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号：22&ZD003）、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综合考核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号：20JDSZKZ06）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党把握历史规律、发挥历史主动、谋划国家未来的高超智慧。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思想的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战略智慧的汲取、对党领导制定和实施规划实践经验的凝练及对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挑战的回应。进入新时代，“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升华，集中体现为能动的自觉性与客观的规律性、整体的战略性与阶段的策略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的人民性、目标的引领性与过程的规范性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的辩证统一。这一治国理政方式的重要价值在于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也为谋划“十五五”、推进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长期规划；“十五五”规划；战略定力；历史主动
“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体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我国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定和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就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十五五”规划承前启后的战略意义。他同时强调：“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深入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生成逻辑、辩证思维和重要价值，有利于指引党和国家科学实施“十五五”规划，进而以战略谋划统筹全局、以整体布局协调发展、以长远眼光引领未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保障和根本遵循。
一、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生成逻辑
中长期规划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历史使命、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必须进行有计划的自觉调节的科学设想，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深邃智慧，还汲取了党自“一五”计划以来不断探索完善、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更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有效应对“两个大局”复杂挑战的战略需要。
（一）理论逻辑：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计划”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未直接使用“中长期规划”这一术语，但其理论中有关“计划”的论述与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规划引领发展之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立足唯物史观认识“计划”的历史必然。马克思首先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病理学解剖”发现，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二律背反的状态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非偶然的外部冲击，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铁的必然性”的内在表现。因此，要彻底摆脱这一危机，必须以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共产党宣言》将“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列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采取的核心措施之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更明确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由此可见，以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代替无序竞争，是生产力高度社会化之后对生产关系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形态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的必然历史趋势。
另一方面，基于科学社会主义阐明“计划”的科学本质。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计划性的构想建立在对经济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的严谨分析之上。在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中，马克思指出：“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社会都必须将其总劳动“按比例”地分配到不同生产部门，这是社会再生产得以延续的客观规律。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这一比例的实现是盲目的，是事后通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价值规律的强制作用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则能够通过科学的预见，对社会总劳动和社会需求进行“合理地调节”，从而避免巨大的社会浪费。他更进一步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马克思主义有关“计划”思想的精髓正在于通过对经济危机背后起作用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的科学认识，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统一性得以主动、平稳地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计划”的论述与思想，赋予中国共产党强烈的理论自信——既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和规律，又坚信能够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持续的战略规划，团结带领人民能动自觉地创造国家未来。这份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上的底气，正是中国共产党敢于并善于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接续奋斗的理论根基所在。
（二）文化逻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规划治国”的思想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中华文明历来强调深谋远虑、未雨绸缪，这一战略思维已深深镌刻于中国人的观念和实践中。
重视谋划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礼记·中庸》）的古训揭示了预先谋划对于事业成败的决定性意义；道家“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的箴言则警示在问题尚未显现、矛盾尚在萌芽状态时加以谋划和处理；兵家“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孙子兵法·计篇》）的论断也强调了在行动之前进行周密规划推演的重要性。此外，注重谋划的思维传统还融会于古代中国一系列制度创设与国家治理实践之中。在经济领域，西汉时期建立的“常平仓”制度，通过在丰年购入粮食、荒年卖出以平抑粮价，体现了国家应对周期性风险的前瞻谋划。在边防与国土开发方面，自汉代起推行的“屯田制”将戍卒与垦种相结合，寓兵于农，既解决了边境军粮供应，又促进了地区发展，是集军事、政治、农业、民生于一体的长远战略布局。在国家工程层面，无论是战国时期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是隋代开凿的贯通南北、跨越千年的大运河，都展现了超越一时一地得失的全局视野和跨越数代人的长远规划魄力。这些思想和实践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文化中“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深厚传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规划来擘画发展蓝图成为根植于历史深处的文化自觉。
