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睿:大国博弈背景下中亚国家的关键矿产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4 次 更新时间:2025-12-14 23:05

进入专题: 大国博弈   中亚   关键矿产   供应链  

张含睿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绿色能源转型与数字化浪潮的交织变革,关键矿产资源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西方国家正积极推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体系重构,旨在稀释中国在该领域的供应链主导权及产业竞争优势。凭借丰富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和横跨亚欧大陆的枢纽地位,中亚地区逐渐成为西方国家重构全球矿产资源版图的关键着力点。在此背景下,中亚国家推进关键矿产战略的动因呈现出内外多层次驱动的特点,资源禀赋是基础,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是内生需求,地缘博弈加剧和供应链重构是外部推力,能源转型加速则是时代机遇。中亚国家加速推进关键矿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强化地质勘探增储上产,制定产业链升级路线,完善资源主权法律框架,构建区域互联互通网络,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力转化,从而实现从初级资源出口国向高附加值产业强国的战略升级。中亚国家关键矿产领域的对外政策实践展现出多元平衡的突出特征,既通过吸引美欧技术合作与产业链整合机遇,又持续深化与中俄的战略互信,同时拓展与日韩印等国的多维度合作。中国需持续追踪中亚国家关键矿产政策动态,精准研判其对外战略走向,强化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资源纽带,有效应对西方在中亚地区战略布局可能衍生的外部风险,在全球资源治理变革中塑造竞争优势。

【关键词】关键矿产 中亚 大国博弈 供应链 资源安全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大国地缘竞争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气候治理和全球能源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地缘政治因素深刻作用于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关键矿产的经济与安全价值日益凸显,已成为全球战略博弈的前沿阵地。美国及西方国家正试图重构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削弱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产业竞争力。作为重要的关键矿产富集地和连接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中亚地区日益成为西方重塑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焦点所在。在此背景下,中亚各国加速制定关键矿产战略,以期推进自身关键矿产领域发展,实现从资源大国到产业强国的突围。鉴于当前学术界对中亚各国关键矿产政策的动态演变尚未展开系统而深入的剖析,本文从内外两个维度剖析中亚各国推进关键矿产战略背后的深层逻辑,系统梳理中亚各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政策演进和关键举措,并进一步分析中亚地区关键矿产的博弈态势。

一 中亚各国加速推进关键矿产战略的动因

中亚各国加速推进其关键矿产战略有内外两重动因,从内部来看,这根植于中亚各国自身优越的资源禀赋,且契合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就外部而言,中亚关键矿产在全球资源竞争与能源转型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一)内部动因:资源富集与地区发展需要

首先,中亚地区关键矿产资源禀赋优越,兼具储量和产能优势。一方面,中亚各国关键矿产资源储量巨大、种类繁多。中亚国家拥有全球约38.6%的锰、30.1%的铬、20%的铅、12.6%的锌、8.7%的钛、5.8%的铝、5.3%的铜、5.3%的钴和5.2%的钼等关键矿产资源。哈萨克斯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铬储量和位列全球前十的锌储量。2024年4月,哈萨克斯坦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稀土金属矿床之一,可能成为稀土金属勘探储量排名第三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已发现钨、钼、镁、锂、锗、石墨、钒、钛等30多种稀有矿藏。乌境内还蕴藏着丰富的天然铀矿储量,已探明储量可保证开采50~60年。同时,乌还是铜储量全球排名前15位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境内锌、铅、钼、钨、铜、金、银、铀、铋、铁等矿藏储量可观,且是全球第二大锑供应国,在中国限制出口的背景下受到西方格外关注。吉尔吉斯斯坦则以锑、汞、锡、钨等矿产见长,铝、铜、钼资源储备形成产业支撑。另一方面,在产能布局上,中亚国家已逐步在多种关键矿产领域形成全球影响力。哈萨克斯坦作为世界最大铀生产国和全球第二大铬生产国,其稀土金属产量呈爆发式增长,2023年其稀土金属出口量达1 000吨,较2020年增长近4倍。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生产欧盟划定的34种关键原材料中的19种,预计未来将增至21种。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铀生产国和世界十大铼、碲生产国之一。这种储量和产能的双重优势,使中亚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占据着独特的战略地位。

