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史学”之名由梁启超于1902年正式揭出算起，至今已有105年。吕思勉自述6岁至8岁即和史学发生关系，13岁起读梁先生的文章，治学的道路实受康、梁的影响，虽父师不逮。16岁起读“正史”，至23岁已将正续《通鉴》、“二十四史”与“三通”(1)读过一遍，从此专意治史。在往后50年的生命历程里，吕先生笔耕不辍，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新史学”事业，给我们留下1000余万字的遗著、遗文。笔者不揣浅陋，兹就吕先生的学术创造与“新史学”的关系，以及“思勉人文学术”的特点，略抒己见，以纪念先生逝世50周年。
引子：“燕石”之为宝在识与不识
吕思勉先生在世时，不喜张扬，远离名利之场，但其孜孜以求的业绩早为学界同人看重。1945年，顾颉刚盘点已编著出版的新式通史，不下四五十部，看得上眼的有7部，吕先生一人占据两席。这就是1923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本国史》，以及1940年、1944年先后出版的《中国通史》上、下册（今命名为《吕著中国通史》）。顾先生对前者已赞扬其为通史写作的“新纪元”，而对后一部再加71字点评，可见欣赏备至。(2)追溯至4年前，吕先生把全部“二十四史”从头至尾至少阅读过两遍以上，系统读完正续《通鉴》、“三通”的时间要更早些，由此而被前辈誉为史界传奇。(3)
吕先生离世50年后，超过1000万字的遗著、遗文大部分都获得了重印出版，另有一些未刊的文字亦在整理之中。其中除大家熟悉的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一部近代史外，两套完整的初高中教材在长期隐没后，也将陆续重新面世。(4)正值新时期中学历史课程改革颇多争议之际，建议教育界给予应有的关注，相信细读之下必会产生不少启发。(5)
先生从6岁起就开始读经史古籍，每读不仅句读批点始末，且认真写作札记，68年风雨不辍，积箧累筐。(6)1937年3月，先生把从少年起就开始写作的读史札记汇辑成《燕石札记》，第一次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年10月，先生写成《自序》，称这些札记为“半生精力所在，不忍弃掷”，自谦地说：“千虑一得，冀或为并世学人效土壤细流之助而已。傥蒙进而教之，俾愚夫不至终宝其燕石，则所深幸也。”(7)
这里说的“愚夫宝其燕石”，先生在后来的著述和演讲中多次使用，源自《后汉书·应劭传》。《太平御览》把这则故事演绎得更细一些。说是宋国有一个“愚夫”，从齐国宫室“梧台”以东觅得一块燕石，以为是无价珍宝，西归收藏于室，遐迩闻名。有一位周人慕名前去观宝，主人郑重其事，“端冕玄服”接待客人，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丝绸包裹，宝藏终于露面。不想这位客人见后，掩口卢胡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甓不异。”主人大怒，自此藏之愈固。(8)用“燕石”典故或可视为一般的自谦，若联系先生学术的百年遭际，则觉得内中大有意思。
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新办的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重要的学术创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前后凡30余年。他多次提到，与康、梁、章、严、蔡这几位当世名人皆不曾谋面，虽无雅故，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尤其是康、梁，治学宗旨和路径受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亲炙的父亲和老师。(9)先生读了不少国外社会科学的书，多靠“和文汉读”，以及当时为数不多的中译本。日看报章杂志，自少年时就养成习惯，时事动态了然于胸。可以说，先生的拜师问道是不论古今、不拘门户，众采博取的，但也绝不依傍借重，随风披靡，始终一依自己的秉性，治学讲求沉稳平实。唯其沉稳内敛，不好张扬，议论的深刻往往也只有在反复品味后，读者才会突如其来获得顿悟，眼前为之一亮。
仅举非史学、实史学一例，以为“引子”。1952年，先生写有一篇《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遗文集》收录这篇未刊手稿时改题为《自述》，全文12000余字。先生殚精竭虑，精细写作，把一生治学观世的经历，以及学术事业、个人思想方面的变迁过程，作了要言不烦的综述，没有一句空话假话，却不少委婉曲折的笔法。对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知识阶层的复杂心态，这是一份难得的“原生态史料”。(10)
此文内容涉及太广，这里不可能作专门的讨论。有一情节，颇见先生历史通论的特色。当1952年高校“思想改造”之时，每个教授都必须检讨自己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先生的检讨，说自己的思想来源“属于资产阶级”，不同意一些人把他定性为“有封建时代余习”。理由申述，着实叫人惊叹，由近及远，由此及彼，恣肆发挥开去，简直成了一篇有关“时代与个人”主题的史学宏论。
先生说：因为我的立身行事常常以古贤士大夫为楷模，喜好引用他们的话，所以往往把我看作有封建时代余习的人。这样的看人，这样的人物鉴识，太粗糙，太浅了。因为人的性质，在深处自有其根底。所处的环境与这种根底没有伤害的时候，可以接受环境的熏染。到了两不相容的时候，这种德性的根底就可以把过去的习性弃如敝屣。
接下来一段时代总括，就显示出先生历史通贯的水平。他说：人类的德性，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封建主义时代曰勇，资本主义时代曰智，社会主义时代曰仁。”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司马迁论三代风气周转如环的那段著名史评，那种史学名家独有的大气。(11)
先生兹后的解释，列举了好些古代人物的典型习性，用以论证封建时代之德性为“勇”，亦即是“忠”。又回到了正题，反问：后世还有这样的人物吗？难道就不再有像他们那样看重志节、视死如归的人了吗？不是。只是因为社会的变化，他们的心理安顿也发生了变化，知道不应该再效忠于一个人。资本主义兴起，人日益向“智”的方向发展，知道个人是不足为之效忠的。因此也可以说，封建主义久绝于中国，死灰是不可复燃的。“在今天，有进于社会主义而涤除其资产阶级之积习者，守封建主义之余习而未达资产阶级之思想者，则无有也。”
最后一句话，是夫子自道，但意义不止于此。发挥开来，是说知识阶层随时代行进，思想陈陈相因，相叠相变，十分复杂，内含有关于人类之德性乃至社会的变迁均连续累进而非绝对断层决裂的历史睿智。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处在社会动荡转折时期，哪有像划阶级成分这么的铁定单一？其实，社会的变迁又何尝不是如此？新旧并陈，因缘交叠，抽刀断水水更流。这一意思乃是先生毕生史学通贯功力的透出，绝非信手写来。
读这篇《自述》也有许多难点。例如前头曾交代过自己的思想有过三期变迁，大意是第一期信康梁之说，笃信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第二期，信仰开明专制主义之说，但以改善政治为大同之第一步，认为法家督责之术可以治政治上的弊病；第三期，深为服膺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大同之境的可致之道，人类之行动可致转变一新方向。(12)。到思想改造交代个人阶级属性时，可以理解当时不便以“社会主义思想”自居，然而却给自己套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初读莫名所以，殊不可解。
再读下面一段话，就觉得先生竟有几分难得的幽默，幽默中不乏犀利。先生紧接转向又一话题，但在当时也是人人必须交代过关的一个问题。先生说：现在有人认为亲美、崇美、恐美，大学教授比比然如此，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那么你有没有？没有（大概当时认为先生乃属于旧式民族主义者，故并不怀疑他会亲美——笔者按），怎么说你也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呢？先生回答说，亲美、崇美、恐美，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无亲，唯利是图。资产阶级，特色在智。智则知人之所至，我亦能之，何足崇焉？唯利是图，知己知彼，力足敌之，则抗之矣，又何恐焉？故真资产阶级，当赞成抗美。其不然者，其利依附美帝，所谓买办阶级也，直奴才耳。(13)
上述那种设问与论证，层层剥茧，环环力逼，很像孟夫子的善辩文风。先生虽然套了当时习用的“封建”和“资产阶级”等词，但显然是在“现代性”胜过“封建性”的意义上使用的，是在讨论“数千年未遇”的社会变迁，以及时代精神的演进。先生用这一方法为“资产阶级”说话，在那时真是足够大胆，不知道挨批了没有？而在今日，较有些谈论“现代性”的，特别像回答“全球化”与本土意识这类两难诘问上，还是棋高一着，说得深透。“资本主义精神”帮助人类发现了自我，这种“智”的精神，即民智的开发，传播到哪里，自我中心的意识便高涨到哪里。由此，我们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便看得更清楚了，“全球化”的风潮刮得越厉害，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也随之喧嚣奔腾。看似矛盾冲突，实为世界变迁的一体两面，不能割舍。什么叫作识大而会通？这就是。
这虽然是比较特殊的一例，但像这样有深意的历史通识或时事见解，在先生的学术论著中随处可见。除初高中本国史教材和一些演讲稿比较好读外，四部断代史、一部《中国制度史》，包括最负盛名的《吕著中国通史》，不说大学生，就像我这样教了多年通史的人，也得慢慢细读，读了好几遍，才逐渐品出一点醇香来。
历史待我们终究还是宽厚的。先生的学术成就终于得到了如实的肯定，值得欣慰。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传世的，一定有长久的价值存在。如何准确估计和透彻认识“思勉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真正把先生毕生凝聚的学术精神和治学路径学到手，正是作为学术后辈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对先生最有意义的纪念。
梁启超构建新式中国通史理想的实现
我最初读的是吕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作为教学依托，觉得资料非常丰富，省了许多检阅古书之劳。90年代后，终于能读到《吕著中国通史》和《吕思勉遗文集》。读得多了，有点觉悟，才进而想到我们应如何定位吕先生的学术成就比较准确？前几年做百年史学历程与通史编纂的回顾，在几篇文章里约略说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14)现在我试作这样的定位：吕先生既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又是把新史学向中国社会史方向开拓的先驱者。是否准确妥帖，不敢自信，诚恳期待学界批评指教。
