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22-11-12 00: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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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控制机制,政治体系是其中的坚核,主流文化是为这样的政治体制作意识形态支撑的。经历了长达数千年历史进程的不断选择、再选择,进入帝制时代,方基本定型。其间又经历代王朝多方修补、充实,最后在时空坐标系统上画出的整体图像,确实很有历史个性。

  

   现下学术界多半根据最后定型的那种形态,名之曰“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体制”,西人则有称之为“东方军事—官僚专制主义极权体制”的(如魏特福格尔)。(1)依我看两者差别不是很大,前一种冠以“封建”对帝国时代实不伦不类,后一说法对体制的“军事”性质,及其与“专制”的关联有特别的敏感。但是在众多的相关论述中,往往有“先天命定”的色彩,仿佛如婴儿坠地时的第一声啼哭,就注定了他一生必须在“专制主义”里讨生活。魏氏是如此,国内共鸣者也有意无意地在加重这种渲染。晚近通史又因“五种形态论”的遮蔽,“封邦建国”的一长段历史被冠以“奴隶制时代”,其时分权政治体制的特色悄然打入冷宫,更强化了中国自古以来就生活于高度一统“集权统治”之下的历史误导。

  

   我觉得且不说曾有过与帝制不同的“封建时代”,即使用“专制主义”恶谥一笔骂倒“帝制”,固然痛快,却无益于通解这种社会控制机制产生及其演变的历史长程,而且也会把这种体制的内在机制和社会功能简单化,不屑花力气悉心研究这种体制持久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即不能揭示其曾经有过的“合法性资源”的多种选择。它的存在全然成了证明中国“国民性”倾向“极权”(即所谓“奴性”)的“历史根据”,而且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思想成见。由此,对变革这种体制的条件和途径也难有清醒深刻的认识,盲目性很大。盲目最易激发躁动。前贤屡为之痛心疾首的“破坏尤过于建设”,近代激进主义的事与愿违,恐怕都与这种认识误区不无关联。为此,吕思勉、钱穆、陈寅恪先生等前贤在其学术论著里都有诸多深切的批评(详见《吕著中国通史》《国史大纲》以及本书外篇学术史相关评述)。

  

   因此,这里想先从关于辨识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帝制时代政治体制特征的相关学术史说起,看看能不能从中提出一些问题,以供进一步讨论。

  

   辨识政治体制特征的方法论策略

  

   大家知道,早在明末清初,诸先贤就曾将传统时代一切政治体制的弊病悉归之于“一家一姓”的君主专制,谓曰“后世之君,私天下以利己”(黄宗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天下)也”(唐甄),“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顾炎武)等等。这些议论直斥“君主集权”,在传统时代固属惊世骇俗、不世出之诤言。但若认定传统政治制度仅仅是因君主“私天下”而造就一切,君主制能维持两千余年就成为不可理解的“哑谜”。事实上,支撑中国君主制长期存活的社会机制极为复杂,而且在一种特定的社会体制内还长期有效。唯其如何,帝制废除后“民主制度”建设遥遥无期,“专制主义”一再复活,才可能被释解。

  

   百年以来,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屡次失败,许多学者在辨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特性方面筚路蓝缕,开出了许多新的认识领域,多有超越前贤之处。这里,我想首先提出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初版于1948年,再版于1981年)。(2)它是继“社会史大论战”之后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一部学术专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陶希圣在《读书》杂志上开始挑起的那场“社会史论战”,主义、党派的色彩和“当下情结”都极浓。然撇开政治成见不论,即就秦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即有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专制主义社会说、佃佣制社会说等等名目。(3)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多少反映了中国新史学草创时期很难避免的那种迷惘,面对遽然外来的众多社会政治名词概念,一时不辨所以,容易把别人的谜面直接当成猜测自身的谜底。

  

   但陶氏当年的代表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也决非一无是处。颇值得一提的是,陶氏在书中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士大夫独特的身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具有特殊的敏感。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断言“官僚是集权国家的一个傍生的制度(系统)”,“破坏旧国家,必须破坏旧国家的官僚制度”,并预感到废除帝制,名义上的专制君主可以没有,但仍有“革命党官僚化”和“官僚制度死灰复燃”的可能。他当时的主张是:“彻底打破官僚制度的方法便是直接民权中直接选举权和直接罢免权”(亦见当时对西方政治学的认识之片面肤浅。——引者附识),“中国数千年来后封建时期(指封建制度崩溃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的官僚国家,这样才可以打破”。(4)不管人们后来如何评论他,这样的识见已经远远超越明清至辛亥前后诸贤达的识见,绝没有理由以平庸视之。可惜他自己所投身的“革命党”不期然地按着他曾经担忧的方向走去,自食其言。

  