其次,中亚各国资源主权意识逐渐强化,并希望提升在关键矿产产业链中的地位。国际环境剧变、全球资源民族主义进一步蔓延,中亚国家也在反思本国的矿产政策。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长期面临“资源诅咒”困境,尽管其在法律上拥有资源主权,但在实际生产中许多核心资源的开发仍受制于国际能源巨头的产品分成协议。随着新一代政治精英寻求维护经济主权并重塑哈萨克斯坦与全球能源巨头的关系,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在系统性地重审其国际能源合作框架。2025年1月28日,哈总统托卡耶夫在政府会议上明确要求重新谈判长期产品分成协议(PSA),强调早期开发模式已无法匹配当前国家利益诉求。吉尔吉斯斯坦也通过修订《矿产资源法》强化了国家对稀土资源的管控权。美国商务部能源转型顾问苏里亚·贾扬蒂指出,中亚国家将关键矿产战略视为地缘经济转型的关键抓手。通过将资源收益转化为产业升级动能,中亚地区正试图改写其作为全球价值链“资源附庸”的定位。

最后,中亚地区一体化水平不断上升,且经济运行日趋稳定,为中亚五国关键矿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中亚地区仍将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2025年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6.8%,哈萨克斯坦上调至4.5%,乌兹别克斯坦上调至5.9%,塔吉克斯坦上调至7%。近年来,中亚五国在深化区域合作和缓和双边摩擦方面迈出了显著步伐。2018年中亚国家首脑协商会议启动以来,各国边界和资源冲突已大幅缓和。2025年3月,吉塔乌三国领导人签署了《国家边界交汇点条约》和《苦盏永恒友谊宣言》。这些协议不仅明确了边界,还建立了资源管理和共同安全合作框架,凸显出各方对可持续和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认识。此外,中亚国家内部营商环境正在持续优化。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为外国投资者引入了“一站式”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4月,已有超过1 000家欧洲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业务,投资总额达300亿欧元。

(二)外部动因:全球资源竞争与能源转型驱动

第一,关键矿产的安全属性不断加强,中亚地区关键矿产的地缘战略价值显著提升。关键矿产构成了现代军事工业体系的物质基石。美国《国家防务战略》明确指出,关键矿产是国防供应链的源头性支撑要素,深度嵌入各类作战平台的制造体系。美国国防部战略与关键材料办公室技术总监亚当·伯斯坦强调,镓、锗、锑等关键矿物构成国防工业基础的“生命线”,其供应安全直接关系到无人机、战斗机、潜艇等尖端武器系统的生产命脉。他认为,中国对特定关键材料实施的出口管制已构成对美国军事工业链的潜在威胁。美国智库里海政策中心分析指出,深化与中亚国家的矿产合作具有双重战略价值,既能降低美国国防生产体系对中国的资源依赖,又可通过助力中亚经济“去俄罗斯化”进程,实现削弱俄罗斯地缘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以半导体芯片生产为例,先进芯片制造所需的硅材料在中亚储量丰富,目前哈萨克斯坦已跻身全球十大硅生产国行列。而乌兹别克斯坦蕴藏的锗资源,则是红外制导等军事技术的核心原料。稀土元素作为制造喷气发动机的关键原料,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均有广泛分布。轻量化金属铍因其优异的耐热性和机械强度,成为战斗机制造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哈萨克斯坦工业部长披露的数据显示,该国掌控着全球25%的铍供应产能,是全球三大铍和钪产地之一。这些资源储备使中亚地区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等高端军事工业领域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第二,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已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安全布局与科技博弈格局,中亚各国凭借其资源禀赋优势,正成为美国推进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去俄罗斯化”重构的关键节点。从需求侧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催生关键矿产的战略价值重构。这种需求结构的转变直接导致大国资源竞争向关键矿产领域集中。但全球关键矿产地缘分布却显著失衡,中国掌控着全球稀土精炼产能的绝对优势,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占据重要支点地位,主要经济体对中俄关键矿产的进口依赖引发其深度资源焦虑。这种供需矛盾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成为西方国家开展关键矿产国际合作的核心关切。2025年7月,特朗普提名的新任驻哈大使朱莉·斯塔夫特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如果提名获批,优先事项之一就是“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矿产领域的影响力”。从博弈视角观察,中美战略竞争正加速向关键矿产领域延伸。美国对华科技战的前沿阵地已转向战略资源控制。面对2022年半导体产业“空心化”危机,美国政府迅速将关键矿产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框架,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系统性推进供应链重构。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将关键矿产提升至国家安全与经济竞争的核心层面,通过立法、行政命令、贸易工具及外交手段构建起内外联动的资源战略体系。对内频繁援引《国防生产法》,强制联邦机构提升国内产能,密集出台行政令加速深海矿产勘探、扩大战略矿产目录并简化采矿审批;对外则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矿产启动国家安全调查,通过征收高额关税、要求乌克兰以稀土资源抵偿军援、整合北美矿产联盟等组合拳,全方位打造“去中国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网络。

