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伴随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的实践不断完善，由主政地方提出“两山”理念，到总揽全局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每一时期的发展实践都由创新理念引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紧密结合。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是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探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财富理论、生态思想、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绿色生产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及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根本遵循。
关键词：“两山”理念 绿色生产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25年7月出版发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合体，是科学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积极进展，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伴随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的实践不断完善，由主政地方提出“两山”理念，到总揽全局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每一时期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创新引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紧密结合，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更是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探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深入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两山”理念到“绿色生产力”的理论创新及其现实指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它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财富理论、生态思想、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另一方面，它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路径，推动中国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也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出强烈的时代价值与国际影响力。本文在系统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脉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丰富内涵与重大理论创新，充分揭示其鲜明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指向，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清晰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指引。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脉络
1.地方实践探索：“两山”理念的形成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初萌芽于在地方主政时的实践探索，这一时期，习近平基于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创新实践，明确提出了“两山”理念，为其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福建省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践行地，在福建任职期间，习近平就深刻认识到传统发展模式要付出的生态代价，提出了“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的生态理念，强调生态环境所具有的内在发展价值。在此理念引领下，他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启动了武夷山“双遗保护”法规制定、领导筼筜湖综合治理、持续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等一系列创新实践，推动福建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得益彰。
2003年，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前瞻性论断，深入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打造“绿色浙江”。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县余村调研时，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生动的地方实践，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05年8月24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系统阐释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战略高度指明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基本路径。2006年3月23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评论文《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进一步明确了对“两座山”的认识，提出要从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到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转变，并强调：“‘这两座山’要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一种生态文化，体现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中，体现出不同地方发展导向的不同、生产力布局的不同、政绩考核的不同、财政政策的不同”。这一论断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虽有矛盾，但可以辩证统一，是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理论超越，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两山”理念的实践指导下，浙江与福建两地先后涌现出诸多成功的生态发展典范。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生态强省战略，20多年来，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建成全国首个生态省，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浙江安吉余村秉承坚持绿色发展，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的发展思路，果断摒弃传统的矿山开采模式，转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产业，村民收入实现倍增，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用“绿水青山”打通了“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了绿富同兴，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福建三明市以“两山”理念为指导，积极探索生态资源市场化路径，将生态资源有效转化为经济资产，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这些地方实践的成功案例，充分阐释了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验证了“两山”理念的科学性与实践适用性，展示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大的理论解释力与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着眼长远、久久为功的生态定力。
2.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全面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实践特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核心目标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擘画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实践中实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化。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对绿色发展理念意蕴的阐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邃思考，是对旧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革，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遵循，也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中国话语”的赓续和延伸。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和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发展目标，确立了“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建设美丽中国的四大任务，并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提出了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路径，部署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四大任务。2023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总结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精辟概括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的“四个重大转变”，即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并创造性提出了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进一步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为新征程上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美丽中国建设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推进，实现了我国生态治理由局部治理向系统变革的重大跃迁，形成了以“十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十个坚持”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合体，共同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四个重大转变”“五个重大关系”与“十个坚持”构成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进一步概括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是创新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崭新篇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环境与民生、国内与国际等关系，既是美丽中国建设指导思想体系的凝练，也是实践体系的顶层设计，深刻回应了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发展观转型和治理体系重构的时代之问，实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从战略定位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意味着对自然规律和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发展观转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根本性变革。在治理路径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统筹全局，强调尊重自然、科技创新和法治保障，强调依靠全社会力量和国际合作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明确“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科技创新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立足点和根本切入点，只有以绿色发展引领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才能满足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在价值观层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导向，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作统一生命共同体，坚持系统治理的全局性思维，中国生态治理模式由过去单一的末端治理走向全链条、全过程的生态保护模式，使生态文明建设从自觉走向自律、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作为，实现了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发展，既立足于国内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需要，又彰显全球生态治理的理论创新，充分体现了理论逻辑、实践导向和价值追求的有机统一，深刻塑造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图景，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了价值取向和根本遵循。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美丽中国建设，绿色成为普遍发展形态，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首先，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成果显著。2012—2023年，中国有效控制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在3%左右，支撑了经济年均6%以上的较快增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6.1%，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能源强度下降幅度全球领先。其次，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24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2%，重污染天数比率为0.9%。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继续改善，地表水Ⅰ至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0.4%，首次超过90%。最后，生态修复成果显著。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以“中国山水工程”项目为抓手重点加强青藏高原、三江源、内蒙古高原等重要生态屏障生态保护修复，“中国山水工程”入选联合国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连续30多年保持“双增长”，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中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量最高、人工造林面积最广的国家。
3.绿色生产力的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升华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出发，提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大论断，阐明了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向及其基本特征，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十余年前就已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2013年3月，在海南考察工作时，他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同年5月，他又从“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的高度，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从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矛盾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这一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聚焦点和创新点，也是绿色生产力理论的生长点和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明确将良好生态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来源。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明确了未来科学技术发展必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基本路向。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也成为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重要特征。“数字生态文明”的提出丰富了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内涵，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生产力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考。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及主要特征，并明确提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关系的系统论述，紧密契合我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实际，从理论上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内含的绿色发展核心特征与本质标识，为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提供了学术和学理层面的根本遵循。绿色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明确了未来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目标：以突破性技术为引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保护的有机统一，优化社会生产要素协同配置，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谋划美丽中国建设的路径，是站在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高度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
