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聪，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创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准确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视角。中国式现代化史视域为深化该视角下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衔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范畴的框架。在中国式现代化史视野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形态转型于世界现代化、重塑于中国现代化、升华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历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表征主要体现在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精神、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本质、增进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自信等方面。

[关键词]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史；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创性概念，是中华民族在多元文化交往中的鲜明特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守正创新的文化依托。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重构，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升华，是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史”的文化力量。学界围绕“问题因何而起”“概念因何而生”“内涵因何而动”“实践以何为重”等问题，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笔者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以中国式现代化史的新视角拓展进一步阐释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视野，为全面深刻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学理性支撑，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史”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的科学视角     

科学界定中国式现代化起点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史视域”开展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的前提。目前，学术界有至少五种代表性观点，以“1921”为起点、以“1949”为起点、以“1978”为起点、以“1956”为起点、以“1840”起点。上述观点均以中国式现代化发生要素为考量，各具自身理据。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将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孕育“起点”的不同思考直接作为判断“中国式现代化新形态”诞生的依据，即是否应将作为各自研究范畴“起点”的历史节点直接视为中国式现代化诞生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史”不囿于上述“起点”分歧，兼容不同观点的学理价值，以学术视野为整合边界，将“史”的研究跨度与“中国式现代化”发生的时间范畴区别开来，使分析框架更准确地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观照，实现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论证上的契合。

（一）“中国式现代化史”化解了文化主体性研究可能面临的“二元对立”

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充分借鉴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既有经验，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学理基础，摒弃先发现代化单一阐释标准，关注“中国式”内生性、原发性“从无到有”，将阐释“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最新最重之题，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研究范式暴露出的“二元对立”，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完善了古今赓续、开放兼容的阐释体系。

以“中国式现代化史”为研究视角有助于实现文化主体性研究的中西范式转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来源论断，明确了“中国式”的内外思想来源和“现代化”的文明光谱，彰显中国现代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兼具的独立性、包容性、创新性共同特点，深刻揭示出中国道路生成的“两个结合”路向，厘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古典文明的内在关联，破除了既往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或过度延伸现代性或片面否定延续性的局面，推动了文明“古今裂变”的西方现代化范式向文明“古今赓续”的“中国式”现代化范式的转化。

以“中国式现代化史”为研究视角兼容特殊性和普遍性双重研究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阐释，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史意义，体现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回归现代化普遍性批判的变化。文化主体性与现代化几百年来共处于生产方式变革推动的“世界历史”与“民族表达”的矛盾运动中，贯穿其中的是西方以现代化普遍性消弭各国道路的特殊性和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拥有“世界文明是多样的”③鲜明立场，始终捍卫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现代化道路特殊性、文化主体性的正当权利，并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生动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扬弃西方现代化普遍性认知的契机。受此启发，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已尝试从现代化主体性自觉程度建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脉络，并形成了“特殊性+普遍性”的方法论共识。

（二）“中国式现代化史”在范畴上校正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过度延伸”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中，因对“中国式现代化”范畴见解不一造成的概念“过度延伸”削弱了研究的科学性。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立足现代化中国实践，反映了党对历史的科学体认，把握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发展递嬗，为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史和中国式现代化范畴界定提供了根本遵循。

其一，相关重要论述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史”的研究视野。“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论断从党史的主题主线和现代化领导主体维度澄清了“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与党史研究在范畴上的紧密关系，厘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史”的基本研究边界；并以探索与“中国式”形态创造的“因−果”关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史”在时间范畴上不能等量齐观的学理依据。

其二，相关重要论述揭示了现代化关键在“化”的质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这从近代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化”中国语境中只有“现代”要素局部流动而无“化”的整体系统运动的困窘揭示了现代化的质性特征，阐明了中国现代化具备“化”的形态只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事实，为厘定中国现代化概念延伸的时间上限提供了遵循。

