及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的经历依旧记忆犹新。

在顾颉刚于1914年寒假期间写下以上读书笔记之后不久，他在目录学方面便取得了些许突破。翌年3月29日，顾颉刚在写给张剑秋的信中，首次就书目分类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将古代图书分为“七部”，即周秦书、史、子、集、考证、释藏、杂书，其中周秦书之下又区为九类：经、传、记、纬、杂史、子、小学、辑书、伪书。在同年4月的《乙舍读书记》中，顾颉刚又将意欲研究的学问按照精研程度划分为九等，其中唯有“目录学（学术大体及源流）”位居“上上”之列。与此同时，他又针对周秦文献的分类提出了意见，即将其分为经、传记和纬三类。尽管周秦文献成书的复杂性导致顾颉刚对其所作分类难以遽定而屡屡变更，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目录学的热情，仍然自信由于学习并掌握了目录学，所以“为学之方，今握定矣”。

除却上述目录学分类与编纂实践之外，顾颉刚此时为自己制定的学术规划也同样围绕目录学展开。同年5月，他在与叶圣陶交流编目志业时，提及自己在30岁之前计划完成三部著作：《周秦篇籍考》《清代著述考》和《书目答问解题》。顾名思义，这三部书均为涉及学术统系与源流的目录学著作。而顾颉刚对于目录学著作的体制也有着明确的观点，即“目录条最之事，当备四要：一寻其学派，二述其作意，三评其优劣，四考其版本”。时间行至1916年年中，他首先编成了其在目录学领域的代表性作品——《清代著述考》。该书在编纂方式上的特点是“以人为主，不以书之部类为主”，以便“识别师承渊源”，进而使阅读此书者能够对清人学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除此之外，顾颉刚还曾计划编写《清学四表》《清人诸表》《目录分时论》《春秋表》《周易表》以及改编《书目答问》中的《著述名人略》《姓名略》等。在1919年8月14日写给王伯祥的信中，顾颉刚认为“中国经史子集的分类专讲版本的目录书实在当不起目录学一义”，他设想“一面研究科学通义，一面从逻辑中就分类一项特别加功，创造出一种适宜的学术与书籍的分类法”。另外，自1920年10月写作《琼东杂记》第1册至1923年5月6日提出层累说期间，顾颉刚也在读书笔记中多次论及与目录相关的问题，比如《目录书之七分法与四分法》《曹寅藏目录书》《古书目》《书目以人为次》《书籍分类》等。

1920年6月，顾颉刚被北京大学聘为助教，具体工作是图书馆编目员。这一工作无疑为他实践自己的目录学编纂理念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后，顾颉刚陆续撰著了《图表编目意见书》《〈北京大学汉文书目续编〉序》以及《伪书疑书目》《中国目录书目》等图书目录或相关文章。尽管在此期间顾颉刚时不时地流露出“对中国书籍之编目，一时决没有好方法去处理”这类消极情绪，但还是明显表现出了对目录学的极度热爱，比如1921年9月26日，顾颉刚就曾与卫德讲到自己“一向欢喜弄中国图书目录”，从事图书馆编目工作是非常合其心意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顾颉刚之所以属意于目录学，并非仅仅为了给图书划分类目，最终目的也并不局限于目录学本身，而是想要将目录分类作为撰写一部出色的中国历史著作的前期准备工作。1919年8月14日，顾颉刚在给王伯祥的信中便提及要想撰写一部“贯通中西、融会今古”的历史著作，“便先要有一种极好的目录学”。1921年1月29日，又与钱玄同谈到他之所以研究目录学是为了“搜集史料”，最终目的是“想做史学”。