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史学”，特别是编纂新式通史，是由梁启超先生倡导、鼓动起来的。对梁任公，吕先生是崇敬有加。13岁起就从《时务报》上读梁文，除被禁的《清议报》不得阅览，那时“梁先生的著述殆无不寓目耳”。(15)照吕先生的说法，梁任公是狂与狷兼而有之。唯其狂，故敢开风气之先，登高一呼，树立起“新史学”的大纛。作为新史学的开创者，当时代的潮音初到，他较别的人更敏感，而且有那种本领，能够用振聋发聩的方式，唤醒旧环境中人起而变革。从后来史学的进展来看，梁先生的许多看法确实极具前瞻性，但也不免有些偏激和粗糙。吕先生在1941年说：“梁先生的史学，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或许未能丝丝入扣。从考据上讲起来，既不能如现代专家的精微，又不能如从前专讲考据的人的谨严。他所发表的作品，在一时虽受人欢迎，到将来算起总账来，其说法能否被人接受还是有问题。但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杀的。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16)吕先生始终忠实于“新史学”的旨趣，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后来的实践中丰富也修正完善了梁先生的新式通史计划。吕先生虽不曾亲炙，却从不忘梁任公引领启牖他走上新史学道路的“师恩”。
梁启超的大志在政治上，奔走呼号，席不暇暖。尽管后期多次动摇，屡屡反悔，直至临终之前，外界环境和他本人的心志，仍不容许他专心史学。那为什么还要选择史学变革展开大动作呢？在以前的中国，什么学问最发达？为帝王“资治通鉴”的历史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最丰富的学问是什么？还是“资治通鉴”的历史学。(17)试想经史子集四部，其他三部也都是史材。再进一步说，中国历史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政治。从上古三代起，历代当政者无不推崇史学。几千年来，一般人受的教育，环境里受熏染的，也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中国人的政治意识特强，运用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经验往往也滚瓜烂熟，人人有一手。这里头祸福相倚，但从长时段的社会变迁来看，梁启超认为，史学专注于王朝政治，专注于少数帝王将相、大人物，“群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被冷落掩盖，旧法子、陈药方不断被沿用而乏自省，民主意识不容易成立，毕竟祸大于福。“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有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梁先生说这话时是痛心疾首的。(18)
梁启超在政治上多半是失意的，但他对这方面的思考应该说相当有深度。他较早就意识到，愈后愈强烈，旧邦维新，要使帝制中国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新国”必先“新民”。他从正反两方面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要想成功地改造中国社会，不改善国人的知识素养，势将缘木求鱼。这就想到了要改造原为统治者“资治通鉴”用的旧国史，用新文化、新方法编写国史，让新一代人用现代的眼光检讨中国的过去，以利于走向未来。(19)因此，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的同时，就立志要编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把“新史学”的主张转化为可以广泛传播的通史教材。可梁先生又实在是太忙了，心志虽高，终无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充裕时间。算到1921年在南开作“历史研究法”的演讲，“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先生自己说已经积累了不少初稿。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直至临终前，除了两份草拟目录外，只有《战国载记》《社会组织篇》属通史计划之内，其余学术史、思想史的论著都是为之做准备的。最后一次与清华同学聚会在1927年夏，先生已经转为寄希望于同志和清华同学用二三十年工夫集体编著《中国通史》，力不从心的怅惘，溢于言表。(20)
梁氏“新史学”后继有人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不纯是个人的意向，而是时代潮流使然，是社会变革在召唤。从成果方面评估梁启超“新史学”的传播及其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展开：一是“专门史”的成绩，即“史”的分支领域的开拓，不少新分支确是直接受“新史学”主旨的启发，由成立而壮大，从事的学者也最多，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二是“普通史”（通史）的成绩，这方面从事的人相对前者要少得多。其中梁氏及门弟子张荫麟、萧一山均得“新史学”通史旨趣之真传，成绩卓然，但都没有能够一通到底。一个开头至东汉，不幸英年早逝，戛然而止；一个以清代收尾，未能如老师所许，回头收拾，中间空缺大半截，梁氏通史的壮志终未能在自己的弟子手里实现，殊为遗憾。(21)可梁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实践其旨趣，并完成他构建中的新通史理想的，竟是一位从未谋面、从旧学走来的东南“私淑弟子”吕思勉。凭两部出色的中国通史、四部中学教材，以及四部功力非凡的断代史（实际是先生精心设计的“史钞”样式“大通史”(22)），说吕先生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实践会通第一人，我想梁先生在泉下也会首肯的。需要特别补充说一句的，吕先生的6部大、中学通史教材不仅学术含金量高，而且都是从远古一直写到编著时的当下，个人独著，一通到底，往时罕见，今也无有。
历史就是那么有趣，虽不能说是梁先生“桃李不言”，但还是应了梁先生开出的新路径“下自成蹊”的佳话。偶然中还有必然，这是学术史上的一种因缘，因缘中的一种互缘，特别值得说一说。
这种因缘首先来自学术的内在理路。关于梁启超的“新史学”，学者多侧重从“变革”张扬其作用，却多少轻忽了其承继前学而来的脉络。1923年北大历史系创始人朱希祖为萧一山作《清代通史叙》，先生曰：“清代学术，以考据之学为最长，直超出乎汉唐以上；而斯学发达之原因，有正因，有旁因。每观世人泛举旁因，而不能抉发正因，诚为治史者一大憾事。”(23)朱先生竟从明中期文章复古之风追溯起，谓欲复秦汉之文，必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说兴焉，由此而音韵之学兴，继而实学训诂之风起，再至欧洲算术舆地之学输入中夏，乃由综贯中西的考据之学起而易为今之新学。这一梳理学术脉络的长篇大论，无疑是借萧一山的创作，提示“新史学”不是凭空而起，无源不能成活水。
20世纪以来，像梁启超、朱希祖那样，殷切期待有一部足以担当得起开发新民智的“中国全部通史”，几乎是所有新知识阶层的共识。然而对承担这一任务的史家来说，目标是那么地高大，条件又是十分地苛刻，能之者百无一二，以致傅斯年当年认为编写新通史的时机远不成熟，而张荫麟在1940年，一方面强烈感觉到“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非有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作“自知之助”，一方面却感叹“编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吕先生1952年议论到华东教育部组织专家研讨中国通史教学大纲的编写，尽管他也拟出了一份大纲，但劈头即说：“中国通史是一个极重要而亦极难讲授的科目。”(24)
基本的一条，要编写“中国全部通史”，必先通读完中国历史最基本的史料，对史料搜辑、考据、述论、编纂诸事要有一定的阅历和造诣。梁启超在正、补两编《中国研究法》里开出了一长串书单，分门别类，可谓精要周到，以为是治史者所不可不读的，但在《自序》里还是如实地承认：即使是从幼童时读起，“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以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梁先生感叹这样的标准，“在昔”苦读诗书的时代还少有人做得到，而今新式学校是觅不得这样的宝了。像梁启超这样的天赋聪明，无暇坐冷板凳，看书稍粗糙些，不免也被非议。所以，吕先生反复强调“苟讲学问，原书必不可不读”，“不论在什么时代，学问之家，总有其所当循的门径，当守的途辙，此即所谓治学方法”。(25)以此衡量，治通史的“入门线”是很高的。此非笔者妄自造作吓人，特引章太炎1933年在上海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上的讲话，就可以见得当时几有共识的“入门”标准，恐怕今天的博士生也难能做到：
太炎先生曰：史记文义平易，每日以三点钟之功，足阅两卷有余。《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四年可了。即不全阅，先读四史，继以正续《通鉴》《明通鉴》，三书合计，不过千卷，一日两卷，五百日可了。不到十七个月，纪事之书毕矣。欲知典章制度，有《通考》在。三通除去冗散，不过四五百卷。一日两卷，二百余日可了，为时仅须八月。地理书本不多，《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明清一统志》大致已具，顾氏《读史方舆纪要》最为精审，不可不读，合计不过五百卷，半年内外可毕。《历代名臣奏议》，都六百卷，文字流畅，易于阅读。一日两卷，不过十月。他如《郡国利病书》《清史稿》等，需时亦无多。总计纪事之书，需时半年，典章之书，需时八月，地理之书，需时半年，奏议之书，需时十月。以三年半程功，即可通贯。诸君何惮而不为此乎？(26)
所幸天不绝人，“在昔苦读”的人那时还有少数保存。梁氏通史的计划要由这些稀有的、梁先生素不相识的“读书种子”来完成，很像是传奇故事。以笔者有限的阅读，除吕先生而外，当时还有像范文澜等少数老先生，兼通新旧两学，在通史的大天地里皆能出入自如，不失通史原旨。(27)
吕先生的读书不仅完全符合上述“入门线”，而且加数倍之力超额完成。1941年先生在《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里说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使其先读《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不啻在读书之前让他先了解目录学和学术史。此项功夫，先生在16岁已经做过，经史子三部都读完，唯集部仅读一半。故先生不无骄傲地说：“我的学问，所以不至于十分固陋，于此亦颇有关系。”17岁，先生受同乡“小学”名家丁先生的指示，把《段注说文》阅读一过，又把《十三经注疏》阅读一过，后来经史出入自在、相互打通，植基于此。至于遍读正史、三通，前节已详，更是奇迹。此外，先生早年读《日知录》《廿二史劄记》十分用心，特别服膺亭林先生经世之学。(28)对章太炎的文字学，先生也用过功，对训诂考据之法相当重视。但先生认为：考据是由读书时发现问题才去应用，而发现问题，一半系天资，一半由学力，不能刻意追逐。大抵涉猎的书多了，自然读一种书时，容易觉得有问题，就需要考据。所以讲学问，归根到底，根基相当地宽阔最为重要。(29)
在立志治史之前，就已经读了那么多的书，称绝于常州。这是因为吕先生是在数百年读书仕宦世家长大的，父母两人合力悉心培养，完全按照严格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来训练；常州又为“今文经学”学派的文渊之乡，硕儒众多，习经成风。先生从幼童起就熟读古代经书、史书，浸染于“经世济民”的精神领域里，又受到父亲“隐而不仕”人生观的影响。他的读书没有个人功利的目的追求，崇尚的是知性和德性的奠基。但必须看到，如果不是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内乱外患的激烈震荡，吕先生要想成为他心目中所崇拜的顾炎武，恐怕也难。没有切肤的亡国之忧，没有新思想的浇灌，深入骨髓的历史反思，既无动力也无营养滋补。最好也只是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再世，常州学派中多了一位更以史学见长的传统学者。受康梁问道之学的启牗，在“新史学”的召唤之下，方有先生一生通史事业的创造。现在有学者研究指出，由今文经学的“经世”转轨为“新史学”，是学理内在的自然脉络(30)，吕先生恰恰正是连接两者“转轨”成功的典范。在梁先生是平生不识吕常州(31)，可算是意外收获；而在吕先生，读书无意“急用”，乃最后显为大用。