其三，相关重要论述阐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连续性与递进性。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历史贡献出发，从实践维度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延续性，强化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等原则、概念跨阶段递传的历史逻辑，廓清了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基于“重点论”的战略目标选择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系统性开辟的联系与区别，澄清了以要素延伸中国式现代化范畴的认识误区。

其四，相关重要论述确认了中国现代化“式”的形态形成的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以改革开放“划时代”历史地位彰显了“走自己的路”超越已有现代化经验的“式”的新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在与“西式”“苏式”道路模式对比中确立“中国式”范式的实践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可以确证的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历史节点。这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时间范畴提供了学理支撑。

其五，相关重要论述论证了新时代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形态完善中的突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既肯定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此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承递关系，又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等论述，揭示出新时代在中国式现代化自觉升华为“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的现代化形态中的决定性意义，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完善的动态进程提供镜鉴。

（三）“中国式现代化史”克服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过度还原”

目前学界对文化主体性的解读有“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等。这些概念在从文化哲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原初视域转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的过程中，需要完成对文化主体性概念时代观照、实践观照的体认，廓清边界、聚焦问题。特别是在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讨论中，关于“历史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意识）”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文化主体性的边界论证，需要避免因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契合性”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简单还原为“古典形态”的延伸，防止因过度还原所导致的对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和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转型互动关系的消解。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概念生发的时代观照、实践观照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层次，为有效规避“过度还原”提供了理据。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主体性层次论证为中国式现代化史聚焦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提供依据。其一，在整体性、连续性和人类文明史维度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它是对中华民族作为文化民族的独特性的最高表达，并通过民族文化不间断地“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加以印证。其二，从文化本体创新自觉、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关注的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物的“文化生命体”在多元交往中的独特地位和多元融合中的主导性巩固，是对文化多元融合中“立得住、行得远”的思考。其三，从文化创造主体和对象化客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内含与党的文化领导权相通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引领构建的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主体性两个层次。这是对文化主体性的现实样态的概括，是新时代文化使命守正创新的实践指向。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规避中国式现代化史“过度还原”文化主体性提供理论指南。在“‘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论述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带领”申明了“这一主体性”生发的前提条件，并结合时空场域、文化渊源和发生路径等维度，明确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同构性；此外，还从领导主体维度厘定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现代重构的时间上限，从思想动力维度确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从方法论维度总结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的现代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从获取文化自我、文化依托、文化力量、文化基础、文化特征等面向未来的实践目的论证了文化主体性建设服从服务于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的实践观照和时代观照。在“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论述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又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揭示文化主体性建设的现代化观照，构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的任务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的“人的现代化”的质性要求的呼应，从对西方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高度，申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现代取向和价值取向，构筑起新时代文化主体性建设“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不可能孤立于社会存在而发展。现代化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社会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史视域”相较纠结于“起点”前置论证和学理分歧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具有整合范畴分歧、延伸研究视野、准确衔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历史跨度的优势，为克服范畴过度延伸、概念过度还原提供了更为严谨的分析框架。

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现代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同向而行

中国式现代化史揭示了“中国式”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其中即包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在领导核心、实践背景、价值指向、实现路径上的历史同构性。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索的重要文化表征。

（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命题是世界现代化“化”中国的产物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具有以突出的连续性为鲜明特征的古典文明根基。在漫长的前现代，“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已充分证明其具有生产和制度优势支撑下的“华夏”“正朔”观念。但这种尚未经历现代民族国家间竞逐和集体性觉醒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主体意识”，不具有在现代化剧变中保持文明不坠的载体自觉、创新能力，也无法自动延续为现代意义上文化主体性。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强调不能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明、中华传统文化根源等同于其开端的原因。只有在工业化创造的“世界历史”中，“世界之中国”才能真正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中华文化主体意识也才能上升为中华民族集体性的文化自我。

作为世界性历史过程的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因生产方式变革所引发的系统性、整体性“传统−现代”的大转变过程。在这场人类社会变迁中，传统文明生存的时空限制被打破，又在新生产方式的作用下走向世界。古典文明体被迫在这场变革中寻求自身新的历史定位，其中便包括对本土古典文化的“自知之明”以及对外来现代文化的“知人之明”，并需在文化自我的确证或迷失中直面存亡考验。