联系上文顾颉刚从事《清代著述考》等编目实践及关于图书目录功用与分类的诸多论述可知，顾颉刚心中“极好的目录学”是指通过合适的部类划分以准确反映学术源流递变关系，又便于使用者检索史料进而撰写历史的这样一种目录著作，以及编撰这类目录的目录学理念。顾颉刚的这种目录学思想有着清晰的脉络，可以被视作汉代以来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延续和发展。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定、整理中秘图书，并编撰《别录》《七略》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图书目录虽与图书校雠相伴而生，其内容体现的也是图书校雠的最终成果，但由于刘向、刘歆父子所编撰的图书目录不仅包含书名、卷数以及作者等基本信息，还包含“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大、小序与解题，是故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反映一代学术的功用。其后的目录编撰行为虽然依旧大多是依附于图书校雠而展开，但学者们关于图书目录具有学术之史功用的认识却越来越清晰了。唐代毋煚在编撰于开元年间的《古今书录序》中认为，一部上好的图书目录应当具有“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的功用。南宋郑樵甚至提出了在目录学著作中舍弃大、小序与解题，仅仅通过编次书名便可以鲜明体现学术源流的观点，即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至清代，章学诚在继承前代目录校雠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并将这一传统上溯至刘向与郑樵。近人余嘉锡在回顾中国目录学源流时，将目录学的这一传统总结为“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顾颉刚心目中“极好的目录学”正是能继承此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的目录学理论与实践，只不过因为身处20世纪初西学大潮涌入中国这一巨变时代，顾颉刚在其中又增加了贯通中西的要素与追求。

经由以上缕述可知，从兴趣再到职业，顾颉刚对目录学的喜爱是一以贯之的。虽然最后事与愿违，欲作终身事业的目录学没有成为顾颉刚学术人生的终点站，但他却借由阅读并尝试编写心目中“极好的目录学”而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尽管中国古典目录学具有反映学术源流，充当学术之史的功用，但落实到具体图书目录的编撰上则不尽然。首先从目录体例上看，有些图书目录具备大、小序与解题等反映图书内容的学术信息，但更多的图书目录还是仅著录书名、作者以及卷数等基本信息，无法承担起反映学术源流的重任。而且有的图书目录在编撰之初就并不致力于反映学术源流，而仅仅是为了保存图书的版本信息或供检索查找之用。清代洪亮吉曾根据撰著意图将清代的图书目录分为五类，即“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目录；“辨其板片，注其错讹”的“校雠家”目录；“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的“收藏家”目录；“第求精本，独嗜宋刻”的“赏鉴家”目录；“眼别真赝，心知古今”的“掠贩家”目录。柯平在《中国目录学史》中也按照学术宗旨的不同，将清代目录学派区别为以义理为核心的义理考辨学派、以考据为核心的考据考辨学派、以藏书为核心的藏书记录学派以及以导读为核心的导读记录学派。因此可以说迄至清代，致力于反映学术源流虽然是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但具备这一传统或功能的图书目录仅仅是众多目录学著作中的一个分支，根本无法代表整个目录学。

从《顾颉刚日记》及其读书笔记中可以发现，顾颉刚在1921年前后这段阅读古籍目录的高峰期内，所读书目虽然既包括致力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子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也有仅以著录文献外在形式为目标的《楝亭书目》《持静斋书目》《孙氏祠堂书目》《天津图书馆目》《江南图书馆目》《陕西图书馆目》《浙江解进书目》《常熟图书馆目》《金山钱氏家刻书目》《清内阁旧藏书目》等版本目录或藏书目录，然而根据其晚年回忆如何编写《古史辨》时只提到《四库提要》《汇刻书目》与《书目答问》这三部图书目录是他“经常的参考资料”可知，他最钟意、最热衷的还是那些能够反映学术源流的图书目录，亦即洪亮吉所言的校雠家目录。

根据顾颉刚的日记以及相关回忆，在校雠家目录中，顾颉刚对《四库全书总目》和《书目答问》这两本书尤其有着浓厚兴趣。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虽然是为配合当时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而编撰的一部官修目录，但由于参与修撰者多为当时的考据名家，而且保存了目录体制中最能反映学术源流的大、小序以及提要，所以自诞生之日起便被视作学术入门的津梁。张之洞在《輶轩语》中即曾言“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顾颉刚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喜爱贯穿其一生，在少年时期便时常翻阅该书，及至晚年也仍然对此念念不忘。1961年8月前后，他指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大体钞自《四库提要》，更不当预于重要著作之列”，若非对《四库全书总目》十分熟悉，顾颉刚绝对不会看出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内容大多来自《四库提要》。