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民惟邦本”理念为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提供了价值标尺。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历代有为之君安民、富民、恤民的施政基调。无论是明清时期大规模推广义学以提高基层民众的知识水平，还是历代王朝在灾荒频仍的情况下设立义仓、社仓，都体现了对百姓利益的考量。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太学，唐宋以来日趋成熟的科举制不仅解决了国家选拔人才的现实需要，还将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根基安放在人民的智慧与能力之上，为国家发展储备了人才资源，这实际上彰显了中华文明中超越当下得失、重视人民利益、追求长期稳定与发展的“大规划”意识。《尚书》有言，“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一项周全的国家规划，不仅需要依靠精英阶层的专业知识与远见卓识，更必须充分汲取并积极回应广大民众的真实需求与生活实践。前者关乎规划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后者则关乎规划的人民性与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民本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创造性发扬者，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中长期规划是面向民族复兴伟业、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与子孙后代福祉的长远战略。
（三）历史逻辑：汲取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的实践经验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总结道：“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的奋斗历程为“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这一治国理政方式提供了最为生动和坚实的实践样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情和外部封锁的挑战，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全新历史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建设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这一伟大设想的开创性实践，集中体现为“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这不仅仅是一份经济蓝图，更是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治国理政的奠基之举，其开创性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尝试运用中长期规划这一治国理政方式来系统性引领国家建设。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即将完成之际，中共中央开启了以中长期规划（计划）引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将党对国家未来的战略意图转化为统一全国意志、调动全国资源、明确发展步骤的宏伟蓝图。其次，这明确了中长期规划（计划）“引领发展”的核心任务。“一五”计划牢牢抓住了“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主要任务，将有限的、宝贵的资源集中投向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代表的重工业领域。这种以国家规划刚性推动工业化“从无到有”的战略布局，为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奠定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础提供了根本保障。最后，它开创了党领导规划（计划）编制和实施的基本方法。从1951年春开始酝酿，到1955年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年、五易其稿，毛泽东亲自动手、反复研究，体现了科学决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规划治国理念与方式的根本变革。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敏锐洞察和把握时代变化，推动规划（计划）的重心从指令性转向指导性，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转向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的战略引领。从“六五”计划起，我国中长期规划（计划）首次把“社会发展”纳入规划标题，标志着国家治理视野的重大拓展。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从“十一五”时期起，“计划”正式更名为“规划”。这一字之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与时俱进与深刻变革。通过创造性地引入“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指标，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中长期规划的地位提升到“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的高度，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长期规划的战略性、体系性和科学性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起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统一规划体系”。在编制“十四五”规划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示“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累计收到超过101.8万条建言。从“十三五”规划将脱贫攻坚作为约束性指标，到“十四五”规划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中长期规划的功能已从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升华为对国家发展的全面引领。
（四）现实逻辑：应对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挑战的必然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超大规模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综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有过以国家规划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尝试，如法国的“指示性计划”、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印度的“五年计划”以及韩国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等。这些规划（计划）都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许多国家“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实践却往往难以持续或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一是缺乏战略定力与连续性。在多党竞争体制下，政府更迭往往导致发展战略频繁“翻烧饼”，难以“一张蓝图绘到底”。二是规划执行力不足，缺乏有效的实施、评估与调适机制。在许多治理模式中，规划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如行政部门）往往是分离的，甚至可能存在政治博弈的情况，从而导致规划意图在落实过程中层层衰减甚至落空，难以转化为长期稳定的治国理政体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并上升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政方式和政治优势，关键在于党在领导超大规模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立足中国国情，将中长期规划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相结合，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治国”方案。
