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先明，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代表作有《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20世纪的中国乡村》《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末世：清王朝的最后十年》等。
［摘 要］20世纪的“新史学”是伴随时代革命而兴的一个学术朝向。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揭橥新史学旗帜始，直至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史学建构才基本完成。在以通史和专门史所构成的新史学学科的基本格局中，能够贯穿始终并持久地构成其主体性内容者，则又非社会史莫属。在新史学建构的百年行程中，不同话语体系的碰撞、交锋和交错递进，为现代学术史描绘出一幅多彩多姿的画卷。学术研究取径上不同的话语体系，在相互碰撞和交锋中形成了相互摄取、相互融含和共进的景象。近代民族主义为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披染了浓重的时代特色，这也是其与旧史学——皇族或王朝史学的根本性分野之所在。
［关键词］新史学；社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剧变的不平凡的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历史的世纪性变革竟然与历史学的时代性变革同频共振，中国新史学几乎踏着20世纪的脚步揭开了完全属于自己新时代的篇章。
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特别是中国史学从此变成了‘世界史’叙述框架和一个组成部分”。令人惊叹的是，经历百年巨变后的新史学，虽然有不同学科体系互争长短、不同学术体系竞比高下、不同话语体系交相嬗替的动态演进，但新史学的整体特质和基本进路却脉系相通一至于今。“无论其后出现了多少名目繁多的史学流派”，“其基本的认知出发点均未完全偏离《新史学》所铺设的‘进化史观’的轨道”。尤其在中国通史的撰写框架和基本取向上，“从梁启超《新史学》和《中国史绪论》开始，中国通史写作……总体变化似乎并不大”。如何清晰而透彻地梳理百年中国新史学的历程，并在学理上思考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体系建构，应该是学术界时不我待的责任。
一、新史学兴起、建构及其转型
“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虽然是“这一新觉悟的最佳标志”，却也仅具滥觞之始，在相当长时期内“新史学”多以旨趣、体例和要义立言，通过颠覆旧史学转变了史学发展的朝向，而于“新史学”之学术创建和学科建构则用力不多，创获有限。所以顾颉刚认为，“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按顾之所论，中国新史学的真正形成当在此一时期。循此轨迹梳理史实，新史学的演进脉络则大体可见。
其一，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新史学，是在新学教育制度建构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20世纪之初，新史学的先辈梁启超、夏曾佑以及刘师培、陈黼宸等都是在新学与旧学的论争中开辟新径的先觉者，共同趋向于以“民史”替代“君史”的新史学变革。梁启超生平撰述“起码有半数以上可归入史部，在各式传记和学术思想史外，则以史学理论和方法为大宗”。夏曾佑撰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以《中国古代史》书名出版）昭示着新史学的进向，被称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夏曾佑，他们“但开风气”的新史学论著虽具引领时代的意义，诚如许冠三评断“皆是为后学立榜样指门径的典范之作”，但未有建制意义上的学科建设之功效——这取决于学制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学科转化历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新史学的学科建设依赖新学教育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及系统化，始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有孙家鼐、丁韪良等人主持之京师大学堂及全国各省新式学堂之系统成立计划。”但新学制的创建中经变局，无疾而终；迄于1905年末学部成立，新学教育制度方始落定。其后政局变迁，权力更迭，惟新学教育时代之潮大势既成，无从颠覆而树立不易。基于此制度根基，新史学于中落地生根，终获分科生长之初萌。依学部规则，当时大学分科门类表规定：其文学科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而在预科，各科亦均列中国史学为通识教育。显然，新学教育取代旧学教育的制度变革成为中国史学从传统四部之学到近代分科之学的制度性基石；尤其是“新史学”建构中的通史一门得以落胎结蒂。尽管清末民初新学教育制度中史学学科发展不尽如人意，其亦旧亦新或新旧拼接的样态令人诟病，一如梁启超所指责：“然现行之教科书及教授法，实不能与教育目的相应。”但这种势所必至的趋向，毕竟将新史学根植于制度建设的学科化进程之中——无论这一历史进程如何曲折和艰难，史学学科的根本性改造和建设已经是时趋势至的必然。1922年，梁启超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强调其要点有二：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这意味着新史学在学科建设层面上目标的实现：社会经济与文化两部，“实则此为历史之主要部分，且不容以时代割裂”。
20世纪30年代后大学之文学院多设立历史学系，“除中西两通史两近世史是每年必开外，其他每年各先生所开的课也略有不同，统计约有几十种，中国断代史方面有商周史、春秋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明史及清史等”。大学中所设立的史学研究院的研究科目分为中史、西史；中史则分为通史、断代史、专史等。整体而言，其史学学科建设规制和规模与今之大学历史学科设置已无实质上的判别——这当然成为新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应于新史学学科成长和发展的是相对稳定成型的通史类历史教科书及其体系内容的建构。撰写“通史”或“全史”以为国民教育提供具有时代价值的史学读本，是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学术诉求成为新史学先贤们共同的目标。章太炎于1902年致函梁启超，表示“欲根据新历史观，撰著一部《中国通史》”；“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代表，其纪传则但限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谓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穿，则取其中纪事本末例为之作记”，其要在于体现“社会兴废，国力强弱”。刘师培也认为中国旧史学无所发明，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旧史家不明社会学之故，故而提出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以社会学理论来建构中国历史进程。相继而起致力于新史学教科书者有夏曾佑、曾鲲化、习屠寄等人。虽然以“通史”建构新史学的努力始于20世纪之初，但大多限于通史体例和设想层面，间有上述可数的几部教科书问世，也不过浅尝辄止，“始终未能履践心志”。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荫麟《中国史纲》出版时，至少已不下三四十种”。钱穆坚持“新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撰述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而其根本就在于一种‘综合贯通’或‘博古通今’的‘通识’历史观”。基于此，钱穆将张荫麟定位于新史学开创者之一，“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