从现代化的发轫与传导来看，工业革命后的人类社会经历了欧美先发现代化与世界其他地区后发赶超两个阶段性过程。在第一个阶段，西欧先发现代化国家以人的主体性觉醒拉开现代化的序幕。为打破“漫长中世纪”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束缚，打破神权禁锢、实现“尊重人解放人”是西欧迈向“文明”的历史性一步。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和打破垄断的宗教改革开启了重新发现“人”的进程。在新生产方式的助力下，人的主体性在人与自然的对战中凭借科技的力量与生产的爆发得以证明。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在自我辩护中完成了对自身的文化体认，使西欧、北美率先拥有了文化主体性现代形态。

然而，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第二阶段的历史际遇完全不同。它们不仅被拥有先发优势的列强强行拉入“世界历史”、纳入世界体系，处于政治、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而且本土文化又被置于“文明−野蛮”的二元对话之中。边缘化的地位使后发主体进入第二阶段的过程并不顺利。类似中华文明这样的古典文明在这场亘古未有之变中如何自处，实则只有三条出路：其一，保守的对抗性出路，如基于不同缘由的闭关锁国；其二，经过保守被动转型，在西方现代性的物质胁迫下接受文明的驯化；其三，在挫折中唤醒文化主体意识并使之上升为西方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自我体认，进而在与“世界历史”的对话中创造出具有竞争力的文化生命体，并在第二阶段进程中发展出具有集体性自觉的现代文化形态。

虽然三种出路的归宿不尽相同，但它们都表明后发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与西方现代化的对抗中确认的，是世界范围的“古今东西之争”的产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构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生成的现代化“普遍性”背景。

（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重构在中国现代化根本社会条件创造中获得主动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由“历史中国的文化主体意识”经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扬弃而来的、民族集体性的“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其由式微到再起的近代经历被视为一种“重构”。而这种“重构”在近代中国的最大阻滞是后发国家普遍面对的世界现代化原初形态，即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现代性叙事的束缚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国现代化根本社会条件的必然要求。

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发优势，现代性长期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中，形成“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认知误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诞生是人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人的独立性的生成，却也是物的逻辑统治人的开启。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集中表现为中国和中国人沦为西方资本增值的兑现物：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掠夺中国资源的口岸经济的产物，其背后是中国乡村的普遍凋敝和社会财富向个别城市的涌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分工的产物，其结果是经济命脉操之人手、新式生产的依附性地位挥之不去；近代社会的碎片化则是列强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产物，其背后是以华制华的策略下政治的买办化、区域的割据化和人的工具化。为确保兑现目标的实现，资本主义列强必须给予中国政治军事、经济财政、思想文化的全面束缚，并赋予这一切以“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注解，妄图以这种“单一化、抽象化”的现代化叙事掩饰它们将中国彻底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目的。

作为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回应，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近代重构生发于中华文明近世觉醒，但就内容和过程而言，却也曾陷入文化保守主义或“全盘西化”窠臼。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褪去了社会进化论的理想主义外衣，动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部分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的合法性。但这不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能够获得真正的出路，其间至少还有若干步骤需要完成。首先，中国需要一种异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叙事的科学思想方案。这一任务经由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完成。其次，中国人必须克服对外部输入经验和方法论的亦步亦趋，创造出衔接古今、实现现代转型的文化生命体，并形成能够引领新文化的主体力量。这些任务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得到解决。再次，中国必须铲除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华横行的暴力基础、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个艰巨任务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完成。

由此，约束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发展的西方现代性障碍被基本掘除，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文化自觉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领导核心、主动意识得以确立起来，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中国现代化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确立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需要有共同实践锻造的共同文化，需要有共同文化涵养的民族共同体，更需要民族共同体具备养成创造新共同文化的主动精神。中国现代化探索在以革命、建设、改革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践中，重构中华文化的现代形态并以之为民族共同体塑造注入力量，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自觉，形成一种以“人的解放”激发人民主体性、民族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动力机制，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发展。