梁启超壮志未酬，留下两份草拟的通史目录，前已说过。我发现《吕著中国通史》的构架非常符合梁先生殚精竭虑设想的原旨；不同处，吕先生的通史目录较为简练合理，更切大学通史教材的实际。兹将梁先生草拟的通史目录与《吕著中国通史》目录列表于下，读者可以对照(32)：
***读者当会注意到，梁先生前一目录有两处列有“阶级篇”，可见太忙，不暇校订。后一目录未见有“阶级篇”，则非漏列，而是与梁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变化有关。
《吕著中国通史》上篇目录，最初酝酿于1929年，是时先生在常州中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六讲》，大体内容已经具备。(33)关于目录透出的结构体系，体现了“新史学”什么样的目标意义，将在下节再论。从上面的目录对照可以看出，梁启超“新史学”的通史计划，由吕先生实践而落到实处，不仅符合梁先生理想中的知识储备要求，而且目标和构想也灵犀相通。由“坐而言”的倡导，至“起而行”的实现，这是一个需要极大毅力和久长耐性的创作过程。吕先生积极地担当起了这个责任，加以修正完善，成就了自己在“新史学”中的独立地位。
“新史学”旨趣的丰富和会通
梁启超先生呼唤“新史学”之起，实因晚清内外时事形势的逼迫，偏重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合乎当时的实情。“宣言”一段结论性的话，给人的印象至为深刻：“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4)再看“宣言”给出的史学定义：“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仍着眼于“爱国”“民族”的意义。因此，当梁启超1902年发表“宣言”之时，论其思想，民族主义意味的浓烈不容掩饰；论其宗旨，则显为救亡图存、革故鼎新、创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服务。
这种“功利”的考虑，最能说明梁启超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先进代表。梁启超关于“新史学”主旨的基本看法，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过时。但发表“宣言”的当时，目标固然高远，用什么手段、怎样去完成，尚不及细细琢磨。还有一点容易被人忽略，或许也是新旧转换不可避免的“过程”。凡带有革命性质的运动，它初起时的一个策略，往往喜欢把新与旧转换成黑与白的对立。既要说明“新”的东西应该产生，就千方百计，甚至不惜危言耸听地开出“旧”的必须死亡的理由，许多人相信极端才会产生魅力。这样的策略用之于政治斗争可能成功，毕竟政权是可以取而代之的。但用之于学术变革，何况是历史悠久的历史学，这就比较烦难。知识是连续累进的，新的树木还须从旧的土壤里慢慢生长起来，其中也离不开旧的养分滋润。吕先生在1937—1938年撰有《论基本国文》一文，估计是在光华大学的演讲，内中特别指出：国文与其他学科一样，异常复杂，均由“堆积”而成，这是常识，不待费词。所以新的既兴，旧者不会废，也不能废，因为社会的文化非常复杂，旧者仍有其效用之故。(35)
较早敏感到梁启超“新史学宣言”提法过于偏激，有可能诱导走古今割裂极端之途的是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先生。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此等风气，虽为梁氏所未料，未始非梁氏有以开之。”(36)我觉得吕先生对梁启超的人品和学术的鉴识，比起柳诒徵要平恕得多。先生在1930年著文说道：“梁任公是冰雪聪明的人，对于人情世故见得极其通透。早年的议论，还未能绝去作用；到晚年，新更趋于平实了，然亦只是坐而言不是起而行的人。”(37)
综合梁启超当年批判旧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内容，他理想中的“新通史”实际包含有两大改革目标：一是通史内容的改革，二是通史体例的改革。(38)前者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造，“史界革命”的意义集中就体现在这里；后者则要起枝叶扶疏的匹配作用，也需要别出心裁，才能相得益彰。对这两大改革目标的定位准确与否，以及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如何，不仅会影响到“新史学”事业的发展前程，也将规定“新史学”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真正成功了。因此，百年回头看，新史学目标的提出，固然需要有石破天惊的勇气，唯有改革先知者能为之。但相比较提出高远的目标，既能传达新的意义，又能在学术上充分站住脚跟，切实地编写出为世人钦服的“新通史”，就不是那么容易。在变革的过程中，有太多的荆棘，太多的险关，需要许多人切切实实地开拓耕耘，需要许多人艰难地用力于攻关拔寨。这里，不仅不会有凭“精神胜利法”美梦成真的神话出现，也不可能提起头发完全离开原土壤。它必将是一次学术上具有“推陈出新”意义的创造。
吕先生与梁启超不同，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对国事和民生都非常关心，但从不愿涉入政界，故旁观者清，有浓厚的平民意识。(39)他的看法较少掺杂近视的政治功利考虑，心中有大理想，但平实而沉稳。这不仅体现在当时写的一些时事评论里（可惜大多尚未系统整理出版），对“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敏感并做出批评的时间也较早。
早在1920年撰写《白话本国史》的序例，先生已经不指名地批评近来所出的教科书，随意摘取材料，随意下笔，凭虚臆度，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40)同年，在《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的序例里又说：“本书力矫旧时历史偏重政治方面之弊，然仍力求正确及有系统。须知道偏重政治方面固然有弊，然而矫枉过正，拉着什么书就抄，不管它正确不正确，而且都是些断片的事实，其流弊亦很大。”(41)到1934年写《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的序例，则在“绪论”里明白道出他盘旋已久的忧虑，说“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批评前人常说的读历史乃在知道“前车之鉴”，失诸肤浅实用，须知“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绝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重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恐更不免加重”。(42)在经历了许多时事的变迁和内心的思考，他的看法趋向深沉，对史学急于眼前的功用觉得不妥，觉得需要把史学变革引向“根本”之途。他在《蔡孑民论》开首发表了一通议论，言辞委婉，却饱含深意。先生讥刺关于“有用之学”的说法，认为总不免有轻学术而重事功的味道，“其实学问只问真伪，真正的学术，哪有无用的呢”？接着，正面的见解就上来了：“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因环境的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擿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所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43)
诚如吕先生所忧虑的，检阅百年来“新史学”的发展历程，梁启超当初对“新史学”旨趣的论述，那种不注重“根本”、急于“作用”的隐患，引发某种负面影响，并非完全是意外事故。两千多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朝廷”与“国家”、政权与社会原就是混通不分的，用“国家”取代“朝廷”，也就极容易滑向新的“资治通鉴”，政权意识盖过社会意识，重视意见发表，将当下政见、方略的不同硬与历史认识纠缠在一起，不重疏通知远，不从整体上通盘检讨历史，厘清中国历史自在的轨范和发展理路无从谈起，那么所治者多在标不在本，徒费口舌，难有真正的收获。
吕先生对中国历史所持见解，有异于此。在吕著的论述里，频率出现最多的用语，就是：“观其会通”、“摄其全体”和“深求其故”，而这一切又最后归之于史学的根本在“认识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变迁因果”。这些道理在梁氏《历史研究法》里，前两者未得到应有的强调，第三条似与梁氏反复申述的“因果律”说相通，然意境亦很不一样。至于用“社会”取代“国家”作为主题词，则是通史主旨的一大深化。因此说吕先生丰富和修正完善了“新史学”的旨趣，在这些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
吕先生论著反复申述“观其会通”“摄其全体”的重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先生于1945年有与梁氏《历史研究法》的同名之作(44)，其中特别讲了读史固然有益，但读史不得法也会造成大害，再次告诫诸生：“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是要注意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由于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所以浅薄的应付方法（术士）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而深求其故，寻根究底，会通全体，则是治史者的任务（学者）。先生说明，纯为“应付”而把历史知识当作实用的，足以误大事，这也是为治人者贡献“策论”常有的通病和大弊。举的例子是筹安会诸人策划袁世凯做皇帝。他说：当时大家看到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后来事情果然是如此。你说他们没有历史知识？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成功的，例子多得很。反对的人从来就有，岂不可期其软化收买？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收买，又岂不可望其动用武力削平（这使我马上想到了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故事——笔者按）？但说到底，造成策士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还是历史知识的不足，是执一端而不顾全体，不能会通古今中外历史。这一事例说的策士就是杨度，梁任公则草文坚决反对，说明有无历史通识，对一个人的进身处事关系也至深。