虽然顾颉刚等人对于“通史”颇多微词，但作为新史学的重要一脉，通史教材的规模及其风向，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新史学学科构建的成效；其意义一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言：“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篲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而梁启超则明确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南开大学任教之作）实“创造一新史”之作。
其二，中央研究院及其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中国新史学学科体系转型基本完成的标志。国家建设，首重学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各项建设事业的逐次展开，从1924年提出构想，至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宣告了现代性国家学术研究机构的问世。复以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旋迁北平）；顺次而立的是史学研究会（1929年）和史学研究所（1936年）；新史学的学科建设由此纳入国家规划层级。尤其是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新的方法和理念展开中国古史研究，与此时已经“是在史学上称王”的顾颉刚相互竞进，很快融入国际史学界，被美国学界视为中国新史学的代表。这意味着其学术声望的国际认同，也体现着新史学学科建构的历史成就。杜维运曾评赞史语所的历史地位：
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新猷，甚值珍视。
无疑，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中，中央研究院及其历史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一个重要节点。其中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他的就职宣言，也是他的治所大纲”，规范并引领了国家层面新史学发展的基本朝向，“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亦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之一。在现代学术制度、学术规范和发展方向上，“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是一块高耸的里程碑”。
其三，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展现了新史学蔚为大观的基本样态。在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学为主题的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学术论战，的确史所罕见，某种意义上它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新史学发展演进的必然成果。“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虽然参与论战的各方人士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大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依据，其背景即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当然，论战各方所持的政治立场、学术见解等存在巨大差异，所争论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但这场史学论战规模声势之大，学术影响之深，见证并诠释着新史学的历史进程。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明确指出：“中国新史学是一门很‘年青’的‘学问’，还不够十年的寿命。我们的中国社会，还在未发掘的古墓里，还在未读破的古籍中。这十年的光景中，我们的先驱者，给与我们的，仅仅是一个粗大的轮廓，甚至可说只是一个暗示。”正是经此社会史论战，何干之深有感悟，认为新史学未来之路尤长，未竟之业至重，未解之惑甚多，亟待后学“赶紧摄取现代史学的知识”奋起接力而行。
杨振红认为，社会史论战“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关心。社会史论战让历史学者强烈地感受到历史学并非单纯的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与国家、民族、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并加深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这一特征事实上也构成新史学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如钱穆所论：
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其人必具下开诸条件。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瞭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
据此可知，自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揭橥新史学旗帜始，投身其间并矢志以求者虽多，却大都局限于宏旨、体例和取向之论，真正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内容建设未见彰显。直至20世纪30年代之后，以上三端具有学科显示度事件的相继出现，才真正标志着新史学转型之完成。由此，由新观点而新材料，而新工具（新方法），“三者互为辅助，互为利用，遂使吾国之新史学走入一新阶段。新通史之谋建立也，专史与专题论文之著录也，译述工作之进步也，在在均有新进展，而使吾国史学界呈一新局面”。正是从梁启超始，前后相继者刘师培、陈垣、吕思勉，直至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等，“凭藉着这一群‘跨世纪人才’的卓越建树”，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史学已然成形，可与新文学的声势相颉颃”。
二、从“民史”到社会史
20世纪以来经历三四十年的创建和开掘，新史学整体面貌得以成型。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概括所言：“后期的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他归纳为“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他所指陈的后期史学是民国史学，以此与前期即晚清史学相对而言。这也正是上文所述“新史学”转型完成的时段。顾颉刚认为，中国新史学成就值得赞许，其在“门类之多、人材之众”方面，“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值得关注的是，以考证史料见长的顾颉刚在总结史学成就时虽然“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却在史学的新观念认知上突出了“社会史研究”，如其所列“近世前后两期史学的关系表”所示（见表1）。