第三,全球能源体系正经历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结构性转型,中亚地区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当前全球能源格局加速重构,2025年5月欧盟发布的“能源脱俄”路线图明确提出,至2027年底将全面停止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并同步限制俄罗斯石油及核能供应。这一政策转向凸显了欧盟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紧迫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对关键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远超传统能源体系。国际能源署最新研究显示,清洁能源转型将引发关键矿产需求指数级增长。据测算,若要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到2040年全球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矿产总量需较当前水平增长4倍。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罗曼·瓦库尔丘克进一步指出,这场能源革命可能导致多种关键材料总需求增长达1 000%。中亚地区具有多种对清洁能源应用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储量。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大铬储量,还是世界第11大铜生产国和全球第十大硅生产国。铬是风力涡轮机制造的关键原料,铝占太阳能电池板组件的85%以上,硅则是太阳能发电场建设的基础材料。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储藏的钕、镨、镝、铽等元素,是制造高性能永磁体的核心原料,直接关系到风力发电机组的能量转换效率。随着全球对核能应用的重新评估,中亚地区丰富的铀矿资源也展现出重大的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中亚国家资源开发战略将深度影响未来全球能源格局的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进程。

二 中亚各国推进关键矿产战略的举措

近年来,针对中亚地区关键矿产的“新大博弈”态势愈演愈烈。面对大国博弈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亚国家主动作为,积极推进本国关键矿产战略布局,争取其发展权益。同时,受资源禀赋、制度差异以及发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各国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一)加速勘探开发,推动关键矿产增储上产

作为产业链的最上游,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是保障关键矿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重要环节。中亚各国成矿条件优越,关键矿产资源丰富,但地质勘查程度有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资源潜力远未得到充分释放。近年来,中亚各国深刻认识到关键矿产资源对国家经济增长、能源转型以及地缘政治地位提升的重要性,通过制定国家层面的地质勘探计划,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实现重点领域矿产勘探突破,推动关键矿产资源增储上产。

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大对地质勘探工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中亚各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其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聚焦国内关键矿种及战略性资源,全方位加大勘查开发投入。哈萨克斯坦以稀土资源为战略支点,通过《2021~2025年国家地质勘探规划》,明确勘探重点区域,计划吸引约1 000亿坚戈投资用于固体矿物勘探。2023年9月,哈总统托卡耶夫在国情咨文中将稀有和稀土金属矿藏比作为“新石油”,称能够在这一领域发挥潜力的国家将决定世界技术进步的方向,呼吁优先发展关键矿物开采,要求政府到2026年将物理勘探面积从目前的150万平方公里至少增加到220万平方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2030战略》中规划开展6万平方米土地的地质勘探工作以实现勘探、加工和产业化的一体推进。2024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进一步将发展该国稀土矿产开采确立为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吉尔吉斯斯坦则更关注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在《2023~2035矿业发展国家构想》中提出建设地质数据库、统一储量分类和改进生产计划以及鼓励进口替代等举措。塔吉克斯坦制定了《2021~2030年地质行业发展国家规划》,根据规划,政府拨付专款进行地质勘探研究。塔方更倾向于在具体矿种上实现精准突破。塔地质总局局长伊尔霍姆琼·奥伊穆罕默德佐达表示,该国正在加速对包括锂矿在内的稀土金属进行勘探。2024年在塔东部地质活动频繁地区,发现了包括锂矿在内的15个稀有金属矿床。土库曼斯坦的政策多停留在战略宣示层面。早在2011年,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就提出稀土勘探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探明该国列巴普州的稀土金属矿床状况,并称稀土金属产业是土库曼斯坦经济发展中具有优先地位且前景广阔的领域之一,但近年来具体进展有限。