世界现代化自进入后发追赶第二阶段后，开始具有与后发国家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社会特点高度关联的本土化发展特征，表现出受制于各地实际的发展特殊性。各国现代化运动的差异性成为进程的主要方面。这使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冲突成为该阶段现代化及各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叙事，在中国则集中表现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现代建构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以“第一个结合”破解现代化外源道路依赖，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正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属性，弥合此前“中体西用”“东方文化主义”“中国文化本位”等方案与近代社会土壤的断裂关系，自觉地将文化创新纳入革命、建设、改革视野。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知，主动担负起“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历史使命，通过扫除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在华中介制造“民族文化的灾难”的社会基础、制度障碍奠定了中华民族主体性近代重构的政治前提，通过创造一种独立的具有扎实群众基础的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使中华民族主体性近代重构拥有了以革命文化为依托的文化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又以“第二次结合”延续了中国的精神独立性，继续坚持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学习社会主义已有建设经验，也不排斥借鉴西方工业化经验，使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成为新文化继续发展的力量来源；推动民族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为中华民族主体性发展奠定社会主义文化底色。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飞跃充实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内涵，成功应对“西化”论的回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实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进一步文化自觉，推进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与人的主体性激发、民族主体性凝聚的统一。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又一次解放思想中以“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深化对“赓续文明的现代化”的认识，使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和巩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中获得最有力的体现。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遭遇自己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噬，资本增殖单一逻辑的现代性严重分化了西方国家自身和国际社会，“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愈益暴露，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面临理论困境、实践困惑。对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现代化经验为基础创造性概括、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内涵及理论体系，依托“显著成就”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西方化”之外全新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图景，也为中华民族破解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揭示了实践基础、供给了思想武器。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坚定了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为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应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反噬世界现代化、迎接新质生产力变革奠定了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坚实的文化心理。这种现代化自觉也反映出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创新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在新时代达到了新高度。

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史视野中的实践表征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的思想前提，也是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灵魂。在党的创新理论的统摄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史的视野中总体表征为，推进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突破既有理论窠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持续拓展发展空间的强大文化力量。而在领导主体、理想信念、世界贡献等维度上则具体表征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中国现代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价值追求、把握现代化“特殊性”拓展“普遍性”的独特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率先出场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精神

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重构的关键所在，体现了党的文化自觉引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重构的实践特征。

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先贤和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族复兴的情感基础。“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启现代求索的共同底色，也是千万先烈踏上革命征程的文化起点，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初始。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为避免“衰颓于静止”“疲命于物质”，建立“东西文明”之外的“第三新文明”即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明确选择，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化追求中突破“西化”既有范式、开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理想和现代精神。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引领的政党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现代化形成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自觉的基础。在践行历史使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首先面对的就是西方现代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化设置的枷锁和国外经验与国情的张力。这一境遇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现代化进路要与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相结合。在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一面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续写中华文明的现代篇章，抵御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的侵害，“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一面又克服中华古典文明强大的历史惯性，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建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统领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使党摆脱了近代以来国人时常陷入的对外部经验的盲从，使党树立起坚定的文化自我，使党具有了自觉基础上的独立自主，使党拥有了引领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文化力量，为中国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积淀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气质，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精神上独立自主的突出特质。

这种在克服“拿来主义”中确立的对本国文化传统的体认和新文化创新自觉，在其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表征为中国现代化坚持自力更生、守正创新的文化自觉，使中国具有了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文化力量，赋予了中国在世界现代化道路中的鲜明文化特质。