反观梁启超对通史新体制的考虑，打破以政治史为核心的旧樊篱是必需的，借助各种学科的帮助，欲将考察的范围扩充至更多领域的意图也很明显（参见前目录，其中也包含有社会史的内容）。但仅有“多”，仅有领域的扩大，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去拢合，体系骨架也就显得散乱。看来他当时还不及从容考虑，只是采纳了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想用“大文化”的观念来组织新通史，因此在晚年把新通史径直改名为《中国文化史》。吕先生则思虑比较深入周详，认为要改造旧史学，仅有泛泛的构想，火花四溅，仅是壮观而已；要摇动一棵树，枝枝而摇之则劳而不遍，只有抓住“根本”，才能摇动整体，枝枝俱动。(45)
吕先生为什么特别提出通史必须抓“根本”，方能“多”而不散，才有一贯的精神、一贯的体系呢？还得回到中国通史难写的话题上，才能细细体味。
“新史学”再怎么“新”，假若不姓“史”了，也就不会有人承认它是“史学”。史学的共性就是必须基于史料，由史料入手获取事实，一切都得靠史实说话。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补编》，明说是为补充前书不足的，因此在“总论”开头对历史的定义就变化了，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把“真事实”作为“第一性”加以强调，且专列小节特讲如何“求得真事实”。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吕先生对梁氏的观察和评论非常到位，有鉴于早年的偏激，“到晚年，新更趋于平实”。
前辈史家均有共识，史学之难，难在真事实的获取，大海捞针，反复比勘，苦不堪言。说史学本是一种功夫，怕苦偷懒的人绝对不要去干这个行当，就是从这个道理上说的。进而言之，史学著作之难，还难在事实的“别择”（鉴别选择）。而编写通史尤难，诚如张荫麟所体验的，难在“剪裁”。显然谁也没有本事把全部中国历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地写进去。通史水平的高下，取决于用什么方法“剪裁”才堪得当。在这一意义上，张荫麟甚至发挥说：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人文艺术。
吕先生对这种通史创作的艰难，不唯体验深切，而且一生都在反复琢磨和提炼。他对清代章学诚的见解非常推崇。章氏把史材和史学著作（史籍）分为两物，提倡储蓄史材，务求其详备；作史则要提要钩玄，使学者可读。“提要钩玄”实际上是张荫麟说的“剪裁”所必须达到的境界，非此不是胡剪乱裁，便是史材堆砌成团，不成章法。吕先生评价章氏的这种见地实可谓史学上一大发明，说“章学诚和现代的新史学只差了一步，而这一步却不是他所能达到的。这不是他思力的不足，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如此。如以思力而论，章氏在古今中外的史学界中，也可算得第一流了。”(46)
“只差一步”，这是什么样的一步呢？就是史学必须得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之助，特别是有关社会整体状况及其变迁的学说，为观察历史增添显微镜和望远镜，才可能“钩玄提要”，透识其整体。所以先生多次强调，古今中外，国家政权多变，各类人物如走马灯，其底下都是社会的变化在使然，绝非像过去人误解的那样，以为舞台不会变，演员在屡变而已。在这一点上，吕思勉先生的认识，不仅没有一丝“遗老”的气息，而且称得上得风气之先，是一位名实相符的思想先进者。
西方到了近代，学科的分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这种风气传到中国（这方面，梁启超借助于日文介绍，敏感得很早，可惜无暇细读钻研），史学在各门现代学科的推动下，专业内分化的趋势也发动起来了，于是有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外交史、科技史等等，它们之中还分出更多、更细的专题。论“新史学”，专门史的成绩最显著，令人称羡。专门史的范围毕竟要小一些，而且那时多半都是做专题，还谈不上做专中之通，能够把“竭泽而渔”作为高目标。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做得越是仄深越见功夫，这是最符合职业特点的做法，容易为业内所承认，故有唯专为“家”、通不成“家”的习惯偏见。但基于社会变迁的要求，新式学校的广泛兴起，培养一代新人对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有一种正确的态度，通史再难也不可或缺。傅斯年“暂不宜编通史”，是从专家的角度高调要求，生怕粗糙的制品泛滥出来误人子弟。但首先鼓动张荫麟接受编写中国历史高中教材任务的，不就是傅孟真先生吗？
专门史走的是由“合”而“分”的道路，而普通史（通史）则是要将“分”重新返回“合”。这不是简单的拼凑合拢，新的回归应该有所综合、有所升华。吕先生认为通史可以走出困境，开辟新境界，但应该学习专门史创新的榜样，需要在众多与“社会科学”各分支相关的内容间架构一座桥梁，才能通向新的综合。桥梁的架构方法，吕先生认定了，它就是“社会学”。
查阅先生各时期的论著，正面的回答应是连贯的，即向社会史方向开拓。新通史必要以研究社会为枢纽，以考察社会变迁为主线，方能转动全局，开出新境界。据现在查考得到的资料，吕先生这一史学新主旨的表述最早见于《白话本国史》，时间在1920—1923年，也正是梁启超宣告从政界隐退，酝酿制定新通史体制（草拟目录），并且写出了“社会组织篇”之时，真有点灵犀相通的味道。吕先生在“绪论”第一章开宗明义即说：“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我可以简单回答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在全书的纲目中，我们看到按历史顺序穿插了一些名目全新的章节，如上古史第一章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第八章“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共有六节），第九章“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共有三节），中古史（上）第六章“社会的革命”，中古史（下）第三章“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共有七节），近古史（下）第五章“宋辽金元的社会和政治”（共有八节），近世史（下）第五章“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共有八节）等。至于不标出“社会”两字的内容在许多章节里也有渗透。对社会情形和社会生活的叙述，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事。这全仗先生对史料的通贯圆熟，比较梁氏的《社会组织篇》文稿要翔实深入得多了。(47)这本在19世纪20年代初就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已经被学界公认为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系统新通史，却至今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也是一部把通史引向社会史方向的开拓性著作，不能不说有点遗憾。(48)
从1922年《白话本国史》开始试验和探索，到1941年应《中美日报》副刊之约，专题写作《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先生已经完成了《吕著中国通史》的写作，思虑和考量非常成熟，语气也显得特别地坚定。他说：“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为什么这个样子。对于现在社会的成因，既然明白，据以猜测未来，自然可以有几分用处了。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道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为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49)
今天谈多学科交叉渗透无甚稀奇了。只要看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到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知道已经成了时尚流行，无不声称自己是采用这种“骄傲”的方法研究课题的，后面跟着就是一个不短的多学科清单。在吕先生那个时候，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还只是初潮骤至，找书不易。梁启超很早就注意到“群学”（社会学），吕先生也受到影响。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等，可能是先生最早直接读到的西方社会学译著。(50)先生在1920年已经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到47岁（1930年），因友人的介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唯物史观看重经济基础的作用，非常之欣赏。(51)
同乡挚友陈协恭1933年为《先秦学术概论》作序，谓先生天资极高，兼弘通与精核二者而有之，且深研近世社会学家之说，非徒专事古书疏通证明可与之同年而语者。(52)相比于褊狭考据风气，先生的通达尤其显得突出。从今日情景而言，又与颇多新派生搬硬套、作势唬人者不同。先生借“社会学”之助，全在细心领会其观察视角与思想方法的优点，反观中国历史事实，融通不离治史精核的要求，反对凿空泛言，生硬灌注。因此先生的运用“社会学”，见不到新名词、新概念满天飞，什么模型、模式的莫名堆叠，一如陈寅恪借西方“人类学”的启示，发明隋唐政治制度渊源奥妙，运用存乎一心，了无痕迹。这就是学界老前辈新旧之学兼通的高明。
吕先生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还处在孔德—斯宾塞初创原理的阶段，什么功能、冲突、交换、结构等等分派分系的理论与方法尚未进入。看先生强调“社会学”是对社会的“综合观察”，与孔德当时的意思最切近。后来那种以西方现代社会为模型，通过愈益烦琐化、形式化得出的所谓理论“概念”和“范式”，还不致像现在这样“污染”到古代社会的观察，折腾得不伦不类。吕先生对“社会学”原理的领会，最能证明前面老友所说“天资极高”，对孔德“吾道一贯”的独到领悟，恐怕连这位西方“孔夫子”也会惊叹后生可畏。孔德把“社会”比喻似人体那样的生命有机体，是更为复杂的“超级有机体”；又模仿物理学原理，说社会运行有“静力学”和“动力学”两种定律。我们看吕先生一开口，立足点很高，意境很远。他用本土化语言描述的“社会学”，注重揭示的是社会整体运动，富有强烈的历史感：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这节奏像是人生的定律。昔时的人，以为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这是世界一治一乱的真原因，无可奈何。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与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人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不能自强不息地去不断地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社会固然也会有病态，如因教育制度的不善，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等。我们借社会的协力，就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在，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53)这段议论，于孔德—斯宾塞之说有所超越，对早期西方社会学曾有过的庸俗生物学偏向有“先天”的免疫力，把它转化成了一种看重社会制度变迁、积极进取的社会变革学说。这不是创造性地借用西学而别出境界的一个很好事例？