如果说《四库全书总目》因其有大、小序与解题而能很好地反映学术源流的话，那么《书目答问》虽然没有上述内容，却以其所收录图书的代表性、编排的系统性而成为学者案头的必备工具书，正如余嘉锡所认为的那样：“书目诸无序释而能有益于学术者……惟张之洞所作，庶几近之。” 20世纪50年代之前，《书目答问》以及范希曾为其所作《补正》几乎成为研究古典学术的必读书，这从诸多学人的回忆及其指导后学的文字中可见一斑。陈垣晚年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时忆及：“十三岁发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20世纪80年代初，张维华在批评当时部分史学工作者不重视史料工作时也曾说道：“目前很多年青的历史工作者很不注意这个问题。他手头连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没有，不知他们运用什么手段去找材料。”由此足见《书目答问》在反映学术源流与指导治学门径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顾颉刚对《书目答问》的阅读并不止于仅仅以其为入门桥梁，而是想要在这一基础上深入探索学术史问题，比如他在1915年前后所制定的学术规划中便包括撰写《书目答问解题》与改编《书目答问》中之《著述名人略》两项。

古籍目录对学术源流的反映常常是由目录中的大、小序与书籍提要来完成的，但除此之外，书目的分类秩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也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郑樵首次提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类强调目录类例能够反映学术源流的观点，其后明代胡应麟又在书目类例变迁与不同时代的学术动态发展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进一步明确了书目类例设置与学术发展的关系。正是因为目录类例设置与学术源流之间的这种联系，而且目录学中原本就具有重视类例的传统，所以在喜欢阅读能够反映学术源流的图书目录的顾颉刚眼中，图书目录如何分类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料检索问题，更是直接关涉到学术的源流递变问题，由此图书分类问题便成为他研读目录学著作时着意的重点。

重视目录分类工作这一特点在顾颉刚接触目录学之初便已显现。他第一次阐述自己的目录学观点时，便指出了《书目答问》与《清四库目摘纠》等书目在分类方面存在的问题：“张之洞《书目答问》，可称古来书目之最佳者，惟子部尚有凌乱”，“书当以深浅分”，“《清四库目摘纠》颇好，而类属失伦，有似坊贾书编。推其病根，皆由于不知统系。”由上文所引顾颉刚与张剑秋的通信可知，顾颉刚最初尝试划分图书类目时仍然局限于四部分类法，整体思路也依旧局限于经史子集的旧制，尤其是在对经书进行分类时，根据它们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将其分为经与传两类的做法仍旧带有明显的尊经倾向，其后他才渐次转变为按照时代部次图书。在《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顾颉刚回忆自己“弄目录学时，很不满意前人目录书的分类”，“很想先分时代，再分部类”，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书籍的部类是依着各时代的风尚走的”，所以若想使书籍目录反映学术的变迁，“用历史上的趋势来分似乎比较定了一种划一的门类而使古今观点不同的书籍悉受同一的轨范的可以好一点”，而贯彻这一理念的目录学著作即其编定的以学人生年为序的《清代著述考》。