另一方面,鼓励实现勘查勘探主体的多元化,吸引国内外资本进入关键矿产勘查投资领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承诺对地质行业的国内外投资者实行前三年免税政策,并通过全面的国家审查和流程数字化管理,将相关项目审批时间和程序缩短了一半。2024年,该国进一步颁发了606个勘探许可证和33个采矿许可证。乌兹别克斯坦2025年2月2日生效的新版《矿产资源法》在发放使用许可证的过程中,引入“单一窗口”原则,简化了获得底土使用许可证的过程。新版法律还允许转让底土使用权,包括出售底土或将其用作抵押品的可能性,使得采矿投资更加灵活,对国内外投资者更具吸引力。《乌兹别克斯坦—2030战略》计划拍卖500个新采矿项目许可证。吉尔吉斯斯坦2024年6月27日修订了2018年颁布的《矿产资源法》,这次修订除了引入许可证规定外,还解除了2020年颁布的对铀矿和钍矿床搜寻、勘探和开发的禁令。

(二)制定战略规划,促进产业链转型升级

面对全球关键矿产博弈加剧、绿色低碳转型加速的新格局,中亚各国试图通过国家层面战略规划的引领,破除传统资源出口国的桎梏,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均衡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打造本土关键矿产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链。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为优化全产业链资源利用效率,夯实本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战略支点地位,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2024~2028年稀有和稀土金属产业综合发展计划》。该计划确定了到2028年该国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行业分阶段改革措施和发展愿景,旨在“吸引国内外资本,获得勘探、提取和加工的关键技术转让,进入稀有和稀土金属成品的全球价值链”。哈萨克斯坦工业与建设部部长沙拉帕耶夫表示,通过聚焦电池金属、难熔金属、永磁体材料和半导体金属四大领域,哈萨克斯坦已形成从原料开采到高端制造的垂直整合能力。此外,哈国家铀业公司正探索钪等伴生矿商业化,以推动资源的综合利用。

与此同时,中亚地区其他国家也在积极重塑其关键矿产战略规划。乌兹别克斯坦明确提出要构建覆盖原材料、加工、科技和成品的全产业链发展目标,通过现代技术赋能实现资源增值。2024年,乌兹别克斯坦宣布启动价值5亿美元的项目,以促进稀土金属的提取和加工,项目的核心目标不仅包括资源开采,还强调要致力于自主研发先进技术,以实现稀土金属的高效加工与充分利用。2025年3月,乌兹别克斯坦开启一项价值26亿美元、为期三年的投资计划,同时在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地区建立技术中心,以培训专家并培育本土产业链。吉尔吉斯斯坦在2024年1月启动国家级“多金属及稀土元素开采项目”,旨在应对科技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以及生产高科技设备对各类金属和稀土元素需求的持续攀升,为本国构建稳定的关键资源供应渠道,满足国家工业发展的优先需要。塔吉克斯坦正在推进制定锂、钨、镍、锑等矿产的本土开采和加工专项计划。政府通过《2020~2025年加速工业化规划》逐步淘汰原矿直接出口,以关税政策引导金属加工本地化,为该国创造更高附加值的战略性金属和矿物产品。拉赫蒙总统连续两年在国情咨文中强调建立全产业链开发体系,并将关键矿产的开发利用确立为该国政策的主要方向之一。

此外,中亚国家还主动对接国际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和信息披露规则,以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在信息披露方面,自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提出之初,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便参与了该倡议,并持续落实、完善矿产资源收入披露机制。在国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的统筹下,哈萨克斯坦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的实施,吉尔吉斯斯坦在2010年发布了第一份采掘业透明度倡议报告并验证通过。在技术认证层面,哈萨克斯坦2016年加入国际矿产储量报告标准委员会(CRIRSCO),成为中亚首个获国际储量认证体系认可的国家,体现出该国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程度上的领先态势。

中亚国家正在谋求从原料供应者向高附加值产业参与者的角色蜕变,这种转型不仅将重塑中亚国家在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中的定位,更将通过技术升级和价值链攀升,为资源型经济体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但受制于国内基础设施条件、技术发展水平和政策法规配套不足等因素,当前中亚各国的产业下游化进程发展较为缓慢。