在顾颉刚看来，社会史研究不仅是在新史料、新方向与新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新史学内容之一，而且其学术脉线贯穿前期与后期史学发展进程之中。
与顾颉刚立场基本一致，金毓黼认为近代史学趋势约为二端：其一是新史料之发现，其二是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他强调的是：“所谓新史学及新通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然其最终于新史学内容仍落脚于“盖新史之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能就社会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则通史之骨干立矣”。
事实上，如果对20世纪30年代之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综述性梳理，则可概见其新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及其学科内在构成。据1936年10月20日上海大学史地社会学研究室主编之《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第3卷1期至9期）选目，我们分类整理如下（见表2）。
由表2中各类篇目可知，无论在史观或史学理论，还是在专门史研究方面，社会史选题取向都占最大比例，它实际上构成了新史学建构的主干内容。这一情势与今天的历史研究取向似乎亦相差不远。这一景况表明，百年历史长程中新史学的主体内容始终侧重于社会史一端。
“以民统代君统，为生人不为死人”，这构成20世纪以后新史学建构的核心理念。梁启超把“新史学”定位于一种国民资治通鉴或更广阔意义上的人类资治通鉴；而新史学的读者则是普通民众，类如夏曾佑所言：“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这是新旧史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民史观”的提出即构成“新史学”的基本内核，这其实也就奠基了其主体内容的“社会”根基。
在批判旧史学的前提下着力于“新史学”的建构，梁启超强调“新史学”当是适应“新国民”现实要求而发生的“致用”之学，故其目的不为权势阶级而作，而为“社会一般人而作”。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梁启超“新史学”重心立于社会之一端：“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不仅如此，即使以聚焦于人物的史学研究，亦当以社会为根基，所谓真正的“历史人物”，即为世人所誉、所毁、所膜拜、所蹴踏者，因其“或顺势而为社会导，或逆势而与社会战”，否则就史学而言，则“非人物也”。基于此，对于“正史”即“专以人为主的历史”，梁启超认为“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他，自然缺点甚多”。“新史学”研究历史人物，必当“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在这里，人与社会浑然无分。
一方面，他将新史学之内容侧重于“社会生活之演进”，务求变革旧史学“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之弊；另一方面，他突出治史理念应在“眼光向下”的史料选取上，认为“新史学”必须从转变史料搜集之方向着手，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对于“新史学”中的“社会史”内容而言，这些一向不为关注的“民间文献资料”，才具有“舍此而外，胡可得也”的价值。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清末西学大规模输入的进程中，梁启超“新史学”的建构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现代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社会学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同样，章太炎也主张在通史编纂中引入社会学理论，他说：“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
就“社会”概念而言，晚清之际也不时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如《论社会》一文所述：“野蛮之地无社会者焉，乃文明渐开，微露萌蘖，久之遂成一社会。然则所谓有社会，盖以渐积极成者也。抑社会二字，本非我国古来惯用之熟语，而社会之实形，自古已有。”然受清末知识转型的制约和影响，当时的“社会”一词尚未以成熟稳定的概念或范畴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方面它只是在与“朝廷”对应意义上的存在体的泛泛指称，如“而以社会之变化比政局变化之快疾，则有霄壤之别”。另一方面它又常以较为模糊和含糊的“群”来表达由人结成的共同体，如“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事实上，将这一概念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并赋予其特定学术价值者，梁启超实有开新之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及至20世纪20年代后，当“社会”取代了“群”的概念时，梁启超明确无误地突出了“社会史”内容在“新史学”中的地位。他强调“新史学”的研究内容为“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人”的活动：
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
史学内容的“社会”定位，成为梁启超“新史学”的着眼点之一，此正为其“社会史”理念的彰显。
不唯如此，梁启超史学研究之“社会”取向浸浸乎及于后人，遂成为时代之朝向。“迨清季怵于外患，知旧学之不尽适用，学者转而骛新，民国以还尤甚。盖以旧者不足道，而新者为足以应变。”在史学发展之大趋势上，正如金毓黻所言：“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其学术精义既有史学理念之基石，也有方法论之导引，即“一面将其旧领域划归专门各科学，使其日为发展，一面则以总神经系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未入版图之事项，亦吞纳之而无所让，此又新史之条件应重新规定之范围者也”。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以及社会史已经成为新史学中惯常的范畴之一（尽管其义仍有歧见），尤其这一概念中具体指称的“社会之组织”很快为学界认同，构成了后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题材之一。
“所谓社会，小而言之，就是所处环境中的一个区域。推广开来，就是一个国家的范围，再推广开来，就是整个世界也是一个大的社会。而人类对于社会的关系，小而言之，就是一人的家庭或家族直接发生的关系，扩大开来，和自己乡里的关系或整个民族的关系，再扩大开来，就是和全世界整个人类所发生的关系。”社会史从研究理念发展成为世人瞩目的学术领域或学科方向，固然有其自身阶段性发展进程和特征，而实际上它又构成整个“新史学”历史演进的主体内容。“历史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史，就是不受人类意志之支配的自然事实或结果底历史，如金属、植物、动物、地带等类历史。一种是社会史，就是人类在社会里面的自发行动底历史。”
