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投资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连接供需两端的关键节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二者的紧密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有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理论层面，“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本质规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实践层面，当前以二者的紧密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协同机制缺失、投资结构有待优化以及民生领域投资不足等挑战。构建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有三：一是要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支撑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加强人才资源开发，挖掘“投资于物”潜力；三是补齐民生投入短板，以民生福祉激发发展动力。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投资于物；投资于人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主题，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提出必须将高质量发展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为“十五五”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巩固优势、补强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即要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不断前进”，这是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科学界定和拓展延伸。基于此，促进高质量发展不能只停留于发展本身的单一视角，更有必要从“为了谁发展、依靠什么发展、发展指向何处”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把握，具体体现为逻辑起点、关键抓手和根本目的（如图1所示）。从逻辑起点看，“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是新发展理念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价值底色。从关键抓手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新发展理念走向实践的具体体现。从根本目的看，“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共同富裕的实现才能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成果共享和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是人的发展、效率提高与社会公平的统一。实践证明，不论是侧重从物质层面增强发展动能，还是简单强调民生层面之于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没有跳脱出二者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只有破除这种对立，推动其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才能不断促进高质量发展。
图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三维框架
投资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连接供需两端的关键节点，在投资中落实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揭示了我国发展模式、资源配置重点和宏观政策导向的系统性变革，符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打破了二者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在强调二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同时，创造性地将实现人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三大维度统一起来，与高质量发展高度契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一组相对概念，前者的目的是形成物质资本，体现为将资金资源投向设施、设备、实体产品等实物资产；后者则聚焦于人的能力培育和生活保障，体现为将资金资源投向民生福祉、社会公平保障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大力推进“四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新时代以来，一方面，偏重于物的投资模式面临边际效益减弱、发展共享程度不足、人的发展不充分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互挤压的投资理念，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为此，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更加重视“投资于人”的基础上推动“投资于物”量质齐升，探索二者紧密结合的机理及路径，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从学界研究来看，以往研究投资领域的文献大多聚焦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的视角。物质资本投资方面，学者们大体分析了产权性质、经济政策、信息披露等因素对微观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工业投资等生产性资本投资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些研究落脚于“投资于物”，系统研究了提升“投资于物”质量的具体路径和“投资于物”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方面，20世纪60年代Schultz和Becker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广泛关注，主要论述了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间接说明了“投资于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理念正式提出后，现有文献侧重于论述“投资于人”的重要性，主要从“投资于人”的内涵逻辑、国际经验和实践路径三方面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长期以来学界对“投资于物”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但围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研究则自成体系、界限较为分明。当前，将视角从二者的线性并列转向统筹协调的研究还较少，尤其是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对二者结合推进机理和路径的研究仍不足。基于此，本文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协调为理论取向、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落脚点，系统分析二者紧密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并根据面临的挑战提出现实路径，以期为两大投资领域的协同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
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抓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既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本质规定，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这一结合不仅反映了高质量发展的三重规定性，更能实现人的发展、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协调统一，促进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逻辑起点：二者紧密结合更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学说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化。更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然同时要求外部物质条件的提高和人自身能力的持续发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天然契合作为高质量发展逻辑起点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本质规定。二者紧密结合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持续推动人的发展，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符合其本质规定。
