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单伟建
整理：边晓璇
各位同仁，各位同学，下午好！非常感谢这么多人到场。我最近刚刚写了一本新书，还在修改当中。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题——“通往现代之路”，以及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想把时间推到30年前。1994年在北京，我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一起吃晚饭。我记得他说，一个人用30年时间从贫到富，不算太难，很多人都能做到；但一个国家要在30年间从贫到富，那是“难于上青天”。
他讲的是新加坡的成绩：当时，新加坡的GDP大约是600亿美元；而1965年新加坡刚独立时只有10亿美元。从10亿到600亿，他们用了近30年的时间。后来我们又看到，新加坡的人均GDP在1994年达到2.1万美元，超过了曾经的宗主国英国，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
当时我就想，新加坡独立时人口不到200万，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有近10亿人口，要发达起来，可不知要比新加坡难上多少倍。
我是1980年到美国去读书，人生中第一次坐上私人轿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看到望不到边的车水马龙，非常震撼。我询问了美国高速公路的总长，答案是8万公里。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公里高速公路。那时我们的人均GDP接近200美元，印度则接近270美元；而且当时印度的人口大约7亿，我们是接近10亿——当时的中国，比印度还要穷。
但刚才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路上，我们就在高速上行驶，看着京藏高速、京新高速的路牌，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们竟然发达到这种程度！
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长，已经达到20万公里；我们的高铁里程超过了5万公里，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不到2万公里；我们的特高压输电网络在世界上更是独一无二：由于中国资源分布不均衡，通过“西电东送”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远距离输电系统，由此支撑起全国高铁的大规模运行。
那些30年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事，今天已是现实。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我以为的“悖论”：中国2024年的人均GDP约1.3万美元，全球排名第73位，与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处于同一梯队。我们仍然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某些科技领域，我们还在追赶中，比如半导体、光刻机、商用飞机发动机等。可是，世界上又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如此现代性的景象？
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高铁，自动化的码头，规模巨大的机场、桥梁、超级工厂，我们的电动车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在生物技术领域，过去一年更是井喷式发展，仅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就超过600亿美元……
一个发展中国家，何以在科技创新上取得如此的成就？何以在某些方面达到了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解释和回答这个问题。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时，正好是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爆发、半导体产业全面扩张的时期，硅谷迎来创新井喷。当时我就思考一个问题：美国当然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但是它不是唯一一个富裕的国家，为何这样的创新井喷发生在美国，而不是欧洲国家或日本？
思考和研究许久后，我总结出了一个国家成为全球科技中心所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
第一，人才的聚集。有高等人才、顶尖的人才，才能去搞科技创新，这毋庸置疑。
第二，顶级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聚集。硅谷和波士顿是美国顶级大学和研究机构聚集的地方。
第三，充足的风险资本。
第四，深度加工制造的能力。
第五，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同一个货币，同一个语言，同一种文化，同样的法律制度。唯有如此，企业发展和创新才具备规模化的条件。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世界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的只有美国，因此硅谷是个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而当时的中国，这五个条件几乎都不具备：我们的科研机构还比较落后，大量人才要到美国、欧洲去留学；大家还不了解风险资本是什么；我们的加工能力薄弱，以浅度的来料加工为主；我们的市场虽然人多，但购买力非常低。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中国已成为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的国家。
我们有大量的人才聚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STEM）毕业生每年超过500万，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
我们有中科院这样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在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全球高校排名上，居于榜首的是我们的浙江大学，哈佛大学位居第三，榜单前十名中有八所中国高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合肥、杭州、苏州、南京等等这些高等院校聚集的地方，都成为中国创新企业聚集之地。
我们有充裕的资本，也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链和深度加工能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大约是25%，现在大约是15%；而当时中国还不到5%，现在已经达到30%。
