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投资于人:筑牢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根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0 次 更新时间:2026-07-23 00:08

进入专题: 投资于人   人力资本   高质量发展  

穆光宗  

摘要“投资于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其本质是通过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从广义人力资本理论视角看,“投资于人”包含四重含义:经济维度,聚焦教育、健康投入形成生产性人力资本;人口维度,围绕人口合理增长培育先赋性人力资本;社会维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构建和谐人际与代际关系,形成团结性人力资本;人文维度,以“人口成长”为目标培育精神性人力资本,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道德品质提升,进而推动中国人民生活品质、生命品质、精神品质的整体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投资于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以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不仅是人力资源存量丰裕的表现,也关乎人力资源开发难题的解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如何充分挖掘庞大人口规模的创新力和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投资于人”不仅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投资的本质,是将各类资金、资源定向投入特定目标,实现预期效益与价值提升的过程。“投资于人”内涵丰富且涉及多维度领域,厘清其关键要义、明确其实践路径,对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基于广义人力资本理论视角,“投资于人”的关键内涵可从经济、人口、社会、人文四个维度展开,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系统剖析“投资于人”的多重含义与实践路径。

经济维度:“投资于人”形成生产性人力资本

“投资于人”可以提高人力资源自身的“含金量”,在体能、智能和技能等方面形成人力资本增量,通过赋能人口,形成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生产性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身体的健康、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可视为另外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其对生产产出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质资本,甚至高于物质资本。按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只有在激励性的人力资源组织管理框架下才能爆发出创造力和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认为,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既被现实社会所塑造,又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身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人是决定性因素。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强调个体将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片面化限制,通过自主选择参与多种社会活动,实现体力、智力、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其内涵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多方面的潜能发挥)、自由发展(尊重个性和创造性)及充分发展(能力发展的最高程度)。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不是片面的发展、畸形的发展、不自由的发展、不充分的发展,而是全面的发展、和谐的发展、自由的发展、充分的发展、正向的发展、持续的发展、积极的发展、优化的发展、公正的发展。

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其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得到发展和完善,促进每一个人的主体活动都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才是自由发展的真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所强调的是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而是着眼“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构建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高度统一,是人的个性、人格、创造性和独立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既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发展,也不妨碍正常的社会秩序。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体现。

以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含教育、健康两大方面的投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教育与健康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着力点。例如,德国依据自身发展实际构建双元职业教育体系,该体系以“学习+培训”的培养模式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德国制造业筑牢全球竞争力的人力根基。持续提升教育质量、锻造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大教育健康方面的投资,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当前,我国在提升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水平等方面,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部分边远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仍有短板,教育服务保障能力有待提升,一定程度上存在影响教育公平的问题。基础教育领域的投入需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加大对教育基础相对薄弱地区的扶持力度,坚决扫除新增文盲;针对人口散居的偏远区域,则应着眼于进一步完善福利性食宿保障、优化交通配套服务,切实保障适龄群体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此外,仍需进一步加大知识人口(包括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培育力度,夯实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的基础。

经济视角下“投资于人”具备如下特征:第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会逐渐超越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投资于人”在短期内往往难以看到可观回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其发展的内生动力相对不足。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更注重短期效益,而教育、健康等领域的投资具有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第三,从一定程度而言,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融相通。投资于人可分为主体投资与外围投资,后者亦包含配套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投资等维度。为此,必须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摒弃将反映短期经济增长状况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关数据、税收等指标作为主要政绩评价标准的片面认知,树立长期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发展目标。考核激励机制的优化完善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抓手,唯有通过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设计,才能有效引导地方政府扭转偏重“投资于物”的发展倾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基础上(人口红利)的“以物为中心”的增长方式正在触及发展瓶颈,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于人”(人才红利)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增长模式的补充与完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从收获“人口红利”到创造“人才红利”的深刻转变,未来也将更多聚焦对人的发展活力与创新创造力的激发与培育。