1.二者紧密结合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本质规定。马克思超越传统人本主义，在对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进行系统研究后，将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理想定位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其进行了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指人们克服分工的外在限制，能够自愿、自主地进行脑力和体力开发，充分发挥个人潜能。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追求指引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而赋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实践路径，回答了关于发展目的、发展主体、发展结果的根本性质问题。
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基本体现是劳动实践。这种劳动不同于历史形式下“外在的强制劳动”，而是“真正自由的劳动”，具有科学性和社会性，“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除了物质生活的丰裕之外，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还以精神生活的极大充实为条件，“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可见精神生活的充实以生产力发展、物质生活丰裕为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为要求。由此，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以“投资于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投资于人”使生产力发展成果为人的发展所用，二者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理念。
2.二者紧密结合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逻辑机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人民生活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依据。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然要在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实现。从这个角度上讲，“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能有效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发展为了人民的发展目的；另一方面能有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体现发展依靠人民的发展动力。只有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才能保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更好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如图2所示）。
图2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逻辑机理
首先，二者紧密结合能够有效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点明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做到全范围覆盖、全周期贯通。具体来讲，一是二者紧密结合能够满足全范围人群的需要。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出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化特征。“投资于物”从交通网络、基础教育医疗设施、保障性住房等普惠性设施投入入手，满足西部地区群众和中低收入群体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同时侧重高品质医疗教育设施、高水平公共文化设施和智慧城市建设等投入，满足东部地区群众和高收入群体对多层次公共服务的需求。“投资于人”与之匹配，在中西部地区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扩大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供给，在东部注重提升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实现从兜底性保障到差异化发展的全覆盖式需求回应。二是二者紧密结合能够满足人的全生命周期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贯穿从出生、成长、就业到养老的各个阶段，每一阶段的需求内容和保障方式各有不同。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事项一体考虑，根据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科学开展妇幼保健机构、基础教育、就业服务平台、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物质投资。同时，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提高儿童和老年照护服务的专业化水平。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协调，实现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到老有所养的全程保障。持续回应人民需求本身就是推动发展成果不断回馈人民、由人民共享的过程，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直接体现。
其次，二者紧密结合能够有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民作为发展的实践主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的发展机会不平等和发展能力不充足的问题。具体来看，一是二者紧密结合能够促进人的发展机会平等，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促进机会公平……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体现了发展机会平等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重要意义。除了历史发展条件因素，当前发展机会不平等主要源于区域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等因素，使得人民在就业、创业机会的获取上存在明显差异。“投资于物”能够打通区域资源配置通路，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布局优化，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缩小发展机会的结构性差异；“投资于人”能够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就业、创业扶持力度，为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二者紧密结合促使物的均衡配置与人的发展需要高度匹配，共同提升发展机会的平等可及性，推动发展更加均衡。二是二者紧密结合能够促进人的能力全面提升，从根源上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充分的深层原因在于，劳动者能力结构与产业需求不匹配、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期待不适应，致使人民在生产和消费两端的潜能未被充分释放。破解发展不充分问题必须依靠“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协同推进，为人的能力拓展提供多维度支撑。“投资于物”能够通过产业升级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扩展能力发展的平台空间，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便捷的基础设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健康的生活条件；“投资于人”则直接促进人的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使劳动者适应技术更新、产业升级的新要求，从单向度劳动者成长为多向度发展的人。从根源上破解发展不充分问题，让人民更好地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发展成果的受益者，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
