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治史当尽心平心——吕诚之先生史识感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94 次 更新时间:2023-02-21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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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我没有见到过吕先生。我刚入学的第二个月,先生便溘然病逝。长久以来,在我的头脑中,吕诚之先生是一位史学界的传奇人物。因为,听说他曾将二十四史读了三遍(据先生1941年自述,前四史读过四遍,《明史》二遍,其余为三遍。可见毕其一生,不止三遍之数)。说起来实在不敬,种种缘故,我真正对先生有点认识,还是近几年的事。古哲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至今思来真是悔愧交加。“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对个人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生命超越;对后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作为华东师大他的专业后辈,却是不可宽恕的过失。今天,我们纪念他,研究他,庶几可告慰先生于泉下。


入至近世,编著新式通史,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业绩也最为丰厚。他不仅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实际也是先生计划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分,惜乎天不假年,未能如愿,遂成学术史上永久遗憾。先生自云,他是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个板块构成他通史的大框架。两者相较,我觉得,先生在“典章制度”方面所留给我们的财富最堪珍贵。数十年来,真不知出版了多少部通史,不少如烟云飘过,就是一些颇负盛名的通史,在这方面也莫之能比,几乎可说至今尚无有超越者。这种成就得之非易,五十年遍读正史与十通,持之以恒,融会贯通,方可有如此系统而圆熟的心得。先生的功力、学识固然令后人仰之弥高。在我看来,有些已几乎不可企及,例如,将来还有谁会将二十四史读过数遍?但是,我认为,先生治学的精神将是值得我们后辈永远记取的。


顾颉刚先生对《白话本国史》所作的评论最为精当:“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通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此话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读来仍震撼人心。通史编而不著,时至今日,仍屡有所见,其病根即在“缺乏见解”四个字上。


然而,要真有见解,又谈何容易?先生将他1933年的日记题名为《平监记》。这源自元代学者詹体仁的“尽心平心而已”。先生说:“予谓遇事弗克尽心,皆其心不能平,故平字已摄尽字之义也。”做学问心要平,心平则才能尽心。先生说的这层意思,很值得我们后学者琢磨。


明史界的朋友闲谈时就感慨过,现今搞明史的,有几人将《明实录》系统读过一通?更不用说难以数计的文集、逸史。多数都是应用时才去翻阅,“活学活用”。我自己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像前辈那样尽心?我自己知道,就是因为不能“平心”。吕诚之先生有一段话说到骨子里去了:“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为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种利;所以简言之,还只一个利字。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要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 [1] 史学界吃过“风派”的苦,大家都很厌恶。然而,“风派”亦随时代而进,适应时代的需要,形异而实似。其间天地之别就在“心平”与“心不平”几个字上。心安方能理得。心平方可心安,方可入“意诚”的境界,即笃于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不为世俗的种种欲求所拘縻,独立思考,有自己学术上的执着。浮躁即缘于心不平。私欲太过,坠入世俗之孽障而不能自拔,举止言行自然必难不浮躁、不入俗。例如先生说自己一生思想有三次变化,第三次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与有些人不同,他的通史中就没有说中国有“奴隶制社会”;他不是不知道,别人就努力地去迎合过,而他因为与自己研究所得的不符合,也就不肯苟且,不说违心的话。这就是心平的缘故。先生说过他素不喜欢结交“名流之士”,但对真有学问的人很是心仪。他做人也是如此平实。


先生很不满“浮谈无根”的学风。他在1944年《论疑古考古释古》一文中说:“语曰:理事不违何也?曰:即事而求其所以然,是之谓理,事之外无理也……今之人往往通识未之具也,必不可不读之书,读之未尝遍也,而挟急功近名之心,汲汲于立说,说既立矣,则沾沾尔自喜。”专门家常看不起编通史、教通史的。其中有许多缘由,这里不必细说,所以也不能全怪别人有成见。但话还得说回来,真编好、讲好一部通史又是很难很难的。先生屡屡感叹“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可见“通”是一种高度。钱穆先生把中国近世史学分述为三派,批评“革新派”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 [2] 。钱先生其实是很看重历史的“系统知识”的,这在他把历史材料与历史知识相区分上就可以体会到,关键是系统的“历史知识”从何而得。这就离不开对史料的系统占有和精心梳理。我觉得吕诚之先生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厚积才能薄发,“必不可不读之书读之遍”,就是这种高度必经的阶梯。我最近反省自己,一度鼓吹“历史都是每个人心中的历史”甚力。在特定的意义上,这话并不错,问题是由此而轻忽史料的积累,不顾“即事而求理”这一基本道理,就把经念歪了。先立论,论点加举例,此种学风,在学生中有,学术界亦有,且有渐成风气之忧。鉴于此,我觉得在我所教的范围内,误人子弟匪浅,故近期在课堂上屡作检讨。例如,我们对专制主义之根深蒂固痛心疾首,由此很容易追根溯源到远古三代,好像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秉承这种先天的“遗传基因”而降生的。吕先生在《吕著中国通史·政体》一章中用了不少篇幅论证“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中国)古书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并说“原始的制度,总是民主的。到后来,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既深,政治的性质亦益复杂,才变为少数人专断……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专制,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杀史实。有人举此等民权遗迹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近几年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贤的论著,似乎多有与先生互相契合者。当然这一问题还可以研究,但我总感到,前贤的论断是来自他们对中国历史的通感,值得后学者深思。撇开远古三代不说,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的源头在哪里?“君不君,臣不臣”,不就蕴含着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士大夫对君主行为不合“规范”的批评传统?这传统的根又在哪里?即使到了君主独裁的明代,也还不时有人敢于直谏、死谏君主的过失,就是像嘉靖、万历这样不成体统的皇帝,也不敢贸然冒犯这种传统,大多靠“知道了”一类捣糨糊混过。可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光“专制”二字即能了然的。没有系统的历史通感,便不容易看懂中国历史的曲曲折折,常犯简单化的毛病。多年通史教下来,我深感讲清民族历史的个性、复杂性是最难的,但它又是历史学探索最有魅力的地方。


我过去读吕先生的书,往往是把它看作有用的“卡片箱”,没有真正读进去。长期以来,一直误以为先生是一个搞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读了李永圻先生的《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才发现大错。先生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关切是很深的,他实际上是一个感情非常热烈而见解又十分通达的现代学者,能广纳各种新学说,圆融自如,不离本旨。当我读到他的《蔡孑民论》,真是肃然起敬,谨录此以结束本文:


学术为国家社会兴盛的根原,此亦众所共知,无待更行申说,然要研究学术,却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因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擿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昔人于此,观念虽未精莹,亦未尝毫无感觉。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所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中国近代,需要纯科学甚亟,中国近代学者的精神,其去纯科学反愈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看似无关实际,其实此为整个民族趋向转变的一个大关键。


原载《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


注释


[1]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见《吕思勉自述》,349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2]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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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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