20世纪之初伴随着“史界革命”潮流的涌起，社会史理念已经蕴含在“新史学”孕育之中，是故何炳松以撰《通史新义》上编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下编专论社会史研究法，“凡社会通史之著作，及与他种历史之关系，皆加以说明”。其后，随着“新史学”的问题意识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社会史”竟一时聚焦为社会热点，引发出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与学术性论战。与问题意识的变化相联系的是解释模式的相应变化；然而，其中“不变”的理论成果及其对后世史学研究的持久影响，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提炼。
从学科内在结构的简略分类而言，新史学通常分为通史与专史。“以通史言，为便于论次，或分三期：曰上古，曰中古，曰近世”，“以专史言，或损截通史为数段，曰远古史，曰商周史，曰秦汉史……曰近代史，亦概称为断代史；或纵剖通史为数部，曰政治史，曰社会史，曰经济史，曰学术思想史，亦概称为专门史”。要而言之，以通史和专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所构成的新史学学科内容的基本格局，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然成型；而能够贯穿始终，并持久地构成其主体内容者，则又非社会史莫属。
三、新史学的学术体系与特征
从学术演进轨迹上看，近代以来人才蜂拥而起，明显有过两个突出的高峰时期：一是晚清咸同年间，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故此，王家范强调新史学恰恰形成于二三十年代之际，“具现代意义的各种学科相继滥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代沟通中西的学科权威名家大抵成形于这一时期”。新史学是20世纪以来不断建构、不断完善的新时代史学发展的基本朝向。“任公以后，几乎所有的新史学流派皆为它的兴起奠过基石。”以学术门类或学术取径的不同面相来看，新史学百年行程中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流派纷呈中却终究以新面相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学术体系建构而成型。
张荫麟被认为是新通史学术体系的奠基者。以考据起家的张荫麟却将厚实的旧学积累转化为“勇开风气敢为先”的资质，创构《中国史纲》以为新史学的立基之功。虽然《中国史纲》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但其历史通感却爝火烁烁，“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形成了对于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其后，通史性学术体系建构交相迭起，“因以改造旧史，别创新史……而为吾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也”。此后别有创获的《吕著中国通史》，着眼处则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最具优势。及至钱穆以《国史大纲》异峰突起，成为“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前接后续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许冠三将钱穆排拒于新史学之外，以其“史学为传统或守旧性质”，实为“旧学之守灵人”。此偏颇之见学界多有评断：
钱穆之所以在《新史学九十年》中缺席，主要是由于许冠三执中国新史学“双轨”之一端以拒其另一端，即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的结果。这显露出许冠三的“新史学观”是褊狭的。
王家范也坚定地认为，20世纪以来，“一种比较特殊的治史路线，以钱穆、陈寅恪最具影响”。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也接受了来自西学的影响，实证的、逻辑的论述方法以及人文观念的关照，都有许多与古贤迥异的新识见，另一方面却极端反感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和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力持对本国已往的历史必须有“温情与敬意”。
因此，与其妄断钱穆为“文化亡灵守护人”，毋宁说其是在传承中创新的新史学的另一取向。而钱穆本人则率直地称自己所为乃致力于“新史学”之建构，其立意和主旨诚如在《国史大纲》中所言：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钱穆认为，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材料经历史延续而累积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据此可知，钱穆之新史学的理念昭然不惑，且其并不拘限于门派之别，而力主融考订、记诵与革新之所长，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新时代特色之通史，从而达至新史学建设之目标。“着眼于中国本土的独特文化并以此来阐释本国历史，以求中国历史文化之独特价值与意义的史学，较中国古代以文献校勘和辨伪考异为基础、以实录直书为特征的传统记述史学，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史学，无论是就治史理念还是就治史旨趣而言，无疑都算得上是新史学。”
虽然在新史学的行程中，因学缘、学识、知识结构和研究取向不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流派，即如钱穆所区分的“记诵派”“考订派”“革新派”等，但门户不同的史学取向仍脱不出新史学的时代特质及其基本归属；甚至不同门户之史学取向在发展演进中也存在相互汲取、融合与交错的影响。钱穆《国史大纲》之编撰已刻意提出：“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
固然这些“通史”著述难以达到理想地步，依顾颉刚的眼光看，“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但它们的创获为新史学的学科建设夯下了基石。通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科学者，其道由此”。它们在不同的研究取径中呈现出共同的时代趋向：以进化史观为基本立意，以历史分期来统合史实，以社会（或文化）变迁为叙事主线，以制度更替为框架结构。这一相对模式化的学术体系的形成进一步表明：新史学既表征为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史学，同时也昭示出它是诸多史学支流共生共汇而成时流的一个学术潮向。
通史之外，文化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等专史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建构，一定意义上奠基了新史学的学术体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广泛引介，尤其是“社会学的研究进步，也使历史学家随着深切地了解‘社会’这个建设，对于人们的活动有一种超个人的力量”。这为历史学家认知“新增加了‘社会性’与‘社会力’的解释。有了这种解释——社会逻辑的解释——不但使历史学家注意到社会的各种特殊状态，而且使我们深深觉得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产生都应该是逻辑的，而没有了神奇之点”。这导致历史研究学术体系的时代性变化。在新史学学科发展进程中，社会史一时聚为焦点，正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体现。“蓄积20余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发生了两件大事，极大地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础和方向。这两件大事便是‘古史辨派’的兴起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