(三)完善法律法规,维护矿产资源主权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利用面临自由贸易与资源主权之间的平衡问题。当下资源东道国总体政策相比以往的资源民族主义浪潮更为温和与理性,倾向于在法律框架下加强对本国资源的管控力度。中亚各国为维护矿产资源主权,纠正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不均,保障国家矿产资源供给安全,修订和出台了一系列矿产领域的相关法规。

第一,推动矿产资源国有化,优先保障本国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哈萨克斯坦2017年修订的《矿产资源和矿产资源利用法典》(下称《法典》)确立了战略性矿产资源国家优先权制度,明确规定政府可优先获取铀矿等关键矿产开发权,并通过法定程序将相关权益转让给国家管理控股公司或国有企业。该《法典》创新性地将矿产资源划分为碳氢化合物和固体矿产两大类别,并对铀矿实施单独规制。在流通环节,哈萨克斯坦保留优先采购权,要求矿产企业须以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产品,确保资源收益回流。塔吉克斯坦通过《关于贵金属、宝石及含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原材料的销售和进出口规则》构建出口管制体系,规定贵金属与有色金属原料出口须附具三重认证:由政府直属标准化计量认证机构或国际认证实验室出具的化学成分分析报告、原产地证明文件及生产资质证书。通过技术认证强化国家对战略资源的出口管控。乌兹别克斯坦新版《矿产资源法》明确“矿产资源为国家财产”,禁止对矿业区块进行任何形式的买卖、赠与、抵押或置换,确立了国家的绝对支配权。吉尔吉斯斯坦直接将外国资本排除出本国的锂矿资源开采。2022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伊塞克湖地区的铀矿油田明确表示,将完全排除外资参与,实行100%国家开发模式。

第二,利用国内外资本强化本土产业链建设与技术能力升级。哈萨克斯坦在《法典》中明确规定,矿业权持有方须承担两项核心义务:一是自矿产项目正式投产次年起,每年将上年度生产总支出的1%用于本土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及技术创新;二是严格执行本土化采购与用工配额,要求优先雇用哈萨克斯坦公民,并确保本土工程服务及配套物资的采购比例。吉尔吉斯斯坦通过2022年6月2日修订的《矿产资源法》确立国家控股比例门槛,规定仅允许国家持股不低于67%的经济实体和国企参与矿产开发。乌兹别克斯坦新版《矿产资源法》也包含很多提高本地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发展的规定。例如,第155条设定企业用工上限,要求外籍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占比不得超过20%;第156条强制规定技术培训义务,要求在勘探开发各阶段为本土人才提供系统化科研教育服务;第158条创设区域经济贡献指标,规定矿种开采企业自投产次年起,货物、工程及服务采购的本土化率须达到50%以上。中亚国家正在通过法律杠杆撬动技术升级,以实现资源开发内生红利。

第三,在推进关键矿产开发过程中,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哈萨克斯坦已构建起相对完备的环境法律体系,其环境标准在广泛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国际化对接。2021年1月颁布的新版《生态法典》明确规定了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各类经济活动,特别是在有色金属(含贵金属)开采领域率先引入最佳可行技术(BAT)标准,并配套建立监管机制。其中第127条创设性地规定了对环境负面影响实施费用征收制度,要求污染物排放主体依据《税法》规定缴纳相应费用,通过市场化手段强化环境约束。乌兹别克斯坦在矿产资源管理领域也展现出环保导向的立法趋势,2024年修订的《矿产资源法》明确要求矿产资源开发主体必须严格遵守环境评估法规范,并强制编制环境负面影响消减计划。该法案的审议通过标志着乌兹别克斯坦将环境保护要求深度嵌入矿产资源开发全流程。这种立法趋势反映出中亚国家在把握关键矿产开发机遇的同时,正通过制度创新构建绿色发展路径,为资源型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样本。

(四)构建互联互通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加之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增多以及恐怖主义活动扩张,导致多条传统航运线路运力显著缩减。中亚国家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既可辐射中国“一带一路”西向通道,又能连接欧洲市场。这种地缘格局使中亚从能源通道升级为资源战略支点。国际社会日益重视中亚地区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致力于通过完善和升级该地区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来保障供应链安全。