（二）关键抓手：二者紧密结合更好培育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系统性跃迁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内源性力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经济效率的提高为基础。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培育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新时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由要素驱动、投资拉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要求物质资本积累与人才资源开发协同推进、良性互动。二者紧密结合能够实现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强化和组合跃升，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升级，为经济效率提升提供重要支撑，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
1.二者紧密结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以来，重“质”的集约型增长导向逐步取代了重“量”的粗放型增长导向，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经济效率的持续提高集中体现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后，先进生产力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有了清晰、明确的理论定位——“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以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和支撑力为总体目标，已成为经济效率提升的关键驱动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理论层面上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是“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即生产力是一个社会总体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发展体现为要素的形态变化和结合方式的优化。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各类要素的投入，培育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投资于物”，又需要“投资于人”，尤其要加大以知识和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投入、壮大以高素质人才为代表的新型劳动者群体；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运用高精尖技术，以高效率要素组合生产高质量产品，这离不开物质资料与劳动力的深度融合，即需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不断优化物质资料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从实践层面上讲，经济发展曾经依靠大量固定资产投入和廉价劳动力拉动，随着资源约束日益收紧、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以“投资于物”为主的增长模式已难以持续，无法适应生产力不断质变的现实要求。具体来看，一方面，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创新。先进的设备设施和高效的通信网络是开展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投资于物”能够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具有创新和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是实现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投资于人”能够为其提供关键的人才支撑；数字技术、量子通信、类脑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突破，使得知识、数据、技术、资本与劳动深度嵌合、实时协同，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点任务是实现产业升级。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还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抑或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都要求以“投资于物”完善产业基础高级化的硬件条件，以“投资于人”推动创新平台、技术应用和管理体系的优化。
2.二者紧密结合更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机理。培育新质生产力是促进生产力实现质变跃迁、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变的过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能从生产力三要素发力，实现各要素的强化及其组合方式的跃升，从而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如图3所示）。
图3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机理
首先是劳动者方面。“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的拜物教思维进行了深刻批判。他阐明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一切生产力都是人的生产力或者关于人的生产力，从而确立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具体而言，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是从事体力型、经验型、单一型简单劳动的普通技术工人，而与新质生产力匹配的则是从事知识型、创新型和融合型复杂劳动的新型劳动者。因此，“投资于人”对于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出了新要求。一是以完善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制度为抓手，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技术素质，推动体力型劳动者向知识型劳动者转变；二是以建设创新平台和完善科研激励机制为重点，增强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验型劳动者向创新型劳动者转变；三是以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多领域协同为方向，培育具备跨学科知识和系统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推动单一型劳动者向融合型劳动者转变。总的来说，“投资于人”就是要通过加大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提高传统产业劳动者对数字化、智能化劳动环境的适应性，填补新兴产业对知识型、创新型、融合型人才的需求缺口，推动劳动者向新型劳动者跃升。
其次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方面。现实生产过程十分复杂，但归根结底，“最初出现的只有两个因素——人和自然（劳动和劳动的自然物质）”，后者对应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需要坚持“投资于物”以更新劳动资料、丰富劳动对象。一是“投资于物”支撑劳动资料向新型劳动资料跃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是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劳动资料相匹配。“投资于物”一方面推动劳动资料迭代升级，从传统的机械设备到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和数字孪生系统，实现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柔性化与网络化；另一方面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特殊劳动资料升级，从以交通、能源、通信为主的传统基础设施，向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转变，为数据流、信息流运行提供支撑。二是“投资于物”支撑劳动对象向新型劳动对象跃升。马克思将劳动对象分为天然存在的——“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和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在数智时代，“投资于物”主要作用于后者，一方面以技术投资实现资源数字化，发展传感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对自然资源和生产过程进行采集与建模，使数据本身成为可被开发、加工和利用的新型劳动对象；另一方面以科研和绿色投资实现资源再造，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循环经济发展与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使生态环境和知识成果成为生产活动的新型原料。