社会史学术研究中很多具体问题并没有获得认同，但其在学理建构和理论、方法的取向上体现着相对的趋同性。吕振羽在其《中国原始社会史》中说：“郭沫若先生说得好：‘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所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因而史的唯物论，不啻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我们握住这副工具来解剖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那么，除上述唯物史观的流行外，热烈非凡的社会史研究中心论题是什么？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阐释得十分明确：“本书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续编。‘前编’已经指出了现代中国社会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后编’再指出过去中国社会是什么，以加强我们对于怎样做的决心。”而且这是一个多年来“出现于思想界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常常刺激着人们的视听”。在这一论题之下形成的社会史，是一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社会史问题”，甚至是超越国界的学术热题，“翻来覆去，不出乎三点：（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及其没落是怎样？”何干之认为，“各方争论概不出乎这三点”。
以《新生命》《读书杂志》和《食货》杂志交替为中心的社会史论战的演进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所论争的重点略有不同。概而观之，第一阶段所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社会史的含义以及社会史理论方法；（2）中国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其分期问题；（3）中国社会结构问题。其后，随着论战各方理论困境的僵滞，所谓“关于中国社会本质的论争，目前固尚难告一段落，即在将来，也不晓得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宣告结束”。从而，人们关注的热点趋向于对社会经济史的精细研究。社会史研究取向也于1934年之后以《食货》的创办为标志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社会史论争焦点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历史向社会生活与经济层面的历史扩展。学者们由论战前期的泛泛而谈转向与史料结合的细致分析，由此前的宏阔叙事、理论铺陈、长时段纵论、公式主义走向了微观研究、就事论事、断代发掘、材料为本。
从《新生命》《读书杂志》到《食货》，社会史广泛而热烈的论争显示其学科体系建构的一般特征。两个阶段讨论的侧重点虽有变化，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社会形态史研究进而关注到社会经济史与社会生活史的挖掘，学术研究的指向性表明，学者们在社会史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探究当前社会形态这个宗旨上基本达成了一致；而且都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在这样的雄心与视角下，研究者们运用概括法、抽象法、统计法、回溯法等方法展开了对诸如社会生活、社会构成、社会职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分析。这种将社会形态与具体历史现象进行融合，以及由大到小、以小见大的社会史研究思路的转向，奠定了社会史研究扎实的根基，并在现代学科的构造中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存留了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社会史研究一开始就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有着与生俱来的现实关怀。社会史论战的引发者陶希圣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引起了中国许多的青年，注意到中国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要求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与社会史的研究”事实上是无可分离的，“解剖中国社会，为的是求解中国革命之迷”。不同社会史的见解，对应着革命性质之不同：“中国是封建的社会，所以中国革命，必须打破封建制度。中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急待解决的是关税自主问题……”政治与社会的关联，革命与社会的关系，因革命失败而探究社会之本，因政治困境而揭秘社会之因，由社会史研究而深究政治之谜……社会史兴起之始就蕴含着深层意义上的政治诉求。这与后来的刻意排斥政治内容的社会史的立足点全然不同。社会史论争问题各有侧重，然其大要仍在于社会性质；而其现实的致用性价值则落脚于政治（或革命）。社会史研究恰恰体现着新史学“致用”的时代价值。
与社会史学科取向截然不同的是新史学中的另一流派。“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主要建构者之一，傅斯年创建的史语所被认为是当时现代历史学的代表。”他所领导的研究机构或群体，以及“他们开展的研究项目，其中许多揭开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篇章”。以傅斯年一再强调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断，学界将其定位于“史料学派”。一方面，重建中国古史的作用与意义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赞许，引动或拓展了相关史学新领域：甲骨学、金文学以及档案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另一方面，“是使中国的历史学专业化，成为一个学科门类”。因为他竭尽全力“奠定了一个制度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学的型塑产生了影响”。因此，“说现代中国有一场‘史学革命’，那么，它开始于顾颉刚（1893—1980），完成于傅斯年”，此虽不免过誉之辞，却也谅非虚言。
当然，在新史学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中，直接受西方社会科学促动而创建的社会史或文化史只是其中的一脉——尽管是极其重要的一支——就其理论与方法及至研究取向而言，难免被指斥为“挟洋权威以自重，贩洋理论以自蔽”，毕竟它们与中国旧学（旧史）没有实质性的根系关联。而包括疑古史学或考证史学的史料学派则不同，它们根源于传统旧学之考据学，原本“为其治史之方法也”；在旧学遭逢时势之变的时代，这一学统另辟新机，由此而“随之变迁，本为自然之趋势”。正是在旧学与新学激烈交锋的近代，这一学术脉系将旧史学之深厚涵养与新史学之科学取向相融通，完成了传承中的时代创新。“放弃皇家谱录之著述，而为人类全体社会活动之描绘，废弃个人英雄中心之史论，而从事于群众心理、群众动态之记述。垂训史观之渐消沉，代以新兴之科学历史观点。”