一方面,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正在中亚国家和其他地区大国的努力下焕发全新生机。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该通道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美国和欧盟等部分发达经济体已将其纳入关键矿产资源多元化供应体系的重要布局。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以中国为起点,向西依次途经哈萨克斯坦内陆节点、里海航运枢纽、阿塞拜疆能源通道以及格鲁吉亚黑海港口,最终形成直达土耳其陆路通道,并通过黑海航运网络进一步辐射欧洲腹地。2023年前三季度,该走廊货运量同比激增88%,达到200万吨,凸显其作为亚欧新通道的战略价值。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启动的跨国运输通道计划更具里程碑意义。两国总统会晤期间提出联合打造“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里海”物流新动脉,并加速推进“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阿曼—卡塔尔”多式联运走廊建设,旨在构建中亚与波斯湾、阿曼湾港口的高效联通网络。2023年9月,中亚五国峰会通过《加强陆路运输互联互通协定》,标志着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整合迈入实质性阶段。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之一,2024年6月中吉乌三国签订政府间铁路协定,更将为这条欧亚大陆桥注入新动能。

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互联互通渠道的多样化,中亚各国还在积极推动南北运输走廊的发展。国际南北运输走廊旨在创建一条有效的多式联运路线,将俄罗斯与里海地区国家、伊朗、印度以及潜在的中东和南亚其他国家连接起来。该走廊被视为传统海上航线的战略替代方案,有可能将货物交货时间缩短10%~50%。2024年,俄哈伊土四国签署了《2024~2025年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发展路线图》,明确将提升东部支线运能作为核心目标。哈萨克斯坦《2030年运输物流潜力开发规划》更设定具体指标,计划将过境运输量提升至3 500万吨,升级国际公路网络质量,并引入私营资本扩大铁路货运市场份额。2023年11月上海合作组织国际交通论坛期间,俄哈乌三国签署《关于构建“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国际联运走廊的谅解备忘录》,构建贯通独联体国家与印度洋经济体的陆海新通道。

三 中亚地区的关键矿产博弈态势

随着乌克兰局势升级及全球秩序的重构,西方国家开始寻求关键矿产资源的替代供应商,以降低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针对中亚地区关键矿产资源的竞争就此开始。为进一步开发关键矿产资源,提高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中亚国家采取务实态度,在关键矿产领域奉行多元平衡外交理念,积极拓展双多边协作,努力平衡大国影响力以推动其发展议程。

(一)美欧的中亚关键矿产新布局

在全球关键矿产争夺的浪潮中,中亚地区以其丰富的资源储备,日益成为美国和欧盟战略布局的重点。西方正在通过制度、资金、技术与地缘的多重渗透加紧攻略中亚地区,希望以此实现关键矿产领域的多元化供应,进一步提升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一是在与中亚国家的双多边合作体系中重点突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议题。在“C5+1”机制下,将关键矿产合作打造为单独议题,突出其重要性与紧迫性。如前所述,美国与中亚国家举行“C5+1”元首会晤,强调要构建多元化、有韧性且安全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开发原材料开采和加工的新技术,并通过区域产业合作创造附加值,以减少对关键矿产的战略依赖。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美国有关中亚的战略文件中均未专门提及关键矿产。在2025年4月首届欧盟—中亚峰会上,欧盟与中亚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关键原材料合作意向声明》,聚焦锰、稀土等战略资源供应链合作,会后声明特别强调,“在众多共同利益领域中,加强关键原材料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在双边领域,美国重点布局节点国家以打造战略支点。中亚分析报告局在其报告中指出,在美国的中亚政策中,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关系的愿望优先于地区对话。美国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多项针对关键矿产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2024年9月,美国与该国签署了关键矿产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与乌兹别克斯坦外长的通话中强调,美国渴望利用“关键矿产投资的互利机会”。2025年4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赛义多夫签署了一份美乌间矿业投资协议,协议涵盖矿产勘探开发投资、磨矿设备制造和人才培训等。此外,美国还与哈萨克斯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以推动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欧盟将哈萨克斯坦列为与该地区关系的优先事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强调,哈萨克斯坦是欧盟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欧盟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也是天然气、铀和其他重要原材料的主要来源。2023年9月,中亚国家元首与德国国家元首举行“C5+1”会议期间,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特别强调希望与哈萨克斯坦加强在关键原材料供应方面的合作,加速能源转型。