如何用这种新的社会学眼光观察历史，逮住“社会”这一历来为治史者陌生的“动物”（西人有言社会为不易捕捉的狡猾动物，即指其似有形似无形，变动而不居），是个难点。首先就是史材方面的困难。我们看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也仍然有不少人以为只有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可以利用开发，而原来正史大部分都不得不因“无用”而被废，“社会史”便无奈地变向，朝史学一个分支——“社会生活史”的窄路上走去。不能否认，这方面的史料开发和研究有许多突破，但这只是一支专门史的成立，而非当年“新史学”期待中的“普通史”的成功，甚至弄不好，还可能偏离“新史学”的旨趣，与认识中国社会特点、推动社会变革的目标显得隔膜不合。
借“社会学”之助，疏通知远，通观其变，目的是为了认识中国社会整体状态及其变迁的方向，先生毕生精力尽萃于此，是他认为不可须臾疏离的“新史学”主旨。从这个角度上考量，细致梳理并深入认识先生在社会史开拓方面究竟有哪些突出的建树，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片面理解甚至夸张梁启超对旧史学批判的某些意见，先生向存不同意见。他说：旧史偏重政治，人人所知。偏重政治为治史之大弊，亦人人所知。然（一）政治不可偏重，非谓政治不可不重。（二）政治以外的事项，亦可以从政治记载之中见得。此二义亦不可不知。现在很多人喜欢说社会史是眼睛向下，写民众的历史，当时新史家称“人群的历史”。但若从史材而论，至近现代天地稍宽，越是往前史材愈少，缘木求鱼，久为史家苦恼。至于人民为历史的主人，这是从宏旨大义上说的，政权不为人民所有，情景就难以一言而尽。对此，先生的见解比较切近实际。他说人民方面的材料虽云缺乏，但须知（一）此乃被压迫阶级不能自有政权，而政权乃为压迫阶级所攘夺，自不能与政府方面的材料相比。（二）正史中也绝非一无所有，要费心开发。先生毕生花在这方面的精力真不少，打破了靠旧材料不能编著新通史的疑虑，开发的范围除史部外，兼及经、子、集，对集部价值的敏感也最早，故后来有集萃史材大成的“史钞”通史——四部断代史的编纂（今人对文集的开发正渐成风气，明清数量太大，故稍嫌迟缓）。(54)
史材之开发，已如上论。由史材出史识，则一靠眼光，二靠灵气（先生则说一由工夫、二由天赋）。先生常说“社会体段太大”，举一端而概全体，无有是处。正确的方法，就是先得有一种全局性的眼光，把社会看作综合的、流动的、进化的，活用中国古人的老话就是“通观其变”。
回顾百年史学的历程，吕先生所做的建树，无论史材还是史识，下功夫最深的是制度通史，成就也最为卓著。最早可追溯到1925—1926年在沪江、光华两大学对历史系学生的讲授，讲义初名《国故纲要》《国故新义》，一度改为《政治经济掌故讲义》，后改名为《中国社会史》，原稿设18个专题。其中5个专题于1929年正式出版时，命名为《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55)这方面的研究始终在深入，心得愈后愈成熟，最后完善、凝聚于1940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从47岁至58岁，经历了由“不惑”到“知天命”，也标志着先生的学术生命达到巅峰，炉火纯青。
通观吕先生的学术编年史，在20年代前期完成《白话本国史》和初高中教材编著之后，精力专注于制度史的研究。治史者都有体会，制度史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渊源沿革，要从详纪传人物、略制度事物，细琐繁复、茫无头绪的正史材料中，梳理制度沿革的线索脉络，不博览群书，没有分析综合、比较鉴别的功力，绝难摸到边际。为什么要去干别人看来事倍功半的这等苦活呢？
笔者现在终于读得明白了一些。先生凭着自己治学积累的特长，触悟到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社会历史学的本土化，必须通过制度史入手，方能曲径通幽。先生自我的表述，有下面两层意思：（一）《文献通考序》把史事分为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大类。前者是政治上随时发生的事情，今日无从预知明日；后者则关于国势盛衰、民生大计的内容最多，是预定一种办法，以控制未来，非有意加以改变，不会改变。前者可称为动的历史（“社会动力学”），后者可称为静的历史（“社会静力学”），当然这是仅就形式而言，不可泥执。(56)（二）进言之，历史上的一切现象，都可包含在这一动一静的交叉变化之中（实际上，动与静也是相对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一点，先生的阐述还不够清晰）。先生说“理乱兴衰”，就是古人所说的求治法之善与不善，精力不可谓不多。不可继行的制度不变，治平之世不可得。然当政者对制度的保守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惰性，常转为抗阻革新之弊；只有制度的革新，才能治丝理纷、排难堵乱，开出历史新局面。而入至近世，情境又变，青年经历未深、阅读不广，民之情伪未知，嚣嚣然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举武辄踬，戊戌变法以来，屡变而终不得其当，实由是也。先生把会通这两方面的情况看得极重，明乎于此，研治历史则探骊而得珠，教授史学之意义亦由此而达彼岸。(57)
吕先生还从另一角度申述这种历史认识方法的意义。过去的人总说“史也者，记事者也”，史事仅止于叙事而已。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实在记不胜记，不能尽记，也不必尽记。深求其故，必从社会制度上着眼，方见得深，看得透。例如以往专重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却不知道这些特殊的人物和事件总发生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中，是那时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制度总在不停地“潜运默移”，重大事件看起来像“山崩”那样激烈，却是由社会的长期“风化”积累而成的，由此而造成所谓“世运”的转移，划分出中国历史内在各个时段的变迁。(58)过去因为没有“社会”这个概念，遇到时局艰难，囿于所谓历史的经验，便误以为只要古代的某某出来，只要用过去的某某方法，就能解决问题。若知道社会是动态的，变动而不居，历史便是维新的佐证，而不会再是守旧的护符。“深求其故”，还要讲清历史各个方面相互发生的因果关系。社会是整体的，任何现象必与其他的现象有关系。这因果关系看似复杂，但其中必有影响力大小的不同，有时此重彼轻，有时彼重此轻，但以物质为基础，经济发展的力量总是历史变化的原动力。有这样的历史认识，就可以改变许多陈旧的认识习惯。例如中国的旧史学一向以政治为核心，习久了就误以为政治才是社会的原动力，国家的治乱兴亡全由于政府中几个人措置的得失。时局不行，换些人就可以了。真知道历史的人，便懂得改善制度比人治更重要，制度变迁的后面，又是由经济变迁慢慢推动的。
在这样一种识史方法观照下，开出会通历史的新境界是自然之理。阅读吕著通史，有许多具体历史情节，后之史家研治专深，更赖史料新的开发，呈现得更为细密可靠（最出色者当如严耕望的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从弘通处着眼，精密则称雄一世(59)），但先生许多精彩通观评论，直击要害，能传达出常人轻易看不出的历史意韵，让读者享受知性旅行的愉悦，得益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丰富，更是增进了对社会状态和社会变革的认识。我想，先生的作史愿望原就是如此。
先说“人民为历史的主人”。这是社会前进的方向，也是新时代治史者应有的宏旨大义。先生始终追求现代“大同”社会的实现，欣赏有理想激情的人，但通过历史的考察所得的结论，认为通达和理性更是现代人必备的品质素养。他从中国历史梳理所得的社会进步，认为必基于社会组织的改变，基于公众参与度之扩大。简约概括为：（一）事权自少数人渐移至于多数，此自有史以来其势即如此。自今而后，事权或将自小多数更移于大多数，移于公众性的社会组织。（二）交通范围日扩，密接愈甚，终必至与世界合流，此观于中国昔者之一统可知。世界大同，其期尚远，其所由之路，亦不必与昔同，其必自分而趋合，则可断言也。（三）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渐高，公众参与的范围就越广，专擅之少数人秘密政治也愈来愈难得逞，“天下”必为天下人的天下。真正的民主，植根于真正的教育。政治的解放，必先之以教育的解放。(60)这里我们看到吕先生富有特色的治史方向，关注历史上的社会风气、制度变迁，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社会的进步，也饱含着他对“大同世界”的美好憧憬。
这种通观的认识，落实到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先生持异于常人的见解，有不少独到之处。先生认为周以前为上古史，这一时期是我中华民族从初浅之群，由部族、邦国逐渐演进为一个大国的过渡时代。夏商周三代，好似一个“国际社会”，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封建”邦国。其中握一国之主权者称“君”，而能驾驭列国之上的强国，称“天下共主”。秦以后进入统一时代，既不再封邦建国，用人亦不拘贵族阶级，封建势力好像是解决了，实则新问题又起来。封建古制的“反动”，是不可避免的。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乃至王莽改制的复古，更深刻的是，“封建势力”仍以各种变相在延续。从边远至内地，各种区域内各有恶劣的“封建”势力，事实上即等于上古时代的各个小国，其中有州郡割据，有豪强霸横，有文化较低民族建立的政权，甚至宗室外戚的专权，地方官的“自行其是”，都未尝不是“封建”遗逆的表现。因此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扰乱，内乱外患，甚至部分时期的大分裂，莫不是这些势力轮流反复在起作用。封建势力的根源，实在于土地上的剥削，而消除封建势力要靠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疆域广大，交通险阻，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多在交通大道一线，难以向腹地深处发展。所以中国政府的统一性、积极性，说起来实极可怜。这只要看中国历代，行放任政策尚可以苟安于一时，行干涉政策即不旋踵而招乱。言治皆轻法治而重人治，地方唯有派一能员就此地方定出相当的方策，才有一定的成效。故秦汉以后，代表国家主权者所当严加监督者乃在官僚，治官之官日益，治民之官日减，治民者但求无过。(61)我们看，这样地观察中国历史，自较许多拘泥于书本或外国理论概念的，更注意到社会组织方面特有的弱点和弊病，政治内在变迁的“中国”特色。