即使坚持“史料至上”的立场，实际上其学术建构或发展也与时代大势及其史观的根本性变革密切相关。正是史观或史识之变，导致史料内容及其范围的扩展和衍变。“关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又不止有文字者为然，其无文字之史料，亦与有文字者有同等之价值，抑或过之。”史前之遗存或遗迹，构成完全不同于旧史学之重要史证材料，这恰恰成为新史学学科建设中可圈可点的成就之一。“在近世新局面之下，史学观点先行改变，进而促成史实范围之扩充，与整理史料工具之充实，使历史学步入一新阶段。”在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等现代学术引导和融通中，传统考证方法和经验获得时代性跃迁，从而构成新史学中颇具特色也颇具深厚根系的一支。这一学脉的强劲发展推动中国古史的重建获得了根本性突破。“盖自罗、王诸氏，以及中央研究院之致力于此，搜集整理之功，可谓著有成绩……最近史学之趋势，此盖其一端也。”
疑古史学或考证史学的新成就，一方面与史学观念的变革密切相关。“至于近世以来，以东西学术之互为激荡，史学界呈一新波澜，进入于新境地之中……垂训史观，虽然支配史学之意识，然无妨于科学史观之发展，以助新史学之建立也。”另一方面，又得力于现代科学方法和学理的支撑。考据学的现代转向融入了科学的方法与学理，直接导致旧学向新学的现代转型，“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尔’字……分析得头头是道”。但这一研究本身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如果碰到‘郡’字、‘县’字，这些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
显然，学术研究取向和方法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学术本质上的对立，恰恰是由其异趣而形成的学术互补性，共同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秉性。“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其根本目的在于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现代历史学科。旧学或旧史（学术思想史）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从事研究的第一步即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而不是“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的盲从自信。
无论通史还是专门史（社会史或文化史）抑或考证史学，它们共同呈现着新史学与生俱来的现代史学之三特色：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新史学乃国际史学之趋向，“亦即科学的史学”由此“奠基四种新事业：第一为考订史料之工作，第二为秉笔直书，第三为注重普遍，第四则为破除迷信”。由此四种精神，融汇现代科学，在跨学科互动中进入新阶段，“使历史学更展开一新局面，而呈现辉皇之观”。傅斯年尤其强调：“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以科学方法建构史学当为新史学之根基，且为当时之共识，并构成新史学鲜明的时代特色。“可知近顷学者治史之术，咸富于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学之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别创新史……而为吾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也。虽来日之衍变，未知所极，然即今以推来，而大略可知。”
新旧史学转型之间，虽有时代之更替，学风之飚变，然文脉通贯，学旨绵延，遂以见证文明之进步；新史学之成长，既得力于西学东渐之融汇，又传承旧学以蜕变新生。在一个世纪的行程中，它以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及其内在学科结构、知识结构和体例特征，共同成就了新史学的时代价值和历史走向；其分而为史学各门（各科或各方向、各领域），合而则统属于新史学。
四、不同话语体系的互动与共进
在新史学建构的百年行程中，不同话语体系的碰撞、交锋和交错递进，为现代学术史描绘出一幅多彩多姿的画卷。话语体系同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它体现并表征社会（文化）思潮的方向，在与社会大众的互动和交流中，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特定话语体系的形成、流转既体现着时代的脉动，也推动着社会的变迁。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深入透析新史学演进轨迹与时代走向重要的“切片”。
由“新史学”元祖梁启超建构的话语体系首先是“进化史观”，它是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旧史学的一整套新话语模式。“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梁启超说：“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在其长文《新史学》中，他“首次标榜以民统代君统，为生人不为死人的新义，认为史家天职在叙人群进化并求其公理公例”。无论是写通史还是写社会全史，新史学建设之要义在于“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借以展现中国社会“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新史学研究之关键在于“掌握因缘果报的连锁”，求得人类社会进化之因果关系。
“进化史观”是新史学建构进程中取代旧史学（孟子所谓“循环史观”）的理论工具。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后，大量接触西方学术思想资源，传统而神秘的“三世说”逐渐失去对他的影响力，“他用一种以近代世俗进化的思想为基础的历史观取代今文经学派的进步思想，指出世界上存在两种变化，即循环的和进化的变化”。就群体而非个体即社会的演进而言，现代社会肯定胜于古代社会，“人类取得的任何更高一步的进化都必须在群体范围内发生”。因此，“人类的真谛就如同人类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于他们的社会进化能力”。梁启超以此“进化史观”展开对旧史学的批判，认为孟子拘泥于“一治一乱”之表象而指称中国历史演变情状，实际上“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面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借助于“进化史观”话语体系，梁启超“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理论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并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此后，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加以引申：“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今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这构成了新史学发展第一阶段的主体话语。