最后是生产力三要素组合方面。生产力三要素是一个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在生产力不断新质化的过程中，三要素持续更新，由此引发要素组合的全面系统调整。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概念，除了各要素自身作用的增强和效能的提升之外，生产力三要素组合方式的跃升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数智时代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的出现和发展，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拓展生产要素组合的可能集，实现要素组合的跃升。具体来说，一是通过二者紧密结合实现要素投入结构的动态调整，顺应要素组合的时变性。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投资于物”持续激发技术创新，而“投资于人”则与之相适应，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二者同步推进，形成动态协调的要素投入匹配机制，实现要素组合的动态跃升。二是通过二者紧密结合，实现要素组合的区域优化，契合要素组合的地域性。生产要素的分布具有空间差异性，“投资于物”侧重因地制宜完善区域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投资于人”着力提升本地劳动者知识水平和人才吸引力。二者相互衔接，形成物质基础与人才基础相互支撑的区域要素联动机制，实现要素组合的区域协调发展。三是通过二者紧密结合，实现要素组合的时空优化，增强要素组合的集聚性。数智时代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投资于物”为要素流动和集聚提供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以及创新网络支撑，“投资于人”强化部门协作、信息互补和组织联动。二者协同作用，形成虚拟平台承载的要素聚合机制，实现要素组合的规模性跃升。
（三）根本目的：二者紧密结合更好推进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价值目标，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突出优势。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做大“蛋糕”，做优“蛋糕”，也需要分好“蛋糕”。二者紧密结合能够从“三大差距”的结构性根源切入，在推动效率提升的同时实现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统一，从而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有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1.二者紧密结合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期盼与日俱增。推进共同富裕既要求物质基础的不断夯实，又要求民生发展与之匹配，因此必然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二者紧密结合、互相协调是不断夯实物质基础的历史经验，亦是统筹民生与发展的现实必然。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更好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从党带领全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确立“先富带动后富”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初步方略，偏重“投资于物”是基本路线。要打破计划平均主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集中力量“投资于物”，以快速启动工业化进程。“投资于物”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没有设备、厂房、原材料和基础设施，工业生产便无从开展；“投资于物”也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没有社会经营资本的接续投资，工业化就难以持续推进。在这个阶段也需要“投资于人”，大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要经过技能培训才能成为技术工人，工业化发展必然相应地要求更多高技术人才作为支撑。但“投资于人”必须以“投资于物”为基础，必须与工业化进程相匹配。没有先一步的“投资于物”，“投资于人”便会失去物质基础，共同富裕也就无从谈起。进入21世纪，“投资于物”成效卓著，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步前进、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然而，与此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围绕如何遏制不公平现象、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探讨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中央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减免学杂费、建立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投资于人”的重要性愈发显现。新时代以来，“两步走”战略为推进共同富裕擘画了具体路径，需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才能实现。绝对贫困问题被历史性地解决后，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期盼更加强烈，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此时必须更加重视“投资于人”，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入民生领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要持续“投资于物”，将民生和发展统筹起来，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中释放增长动力，更好推进共同富裕。
2.二者紧密结合更好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推进共同富裕，“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能从“三大差距”入手，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条件、优化城乡的要素流动状况、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保障水平，实现效率提升与社会公平的协同统一，从而更好推进共同富裕（如图4所示）。
图4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好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
一是二者紧密结合能够缩小地区差距。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成因复杂，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自然禀赋、文化传统、交通条件等是造成地区差距的自然因素。列宁在《资本论》上做过这样的批注：“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利用各种特点”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地域间不同的禀赋条件。这种基于自然条件形成的分工，在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的同时也促成了地区差异的出现。另一方面，区域间政策差异带来的要素流动是关键因素。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存在明显的区域政策倾向，要素涌向率先对外开放、基础设施更为完备、分工体系较为完整的地区，由此奠定了东部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首先能够弥合地区间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差距，以“投资于物”加大对中西部基础设施、能源系统、信息通信等领域的投入，以“投资于人”扶持欠发达地区人才培养和教育体系的建设，二者结合既打通了制约要素流入的“硬联通”，又补齐了限制地区发展的“软短板”。其次能够优化要素配置格局，以“投资于物”为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链延伸提供承载空间，以“投资于人”优化发展环境、吸引创新资源，二者结合增强了欠发达地区对发展要素的集聚能力，有利于推动形成东中西梯度协调、互补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二是二者紧密结合能够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形成的基本原因是产业结构差异和产业特性，“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易受环境影响、需求弹性较小；而城市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产品附加值高，整体技术进步更快。