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财富理论的重大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财富的创造是建立在对自然界改造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时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强调“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而且“自然界”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恩格斯强调劳动与自然界共同构成财富的源泉，在《自然辩证法》中，他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只强调劳动作为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认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马克思把自然界当作财富创造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工人劳动得以实现以及在其中活动和产出自己产品的物质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自然财富”的概念，指出：“每种形式的自然财富，在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都以个人对物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物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不仅揭示了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将它本身看作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自然财富思想，丰富了财富理论的内涵。进一步地，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将自然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的思路，指出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他指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这些论述用财富话语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逻辑，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财富增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财富增长的目的首先在于促进人的体力、智力、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替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阶段，其中第三种社会形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可见，财富增长的目的还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马克思恩格斯财富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提升环境质量的热切期盼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次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等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阐明了生态环境与民生的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财富理论的人本思想，拓展了财富概念的外延，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本质要求。这一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财富理论，体现出财富创造从单纯追求物质积累转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新趋向。
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重大创新
马克思强调自然的基础性和先在性，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存，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升到生命共同体的高度，认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身，人对自然的粗暴掠夺，最终伤害的是人自身。
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劳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活动的进行也是以自然界提供的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当这种材料与人的劳动力相结合时，便出现了生产，进而出现了交换。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纽带，劳动的资料来自自然，自然界对人的活动具有制约性，人与自然界是休戚相关的有机整体。人类不合理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要遵守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不以伟大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说：“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会对人进行报复。”马克思批判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生态破坏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实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事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描述了这种状况：“对于工人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多个历史实例，阐明了人类不合理干预自然所带来的恶果，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习近平总书记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征，更彰显出基于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核心要求，这一道路不仅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也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超越，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决定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马克思将自然要素作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把各种“自然条件”看作天然的自然力，在社会生产力作用过程和资源优化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他强调自然条件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因素，也是必须加倍保护的对象，要实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结合，他提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等系列观点，为新时代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指明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科技进步的作用体现在它将越来越多的“自然力”加入生产过程，并且使其发挥更大效能，从而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恩格斯很早就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他在《国民经济批判大纲》中指出“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科学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科学的运用“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在促进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的系列举措。他指出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论述揭示了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相协调的一般规律性。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这些系列论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关系在新时代的鲜活体现和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为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则，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内涵，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实现了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注入了时代生命力，成为新时代引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指南。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指向
1.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是重要的发展理念，更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首先，全面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聚焦产业、能源、交通、城乡建设、消费等重点领域，推动资源利用方式、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系统性、整体性变革。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空间布局上落地见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空间保障。通过全方位、全地域、全链条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格局。其次，统筹不同地区、行业、领域的绿色转型实际和发展需求，因地制宜推进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引导绿色基础设施与产业合理布局，科学设定转型目标、路径和节点，促进全国绿色发展优势互补、梯度推进。同时，深化区域绿色协作，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推动差异化政策落地，发挥重点区域绿色发展示范引领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产业率先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形成多中心、多层级、网络化的绿色增长格局。加强部门间、产业间的协同配合，推动绿色生产、消费和循环利用全链条衔接，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减碳降污，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协同推进绿色转型的良好局面。
2.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首先，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使技术创新成为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内生动力。将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纳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产业发展规划，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从政策支持到市场推广的全链条绿色创新体系。加大对绿色生产力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围绕减碳增效、节能环保、资源循环等重点方向，打造具有颠覆性、引领性的核心技术成果，持续提升原创性绿色技术供给能力。其次，充分发挥绿色科技创新在推动绿色生产力体系建设中的核心牵引作用，健全绿色技术标准、检测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交易机制，推动绿色技术供需高效匹配，实现绿色创新成果的规模化转化应用，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系统提升绿色生产力水平。最后，强化企业绿色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完善绿色科技创新激励政策，支持绿色技术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与原创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加快绿色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绿色创新生态，为绿色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绿色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要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首先，加快新型智能绿色技术应用，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核心抓手，要推动传统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及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优化与价值重构，着力培育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提升产业体系整体创新能力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其次，加快培育绿色产业集群。依据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优化绿色产业园区布局，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作，实现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的高效衔接，打造覆盖研发、生产、服务的绿色产业生态体系，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制造、应用在空间上的有机集聚，带动绿色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协同化，推动我国绿色供给能力持续增强。最后，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统筹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绿色改造和布局优化，构建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全链条。大力培育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化、废弃物资源化，加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发展低消耗、低排放服务业。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和市场激励，促进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有效衔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格局。
4.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筑牢绿色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推进环境保护督察，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保障，我们必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支持机制，为绿色生产力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首先，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加快建立绿色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排污权、碳排放权、水权、能耗权等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通过确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环境成本内部化原则，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应用效率。协同推进绿色税制、财政补贴和生态补偿机制，引导绿色投资流向重点行业与区域，打通绿色项目融资通道，释放绿色生产力潜能。其次，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机制。系统构建生态环境治理责任、监管、市场及法治政策体系，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提升信息披露的科学性与透明度，强化披露结果在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监督中的应用。同时完善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新污染物控制等法律规范，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协同发展，为绿色生产活动提供明确的制度边界。最后，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费和调控政策措施，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和标准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环境保护税等绿色税制，全面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培育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完善资源与环境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深化排污权有偿分配与交易制度，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拓宽行业覆盖范围，健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体系，提升资源环境治理效能。
5.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首先，加强绿色发展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深化与各国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及绿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平台，强化全球环境治理数字化协作；持续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扩大与相关国家的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支撑。其次，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助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尊重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化联合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和核心作用，切实保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形成广泛共识，协同完善绿色标准体系及其合格评定的跨国互认机制，促进绿色低碳产品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有序流动，从而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力。最后，深化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推动完善全球生态治理。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生态治理理念与制度建设，倡导以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生态治理方式，推动形成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深入推进绿色低碳、环境保护、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作，通过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为推动完善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