人口维度:“投资于人”形成先赋性人力资本

从人口发展理论看,“投资于人”可以理解为“投资人口”“投资孩子”“投资生育”(全生命历程的生育投资),以推动人口保持合理增长为目标,进而推动人力资本量的持续积累和发展。从人口发展实际状况来看,投资于人,首先需聚焦低生育背景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存量巩固问题,即立足人口发展新形势,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带来的发展课题,夯实经济发展的人口支撑、激发经济发展内生活力。人口增长是人力资本自然增长的重要前提,人作为最具创造力与生产力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人力资本的构成兼具“先天禀赋”与“后天习得”两大维度,可相应划分为“先赋性人力资本”与“后赋性人力资本”,而保持人口合理增长,正是创造和积累先赋式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

在实践中,围绕促进人口合理增长推进“投资于人”,中央和地方层面陆续出台了诸多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例如,202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育儿补贴制度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发放至其年满3周岁。该制度的落地,既能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保障和改善民生,又因其充分彰显对育儿社会价值的尊重,可助力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作为全国性、普惠式、直接向人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育儿补贴制度体现了生育福利共享原则,具备公平性、可及性与便利性的特征。一方面,可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坚实制度支撑。另一方面,育儿补贴制度充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人力资源再生产、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投资。育儿补贴制度作为经济补贴制度,将与托育服务制度、生育保险制度、生殖健康保障制度共同构建起我国生育保障基本制度。

围绕促进人口增长推进“投资于人”,地方层面也陆续开展诸多实践探索,例如,湖北省天门市针对当地人口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加深的实际状况,出台从婚恋到生育养育的全周期高额补贴政策,无过多给付门槛且实现一站式办理。2024年天门市全市出生人口7217人,比2023年多生育1000多人,同比增长17%,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2025年延续向好态势。湖北省竹山县也推出特色举措,通过生娃奖补房产面积、发放生育奖励和育儿补贴等方式,直击生育养育痛点,成为地方探索鼓励生育新路径的有益尝试。当前,我国多地生育支持政策已逐步从“倡导型”向“激励型”转变,政策目标聚焦通过系统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激发居民生育意愿。

从政策层级与功能定位来看,全国性普惠生育补贴政策从顶层设计层面发挥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但当前其激励力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我国已逐步搭建起“中央普惠政策+地方专项补充政策”的“1+X”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实施层面拥有充足的创新空间,各地也涌现出差异化的实践探索。从政策优化空间来看,中央层面仍可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障体系、加大普惠性政策支持力度。受我国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庞大的基本国情影响,全国性普惠政策的落地实施面临一定财政压力。需要明确的是,生育补贴政策不仅是国民福利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摆脱低生育困境、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政策工具,长期持续的政策投入有望实现生育率质的提升。基于此,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必须贯穿婚恋、孕育、生育、养育的全生命周期,形成覆盖全链条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达954万人,较2023年增加52万人,广东、山东青岛、湖北天门等地同期也出现出生人口阶段性回升,这一现象在生育水平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引发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本次出生人口回升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属于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动因是传统生肖文化的生育偏好,还是生育支持政策的激励效应?2024年为农历甲辰龙年,龙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图腾,承载着吉祥兴旺的文化寓意,是深植于民族文化的集体符号,民间普遍存在的“龙宝宝”生育偏好,可能驱动有生育计划的家庭调整备孕时序。从行为机制来看,生肖偏好引发的主要是生育行为的年度集中,即家庭倾向于将既定生育计划调整至龙年完成,而非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根本性提升。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普惠性生育支持政策的激励力度仍有待提升,且存在一定政策效应时滞,对2024年出生人口回升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在此需厘清两个关键概念的本质差异:出生人口反弹指年度出生人口总量的同比变化;而生育反弹以总和生育率(TFR)为关键指标,反映的是家庭平均生育水平的实质性提升。将2024年出生人口短期波动误判为生育水平的实质性回升,缺乏充分的学术依据。

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全国多地已出台涵盖经济、服务、时间、文化等多维度的配套措施,超20个省份将辅助生殖类医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多地也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但相关政策的落地成效仍待检验,其有效性需从目标群体的知晓度、获得感、政策匹配度,以及与生育行为的关联性等维度综合评估。生育支持政策的进一步出台和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其价值不仅在于通过福利供给保障公民的生育权益与生育福祉,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抓手——生育友好的本质是生育福利保障体系的完善。唯有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强化普惠性生育经济支持、完善符合国情的亲职假期制度,系统性提升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福利水平,才有望推动生育水平向适度区间收敛。