一方面，党的坚强领导为中长期规划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以及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重大议题上形成的跨越代际的战略共识，从根本上确保了中长期规划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同时，中长期规划亦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核心优势。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从“南水北调”到“东数西算”，这些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工程和生产力布局，无一不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得以实现的系统性部署。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中国共产党依托中长期规划进一步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三五”规划明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列为三大攻坚战，进行重点突破。面对外部技术封锁的严峻挑战，“十四五”规划又将科技自立自强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集中力量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卡脖子”技术难题进行精准攻关。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长期规划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效：我国不仅如期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了一批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
另一方面，强效执行机制和动态调适机制为中长期规划能有效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优越性在于，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并非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是通过逐级分解的方式将任务指标量化并落实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中长期规划目标的完成情况，特别是其中的约束性指标与任务分解、指标细化、责任明确、中期检查、阶段总结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治理方式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建立目标责任制，明确各主体的职责，确保宏伟蓝图能够转化为具体行动。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不断上升，这对于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避免因循守旧而偏离航向。因此，我国的规划体系绝非僵化不变，而是通过“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的编制过程，以及规划实施中的动态监测和中期评估等环节，构建了一套高效的反馈与纠偏机制，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实践发展和国内外新情况进行及时调整完善，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也确保了“规划治国”的坚强韧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高度适应性。
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到确保“言必行、行必果”的强效执行，再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动态调适，这是在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的中国方案，也是党在新时代能够自信地将“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作为治国理政重要方式的现实根基所在。
二、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辩证思维
“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是一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现实实践的动态过程，也是一项着眼长远、把握当下的系统工程。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不是局限于单一的经济增长逻辑，而是更加强调对一系列重大关系的统合，集中体现为：能动的自觉性与客观的规律性、整体的战略性与阶段的策略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的人民性、目标的引领性与过程的规范性的辩证统一。对这些复杂矛盾关系的科学驾驭，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核心优势，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
（一）能动的自觉性与客观的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能动的自觉性与客观的规律性这对辩证关系的把握达到新高度。
一方面，中长期规划始终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任何中长期规划都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前瞻性地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重大论断。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精准把脉，构成了新时代中长期规划科学性的重要基石。
另一方面，中长期规划是中国共产党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集中体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和运用规律以改变世界的主动精神与历史担当。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认识规律的最终目的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面对新时代的客观形势，中国共产党并未消极等待或被动适应，而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魄力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创造性地提出新发展理念，到将“推动高质量发展”确立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从作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到擘画“碳达峰、碳中和”的宏伟蓝图；从强调创新的重要作用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将对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转化为改造现实、塑造未来的强大实践力量。
（二）整体的战略性与阶段的策略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战略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中长期规划作为反映国家战略意图、谋划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形式，既需要高瞻远瞩的整体擘画，也需要稳扎稳打的阶段部署。
从整体的战略性角度来看，“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宏阔的大历史观下，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全局性、总体性把握。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再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中长期规划以强大的战略牵引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
从阶段的策略性角度来看，“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宏大抽象的战略目标具体化的实践品格。从唯物史观量变引起质变的基本原理来看，任何宏伟目标作为历史性的质变，其实现必然依赖于一个漫长而坚实的量变积累过程。五年规划正是将宏伟目标转化为中期策略、将宏大叙事落实为具体行动的关键载体。从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每一个“五年”都聚焦一批关键领域，攻克一批艰难险关，实现一次发展跃升。在这个意义上讲，阶段的策略性意在充分彰显党带领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最终积小胜为大胜的历史自觉与实践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对前一阶段的扬弃，既克服了前一阶段的局限，又在更高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一阶段奋斗的积极成果。
（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的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深刻诠释了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统一。