   等到王亚南先生于1947年将该书的各篇在《时与文》先期连载时,陶氏当时杞忧的新一轮官僚政治(连同新官僚资本)再生,“专制主义”在蒋氏王朝再度肆虐,传统政治体制并未随帝制终结而终结,都已成为天人共怒的事实。王书与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相隔一个历史时段,但其主题却仍一脉相承。而待到“文革”结束,新一轮“专制主义”批判又开始,弟子孙越生整理再版并撰写了意味深长的《再版序言》,与先生书初版时,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时段。前者相距19年,后者则有32年之隔。“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相伴相生的话题,在现代中国历史的两大时段里仍然不断被“沉痛”地接着讲下去,就足够说明这一话题与中国历史特性关联的深刻程度,亦见辨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特质,由君主专制展开去,深入探索它存活甚至僵而不死、再生复活的社会机制,显得特别重要。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显著的特色,便是具有突出的世界眼光,头两篇即从世界已经存在过的各种政治体制的异同分析起,引出中国“官僚政治”的特殊性。全书聚焦的中心,已经从一般的“专制主义”批判,转移到探究“专制主义”在中国存活的深层根基——“官僚政治”和“权力经济”(这一名词为笔者所加,但其意不离先生所指“两税制”与“科举制”两大“杠杆”说),以及建基于“权力经济与官僚政治”之上的集权体制何以会具有“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先生对集权体制都冠以“封建”一词,那是时代风气使然,不应苛责)。“三性”以及对“三性”根基的论证辨析,无疑是先生凝聚其对中国历史长期深沉思考得出的深刻洞见。我觉得先生对“官僚政治”根由的揭示,明显比陶氏更进一层。先生首先认定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种政治形态的生命延续,实依赖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民众的“愚昧无知状态”以及对外封闭如“木乃伊”三大条件,并指出上述前提是密切关联着的,三足鼎立,相互扶持。先生还说:“官僚政治既然是当作一个社会制度,当作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又极有包容性、贯彻性的社会制度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决心与作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并参证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5)这些话在50年后的我们听来,几近“预言”的性质,仍具很强的震撼力。

  

   从传统政治体制里发现知识阶层(士大夫)与“官僚政治”的特殊关联,揭示出“特权政治”的性质,无疑切入了中国历史肌体的腑脏经络,是最富“中国性”的研究境界。但若由此多走一步,以为只要解决“知识官僚阶层”的问题,甚至误以为只要知识官僚阶层完成向“理想人格”的转变(所谓“内圣”),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就会变得极其荒谬。

  

   当年陶氏之书,就有这种偏向,不必再论。这里还想对海内外新儒家“新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表示一点异议。我不否认新儒家在中西交融的背景下,以开放的心态,吸取世界文化之神髓,回头致力根基于中国自身,侧重道德升华方面的学术建设功业。但有些新儒家人物试图进而“通过儒家来开出民主与科学”,通过儒家“圣道”来开出“政术”,来定住“政术”的思路,比之王亚南等前贤确是大大后退了。

  

   其实早有人引用朱熹感叹“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作为对“内圣外王”有力的历史反驳。当今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先生更意识到:“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不是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而是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这一洞见似乎并没有引起新儒家群里许多人的足够注意。

  

   事实正是如此。不同于文化道德层面,政治体制的转型,首先关涉政治经济层面的安排,正如王亚南先生强调的主要是“社会科学”起作用的地方。西方社会学、政治学较之中国儒学高明之处,即在他们认定考察的逻辑的起点应确认“人”是“经济人”与“政治动物”,其理路是以恶制恶,在权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开发与分享上,在权力的制控上实行的是游戏法则(或雅名曰:协议)。这与道德领域所崇尚的“内圣”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道德政治化的结果,到头来往往损伤自身的纯洁性。这方面的教训,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西方哲人说得好:“国家是人类必要的祸害”,“权力必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导致绝对的腐败”。“内圣开出外王”,从历史的经验上看,各种各样的“内圣开出外王”,总有一种想建立“文化天朝”的冲动,以某种文化(有人曾明倡曰:“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大一统”的绝对权威型的霸道意识,竭力排拒文化的多元化张力的存在。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的进路,从“内圣”衍化为“外王”,必得寻觅一个能操作的“实在载体”。这个“载体”在中国就是“卡里斯玛”式的天才领袖,最终总归于复活不同形式的“至高无上者”,为某种畸形的专制政治招魂。(6)我对“新权威主义”的反感也是由此而来的。至于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由儒家开出“资本主义”一说,我向存怀疑态度。事实上他们既非靠“儒学”经济起飞,而“权威政治”也推迟了真正走出传统统治“峡谷”的进程;他们由于经济的变迁将来可能走出“政治峡谷”,依仗的也不是今人所指的那些“儒教(内圣)文化”,而主要是一套新的政治经济运作机制——“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这种社会转型相应的文化变迁,最好的前途就是能够包容东方文化中原有人类性和普世意义的传统,而不是简单的“西化”,失去本土化的根据。由此而再回味王亚南先生1948年上面说的一长段话,亦见后人未必全胜过前人。

  

   这里我就想到另一个问题:历史的“感觉”与历史的“理解”两者之间的异同关联。

  

提醒“事实强于概念”,有其深刻之处。国人对本土的政治体制弊端有着许多切身的体验,处在“情景”之中,感觉的敏锐是外人远所不逮的。传统中国的帝制为西史所未有,其独特即在君主专断一切的刚性与官僚高度流动的柔性巧妙结合,因此中国学者特别困惑于“专制主义”尽管十分讨嫌,必欲去之而后心安,却总不乏再生的新旧官僚支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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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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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历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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