2025年末,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79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这些数据反映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凸显出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出生人口下行,是育龄期妇女规模缩减、婚育观念转变与居民生育意愿亟待提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25年西南财经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2025—2100年人口预测与政策建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报告指出:低生育方案下(假定总和生育率在2023年~2032年间从1.05线性下降至0.72并长期维持),预计2050年我国人口将降至11.3亿,210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降至3.2亿;中等方案下(假定总和生育率维持1.05),预计2050年我国人口将降至11.9亿,210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降至4.6亿;高生育方案下(假定总和生育率在2023年~2032年间从1.05线性上升至1.31并维持),预计2050年我国人口将降至12.2亿,2100年我国人口总数也将降至5.9亿。该报告在总结日韩生育支持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涵盖生育制度松绑、激励政策完善等在内的系统性政策建议。

从中长期看,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性特征将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由此带来的人口结构性压力将持续显现,对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形成一定挑战。对此,我国需提前做好相应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以生育福利为重要内容的人力资本投资,兼具民生保障与长期战略价值,是应对人口发展挑战的关键抓手。

社会维度:“投资于人”形成团结性人力资本

人口是“人”这一主体性和“口”这一规模性的统一。同样规模的人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的发展时期所表现出的人口效应是不同的。即便在同一个时刻,同样规模的人口在不同的地区所表现出的人口效应亦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科学理解人口增长,建立在对人口主体性和规模性有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而人口的主体性即人的社会性。

“投资于人”的社会含义即要重视人际关系,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弘扬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仁者爱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和谐社会建设,应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有爱和柔慈的特征,重视公序良俗和伦理道德,传承和弘扬“五伦”“八德”。五伦是指五种基本的人伦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则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种道德规范。

从社会含义的视角看,“投资于人”要通过加强人的社会资本(人类和谐的关系资本)投资推动形成“团结力”,尽量减少内耗和冲突。按人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解,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在这一视域下,投资于人的含义是在全生命历程的框架下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投资过程,投资类型包括金融投资、政策投资、时间投资和服务投资。人的现代化不仅是个体生命素质的提升,而且是群体社会关系的改善,包括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融合与平衡。例如,有学者指出,新加坡的现代化成功的要素包括了西方的先进技术、日本的效率和纪律以及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法治、德治并重成为新加坡社会治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进而在全社会营造积极进取的良好氛围,为经济腾飞、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从国内来看,各地积极探索传统文化赋能治理创新路径,例如,安徽桐城创新推广“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深挖六尺巷典故蕴含的谦和礼让、以和为贵文化内核,将互谅包容、协商共治、守望同心的传统价值转化为全民认同的基层治理理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和合文化赋能基层现代化治理,为城乡安定有序、基层善治长效运行夯实文化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持续关注人民精神和伦理视角,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加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既是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升华精神文明、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愈发显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对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能够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投资于人”、塑造团结性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其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能够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持续注入精神动能。实现这一目标,亟需协调构建三重关系。一是宏观层面的国家代际关系。立足人口结构、老年抚养比等关键维度,增加相关领域的投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传承和弘扬尊老爱幼、厚德自强、刚健有为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持续涵养全社会的道德底蕴与精神品格。二是中观层面的社区代际关系。着力构建互助友善的邻里关系、良性包容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及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夯实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人际基础。三是微观层面的家庭代际关系。合理塑造互惠互助的代际相处模式,妥善调和隔代亲情等家庭伦理关系,倡导个体独立、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相处原则,以家庭和睦筑牢社会和谐的根基。

人文维度:“投资于人”形成精神性人力资本

“投资于人”的深层人文内涵,重点在于培育精神性人力资本,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跳出传统人口学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单一关注,转向以“人口成长”为关键的人文人口学研究视角,聚焦人口的内涵式发展与质量提升,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文根基与精神支撑。