在此基础上，城乡分治带来的产业配套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差距。“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这种“隔绝和分散”导致农村的产业配套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均明显落后于城市，最终形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环境的差距。“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能够从根本上缓解产业结构分化带来的城乡差距，“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以“投资于物”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投资于人”健全基层人才激励机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二者结合可以促进要素城乡双向流动，推动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改善城乡生产条件与公共服务差异引致的城乡发展落差。“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以“投资于物”完善农业产业配套、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以“投资于人”健全农村公共教育、医疗、养老与社会保障体系，二者结合能够推动收入结构与生活条件的整体改善。
三是二者紧密结合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社会群体间收入差距形成的底层原因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形成的结构性因素是非公有制经济占比较高，在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初次分配环节资本和劳动收益将会呈现明显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能够缓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所带来的普遍性收入差距。“投资于物”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就业岗位的质量与数量；“投资于人”推动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形成，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二者结合能够扩大劳动者就业增收渠道，为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另一方面二者紧密结合能够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动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投资于物”通过改善消费基础设施、优化商业环境、扩大优质产品与服务供给，有助于释放多样化、差异化的消费潜力，带动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投资于人”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劳动权益保护制度、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二者结合能够促进制度性保障与发展性投资协同，实现由需求引领供给的良性经济循环。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我国当前阶段发展面临“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等重大挑战。在此基础上，聚焦“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具体命题，立足逻辑起点、关键抓手、根本目的三维视角，主要存在三方面挑战。具体来看，协同机制的缺失使得经济发展难以全面实现从“见物不见人”向“见物更见人”转变，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同时，长期形成的偏重于物的投资结构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要求，民生领域投资的不足进一步制约了共同富裕的推进。
（一）协同机制缺失制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实现
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上要推动经济发展从“见物不见人”向“见物更见人”转变，使“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机制运行层面真正贯通，这也正是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的重要原因。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持续推进的同时，协同机制缺失的问题逐渐暴露，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受限、政策合力难以形成，从而影响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的落地见效。首先，投资主体间尚未形成互补、高效的协同激励机制。长期以来，我国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主要由政府承担，呈现出明显的“政府兜底”特征，社会资本的参与程度总体偏低。尽管近年来大力推进政社协同、政企合作，但受回报周期长、盈利模式不清晰、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等现实掣肘，耐心资本培育滞后，大量投资主体无法在长期收益与短期成本之间找到平衡。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增大，而社会资本难以引入、难以维持，这直接影响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发挥。
其次，投资方向与需求结构之间未形成协同匹配机制。无论是“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领域，投资方向和人民需求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错配问题。一方面，物的投资中仍存在“重建设轻运营、重新增轻存量”的思维定式。部分地区在新兴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超前建设现象，而对既有设施维护运营重视不够，并且在社区养老改造、基层医疗和教育设施等领域投入不足，导致供需结构性错配。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缺乏动态联动。职业技能培训内容较为滞后，难以有效对接新兴产业的人才需求；高校教育存在培养和就业脱节问题，培养以学术导向为主，应用和实践转化能力薄弱；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托育托幼等领域人才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短缺，结构性矛盾突出。投资方向与需求结构间协同匹配机制的缺失，使得难以精准配置于人民最关注和需要的领域，进而阻碍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实现。
最后，各类政策尚未形成协同发力机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教育、就业、产业、社会保障等政策应形成贯通、闭环的协同体系，将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各类政策仍然呈现出目标不一致、节奏不协调、工具不匹配的问题。教育政策侧重规模扩张，对学科适配性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视不足，导致大量毕业生的技能结构难以契合产业发展需要；就业政策更关注短期岗位供给，对持续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强长期就业能力的政策关注不足，劳动力技能水平与产业技术需求不适配；社会保障政策未能有效衔接劳动力市场变化，流动就业群体、灵活就业群体、平台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尚未完全覆盖；产业政策着力引导发展新兴产业，对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关注不足。究其原因，各类政策在导向、运行和评价等机制方面相对独立，跨部门协同尚未打通，政策难以形成合力，从而使“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配合受阻，进而弱化了高质量发展中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