20世纪以来，“进化史观”伴随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风行天下，在获得社会认同的情势下，相当程度上已经内化在新史学建构中，构成了新史学的话语体系。1934年8月5日，应中国文化学会北平分会之请作学术演讲，陶希圣就以《中国社会的进化》为主题：
中国旧来的历史家，对中国社会的观念，便是古代优于近代；这样的学说我们可以把他叫做退化的学说，因为照这样的说法，那社会的发展便是倒退的了。近年讨论中国社会的人，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社会是从古至今不变的，这可名之为不变论。以上的两种学说，都不能使我们明了过去的社会，他们的解释都不正确。中国社会乃是继续不断地在演化、变迁，但在这样的演化变迁中，似乎有一种不变的制度存在一样，这种制度在实际上也并非是不变的。
1934年8月，陶希圣在总括中国社会史时仍持“进化史观”以为理据，他强调三个立场：（一）中国社会是进化的。人类是能够由变更环境而变更自己的动物，中国人没有例外；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创造力的。（二）新社会必定脱胎于旧社会。（三）外来文化必定地方化。即使坚持“史料即史学”的傅斯年，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也承认进化史观话语的价值：“如借历史说明生命界最近一段的进化论，当然是与我们现在生活有关的。”此足可成为“借历史事件做榜样”，成为国民训练的教本。确实，“进化史观”话语模式的影响弥久而深远。
20世纪20年代后，“进化史观”话语风头不再。因时而变的梁启超关于“进化史观”立场也有所变化：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当然梁启超并没有完全放弃“进化史观”，只是“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他说：
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梁启超含蓄而理智的表达，其实也意味着新史学话语体系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一时期，“唯物史观”话语开始形成超越性态势。
1920年12月1日，李大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认为思想界形成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新倾向”：
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为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
这一理论解说构成其唯物史观的基础话语。他接着指陈历史进化观对于宗教历史的解释等等，“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由此，新史学的话语体系建构进入另一阶段。
“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史料学、考据学被用于证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以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为代表的理论学派的一系列著述的问世，刷新了新史学的面相。唯物史观当然地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据，但作为一个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话语体系，“唯物史观”的流行并不限于此。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论战双方所持理据几乎都是“唯物史观”（尽管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和理解各不相同）。在对社会形态分析的过程中，论战参与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从而对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特征着力颇多，展开了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地租、土地关系等生产关系的分析，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成为当时理论界进行社会史研究普遍遵循的学术思路。如陈啸江所说：“社会史实是范围太泛的东西；若它果有坚固的基础，那便是作其底子的经济史。所以与其说中国社会史已为新时代人们所注重，不如说中国经济史已为新时代人们所注重，尚觉确切罢了。”而为其著作《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作序的朱谦之甚而认为：“现代是经济支配一切的时代，我们所需要，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法律史，而却为叙述社会现象的发展，社会之历史的形态，社会形态的变迁之经济史或社会史。所以现代史学之新倾向，即为社会史学、经济史学。”
20世纪初，在史学观念的转变与西方社会科学思潮的传播的学术背景下，运用社会科学相关理论解释历史已经成为一种学术自觉和潮流。20世纪30年代前后唯物史观一时成为新史学建构中具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学说。“在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者插足的余地。”论战各方都相信：“如果谁把握了正确的唯物辩证法，谁就能解答中国社会形式的史的发展如何？中国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并且还可以解答‘中国革命的路向如何？我们应当怎样走？’”论战某种程度上成为日趋流行的唯物史观的练兵场和深造所。大量研究社会史的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黑格尔、列宁、考茨基等理论家的论断和哲学、逻辑学、统计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知识以剖析中国社会及其经济结构，从而使史学的包容性更为阔大，由传统文史哲人文学科的贯通发展到与社会科学的对接。
不唯如此，论战的中心人物陶希圣其实也相当程度上运用唯物史观话语。他提出应该坚持三个观点来认识中国社会问题：
第一是历史的观点。中国社会不是静的，不是自然型（形）成的；是动的，是几千年历史运动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必须取历史的观点。
第二是社会的观点。中国社会构造及政治组织，依旧史学家看来，是个个人物造成的……但是，大人物是社会的创造物。大人物之所大，是由于他所绾领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之大……所以，我们观察中国社会，不取个人的观点，而取社会的观点。
第三是唯物的观点。中国历史不是心的发展或观念的发展，不是天道或理气的流行。中国历史是地理，人种，及生产技术与自然材料所造成的……我们虽不执着于历史定命论，但若把历史的成因诚意加剖析，则今日社会的状况却都是必然的结果。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唯物史观话语的深度影响甚至促成“唯心论”佛学学人的转变。余精一坦然自述：
在中正大学讲授年余。以三十年之因学，遍习东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以一研究唯心论的佛学的学人，转而从事唯物论哲学，最终提出“历史发展二元论”与“双系文化学说”。