二是通过融资支持与技术合作加大对中亚国家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渗透。一方面,加大对中亚地区的资金投入和融资支持。欧盟宣布启动总额为120亿欧元的“全球门户投资计划”,以支持双方在关键原材料、清洁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在首届美国—中亚关键矿产对话会议上,美国强调将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和“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为中亚国家提供融资机会。另一方面,深化与中亚国家在地质勘探、矿产储备开发与深加工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作。为了评估中亚地区的稀土矿产潜力,美国地质调查局积极参与中亚地区矿产资源测绘和评估工作,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完成了对该地区的矿产资源清查,发现了384处稀有关键矿产地。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现任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约翰·赫布斯特表示,为加强在该地区的实力,保障关键矿产资源的获取,美国商务部正在向中亚国家提供稀土金属开采方面的技术援助。2024年3月,法国地质调查局与乌兹别克斯坦地质矿产委员会正式签署了一项科技合作协议。该协议聚焦双方在培训、双边研究合作以及经验交流等方面的协作,旨在为乌兹别克斯坦构建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经验借鉴与专业技术支持,以便更好地存储和管理矿产资源及相关风险信息。

三是将中亚国家纳入其建立的关键矿产“俱乐部”,以各类“倡议”构筑遏华联盟。一方面,吸纳中亚国家加入其关键矿产领域“小多边”机制。2024 年7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为美国和欧盟共同举办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论坛的一员。该论坛旨在支持和加速可持续关键矿产项目的实施,并推动成员国实施所谓“公平竞争、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政策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又被称为“金属北约”,本质上是为了确保美国对全球关键矿产资源治理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各类倡议制定规则以谋求供应链主导地位。2022年6月,美欧推出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该倡议被明确表述为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工具。同年又宣布启动了“中亚经济韧性倡议”,主要聚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拓展中亚国家贸易路线,扶持私营部门以鼓励西方跨国公司进驻该地区,并为该地区专业人士提供英语和职业培训。同时,美国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能源治理合作,通过“能源资源治理倡议”(ERGI)等工具,推动与中亚国家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协调,从而确保其矿产供应链韧性。

(二)中亚国家多元平衡的关键矿产对外策略

中亚国家秉持战略自主原则,以主动姿态构建多元平衡的外交格局。在积极对接美欧技术合作与产业链整合机遇的同时,持续深化与中俄在能源合作领域的战略互信,并依托资源禀赋和地缘经济枢纽优势,与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拓展技术转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绿色能源开发等多维度合作。

首先,积极对接美欧资金、技术合作资源以助力自身关键矿产领域发展。一是深化政治互信,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其与英国先后于2023年和2024年签署了《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和《关键矿产战略合作路线图》。哈萨克斯坦还与法国签署了《战略矿产合作意向联合宣言》,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促进两国联合投资项目。哈萨克斯坦与欧盟签署了原材料、电池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和《重要矿产领域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二是扩大与海外私营企业的合作,鼓励联合投资,实现生产流程的本地化整合。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地质矿产委员会与法国核工业巨头奥拉诺成立合资企业努尔利库姆矿业公司,以勘探开发纳沃伊州的三处铀矿;奥拉诺以现金、技术设备和机械的形式持股51%。乌兹别克斯坦还在塔什干地区设立了经济特区,通过优惠政策鼓励海外矿企在乌投资,并承诺为每个项目发布单独的政府政策。三是寻求资金支持,加速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3月,哈萨克斯坦和欧盟签署了两项融资合作协议,第一项协议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实施,价值300万欧元,旨在为欧盟与中亚在关键稀土材料领域的项目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推广欧盟先进的采矿技术和可持续的标准;第二项是欧洲投资银行和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之间2亿欧元的贷款协议和1 800万欧元担保,用于支持对中亚地区的可持续交通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其次,持续拓展与中俄在关键矿产领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精神引领下,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关键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加工、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日益深入。2023年《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将“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扩大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列为未来合作方向之一。中国—中亚能源合作持续走深向实。在国家战略对接层面,中哈两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公正的哈萨克斯坦”经济政策对接,进一步释放在能源、矿产、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中塔两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主线,全面推进与塔“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以深化油气、采矿、电力等领域合作。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中乌大型光伏项目、储能项目相继落地运营,由中国能建承包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风电输变电工程成功实现带电跨越。中企参与建设的哈萨克斯坦扎纳塔斯风电场、图尔古孙水电站、阿拉木图光伏电站等新能源项目持续推进。在产业链合作方面,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大部分关键矿产的最大进口国。中国企业还拥有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大部分关键矿产开采许可证。