（二）投资结构有待优化，限制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长期以来，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工业设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重物质资本投入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形塑了偏重于物的投资结构。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传统的投资结构已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要求，其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也逐步凸显。首先，“投资于物”的收益逐步下滑，对传统投资路径的惯性依赖不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如图5所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资本投资规模增长迅速，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高达53.1%。新时代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有所下降，2007—2012年年均增速超15%，2012年后年均增速降至7.62%；物质资本投资规模明显下降，占GDP比重保持在40%左右。“投资于物”连年增长的同时，我国资本投入回报率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连年下降，从2007年的0.114下降至2023年的0.074，降幅为35.28%。这表明传统投资模式的边际效率明显下滑，但传统路径惯性仍然存在，资金资源投入仍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补贴为重，由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投入增长而收益递减的结构性矛盾。此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攀升，以美国为参照（美国=1），从1956年的0.265提升至2023年的0.471。由此可见，结合物质资本投入回报率下滑的事实，继续走“物质资本优先”的传统路径无益于生产力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
图5 2007—2023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资本投入回报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PWT11.0。
其次，投资结构不合理问题愈加显现，“投资于人”短板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培育。从教育、科技、文体、社保、医疗方面的公共预算支出来看，我国社会民生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07—2024年，从1.72万亿元增长至11.99万亿元，年增长率超35%，但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规模仍然较小。固定资产投资与社会民生投资之比虽然有所下降，但降速自新时代以来逐渐减小，直至2024年仍高达4.34:1。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民生投资之间的长期悬殊差异，难以与新质生产力培育要求相适配。一方面，“投资于人”不足限制了劳动者素质提升，从而难以为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提供劳动支撑。“投资于人”力度和劳动者素质指数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教育、科技、文体等方面投入不足，导致新型劳动者培养与产业升级难以匹配，如图6所示。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需要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和新型劳动者相协同，实现组合跃升，因此如果劳动者素质不高，物质资本扩张也难以达到预期收益。
图6 2007—2023年中国社会民生投资增长率及劳动者素质增长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PWT11.0。
（三）民生领域投资不足影响共同富裕的推进
当前我国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而民生问题关乎广大人民的生活生计，民生领域投资又与缩小贫富差距休戚相关。偏重于物的投资结构不仅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民生领域投资不足亦对共同富裕的推进造成了阻碍。首先，虽然我国近年来对民生领域投资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从总量上看我国民生领域投资仍不足。2024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总额为10.46万亿元，较2023年仅增长1%，占总支出的36.74%。其中，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为42,075.21亿元、42,136.63亿元，均占GDP的3.12%，教育支出水平低于美国的5.43%，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远低于芬兰（29.1%）、法国（30%）等发达国家；卫生健康支出为20,348.2亿元，仅占GDP的1.51%，低于日本（11.5%）、韩国（9.7%）。此外，截至2024年，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养老面临严峻挑战，2024年全国共支出老年福利资金489.4亿元，仅占GDP的0.04%。总的来说，我国民生投资水平总体偏低，一方面导致教育竞争激烈、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中低收入群体发展机会缺失，代际流动性下降，阻碍共同富裕的推进；另一方面，民生投资不足叠加经济下行压力，人民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感知较强，消费和投资意愿被抑制，导致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逐步加剧，经济内循环动力削弱，最终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其次，除总量不足外，从结构上看，我国民生领域投资不均衡也对共同富裕的推进造成了明显制约。从各省份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来看，2024年，东部地区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投入普遍较高，江苏省、山东省和广东省均超过6,000亿元，其中广东省高达7,963.1亿元，占当地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44.35%。而投入水平较低的省份集中在中西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投入最少，其中西藏自治区投入776.14亿元，仅占总支出的26.58%。具体来看，教育支出方面，2024年广东省的教育支出最高，达到4,055.57亿元，占当年总支出的22.59%；宁夏回族自治区支出最低，仅为225.39亿元，占总支出的12.7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方面，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平均支出1,577.89亿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25.27亿元。医疗健康支出方面，京津冀区域的平均支出1,846.18亿元，长三角地区平均支出1,026.57亿元，而西部12个省级行政区的平均支出仅548.25亿元。东部与中西部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的投入存在显著差距，民生领域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区域间民生投入强度的差异使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出明显梯度，不利于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
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对现实挑战的准确研判，指明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二者紧密结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支撑人的全面发展
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核心是构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协同的长效机制，推动物质投入与人的发展互促共进。这需要从多主体合作、供需对接、政策系统贯通三方面发力，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完善多元协同投入机制，推动资金资源从政府主导、社会补充，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投入。政府层面应明确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和绩效目标，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系统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重点支持运营周期长的基础性项目，并通过财政补贴和运营补偿，引导耐心资本参与设施建设和服务供给；社会资本层面可依托地方政府专项债和产业投资基金，探索建设、运营、服务一体化模式，增强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稳定预期。同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公共服务机制，通过明确分工和规范评估，使“投资于物”的设施建设与“投资于人”的服务供给协同联动，推动公共服务均衡供给，使发展成果广泛惠及人民群众。