一方面，中长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离不开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要强调的是，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当前，新时代的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形成了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由党中央提出规划建议、国务院组织编制规划纲要草案、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公布实施的完备制度程序。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能够超越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群体的局部利益局限，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战略决断，是国家意志得以集中体现、广大力量得以高效汇聚的根本政治保证。
另一方面，中长期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其是否反映人民意愿、回应人民关切。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中长期规划的价值原点与力量之源，始终深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进入新时代，规划的人民性不再仅仅体现为对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是升华为对“美好生活”的全面回应。规划无论是将民生福祉类指标置于突出位置，还是将教育提质、健康保障、“一老一小”等民生工程作为重大项目强力推进，都深刻映照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旨归。更深层次上，人民性不仅是中长期规划的目标，更是中长期规划得以实现的重要方法论。新时代规划编制工作将“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的民主程序推向新高度，通过座谈会、实地调研、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将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顶层设计之中。这一过程不仅是科学决策的过程，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生动实践。人民群众既是“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成果的共享者、评判者，也是中长期规划编制与实施工作的参与者、建设者。
（四）目标的引领性与过程的规范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领导一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稳中求进、协同推进，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新时代的中长期规划要实现目标的引领性与过程的规范性的高度统一，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目标的引领性，主要体现为中长期规划对国家发展在方向、理念和行动上的全面引领。首先是方向上的引领，规划通过设定一系列高瞻远瞩的奋斗目标，为国家发展确立了清晰的航向，确保全体人民始终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其次是理念上的引领，新时代的规划编制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这就要求一切发展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进一步重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观、治理观和风险观。最后是行动上的引领，一个清晰而宏伟的目标能够有效引导社会预期、凝聚社会共识，将不同群体的多元诉求整合到国家发展的共同愿景之中，从而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社会合力。
过程的规范性，则主要体现为规划在法律、执行和安全保障上的严密规制。首先是立法上的规范。新时代高度重视规划的法治保障，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立法进程，将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成功经验以国家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制度的刚性赋予规划最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从根本上防止了决策的随意性。其次是执行机制的规范。党和国家通过建立动态监测、中期评估、总结评估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规划落实，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调整。最后是安全底线的规范。新时代的规划尤为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划定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环境等一系列不可逾越的“红线”，为国家发展预设了安全边界，确保在开拓进取中守住根本。
三、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重要价值
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应对复杂内外环境、实现民族复兴宏伟蓝图的战略创举，蕴含着深刻的理论价值、战略价值与实践价值。
（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按照共同的计划”进行生产的可能性。然而，在他们的理论构想中，“计划”更多表现为对社会总产品、劳动时间进行精密计算和直接分配，因此是作为对市场盲目性的直接否定物而存在的，带有鲜明的指令性与微观干预色彩。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计划”的内涵从传统的经济工具提升为更具宏观性、战略性的国家顶层设计，开启了科学规划引领国家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国家治理理论新征程。
一方面是规划发展目标的重塑。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根本突破，在于将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资本的无限增殖革新为社会整体的全面进步与人民福祉的切实增进：从“九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社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环境等非经济类指标比重从53%上升至87.5%。进入新时代，规划发展的目标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规模扩张，跃升到“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更高层面，强调发展不仅要关注量的增长，更要实现质的飞跃。一是规划发展的核心议程从传统要素投入转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例如，“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均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从制度建设层面巩固这一导向，明确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标志着规划不再仅仅是分配存量资源，更要主动塑造增量优势。二是规划发展理念从追求局部、非均衡的增长转向强调整体、协调与安全的发展。新时代的规划目标将“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发展不再是孤立的增长，而是与安全紧密捆绑的存续。从“十四五”规划鲜明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到谋划“十五五”规划时要求“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标志着高质量发展已内在蕴含高水平安全这一重要前提条件，同时也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规划引领发展”对以往“单兵突进式”、高风险的传统发展模式的超越。
另一方面是国家治理方式的优化。现代国家的深刻矛盾集中表现为市民社会中无数个体特殊性的私利冲突与政治国家所宣称的普遍性伦理理念之间的分裂。苏联模式尝试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国家的“普遍性”计划彻底取代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私利冲突，却并未真正弥合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反而以国家权力全面支配乃至吞噬社会的方式制造了更为彻底的分裂。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对苏联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建立充分协商、有效衔接、系统整合的规划运行机制。从党中央提出规划建议设定方向（普遍性诉求），到通过调研、座谈、网络征集等方式“问计于民”，再到地方和各部门编制子规划（特殊性诉求），这一系列规范性程序安排确保了代表国家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普遍性发展蓝图，能够最大限度吸纳、整合并反映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特殊性诉求。