自此之后，顾颉刚始终坚持在编制图书目录时要按照学术发展的逻辑划分类目，力图打破经史子集的陈规，体现出明显的以目录反映学术发展轨迹的学术史思维。比如顾颉刚曾于1917年11月30日就学校图书馆的改进意见致信章士钊，谈到馆中应当“编印目录”，而且所编目录的分类“应以科学门目或时代学派上之差异为标准，不当依据前人成法如经史子集之类”，图书解题“务使书籍之神旨与学术相契应”；1920年5月5日，又与罗家伦提到毕业后“第一件着手的事业，就是‘中国书籍目录’。这目录里头，用学术上的分类分，再用国故上的分类分”；而在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后的同年9月，指出“中文书籍的旧分类，固不能不改，但创作新分类，也不是可以仅据原有书目意想从事的”，“编目的时候，常常注意于书籍的内容，及分部别类的方法”，另外还可以“依年代源流上面，编辑《学派书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此时关于目录分类的意见，逐渐开始出现采用更符合近代学术特点的西方图书分类法的思想萌芽，他甚至由此萌生了出国学习西方图书目录分类理论与方法，以改进中国传统目录分类体制的想法。顾颉刚在1920年5月8日即与罗家伦提到“现在的书目，仍拿经史子集分类，太不兴了”，“此后想到外国去研究分类学及史学几年，归来后再着手做《中国图书的学科目录》，拿科学来分类”。这种欲以西学目录改造中国传统目录分类体系的想法，正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演进的重要表征之一。19世纪末，随着西学书籍译介数量的增多，开始出现诸如《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这类专以西学书籍为对象的图书分类方法，在图书分类领域呈现出新旧并行的特点。相较于《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传统目录，将所著录的西学图书分别归于四部分类法下各小类之中，以及此种编目实践背后所体现出的“以中统西”学术思路外，这些专以西学图书为著录对象的书目，无疑已承认中学传统之外别有一西学源流存在。在西学大潮面前，尤其是当以经学为尊、兼包四部的传统学术，于20世纪初转变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之学”后，以图书分类反映学术源流、体系为职志之一的中国传统图书目录，势必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即以曾被尊为圣人之作、足以垂范万世的儒家经典而论，其在西学分类体系中被分解到哲学、史学、文学诸西学学科中而变得支离破碎：“《易》和《尚书》中之《洪范》是讲哲理的……《尚书》大部分是记言之史，一部分是记事之史，《春秋》是编年史，《周礼》记官制，《仪礼》记礼制，以及《礼记》记礼的大部分，是记典章礼制的文化史……至于《诗》，明明是我国最古的诗歌的总集。”无怪乎以美国人杜威创立的十进制图书分类法为代表的西方图书分类方法，在被译介到中国后能够大行其道，甚至促使部分中国目录学家也开始尝试以西学书目分类法为蓝本，来重新设计一种“以西统中”、兼包中西方图书的图书分类方法。杜定友、王云五、刘国钧、皮高品等众多编目实践者即在结束中国图书分类新旧并行的混乱状态，并以西学目录分类法改造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法的过程中卓然成家。目录著作与学术源流递变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中又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然而当我们回顾这段目录学史时，却发现其中缺少了一直以来对目录学情有独钟的顾颉刚。而他的缺席，很大程度上是目录学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因为正是这一矛盾将他引入了另外一个学术领域——辨伪学，从而成就了以辨伪著称的历史学家而非目录学家顾颉刚。

前面已经屡次提到，古典目录学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而顾颉刚也希望通过编撰图书目录的方式呈现学术变迁，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编撰出能够代表其水平的目录学著作，更没有成为目录学家，甚至连青年时代规划的那几部图书目录也未能完成。这固然是因为顾颉刚后来转入了辨伪领域而无暇顾及图书编目，但这一转变之所以发生则是由目录学的内在矛盾决定的，顾颉刚的转向可以被视作这一矛盾的自然延伸。

中国最早的一批目录学著作当推西汉杨仆编撰的《兵录》与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这些目录是在整理图书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是反映、总结图书整理的结果，既不是用以提供检索的工具书，也不是为了反映学术源流而专门撰著的学术史著作。然而随着前代文献的大量亡佚，那些保存在纪传体史书中或仍独立流传的图书目录便成为后人了解前代学术图景的捷径，所以毋煚才会发出“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的慨叹。但就作为复杂社会机体一部分的学术史而言，其真实样貌并不如图书目录本身那样自始至终都被纳入整齐划一的部类之中，而是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方面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身内部各学派、学门的进退涨落也并不一致。因此，尽管部分目录学著作中有大、小序与书籍提要这类反映学术源流的要素，但这些要素一旦被纳入整齐划一的部类中，便成为图书秩序的附属品，也便不再拥有展现纷繁复杂的学术原始样貌的功能了，所以欲以一种秩序化的图书部类划分来承担撰写学术之史的重任，是一件具有深刻矛盾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矛盾首先体现为目录作为后于图书产生的分类秩序，无法在图书撰著或编纂时就规定好其所属部类，因而当面对已经撰著完成的图书时，被严格限制在条条框框之内的目录分类是无法充分全面展示图书内涵的。这种矛盾在古典目录诞生之初便存在，并已经为目录编撰者察觉，所以《汉书·艺文志》中存在各图书种类之间的“出”“入”现象，章学诚将此种现象概括为图书目录编撰中的“互著”“别裁”二法。尽管可以借由互著或别裁的方式缓解上述矛盾，但这种人为割裂图书的方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反而会破坏著作的整体学术架构，进而对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产生不利影响。如果说无法将某一部书的内容面面俱到地著录在其所应归属的学术部类中的负面影响还局限于一隅的话，那么因图书年代问题不清而产生的图书归类或排序错乱，与井井有条的目录秩序之间的矛盾，对于以图书目录反映学术源流而言则具有全局性。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已经消逝的过去，而要正确认识过去并从中总结历史发展规律，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恢复往事发生的时间先后。学术史研究同样如此，欲呈现一个完整系统的学术源流，须将各位学者及其学术作品准确置于时间轴上。然而当顾颉刚着手通过图书目录去梳理中国学术源流时，居于源头地位的周秦文献在成书与流传上的复杂性，使其无法被准确定位在时间轴线上，从而导致顾颉刚无法轻易借助图书目录来完成其以目录形式呈现学术源流的工作，而这正是上述全局性矛盾的体现。这一矛盾对于从一开始便想借助目录呈现学术递变，并主张打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图书的顾颉刚而言，可谓产生了致命影响，甚至成为他转向辨伪的直接动力。