我们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从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虽然低于美国，但社零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实物商品的销售规模）在2018年就已经超过美国。2019年，我在《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00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为1.8万亿美元，而美国为4万亿美元，中国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但到了2018年，美国约5.3万亿美元，而中国达到约5.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那时中国整个商品零售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市场还不够庞大吗？
就是因为具备了这5个必要条件，所以尽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的现代性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在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够如此广阔，中国已经和美国同时成为了全球仅有的两个科技创新中心。
虽然中国目前人均收入还不高，也面临人口老龄化等挑战，但我认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最终要依靠科技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未来的增长，一定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科技驱动，而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全球创新引擎的基础条件。
我的开场白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出兰小欢教授，我们一起做个对话。
兰小欢：我注意到很多人并没有那么看好中国经济，包括不少常年游走于中美两国的人。而您原来在学术界，后来去做投资，从写书、演讲再到真金白银的投资，您一直比较看好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我认为看问题的关键维度有两层，一层是信息，一层是价值观。那么在信息层面，您看到了什么别人没看到的东西？在价值观层面，您看重什么别人不看重的东西？或者说，在看到各种信息的时候，您把什么排在优先的位置上？
单伟建：其实大家看到的东西都一样，但做研究的人和做生意的人，观察角度不太一样。做生意的人看的是身边的行业、企业、竞争对手，听朋友们的感受，所以容易悲观。
但我们会看宏观数据：2025年中国GDP增长5%，2024年也是5%，2023年是5.2%——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更何况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可我每次到内地来，大家都说“体感不好”，情绪低迷。
体感不好也有道理。中国家庭资产的大头始终是房地产，房价跌了20%-30%，家庭资产负债表当然缩水，消费意愿也就降低了。中国人储蓄倾向本来就强，股票市场低迷，房地产市场更低迷，就更不愿意多花钱。
但宏观数据来看，2023年5.2%的增长里，82.5%是消费贡献的，净出口是-11.4%。这个增长质量我认为其实很高。到了2025年，消费的贡献降到52%，净出口贡献了32.7%，货物顺差超过了1万亿美元。我认为这个增长质量就差一些，过度依赖出口。
过去五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4%；而同期居民人民币存款年均增速约为13%。到2025年底，居民存款总额超过160万亿，而当年GDP才140万亿——存款超过了GDP。试想一下，如果家庭存款释放出10%，那就是10%的GDP增长；释放出5%，也是5%的增长。
所以我认为，中国必须从依赖出口、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我十年前就这么认为，这是一条非走不可的路。
在投资上，我不投制造业，因为太“卷”，利润率过低；也不投出口企业，我认为那种增长难以持续。我投的是针对消费的头部企业，这就是从宏观看到的趋势——大趋势仍然是科技和消费，而不是凭体感。
兰小欢：刚才您提到了房地产，很多同学也很关心。太盟投资集团前两年投资了万达，您对中国的房地产，包括商业地产以及城市化，未来是怎样的判断？
单伟建：其实我们投的不是房地产，而是所谓的万达“小商管”，这是一个轻资产运营管理的公司，就像酒店管理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一样。万达自己持有很多商场和物业，被称作“大商管”（大连万达商管）。
兰小欢：但这个假设依然依托于商业会繁荣？
单伟建：并不是。我们在全国各地管理着大约530个商场，这在全世界都是规模最大的。但我们不拥有这些商场，只拿一部分租金，所以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出租率，现在是97%以上，去年稍微低一点，但税后净利润也有80亿人民币。
在中国投资，我们投的是针对消费的头部企业——“针对消费”是一个方向，但为什么必须是“头部企业”？因为在中国，只要有人赚钱，别人就会一拥而上，这就是“卷”。所以你必须找到护城河。头部企业之所以是头部，就是因为它有市场份额、品牌、规模、科技等优势。
今天不管在北京还是上海，管一两家商场很难赚钱。你去商场走一走，会发现人流比前几年少了很多，但我们的出租率还能达到97%以上。我们每年有20-30个新商场加入，让我们管理。通常情况下，把一个新商场装满租户要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期间是不赚钱的。但当你管着500多家商场时，一个新商场还没开出来，就已经装满了——所有现有商场里的品牌，都愿意跟着你去下一个商场。这就是规模优势，就是护城河。所以我们才投这个企业。
再说回房地产。我觉得房地产仍然至关重要。我刚才讲，消费增长乏力，很大原因是家庭资产负债表缩水。如果房地产能止跌回稳，对消费增长会有很大帮助。
我觉得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基本见底了。为什么？我看到当前全国范围内房地产出租收益率大概是2.8%（编者注：不同城市存在差异，一线城市平均2.0%左右），而国债收益率大概是1.8%。这说明投房地产比投国债还赚钱。在这种情况下，买房是划算的。
兰小欢：我们也提前收集了一些中欧校友的问题，为节省时间就由我代为提问。EMBA2012级校友文钊（《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问道：“您去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美国人应该多存钱、少花钱，中国人应该多花钱、少存钱。但是20年前经济学家开的药方就是这样，为什么跟20年前比，美国人还是不存钱，中国人还是不花钱？”
单伟建：我在2009年就发表过一篇《学会花钱》的文章，主要是为了引起大家对“消费过低”这个问题的关注。但劝老百姓花钱，从学术角度看其实没什么道理。社科院的余永定老师就不认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他认为消费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消费本身是一次性的，短期可以推动增长，但长期还得靠投资。当然还有靠生产效率的提高。
要解决消费过低这个问题，也不是劝老百姓花钱就能行的，还是要在宏观政策上发力，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