（二）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发展承诺
“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强大的引领工具，中长期规划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征程注入了清晰的价值导向，作出了庄严的发展承诺。
中长期规划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确立了稳定而清晰的价值航标，系统回答了“何为好的发展”的时代追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特别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新发展理念以顶层设计的方式确立为现代化建设必须共同遵循的价值内核，通过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经济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之中，凝聚起广泛的价值共识。以“绿色”发展为例，“十三五”规划聚焦突出环境问题，强调要坚决打好以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为标志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特别要求以“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作为关键牵引重塑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可见，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深远意义不在于设定发展任务，而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共同的发展信念，使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都能在基本共识下实现整合与对接，从而汇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合力。
中长期规划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持久而庄严的发展承诺，明确擘画了“如何实现好的发展”的实践路径。具体来说，这体现在两个紧密联系的层面。一是规划将宏大的发展蓝图转化为清晰、有序的战略举措与资源配置路径，确保“好的发展”能够落到实处。规划的价值不仅在于设定目标，更在于为实现目标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和可靠的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防止任务落空”。每一个五年规划，都不仅仅是提出目标，更是围绕新发展理念，系统性地部署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关键改革，并明确相应的政策工具和资源投向。例如，为实现“创新”发展，“十四五”规划不仅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还具体部署国家实验室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任务，并配套相应的财政投入和人才支持政策。“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从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四个方面作出系统性部署。为实现“共享”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了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具体路径。“十五五”规划建议则在延续公平共享底色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完善要素参与分配机制的深层变革。这种将宏大蓝图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能力，正是中国共产党“以规划引领发展”能够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二是规划以解决突出矛盾和补齐明显短板为导向，为“如何实现好的发展”提供了精准的攻坚路径。“好的发展”并非坦途，必然面临各种瓶颈制约和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科学之处集中体现为能够准确识别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堵点和痛点，并据此形成系统性、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例如，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历次规划都持续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从总体战略上进一步强调，“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并相应作出一系列体制机制层面的重大部署。这种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的务实做法，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能够不断克服障碍、行稳致远。这本身就是一种直面挑战、攻坚克难的庄严承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智慧和战略决心。
（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优势，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方式，其深远价值不仅在于推动中国实现持续稳定发展，更在于为人类探索更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拓宽更加多元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具有启发性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第一，以战略的确定性驾驭发展的不确定性，为破解“短期主义”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中长期规划的首要价值在于为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注入宝贵的战略确定性。从“十三五”规划的脱贫攻坚到“十四五”规划的“双碳”目标布局，再到“十五五”规划强调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产业变革，无一不是需要跨越数年乃至数十年的长久工程，而中国共产党通过中长期规划则有效规避了西方政治“钟摆效应”和“短期行为”的陷阱。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顶层设计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实现短期治理与长期发展的有机统一。这一实践经验为全球治理，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政治周期波动对国家发展的干扰、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治理启示。
第二，以系统的整体性平衡发展的多重目标，为应对“单向度发展”挑战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鲜明特点在于系统谋划与整体统筹，将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多元目标纳入统一框架，通过长远性布局确保不同领域协调推进、良性互动。这不仅有效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单向度发展”问题，更强烈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优势，使“五大文明”建设形成强大合力，更好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与制度效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例。
第三，以道路的自主性彰显现代化范式的多元可能，为打破“现代化=西方化”固有迷思提供中国选择。中国共产党“以中长期规划引领发展”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也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并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这一自主性过程一方面体现在规划目标的设定上。中国共产党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写入远景目标，始终坚持立足国情、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自主设定发展目标，拒绝被外部标准所定义。另一方面，这一自主性过程还体现在实践路径的探索上。中长期规划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有效规避市场失灵、资本无序扩张等西方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病。一代代中长期规划的自主擘画与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与拓展，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路径依赖和思想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