“唯物史观学者，欲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世界历史的系统，用心诚可嘉，成绩诚不没。”虽然余精一对唯物史观学说有着“尚嫌偏激”的指陈，但也一定程度上承认其理论方法价值，由此可以概见唯物史观话语体系的深度影响和流行态势。
与此不同的是史料派或实证史学的话语模式，它建构了新史学的另一面相。比较而言，“新汉学一派以著名学府（如北大、清华等）和国立研究机关（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为基地，而历史唯物论者则多借文化界或私立二、三流大学栖身，发表文字多在一般报章杂志，故社会声光有时反胜过以欧、美官费留学生为主体的学院派，被他们吸引的，多为心思单纯、急于寻求‘总解答’，以改造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亡的知识青年”。这一学派在傅斯年制度化建设中卓然而立，建构了全然不同的新史学话语体系。“本所同人之治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傅斯年直言，这一学脉上续中国旧学之传统（如司马光、钱大昕之治史方法），下承西方科学实证方法，诚可为“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学”。因此，以“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立场，系统地提出了史料的八对关系，在此前“二重证据法”史证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史料学比较方法系统”，构成其新史学建设行程中“建制派”的话语体系。这一努力获得国际史学界的认同，在引领中国新史学“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接轨、对话”的同时，“从一个途径将中国史学真正引上了一条新的科学化道路”。
“进入20世纪，尤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实证主义史学进入辉煌的发展时代。其发展之由有二：一是新史料之大量涌现，一是新的考证方法迭起。”实证史学的话语体系呈现着中国新史学建设的不同取径，但究其本义而论，也并非与唯物史观话语截然对立。我们能够观察到，即使在顾颉刚与傅斯年讨论问题时，也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话语：
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久？孔子不是完全为旧文化的继续者，多少含些新时代的理想，经他的弟子们的宣传，他遂甚适应于新时代的要求。
王晴佳也曾评述：“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王晴佳自己提到过：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实际上，无论偏向于史料还是侧重于理论，无论是立足于考证还是根基于建构，各学术流派在冲突和调适中亦有相互的影响和汲取，及至“大概到了二三十年代之交，史建学的核心概念——方法、理论和材料不可偏举亦不可偏废——已在酝酿之中”。
20世纪以来日渐成型的中国新史学的话语体系是多元的、多面相的。“当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在继‘整理国故’运动之后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时，在他的旁边也活跃着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兴起，他们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也是近代社会科学方法之一种）研究社会历史；另一股是以章太炎、钱穆、柳诒徵等为代表的旧派群体，他们与传统史学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反对将中国历史研究西（汉）学化，主张以同情的理解态度来认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这两支非正统派史学，恰恰填补了胡适、傅斯年正统派之不足，形成新史学鼎足之势。
“20世纪史家的各种治史路向说明，从重估中国历史的同一源头出发，冲出的却是两条河床：一种是实证的、逻辑的、工具性的，他们关注的重点在‘我们的历史是什么’；一种是价值的、体验的、批判性的，他们关注的是‘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学术研究取径上不同的话语体系，在相互碰撞和交锋中形成了相互摄取、相互融含和共进的景象。“要说20世纪史学精彩，正来源于这种内在的紧张，才显得它多姿多彩，特别耐人寻味。”
五、余论
20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建构的中国新史学，形成了具有独特品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以此型构了一个学术新时代。透过不同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相异性，我们能够深切地洞察到新史学多面相背后共同的时代特质：民族主义史学的时代属性。“放弃皇家谱录之著述，而为人类全体社会活动之描绘，废弃个人英雄中心之史论，而从事于群众心理、群众动态之记述”的新史学，是以其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属性，与皇族或王朝谱录的旧史学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诚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学”。
20世纪初，“新民说”思想的发端与“新史学”的提出几乎并出，其主旨就在于以新史学塑造新国民，表明梁启超已经“摒弃了天下大同理想而认同民族国家思想”。
傅斯年强调，“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恰恰是其致力于新史学建设的民族主义心声的深层表达，因为它体现为“以科学为本位的民族主义”。在这里，反对“国粹”“国故”的立场和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新的高度统一。
钱穆属意的“新史学”强调与中国文化根脉的贯通：“今之所谓‘新史学’，昔人未尝不悟此意，司马迁所谓‘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变’，……今则姑以名号相假借，曰此‘新史学’。”其中要义也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光大，“就民族生命全程观之，此乃生生不息中一过程，此过程尚活跃现在，岂得谓是过去之陈述。故于空间诸相不能融贯，即于时间诸相亦难通透。史学殊无新旧，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空间相，通彻时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亦必能如此而后于史学真有得，亦必能如此而后于世事真有补”。
“新史学”努力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浸透着文化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自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当然地也体现为民族主义史学的复兴与重建。“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在这一漫长的百年行程中，历史学人的艰苦探索和呕心营建，点点滴滴地熔铸为新史学的历史成就。
通过历史长程性分辨，不难判断，正是近代民族主义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浸润了浓重的时代特色；这也是其与旧史学——皇族或王朝史学的根本性分野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