单看财政政策。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也就是20%多，如果将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计算进来，政府负债率为68.7%。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也被包含在政府债务中，总量大约是 GDP 的 120%左右。而日本约250%，美国约130%。
更关键的是，在全球主要大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政府部门净资产为正的国家。同时，中央政府债务外币占比不到1.1%，离岸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普遍在2%以下，说明中国主权债务结构稳健，不存在主权债务偿付风险，离岸人民币债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但我们的举债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制定的5%的增长目标，我认为一定能达到，而且应该把目标定得更高，我们完全有潜力增长得更快。
兰小欢：EMBA2019级校友于铁铭（高瓴资本合伙人）有这样一个问题：“您在书里讲了很多如何通过法制和市场化的手段去拯救濒临倒闭的银行。通往现代之路不仅是技术的现代化，也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您认为中国还需要做出哪些关键性的改变或突破，才能真正建立起足以吸引全球长期资本的现代金融生态？”
单伟建：有很多。但我必须得说，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我写作《通往现代之路》就在追溯这段历史——我们的体制和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认为，中国许多制度和治理模式，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蓝图，就像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在应对和解决具体危机与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举几个例子。1991年，朱镕基同志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个挑战就是清理三角债。当时全国的三角债规模达到了3000亿，而前一年全国的GDP也才1.8万亿。朱镕基做了大量调研，发现一大根源是地方政府搞了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但没有充分的配套资金，施工方拿不到钱，于是不付给上游，上游就不付给更上游，三角债就这样堆积起来了。朱镕基就从源头入手，重点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源头进行清理。
解决了三角债，才能开展国企改革，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现在想起来可能会觉得容易——把亏损企业关掉不就好了？但是，工人到哪里去吃饭呢？而且当时的国企还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比如我去看第二汽车制造厂时，这家工厂还兼办了幼儿园、学校甚至警察局、殡仪馆。工厂要想上市，就得把这些社会功能剥离出去，但这些人怎么办？
于是，适应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的需求，中国开始逐步探索剥离企业保障职能，建立社会化统筹，到90年代末，当前的社保体系成形。
包括分税制改革、金融市场体制改革，甚至环境保护体制，其实都是在解决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大家也还记得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至今我想起朱镕基总理在大堤上指挥抗洪，部队官兵日日夜夜守在大堤上的场景，仍然非常激动和感慨。而也正是在那以后，国家开始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治理政策。
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加强的。比如早年间，大家在网上听音乐、下载都是免费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同。2013年，我们投资了一家音乐版权公司，正是由于中国司法系统越来越有力地执行知识产权保护，这家公司形成了核心竞争力，后来成功上市。
所以，中国的体制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动态改善的，我相信这个进程会继续。
兰小欢：您刚才也提到了国企改革时的民生问题，消费其实也是民生问题，下面这位校友的问题也是落到民生上。EMBA2008级校友李黎（网易传媒CEO）提问说：“AI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正在挤压传统就业，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设计财政和社保机制，让AI创造的财富去反哺社会，避免其成为社会发展的拖累？”
单伟建：一个月前，我们准备投一家印度的IT服务公司。因为印度劳动力成本低，美国很多软件开发都外包到印度，所以像Infosys这样的印度IT服务公司，曾经是如日中天的。但现在，AI的成本比印度人还要低。我就让团队请了几位专家来评估AI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听完之后我的结论是：这个影响暂时没有确定的结论，最终我们也没有投。
所以，没法确定的事情，你怎么用制度来约束它？我想这是很难的。
我还是那句话，未来的经济增长一定要靠生产效率的提高，科技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总体上是好事。而且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用担心过度的贫富不均。我相信，问题出现的时候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兰小欢：现在很多中国企业也在变身成跨国公司，他们面对的国际环境非常复杂。但其实过去30年，您一直在世界各地做投资，国际环境也有很多变化，在复杂环境里游走多年，您对中国企业的出海有什么建议？
单伟建：我对所谓的“出海”持严重保留态度。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出海不见得是件好事。过去十年，很多中国企业出海收购外国公司，搞得好的也有几个，但失败的例子很多，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地缘政治。我们现在对外净资产的头寸（中国在海外拥有的全部资产减去外国在中国拥有的全部资产），官方数据是世界第二，少于日本。但把香港和大陆的净头寸加起来，还不算澳门，就至少有5.5万亿美元，那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这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我认为还是存在巨大的风险。
兰小欢：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对话就到这里。相信无论是单先生的个人经历，还是他对行业的判断和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尤其是他在剖析中国问题时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再次感谢他为我们带来的这场思想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