在顾颉刚早年的编目实践中，最耗费其思虑的无疑是对周秦文献的分类。他初次针对图书分类表达意见时，便将“周秦书”独立出来单列一类，这可能是受张之洞《书目答问》于“子部”之下单列“周秦诸子”一类的影响；在“周秦书”之下，他又将先秦传世文献分为经、传、记、纬等九个小类，然而不久之后，顾颉刚便调整了这一想法，将其分为经、传记、纬三类。他之所以在周秦文献的分类上颇费踌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秦文献的复杂性。周秦文献是依赖手抄于简帛之上而传世的，而且因为简帛不容易制作且不方便随身携带的特点，许多文献的传播更多地仍然是依靠口传，由此导致周秦文献的文本形态不似雕版印刷出现之后所大批量印制的书籍那般固定。而且受限于物质载体，周秦文献往往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因此，一篇文献在成书之后，时常会在传抄过程中衍生出数量众多的异本，甚至变得面目全非。加之周秦文献极少题写撰人名氏，所以在面对这些似异实同的文本关系时，后世学者难以厘清其间的先后顺序。刘向、刘歆父子曾对周秦文献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重编工作，其中一项关键内容，便是将原来单篇别行的文献按照作者或学派结集成书。在此过程中，诸多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文本，仅仅因为同处于一个族本系统中便只被保留一篇，其他诸篇都被作为重复文本舍弃不用；而诸多非出于同一人之手的文献，则因其内容相近或相同而被整合进同一部书中，并被冠以学派或学门的开创者之名。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一部书里出现了内容相互矛盾的篇章，甚至不乏前代作者讲述后世之事的情况。是故自汉代之后，考辨周秦文献的年代便成为文献考订中一项重要工作，甚至发展出一门专门的辨伪学。

今日看来，关于周秦文献的传统辨伪在方法论上明显先天不足。经过刘向、刘歆父子大规模整理图书并撰成定本之后，文献的流传日趋稳定，尤其是宋代以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促使文献的文本形态基本固定下来，前面所说周秦文献流传中存在的同源异本、单篇别行以及不题撰人等现象基本消失。而在现代考古学传入之前，周秦文献实物的发现屈指可数，而且依靠当时的技术水平，即便发现了周秦文献实物也难以很好地保存，因此唐宋之后在论及周秦文献的成书与流传情况时，人们往往以当时文献的文本形态为出发点，并据以立论，这显然存在以今律古的偏颇，而此种认识上的误区也使得辨伪结论的科学性大打折扣。迄至近代，特别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学界才开始对周秦文献的文本形态有了直观的认识，进而回过头去反思传统辨伪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之前有关周秦文献成书年代的研究“在逻辑上似乎很严密，但它根据的却是汉魏以后的著作体例，放之先秦，则大谬不然”。

我们自然不能以此苛求20世纪初尝试为图书编目的顾颉刚，他在当时致力于为周秦文献划分类目并排列年代的做法理应博得后人同情之理解。在顾颉刚那里，要想编撰反映学术递变的图书目录，按照文献产生的先后顺序去编撰总要优于单纯按照部类去编撰。如此一来，首先遇到的也是最难处理的便是周秦文献的年代问题，而考辨周秦文献的年代对此时仍然处于传统辨伪延长线上的顾颉刚而言是一道超纲题。从这一层面上讲，在厘清周秦文献的文本形态与其成书、流传特征之前，要想编撰出令顾颉刚自己满意的、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学术递变的目录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依照顾颉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术性情，这一问题并不会因为无法获得满意的答案而从他的脑中溜走或弃置不顾，其势必要追索下去。由此，目录学自身追求固定的图书秩序与准确表现学术变迁这一对内在矛盾，导致顾颉刚越是追求以目录呈现学术变迁，便越要深陷周秦文献的辨伪中无法自拔，从而也就离目录学越来越远。