此就历史长时段之形势而言。落实到短时段，事件的历史，其眼光一样地锐利。兹举一例。先生的历史分期颇多独特，独特之一，即先生反复申论“王莽改制”为中国历史的又一转捩点。先生在各本通史中叙述此事，可简约归纳如下：远古社会始于公产，自公产之制破坏后，人心始觉不安。授田之制既坏，然而有官税、私租之分，遂至汉代起有兼并之害，后世有加派之弊（税外加费）。实则公社、封建的社会组织既已逐渐堕坏，古制本无所依托，然先秦以来言改革者总觉应返古法，分为两大派，一主平均地权（儒家重行井田之说），一主节制资本（法家打击豪强富商）。至王莽乃将两说合而为一，其决心加以贯彻，魄力可谓极大。改革不但没有得预期的结果，反而闹出滔天大祸。这失败绝非王莽一个人的失败。王莽的行政手段拙劣，但这只是枝节。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社会环境已经变化，社会组织没有大的改变，根本上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先秦以来言“公产”改革者共同的失败。汉代的多数人对社会现状都觉得痛心疾首，汉以后则主张姑息保守成了大多数，以为“天下大器”不可轻动，“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天下安”。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思想学术方面相应的变化，即是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业已无人敢提，解决人生的问题遂转而求之于个人，于是后来有玄学、佛学、理学的迭相兴起，直至明末清初才有学术启明星的出现，对政治制度的痼疾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根本作深刻的反省。(62)我们看众多通史教材，直至当下，多数也还是纽结在王莽改制是耽于空想，还是虚伪作假的个人品质之辨上，未曾从政治变迁的大关节上着眼，就见得吕先生确是极少数能达至疏通知远高度的史学大师。
再举王安石变法一例。先生论熙宁变法，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范围既广，流弊自然不能没有。例如青苗，以多散为功，遂不免于抑配（强迫摊派）。抑配之后，有不能偿还的，又不免于追呼，甚至勒令邻保均赔。保甲则教阅徒有其名，而教阅的人，反因此而索诈。在当时，既要大改革，不能不凭借政治之力；而在旧时官僚政治机构之下，借行政力量来实行改革，自然免不了弊窦百出。既处于不能不改革之势，照理应大家平心静气，求其是而去其弊。而宋朝人的风气，喜持苛论，又好为名高。又因谏官权重，朋党之风，由来已久。至此，新法遂因党争而宣告流产。比较新旧两党，新党所长在看透社会之有病而当改革，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徒见改革之利，不措意因改革所生之弊。旧党攻击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只是对人攻击，自己绝无正面的主张。最无道理的是，当时的政治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革吗？明知其不好，怎能听其自然？面对这个问题，我想旧党就无话可说了。由历史上改革的失败，先生预言：“将来总要有大的改革出来。”(63)读到这里，先生精细阅读各种史料，感觉敏锐犀利，穿透古今的力度就显示出来了。先生说“探原过去以证现在及将来”的会通意境，由此倍感亲切，可以心领神会了。
“思勉人文学术”精神
1984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为纪念吕思勉诞辰一百周年题词，写道：“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64)“四部之学”为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至现代则分演为文、史、哲等科。先生的著述除通史外，于民族史、思想学术史、古典文学史均有专著纂述。因长期兼授国文教学，对大学、中学的国文教学和语言文字改革，也有许多独立的见解。(65)今日称吕先生之学术为“思勉人文学术”，与先生出入于文史哲三科均有创获的经历相符，庶几可以成立。
先生名思勉，字诚之，均富人文涵义。一生学术的主要成就大都是在光华大学完成的，先生视其为最后的精神家园，毕生学术归宿所在，有名校坚聘亦绝不忍弃“乡”他走。光华大学创办于1926年元月，据《尚书大传·虞夏传·卿云歌》“旦复旦兮，日月光华”取名，故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格致诚正”四字为光华大学的校训。(66)无巧不成书，“诚”字把先生与光华合为一体，而“思勉人文学术”的真精神也正是在“诚正”两字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吕先生读古书之多，无人不钦佩。但视先生为旧时代中人，系旧式人物的错觉，曾经流传一时。至少在我做助教的时候，听得教研室某老师回忆先生上课，不带片纸，手拿粉笔，在黑板上捷书史料，讲完再写，写完再讲，事后对照，洋洋洒洒，一字不误，觉得非常神奇。但讲说者对先生的思想观点作不屑状，不愿多言，因此我一直误以为吕先生确为“封建遗老”，是属于过时的旧人物。现在把吕先生的书大都读过了一遍，方始觉悟“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先生从幼年起对国内外时事就非常关心，读新书，也读外国人文社科类的书，且笃学深思，对新思想的吸纳，凡有善者、可信者，无不虚心渴求，但绝不苟取，也不尾从权威，有独立的主见。
吕先生是在光华大学创办的当年8月入校任教的，先任国文系教授，不久即创办史学系，出任系主任。先生一手制定史学系的课程，并向诸生讲述办系宗旨。先生要求学生用新方法整理旧经典，既要用心阅读必要的古籍，也须通过外国史事，精研西籍，更要明了现今世变之所由，目光不唯在书本上。治学的精神，则是“必先立平实之基，进求高深之渐。求精确而勿流于琐碎，务创获而勿涉于奇袭”。(67)此数语实集萃先生一生治学的精神，其中“平实”两字尤为紧要。
唐史名家、陕西师大历史系教授黄永年是吕先生抗战时期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高中）的学生。生前回忆说：“现在，我也是五十好几的人，已接近当年吕先生给我们讲课时的年龄了，也勉强在大学里带着几位唐史专业研究生。可是扪心自问，在学问上固不如吕先生的万一，在为人处世上也深感吕先生之不易企及。吕先生当年曾为我写过一副对联：夙夜强学以待问，疏通知远而不诬。联上写明是录梁任公语。它促使我时常考虑怎样真正做到这两句话，真正不负吕先生当初对我的勉励。”黄先生后来把从吕先生那里得来的师训，转化为自己的治学格言：“做学问不赶时髦。”(68)黄永年的这句话，作为先生“平实”两字的注脚，确是十分贴切。
在20世纪诸史学大家中，吕先生是治学心态最平心静气的一个。他有激越的理想抱负，但从不张扬，治学有似陈、王两位，也是“外冷而内里极热”。这与他淡泊宁定，“埋头枯守、默默耕耘”的为人风格极相契合。先生绝不是“两足书柜”，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他的学问，有两个特点：一是极具平民意识，与陈寅恪、钱宾四特重精英文化迥然有别。先生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所到之处，必细为调查，对物价波动尤其敏感，至几元几分，均一一载录。眼睛向下，关注民间基层生活，重视社会经济研究，在同辈史家中恐少有与之匹俦的。二是对社会进化向持乐观向前的心态。他信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变迁最为紧要，“大同”是人类必走的道路。这同陈寅恪的悲观成鲜明对比，似与郭沫若相近。但从其主张自然演进的立场看，与郭沫若之激进更像“同床异梦”。他之接纳社会主义学说，出诸学术追求，不沾激进情调，亦即先生讲求的学问须求“平实”。
先生的论治学，一直强调应抱有理想，服务于社会改革的根本，勿流于琐碎饾饤的考证。先生评述年长一辈著名学者，反复陈述他们的成功实是时代使然。是社会的变迁，改革的艰难，玉成了这些学者的事业，而先决条件是他们都对社会改革抱有诚正的热情。他说：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若对于其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要讲做学问干什么？(69)1943年，在《学制刍议》一文中，借孤寒子弟教育的重要性发表议论，这段文字少为人注意，却足以传达先生治学的真精神。先生说：“不论国家政治社会事业，总是要有人去办的，而人之能善其事否，实以其有无诚意为第一条件。必有诚意，然后其才可用诸正路，其学乃真能淑己而利群，不至于恃人以作恶，曲学以阿世，反造出许多恶业来。道德为事功之本，诚意为道德之本。”(70)
理想必不可少，但要在激情与理智的平衡。他对康有为与章太炎都很敬佩，说他们当其早年，感觉敏锐，迫之于旺盛的感情，出之于坚强的意志，所以能做出一番事业。但因为感情较重于理性，及至晚年，则渐与现实隔离，遂至不能适应环境，终至招来失败。相比之下，先生更欣赏严几道与梁任公。他说：严复头脑是很冷静的，其思想亦极深刻。他不是单凭理想、不顾事实的人。梁任公介乎狂狷两者之间，既有激情，亦不失通达。从许多文字透出的才性来看，先生于梁启超最为心仪，虽然“大同”理想是得之于康有为的启迪，在理性论事、做学问求深刻通达方面，“最于梁先生为近”。(71)
先生认为处于社会变迁的时代，使人人具有改革思想最为当务之急。然而，社会的进化有一定的速率，并不是奔逸绝尘，像气球般随风飘荡，可以不知落到哪里去的。目标虽好，没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实现途径，往往好事会造做出坏的结果。所以，改革思想非可以空言灌注，亦非单凭热情就可以的，必深知现在社会之恶劣，而又晓然于其恶劣之由，然而对于改革的志愿和改革的计划应有理性的考虑。这种理性的考量从哪里来？一是靠从现实得来的阅历和锻炼，一是求之于书籍，求对以往社会的总结和检讨。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借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佐证而完成之。先生在《读书的方法》一文里特别地说明：“读书，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事，这话是很难说的。学问在于心间，不在于纸上。要读书，先得要知道书上所说的，就是社会上的什么事实。如其所说的明明是封建时代的民情，你却用来解释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所说的明明是专制时代的治法，你却用来应付民治主义时代的潮流，那就大错了。从古以来，迂儒误国，甚至被人讪笑不懂世事，其根源全在于此。所以读书第一要留心书上所说的话，就是社会的何种事实。这是第一要义。这一着之差，满盘都没有是处了。”(72)因此做学问的，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把经历锻炼和书本知识相互证明，才会有真体会，有真心得。对现实的观察有多少深度，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有多少深度；反之亦然。治史学的，如果对现实生活漠然无所心动，完全闷在书斋里，无所用心，不敢思想，学问的格局不会大。先生把世上的一句俗话，赋予新的意义，变成了治史者应置于书案前的座右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现在我们来纪念先生的学术，其经历已不可能复制，学术随时代而进，更不允许亦步亦趋，专事保守。如何从精神气韵上领会和融通先生的文化遗产，是为我们这些后学者所当钻研的课题，亦即古人所说的“当师其意而用之”。
(1) 生平纪事请详参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版。“三通”之中，吕先生最推崇马端临348卷《文献通考》。中国通史合“理乱兴亡”（政治史）与“典章经制”（文化史）两大板块的想法，就是受马氏的启发。
(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二节。对《吕著中国通史》的评点如下：“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上海世纪集团“世纪文库”本，第85页，2006年版。