（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本质

西方现代化的原初形态带来的“生产方式全面‘物化’”“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共同体与个体的撕裂”等现代性是诸多国家现代发展面临的社会病的根源。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确立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恪守了中华文化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人的关怀，有效维护了中国人民发展中的人的尊严。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内核使之始终聚焦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将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道德批判上升为科学，深刻揭示出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背叛，并推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践行对资本主义的实践批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决定了中华文化会以朴素社会主义心理审视西方资本主义，也为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提供了传统文化根基。而中国的近代境遇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批判，共同启迪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人的解放”纳入党的革命和建设叙事中去。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引领中国现代化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迈出了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第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启动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完成“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构建起从生产方式塑造中国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制度基础。通过确立公有制主体地位和计划经济体制，中华民族拥有了涵养以集体主义为基底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人民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英雄模范事迹的鼓舞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荡涤掉旧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尘垢，建构并拱卫起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使群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文化认同。这种集体性的文化自我推动社会主义理想与市场化改革有机统一，让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本质追求，构筑起保障现代化社会主义方向的坚实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文化基础。在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面对西方现代化中“人的异化”，以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予以回答。其中关注的人口规模、共同富裕、“两个文明”、人与自然、和平发展等面向均聚焦于现代化中人的际遇，克服了市场经济中最具野心、最难驯服的资本张力，实践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宗旨。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遵从其根脉的文化传统、坚守其魂脉的批判底色，始终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力下的人本关怀，成功延续科学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维度上对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批判。

（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的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成功实践助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式”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我确证进入普遍性叙事的新阶段，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总进程的创新推进阶段。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二阶段，后发国家对道路选择困惑愈发强烈，对现代化的特殊性体认敏感。但西方国家凭借冷战的胜利一度强化了单向度的现代化普遍性叙事，极大消解了广大后发国家克服路径依赖的能力。西方发达国家仍只从“中国”的空间意义、制度意义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拒绝承认“西化”之外的现代化普遍性，使现代化普遍性议题长期沦为西方操弄的脱离特殊性基础的抽象概念辨析。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遍性批判上长期处于实践的相对弱势。从“中国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中国现代化阐释性概念生成的原初语境来看，这一方面体现出中华民族在突破既有经验、实事求是地把握现代化特殊性上的主体性自觉；另一方面，受近代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影响，上述概念确有与现代化条件背景关联的特殊指向性，具有从现代化起点、任务、目标等指标上与既往现代化内涵相区隔的目的。因此，传统现代化研究基于道路特殊性的范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却无法彻底对抗西方以实践优势对中国现代化“不可重复的现代化”的话术操弄。但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式现代化借由“初步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从现实和理论维度彻底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普遍性的话语垄断，助推了实践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自我体认，改变了上述局面。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文明互鉴的维度下破除西方现代化普遍性话语垄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话语体系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它深刻洞察现代化普遍性多元发展趋势，以中国经验树立理论典范，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当代现代化普遍性生成的实践逻辑。“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这就是说，只有在特殊性的自我实现中才能产生普遍性，静止的抽象的现代化普遍性不存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还从人的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人类现代化的共同意义”，初步建构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普遍性话语体系。这些为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价值、加深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意义的理解提供了理论依托，也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实践基础上的自我体认，巩固了中华民族对本国现代化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史的宏大图景。世界现代化“化”中国以资本为中心，以瓦解中华文明为步骤，以驯服中国为目标。面对第一次出现在视野中的强势外部文明冲击，中华民族凭借中华文明基因所赋予的“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在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中，将“历史中国的文化主体意识”上升为现代民族意识下的文化主体性。这种尚待完成现代转型的文化主体性，虽然阻止了中华文明被西方现代化的彻底归化，维持了中国作为文化主体性载体的国家地位，却无法引领中国克服“世界历史”与本国衰朽共致的现代化危机。这种困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后才能突破。中国共产党以“两个结合”成功实现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树立起中国人的精神独立性，造就了不断克服路径依赖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共产党还不断以自身主体性自觉引领社会变革，相继祛除阻滞中国现代化启动、妨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障碍，开启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巩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壮大载体、强化依托，形成了民族集体性文化自觉与现代化的良性互动，赋予中国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由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大地上以“赓续文明”的方式完成了文明更新、续写了旧邦新命，谱写了近代以来人类现代化史的崭新篇章。

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