人口成长与人口增长有着本质区别。人口增长聚焦人口数量的变化,而人口成长关注人类生命的全周期发展与质量跃升,其内涵可从两个关键维度系统展开。第一个维度是“给生命以岁月”,即全生命历程的人口成长与年龄更迭现象,覆盖婴幼儿、儿童、青少年、青年、壮年、老年、高龄人口的完整生命链条。这一维度人口成长的关键目标之一是提升同批队列人口的长寿比例,实现“天增岁月人添寿”的健康发展。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来看,人口成长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儿童期从出生到入学的第一次成长、少年期从入学到毕业的第二次成长、青年期从毕业到成家立业的第三次成长、青壮年期从成家立业到退休的第四次成长,以及老年期从退休到临终的第五次成长(即积极老龄化实践)。

第二个维度是“给岁月以生命”,即人口成长的人文价值升华。人是文化的主体,人口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人口成长遵循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不仅是生命时长的延伸,更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实现人文涵化、道德提升、伦理进步的共生共成过程。人文人口学的重要研究命题,正是探索人口成长的实现路径、运行机制、现实问题与优化对策。人口成长的人文内涵具有多元维度,关键是通过知识积累、文化浸润与道德养成,培育伦理型、智慧型、知识型的现代公民。对于个体“文化”素养的关键内涵,一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二是无需提醒的自觉,三是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四是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梁晓声这四句话,精准概括了人口成长人文内涵的关键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标之一,是通过教育引导、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方式方法,将文明理念贯穿国民教育、融入社会生活,实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德治国为引领的道德涵化,塑造兼具高尚道德情操、仁爱精神与责任担当的新时代人口主体。为此,一方面,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推动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使具有不同禀赋和潜能的人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在“人口论-人手论-人脑论”的转型升级中持续释放人口发展新机遇。另一方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全球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为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全面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与感召力,为全球治理体系完善与人类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从人文涵养的视角出发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既要跳出人口性别年龄自然结构的传统分析视角,更要着眼于人口社会结构的进化与优化,尤其要抓好领导干部的素质培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力量,能够发挥显著的“领头羊”效应。着眼未来,需以不同形式促进各级领导干部群体不仅具备高超的履职能力与领导艺术,更要锤炼过硬的道德修养与为民情怀,在引领社会风尚、担当历史重任、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履行好责任和使命。

扎实做好“投资于人”、落实好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鲜明提出了“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的重大命题。其关键在于通过持续的人文投资与精神培育,推动全体国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非凡之担当,卓越之作为”为重要内容的精神气质与意志品质,筑牢精神性人力资本的根基。这就需要持续加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等伟大精神。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图书馆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倡全民阅读、构建覆盖城乡的书香社会,使阅读真正成为全民自觉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此外,要着力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个体人力资本可划分为卫生-健康资本、教育-知识资本、劳动-技能资本与伦理-道德资本四大维度,前三者均兼具先天禀赋与后天养成的双重属性,唯有伦理-道德资本,依靠后天的教化培育与实践涵养而成,也是人力资本体系中具有引领性的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培育的时代新人,是身心健康、富有智慧、恪守道德、勇于担当的中国人,既要具备现代化的综合素养,也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从这个角度上说,“投资于人”的关键内容,是聚焦人文涵养深耕伦理道德培育,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文化根基、凝聚精神力量。

结语

“投资于人”并非单一维度的资源投入,而是包括经济、人口、社会、人文等领域的系统性工程。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视野来看,其本质是通过“赋能于人”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人力与精神根基。从实践路径来看,“投资于人”需统筹兼顾多重维度:经济层面,要持续加大教育、健康领域投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推动生产性人力资本积累;人口层面,要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培育先赋性人力资本;社会层面,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国家、社区、家庭三重和谐代际关系,凝聚团结性人力资本;人文层面,要以“人口成长”为导向,加强人文投资与道德教化,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培育兼具现代化素养与传统美德的新时代公民,筑牢精神性人力资本。唯有如此,才能充分释放人口发展新机遇,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取得成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人力支撑与精神动力。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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