除了目录学的内在矛盾之外，中国古典目录体制的开放性也为顾颉刚转向辨伪提供了保障。在秦汉以来成书的古籍目录中，尊崇儒家经典这一点在所难免。无论是事关目录分类的六分法与七分法，还是四部分类法，均将六艺类或经部放置在第一位，借以体现尊经之意。至于其余的诸多部类，则作为经学典籍统领下的附庸存在，绝对不能与经书相提并论。但典籍目录分类并非一个固化的体系，又往往随着学术潮流的变动而进行调整，即便是经部或六艺类也不能例外，比如唐宋之后《孟子》的地位逐渐抬升，是书便由子部升入了经部；相应地，若是一部图书被视为伪书或被认为价值不高，那么也会被剔除出原来的部类甚至不再被目录学著作所著录。《曾子》《子思子》虽然是宋人汪晫所编，并非先秦原本，但《四库全书总目》考虑到其中内容多为“先贤之佚文绪论”“多先贤之格言”而将之著录于子部的儒家类。张之洞在编撰《书目答问》时，却鉴于它们乃“宋汪晫割裂辏合，非原书”，把它们摒弃于子部的儒家类之外而不再著录，这种不盲目尊崇儒家先圣或以钦定目录为标准的做法，充分展现了古籍目录编撰与分类的开放性。这对顾颉刚发生影响甚早，并有助于他产生了一切学问皆平等的观念。在首次阐述自己关于目录学观点后不久的1915年，顾颉刚便在所拟《学览》序意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古来诸学，大都崇经而黜子，崇儒学而黜八家，以至今古文有争，汉、宋学有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欲为调人，终于朋党。盖不明统系而争，则争之者无有底，解之者无可藉。使其明之，则经者古史耳，儒者九流之一家耳，今古文者立学官异耳，汉、宋学者立观点异耳，各有其心思，各有其面目，不必已学而外无他学也，不必尊则如天帝而黜则如罪囚也。”约略十年后，他在回顾辨伪心路历程时再次着重提到：“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用历史上的趋势来分似乎比较定了一种划一的门类而使古今观点不同的书籍悉受同一的轨范可以好一点。”

1920年秋，顾颉刚受胡适之托开始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并因为要给《古今伪书考》增添注释而系统着手搜集并考辨古代造伪与辨伪的文献，这可以视作顾颉刚正式踏入辨伪领域的标志。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古今伪书考》也是一部图书目录，而且是属于特种目录中的辨伪目录。顾颉刚的辨伪事业便这样生发出来，古史大讨论也由此埋下伏笔。

提及顾颉刚与古史辨，人们往往都会把目光投向辨伪。在这种惯性的驱使下，顾颉刚的治学理路似乎已经被预设，辨伪成为其一以贯之且理所当然的志业，其他的可能性随之被掩盖甚至取消。由此出发，顾颉刚的辨伪行为很容易会与康有为、崔适等人立足于今文经学的辨伪活动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又因为前者的辨伪结论与后者有相近或相同之处而得到强化，顾颉刚因此屡遭质疑。然而在转向辨伪之前，目录学才是他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正是目录学追求图书秩序与反映学术之史这一内在矛盾，倒逼着顾颉刚走上了辨伪之路。

一般而言，学者个人最初的学术兴趣与后来的学术选择并没有一定之规，这不仅取决于学者天性，而且带有极强的偶然性，难以预测，但这种不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兴趣却在绘就学者的学术底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会直接决定其一生的治学路径。这一点可以借用顾颉刚的一段话略作说明：“我的大胆的破坏”，“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想像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我对于自己的见解（给一般人诧为新奇的）常以为是极平常的，势所必然的，我只顺着自然的引导，自己无力于其间。”从顾颉刚沉迷于目录学到转向辨伪再到提出层累说，我们完全能够从中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自然演变的历史与逻辑线索，由此来纠正既有认识的偏差，从而增进对顾颉刚与古史辨的理解。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