其次，构建投资与需求双向匹配机制。依托大数据建立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动态需求画像，形成分区域、分群体的需求台账，推动投资评估转向需求效益导向，提升物质投入精准度。同时锚定需求优化劳动力投入，就业领域紧扣产业升级制定培训目录，教育领域推动高校、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对接产业需求，社会服务领域扩大护理、托育等紧缺人才培养规模，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使“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共同响应人民需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最后，健全政策系统贯通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层级政策协同平台，推动教育、就业、产业、社保、人才等政策的横向协同与纵向贯通。以产教融合为纽带，同步编制产业规划与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共建行业学院、实践基地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相链接；完善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的纵向贯通体系，搭配灵活就业人员的弹性参保、社保接续等政策，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与安全感。将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改革融入产业创新体系，通过人才工程、科研平台建设等，让“投资于人”深度嵌入产业升级进程。以政策闭环确保“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系统性提升人的发展能力，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政策实践中落地生根。
（二）加强人才资源开发，挖掘“投资于物”潜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求扭转传统“重物轻人”的投资结构，首先就要加强“投资于人”力度。作为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支撑，加强“投资于人”有利于持续发挥我国人才资源潜力。具体来讲，一是要加大教育投资，全面提升我国人才资源开发的基础能力。在高等教育领域，应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大对优势学科集群建设的支持力度；在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应依托产教融合基地和行业龙头企业，推动课程体系、培养标准与产业需求相匹配，同时构建在职劳动者终身学习体系，持续提高劳动者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二是要加大就业投资，畅通教育成果向生产力转化通道。公共就业服务方面，完善岗位信息发布和职业指导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转岗劳动者稳定就业；产业层面，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统筹推进产业投资与就业支持，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和就业吸纳专项计划，增强产业就业吸纳能力。
其次要提升物质投资质量，持续挖掘“投资于物”潜力。一方面，要优化物质投资方向，重点投向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等关键环节，特别是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先进制造业和未来产业布局，通过构建高水平科技基础设施体系，使物质投资切实为创新驱动提供坚实支撑。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投资重点从传统建设领域转向数字经济底座，包括算力网络、人工智能平台、工业互联网、智慧能源系统等，提升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提升物质投资的区域效益。具体来看，要推动物质投资与区域功能定位深度匹配，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框架下，因地制宜加强对中西部交通枢纽、能源体系、产业转型等方向的投入，提高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承载能力，避免无效重复建设。此外，要注重提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匹配程度，推动科研设施、产业载体、园区平台与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服务协同推进，使物质资本精准服务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三）补齐民生投入短板，以民生福祉激发发展动力
民生领域投资长期偏弱，既制约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均等化、高质量发展，也弱化了社会预期稳定性和经济内循环动力。因此，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补齐民生投入短板与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一起来，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首先，应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服务等领域的服务短板。在“投资于物”方面，需以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核心，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倾斜。具体而言，应围绕公益、普惠的方向强化教育设施供给，以县域为单位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县域医疗共同体建设与设施扩容提质，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系统推进乡镇公共文化阵地、普惠型养老服务设施及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通过精准补短板切实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在“投资于人”方面，需同步强化民生服务领域人才积累，破解基层人才短缺的长期瓶颈。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教师专项培训规模，构建全链条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完善全科医生全阶段一体化培养体系，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建立养老护理、托育服务等领域人才专业化培训标准，通过技能认证与激励机制增强岗位吸引力，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基层民生服务人才队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均等化，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要前瞻性响应人口与消费结构的转变趋势，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民生建设从基础性保障向发展型供给转型，立足“一老一小”重点领域培育民生新增长点、激活经济新动能。在“投资于物”方面，应重点围绕托育和养老服务体系补短板、提质量，将托育机构和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纳入城市更新和新建住宅项目配套规划，盘活社区公共空间、鼓励嵌入式建设，提高托育服务覆盖率；聚焦老年群体的多层次需求，加快城乡社区适老化改造，依托数字技术建设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提升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服务效率。在“投资于人”方面，应同步强化两类领域的专业人才支撑，通过扩大专业培养规模、加强师资培训和教研指导，推动托育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并通过完善职称评定、职业晋升和薪酬激励机制，提高行业吸引力；围绕护理、康复、健康管理和智能设备运维等关键岗位，加快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技能等级认定和岗位补贴制度，引导专业人才向基层和社区流动，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一老一小”领域设施与人才的双重投入，不仅能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更能以民生福祉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在民生保障中更好实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