(3) 先生自谓《史记》《汉书》《三国志》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是两遍而已。但这是1941年时说的话。见《吕思勉遗文集》第33页，《我学习历史的经过》。黄永年教授的回忆：“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史》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是七遍，当年不便当面问吕先生，不知翼仁同志是否清楚。但我曾试算过一笔账：写断代史时看一遍，之前朱笔校读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读事先只看一遍恐怕还不可能，则至少应有四遍或四遍以上。这种硬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回忆录收入《学林漫录》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吕先生编著的大学与中小学中国通史教材，按时间顺序先后有：《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授书》（六册，与庄启传合著，中华书局，1916—1917年出版）、《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历史讲义》（1920年，未刊）、《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上海商务书店，1923年出版）、《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上海商务书店，1924年出版）、《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本国史》（上海商务书店，1924年出版）、《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二册，上海商务书店，1934年出版）、《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上海商务书店，1935年出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四册，上海中学生书店，1935年出版）、《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出版）、《吕著中国通史（下册）》（上海开明书店，1944年出版）、《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上海中学生书店，1946年出版）等，另有许多提纲、教学参考与演讲、问答等通史教学样式。四部断代史实是先生另创的“史钞”样式大通史的一大半。此处六部计其代表作。
(5) 对吕先生在中学历史教材方面的成就，笔者另有《吕著中国历史教材研究刍议》，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1期。
(6) 钱穆先生回忆：“（1945年后）诚之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周所架之长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92页。
(7) 现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汇编前后两辑总成《吕思勉读史札记》，恢复了过去许多删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 见于《后汉书·应劭传》，又载于《太平御览》卷51引《阙子》。
(9) 先生自谓：“予年十三，始读（梁）先生所编之《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笔者按）。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作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牗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0页。对康、梁、严、章、蔡，先生均撰有纪念文章，参《吕思勉遗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406页。
(10) 《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34—452页。
(11) 《史记》卷8《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12) 《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39—440页。
(13) 《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48—449页。上述原文，有些地方因多带文言语气，笔者不揣陋拙，试译作语体文。但关键处，不敢径改。
(14) 参拙著《史家与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 《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0页。
(16) 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道路》（1941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69页。
(1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库”本，第13页。
(18)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19) 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经验，就是借编写历史教科书刷清一代人的思想，故明治时期编教科书风气极盛。后来，内藤湖南倡“唐宋变革论”和新东洋史，也是通过其与弟子合编中等学校教科书《新制东洋史》广为传布。梁启超受到日本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20) 有关情况我在《萧一山与清代通史》《中国通史编著百年回顾》两文里有过简略的介绍，不赘。《战国载记》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专集之四十七收有《地理与年代》，专集之四十八收有《志语言文字》，专集之四十九收有《志三代宗教礼学》，后附两份通史目录，详拙文后议。《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则被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六，全文八章，最见先生通史编撰新意。
(21) “专门史”与“普通史”相对待的说法，自西方史学引进，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所习用，我们在梁启超与吕思勉著作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区别法。普通史，一译“普遍史”，就是今天所说的通史。断代史，严格意义上是不能称“普通史”的。梁启超原希望萧一山在完成清代史后，续写全部通史，却未能遂愿，参拙著《史家与史学》有关章节。
(22) 已出版的有《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二册，1948年）、《隋唐五代史》（二册，1959年）。先生晚年体衰多病，余下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摘录，惜未能完稿，是为史学界一大遗憾。此一样式，在《中国史籍读法》中先生有说明：“现在史学界最需要的，实为用一新眼光所作的史钞”，搜选材料，仍依原文，己见则别著之。《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
(23) 朱希祖：《清代通史叙》，见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新版萧一山《清代通史》前列原序。
(24) 吕思勉：《拟中国通史教学大纲》（1952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537页。
(25) 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大路》（1941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69—474页。
(26) 吕先生在1939年写有《史学杂论》一文，内云：“苟讲学问，原书必不可不读。”文内记述自身体验，称：小时读康南海《桂学答问》，尝见其劝人读正史，卷帙实亦无多，不过数年，可以竣事，倘能毕此，则所见者广，海涵地负，何所不能乎？当时读书之精神为之一壮。及近年，复见章太炎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之讲话（二十二年五月）。谓正史大概每可读一卷。史乘之精要者不过三四千卷，三年之间，可以竣事。其言与南海如出一辙。上述章氏引文，见录于《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02页。
(27) 参拙著《史家与史学》“范文澜：追求神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第22—25页。
(28) 先生自谓6岁从塾师读《四书》，先生竟让还是幼童的学生开始读《通鉴辑览》、《水道提纲》和《读史方舆纪要》，着实令人惊讶。8岁时，母亲为其爱子讲解《纲鉴正史约编》，10岁后又从另一位塾师读《纲鉴易知录》，将《易知录》从头至尾点读一遍。其后，父亲让先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令先生泛读《日知录》、《廿二史劄记》和《清经世文编》。从此顾炎武、赵翼，后来加龚自珍，为先生最早私淑的史学三先生。16岁后立志治史，开始独立并系统阅读正续《通鉴》、《二十四史》与“三通”。详《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29) 文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07—411页。
(30) 请参阅路新生：《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转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1) 1923年，吕先生《白话本国史》出版，同年写有长文与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商榷，刊于《东方杂志》（今收入《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3页。此为先生早年第二篇正式发表的史学论文。文末云：“倘梁先生不弃而辱教之，则幸甚矣。”未见梁先生有回应，故有“不识”之语。
(32) 梁先生的两份目录，到林志钧编辑出版《饮冰室合集》后，方始为外界读到。是书由林氏于1932年编就，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出版。吕先生对社会史的考虑，始于1920年，目录成于1929年。先生是否看过这两份目录，从现有见到的文字里找不到确证，有理由认为，属于心通暗合。
(33) 参《吕思勉遗文集》上册，《中国文化史六讲》第95—146页，及《中国阶级制度小史》第273—314页。前者当时未刊，后者1929年由上海中山书局初版。
(34) 梁启超：《新史学》，见前注。
(35) 吕思勉：《论基本国文》，《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79页。
(36) 柳诒徵对梁氏的批评见《国史要义·史德第五》。柳先生对梁氏视《二十四史》为帝王家谱、断烂朝报、相斫书等等议论耿耿于怀，非关个人恩怨，有关情况参拙著《史家与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1—108页。
(37)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1930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392页。
