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郑天挺先生正是北京大学的秘书长，我没有上过郑先生的课，但我始终尊敬郑先生，像老师一样对待他。那时我们有过接触，逐渐地我们过从甚密了。

最初的接触由于我违反了学校制度。旧时代的北大是以自由散漫无纪律著称的，这个学校有优良的教师，丰富的图书馆和比较好的试验仪器，但因为散漫无纪律，许多学生不努力学习，少数用功者虽然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参差不齐，彼此距离颇远。在这种散漫无纪律的情况下，考试也有时流于形式。我的一位同学因病不能参加学年考试，他要我代考并要求考八十分以上，以便得奖学金。这本身就是笑话，用代考来求得奖金是历史上不存在的。我代他考了，但被教务处的职员发现，他们认识我，知道我是代考，于是报告校方，当时的蒋梦麟校长也许要整顿北大，把我找去，指出我的错误，要给我记过。我只好承认错误，没有话说，于是记大过的牌示挂在二院门口。半年过去了，没有人摘这块牌，老挂在那里，出出进进真不方便，于是我去找郑天挺先生问他是否可以摘去这个牌，他说“你去摘了吧!”我把它摘下，随手丢在墙角落，没有人过问，原来没有人看重这件事。

郑先生和平近人，但并不是没有原则，当时北大的散漫自由，不是一张牌能够校正过来的，这郑先生知道。从三十年代初到抗战年间，北大是比较走上正轨的时代，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有才华有成就的青年，无论文科、理科、法科，后来都有卓越的学术成果，这和郑先生等人当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在历史系毕业了，留在文科研究所当助理，同时留所的还有中文系的徐芳同学。我整理内阁大库题本，徐芳整理歌谣，我的老师是孟森先生而指导徐芳的是胡适。郑先生这时已经作清史研究，他要我在整理题本时提供他有关“墨勒根王”的材料及注意“皇父摄政王”的题本。墨勒根王和皇父摄政王都是指多尔衮。我知道郑先生在研究清初历史，也许在注意太后下嫁的故事了。

孟森先生是清史老一代权威，天挺先生当时是中年专家，而我是青年学生。那么丰富的史料，这样好的专家导师，我理应走上研究清史的路，但我别有所好，我喜欢今文经学，以此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影响更大些。不过我还是注意清史，对于太后下嫁等问题，我始终在采索中，我认为这不是清初汉人的恶意中伤，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孟森先生是不相信这种传说的，他的《太后下嫁考实》,是一篇有力的文章，他的结论是：“私念清初果以太后下嫁之故，尊摄政王为‘皇父’,必有颁诏告谕之文；在国内或为后世列帝所隐灭，……不得于中国官书者，必得求彼之实录中。……既遍检顺治初年《李朝实录》,固无太后下嫁之诏，而更有确证其无此事者。……世间浮言可息矣。”

孟先生虽然言之有据，究无充分说服力，所以胡适当看完此文后，仍然在给孟先生的信内说：“读后终不免一点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他的疑问还是有理由的，“皇父”之称虽然与太后下嫁不必连系起来，但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奴隶社会，长嫂之转嫁诸兄弟几是通例，汉代王嫱及唐代诸公主之嫁于中国少数族者多有类似遭遇。解放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还流行着这种“转房”制度，丈夫故后，寡妻必须上转，下转或旁转，前几年我曾经请参加过凉山彝族社会调查的刘炎同志结合历史记载作转房制度研究，可惜事情未完，人已故去。

清朝入关，刚进入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残余仍在影响他们，那么“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非无根据也。

当郑先生在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时，我们更时常见面。我们谈北大的掌故，谈我们共同认识的胡适、蒋梦麟以及徐芳同学，如今蒋、胡逝世，郑先生也离开我们，徐芳同学远在台湾，翘首云天，甚望其驾鹤归来，共祝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原载《南开史学》一九八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