最后,积极建立与日本、印度、韩国、海湾国家等主要经济体的关键矿产合作网络。韩国是全球芯片制造、汽车生产及能源消费大国。2024年,中亚国家与韩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韩国企业将直接参与中亚矿产开采加工项目。乌兹别克斯坦还与韩国合作建立了中亚首个稀土金属研究中心,并签署涵盖矿产、能源、基建的战略合作协议,形成“资源+技术”的价值链协同模式。日本与中亚国家的资源合作则聚焦于能源安全的长期保障。日本与中亚国家共同开采天然气和铀等稀有金属矿产,以确保其资源稳定供应。2024年,在“中亚+日本”对话框架下,中亚国家与日本签署了合作开发新采矿项目的谅解备忘录、能源基础设施融资协议和绿色能源转型合作等文件。同时,印度将中亚国家视为突破资源依赖瓶颈的关键伙伴,双方合作呈现加速态势。2024年9月,首届印度—中亚稀土论坛聚焦联合采矿企业设立。2025年6月第四次印度—中亚对话后,双方明确将加强稀土及关键矿产联合勘探。此外,在2025年4月16日举行的中亚—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上,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邀请海湾国家共同开发哈萨克斯坦的战略矿产储备。他还表示,欢迎海湾国家参与从勘探、加工到创新方案研发的整个价值链。此前,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和贸易部长也向卡塔尔投资者发出了类似的邀请,并表示自然资源领域将成为双边合作的基石。

结 语

在全球资源竞争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亚地区正凭借其关键矿产资源禀赋重塑地缘经济版图。面对大国博弈加剧与能源转型的双重驱动,中亚国家以战略自主为核心,构建起多维度的资源治理体系:通过加速勘探开发、完善产业链布局、强化资源主权法律保障及基础设施互联,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在对外战略上秉持多元平衡,既对接美欧技术合作与产业链整合需求,又深化与传统伙伴中俄的战略协同,同时拓展与日韩印等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这种多轨并进的战略选择,既源于中亚国家对资源主权与经济韧性的内在追求,也折射出全球供应链重构进程中外生变量的深刻影响。未来,中亚关键矿产博弈的演进不仅关乎区域发展格局,更将成为检验多极化世界秩序下发展中国家战略自主性的重要标尺。

在特朗普2.0时期,中国参与中亚各国矿产资源开发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不仅要承受大国资源博弈带来的市场风险与政策掣肘,还需应对美欧同盟推动的阵营化对抗。当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中国—中亚峰会及上合组织等机制,将“绿色矿产”确立为重点合作方向,签署了《中国—中亚关于加强绿色矿产领域投资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多项涉矿合作文件。中国应依托地缘优势与制度协同,推动合作从单纯的资源互补向技术、资本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转型。具体而言,一是强化战略协同,构建多层次的资源安全网络,加大与中亚国家在矿产勘探与开发方面的合作力度,聚焦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急需的关键矿产,同时加快中吉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域物流体系;二是推动技术赋能,深化与中亚国家在风电、光伏、水电及智慧矿山等领域的合作,加速实现绿色标准体系的协同与互认,提升产业链韧性与数字化水平;三是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强化法律风险预警、仲裁保障及利益共享机制,提升项目合规性和社会接受度。展望未来,随着绿色矿产合作备忘录的落地实施及双多边合作的深入推进,中亚地区有望成为中国战略性矿产的重要供给腹地和绿色矿业技术输出的核心节点,为全球资源治理贡献“中国—中亚智慧”。

 

【基金信息】本文系武汉大学2025年度区域国别研究专项课题“全球治理倡议在上合国家的舆论反响与应对”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武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413000070)。

张含睿,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年第6期,第4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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