(38) 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见前注。
(39) 吕思勉先生自述：早年无意于科场功名。稍后目睹戊戌变法以来，苞苴盛而政事益坏，朋党成而是非益淆。辛亥革命起，予往来苏常宁沪者半年，此时为予入政界与否之关键。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予本不能做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予甚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详《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与《吕思勉遗文集·自述》。
(40) 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白话本国史·序例》。
(41) 《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927年第四版。此书今尚未重印。
(42) 此教材系前教材由文言改白话，篇幅亦由12万字扩充至40万字，商务印书馆1934年分上下册出版。今重印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推出，改名为吕著《中国史》。其实仍称“高中本国史”，有什么不好？
(43) 吕思勉：《蔡孑民论》（1930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02—403页。其实早在1920年撰写的《白话本国史》“序例”里，已有委婉的批评：随意摘取几条事实，甚且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现加上凭虚臆度之词，硬说是社会进化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4) 本书作于抗战后，1945年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故流传不广，至1981年始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史学四种》。抗战前，先生在光华大学有《史籍与史学》讲义，观其文意，前后相通。该讲义虽两次被收入，均不全，且有删节。至华东师大2002年版《吕著史学与史籍》始完璧归赵。
(45) 吕思勉：《论基本国文》（1937—1938年）：“古人有言，要摇动一棵树，枝枝而摇之则劳而不遍，抱其干而摇之，则各枝一时俱动了。一种学问，必有其基本部分，从此入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78页。
(46)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著史学与史籍》，第12—13页。
(47) 《白话本国史》，原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从1920年底确定序例，至1922年完成。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白话中国通史，初版后一再重印，影响广泛。初版后作过几次局部修订。现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再版，以初版本为底版，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其女吕翼仁的校记，为最完善的本子。1949年后，历50余年始能重新排版面世，感慨系之。
(48) 据笔者阅读所得，较早使用“社会史”名词的是1902年8月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史学通论》，邓氏称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这里的“社会史”是与“贵族史”相对，亦即有“民众史”的意思。通史著作采用社会进化阶段说的，早者推1904年6月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夏氏云：“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又由游牧社会以进入耕稼社会。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这实际上也只是文明史——文化形态观的一种表达，尚未自觉地借助社会学方法把通史引向社会史的开拓。同年12月出版的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国学保存会版）也类似于此。这些资料都说明吕先生采纳社会学运用于通史编写，有时代的背景，有前辈的影响，非纯粹代表个人，而是晚清以来新旧史学蜕变过程中早晚要走出的一大步。
(49) 文载《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11—413页。梁氏《社会组织篇》，共八章，与《中国文化史》原拟目录不尽相同，亦见梁先生对通史的结构安排一直游移不定。出处参前注。
(50) 先生的著作文章不喜借别人自重，征引他人书籍或言论者极少，文内偶有“斯宾塞有言”之类，言简意赅。具体看过哪些西人的书，不易寻得证据。此处据张耕华为上海古籍版《中国史》（后一种高中教本）写的“导读”。耕华教授从李永圻整理先生论著多年，熟悉先生家中藏书情况，当有所据。其他书名省略，可参阅张文。
(51) 吕先生对唯物史观的接触较早，也很敏感。见到的文字为1920年在沈阳时所写的《沈游通信》，源自先生读《太平洋杂志》的介绍文章，载《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87—88页。后者参先生《自述》，载《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40页。
(52) 陈协恭：《先秦学术概论序》（1933年），载《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63页。
(53) 《吕著中国通史》“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54) 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见《吕著史学与史籍》，第75—77、97页。
(55) 初由上海中山书局于1929年初版发行。1936年4月上海龙虎书局增订第三版，改书名为《史学丛书》。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易名为《中国制度史》，然《中国阶级制度小史》被省删。《中国阶级制度小史》后收入《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273—314页。据张耕华教授告知：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推出这部重印书，不仅恢复吕先生自己的命名《中国社会史》，原删去的部分：《阶级》一章，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诸章中近代以后的叙述，以及各专题内的一些分析、评论的段落，总计10多万字，全部恢复。
(56) 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吕著史学与史籍》，第97页。
(57) 吕思勉：《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79—480页。
(58) 吕先生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见解，有专题研讨的价值，容后再论。有关情况，可参见张耕华为上海古籍版《中国史》所写的“导读”，对先生的分期法有具体的介绍。
(59) 严先生的中国中古政治制度研究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严著既有精密的考证，又有宽阔的视野，对重新认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复杂性有突破性的贡献。严先生为钱穆门生，钱氏又为吕先生的学生。笔者以为，严先生制度史的眼光更近吕先生，故对吕先生有“四大史家”之誉评。见《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0) 前引参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原为先生在光华大学讲授之讲义，生前未刊，时间在抗战之前。《遗文集》收录不全，请见《吕著史学与史籍》，第66—67页；后引参《中国文化论断续说》，《吕思勉遗文集》，第335—336页。因先生叙述甚长，此处由笔者精简而述之，自信大致不违原义。
(61) 以上简述综合《本国史提纲》（1944年）、《中国文化论断续说》（1946年）、《中国通史的分期》（1952年），请分参《吕思勉遗文集》第330—331、558—585、633—663页。先生对商业资本的看法也有许多独异之处，如认为资本主义可以破坏“封建”势力，但它们也容易相互勾结，故亦应“节制资本”。容另文讨论。
(62) 以上据《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与《吕著中国通史》有关章节综合而成。
(63) 以上议论，系综合《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与《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1935年光华大学讲义）。后者载《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69页。
(64) 引文出《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357页。
(65) 需要提到的有1931年商务出版的《宋代文学》、1934年商务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前者收于《论学集林》，后者今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学术丛书》。1933年出版的《先秦学术概论》，与多侧重哲学不同，此著独注重社会政治方面，颇具特色。1937年，针对光华大学设立的“基本国文”一科，特撰《论基本国文》长文，对今日大学国文教学亦有启发。原文收入《吕思勉遗文集》，第678—696页。
(66) 光华大学创始人、校长为张寿镛。公子张芝联教授作有《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追忆母校光华大学》，记述办校经过，以及本人就学、任职时代的掌故颇详，载《万象》2000年第6期，读者可参考。
(67) 文见《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422页。
(68) 黄永年：《我的老师吕思勉》（1998年10月），载《学林漫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
(69) 《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12页。
(70) 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录，第251页。
(71)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遗文集》，第385—401页。
(72) 吕思勉：《读书的方法》，原刊1946年6月3日《正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