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在汇文中学读到高三，没等毕业，就选择辍学，实属伤心无奈之举。
一来，他小时候念私塾，未修英文，上学堂后又屡屡插班，导致英文跟不上趟，难过毕业考试这一关；二来，他是孤儿，家里还有寡母，以及守“望门寡”的姑姑，生活全靠热心人的捐助，目前，那份长达七年的捐助即将告罄，他如果不停学谋职，一家三口随时有断炊之虞。
辍学了，并非有什么职业在等他，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启功一边设账授课，教几个幼童，勉强糊口；一边潜心绘画。他指望凭后者闯出一条生路。运气好时，也确实能卖出一幅两幅，贴补家用。
这种捉襟见肘、纳履决踵的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生涯紧要关头，贵人出现了。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陈垣看了启功的文章，断定他有家学渊源——启功是雍正九世孙，曾祖、祖父，都是前清翰林——本人虽为中学肄业，但胸襟、气度，迥超常人，遂拍板，聘他教大学附中国文。
启功得了这项美差，自是殚精竭智，全力以赴。一年下来，表现可圈可点，口碑甚佳。但是，万万没有料到，他竟被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炒了鱿鱼。理由么，倒也冠冕堂皇，让他百口莫辩：中学都没毕业，焉能教中学！
陈垣一笑，他不想跟那位院长纠缠，转而打起启功绘画的主意。陈垣注意到，启功有绘画的天分，而且历经贾羲民、吴镜汀、溥心畬、溥雪斋、齐白石等一批名家指导，是有望在美术界扬名立万的主儿，既然如此，莫如借风扯帆，顺水推舟，聘他为美术系助教。
启功进了美术系，犹如鱼之入水，表现得比附中更为出色，评价也自然水涨船高。
哪知美术系还是归那位院长分管，一年后，启功又被拿下，理由一如从前。
陈垣这回陷入深思。他开始从蚕蛹的破茧着手，重新考虑启功的定位。他需要从长计议，也需要等待时机。过了一阵，他第三次颁发聘书，请启功教授大学国文。那意思是：既然破格，就破它个风起云涌，山鸣谷应！
陈垣吃定了启功的腹笥丰赡，学养粹美。
同时也仗着大学国文由他亲自掌管，旁人无从掣肘。
如是乎这般，在陈垣的提携照拂下，启功得以三进辅仁，每一次都不啻重生再造。
还可举出第四次：抗战胜利，英千里教授出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他想从辅仁带一位助手，他看中了启功。机遇在前，去？还是不去？母亲，姑姑，以及夫人，意见分歧。启功拿不定章程，跑去找陈垣校长，请恩公帮助决策。陈校长快刀斩乱麻：“甭管家人，你就说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想了想，说：“我一向对官场兴趣不大。”陈校长捋着银须呵呵大笑：“冲你这句，还是留在大学的好！”
还可举出第五次：一九六三年，启功的首本学术著作《古代字体论稿》即将付梓，请陈校长题签。陈校长翻了翻，忽然冲着他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启功应声回答：“五十一。”陈校长眼望虚空自言自语：“全谢山，五十岁，戴东原，五十四岁……”启功一个激灵，豁然省悟：“老师这是告诫我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著书立说的事，要抓紧做。”
一九五二年，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陈垣继续当他的校长。启功呢，仍旧教他的古典文学——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陈垣是大佬，启功当初不过是待业小青年，按常情，不可能毛遂自荐，那么，他是怎样搭上陈垣这条线的呢？
这就要引出背后的另一位大佬，相当于“中景”的傅增湘。傅先生是光绪进士，当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而陈垣先生，时任教育次长，两人有上下级的关系。傅先生退出政界后，出任辅仁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与陈垣先生长期共事，交深谊厚。由这样一位大菩萨出马为小喇嘛（启功三岁皈依了喇嘛教）谋职，事情自然水到渠成。
而能请动傅老先生出马，想必也不是启功力所能及——是的，你说得对——这又要引出另外两位贵人，相当于“远景”的邵从煾和唐淮源。
本文前面提到，启功一家曾得七年的捐助，那热心人就是邵、唐二位。他俩系启功祖父任四川学政时的门生，感叹老师身后“孀媳弱女，同抚孤孙”，便出面募集了两千元善款，拿它买了七年期的公债，每月可得三十元利息，足可维持启功一家的日常开销。而到了启功高三，这笔款子已全部花完。邵、唐两位眼看启功辍学在家，谋职毫无头绪，而自己又力量有限，爱莫能助，遂想到向京城的川籍耆宿傅增湘老先生求援。他们知道傅老一定会义不容辞，因为，老人家也是启功曾祖的门生。
诸位看得清楚，启功虽然早岁丧父，沦为孤儿，但他一路走来，几乎每一步，都有祖上的福荫在罩着。人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又说“破船还有三千钉”，此言的确不虚。
但有一点我始终看不明白：启功之为人，在传统的温良恭俭让五德之外，别具一种出人意料的大风趣、大幽默、大诙谐！我这里一连用了三个“大”，是因为比起林语堂，他更显宽博；比起老舍，他更擅自嘲；比起侯宝林，他更见庄谐。如果你缺乏了解，请看他的《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敢问，他这是继承了哪一代先祖的基因？难道纯粹是后天的突变？
还有一事：启功的所爱是绘画，所攻是古典文学，所好是诗词，兼研文物书画鉴定，但令他晚年蜚声天下、大红大紫的，却是他视为业余的书法。其名之高，其誉之隆，远超先前的种种学问，般般武艺。当是时也，真个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一字千金，炙手可热！启功深为所苦，他想关门——关不上；想逃避——逃不了；想躲藏——躲不掉。启功唯有讪笑，苦笑，他把这种不豫而得、不求自至的“宠爱”，归结为“历史的误会和阴差阳错的机运”。
启功说得对吗？当真只是历史的误会？当真只是阴差阳错的机运？
若仅从因果推算，似乎也说得通：他并未以书法为志，亦未为名声铺路，结果却偏偏在此处登峰造极，仿佛命运随手一推，便把他推到了人群中央。可若细想，又未必尽然。没有前半生的学养积累、人格底色与审美定力，这场“误会”也无从发生；没有长期的退让与自守，这份“宠爱”亦难以承受。所谓阴差阳错，不过是造化选择了一个最不显眼、却最合适的出口。
如果换作旁人，或许早已将此视为天赐鸿运，欣然受之；而启功却偏偏不肯领功，把光环一一推回历史、推回机缘、推回偶然。他的谦辞，看似自嘲，实则清醒：人力所能经营的，不过是学问与品性；至于名声落在何处，并不由人裁定。一生行来，他既不与命运争辩，也不向命运讨价还价，只是在该读书时读书，该教书时教书，该退让时退让。
也许，这正是启功的一生造化：并非事事顺遂，却处处有回旋；并非处心积虑，却步步成形。回头看去，启功的一生，与其说是他选择了命运，不如说是命运选择了他。
本文刊于2026年3月28日《济南时报》06版·温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