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与文化史先后在传统史学领地上突兀而起，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变革的两大标志。与文化史相比较，社会史似乎略显得有几分拘谨，毕竟它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即使在社会史研究比较发达的西欧、北美，其兴盛也仅始于20世纪中叶，至今仍充满争议，很难找到一致认同的定义。对刚刚复兴的中国社会史来说，它既要充分关注世界范围内该学科的进展和成功的经验，又必须依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做出自我选择，走自己的路。因此，目前应该努力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充分开放的学术讨论环境，从容地思考学科建设的各种方案，以期在沉着中求突破。
走出低谷的历史抉择
社会史研究如何驱动，将规定社会史学科发展的轨迹，以及它能否驶向变革的彼岸。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对社会史兴起的学术情境和历史学的时代变革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目前社会史很容易被界定为历史学的一门专史或分支。我感到这需要斟酌。这种界定很可能会因为简化了社会史兴起所包含的丰富学术变革内容而冲淡其对传统史学叛逆的意义，从而使之沦为传统历史学的附庸。
没有异议，社会史同传统史学有难以割断的历史血缘。而且，无论东西方，史学危机都曾对社会史的兴起产生过催生作用。大约在20世纪中叶前后，西欧、北美都经历过程度不同的史学危机，社会史由此乘时而起。30年之后，中国史学也备受“无用”和孤独的煎熬，其深重得多的危机意识迫使史学工作者由西方的启示而找寻解脱的生机。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崛起，便是由不同角度做出的选择。
当前史学遇到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信任的危机。以政治史为核心、深深纠缠于“事件—人物”固定框架的史学传统，显得老态龙钟，无力回应社会变革对史学提出的一系列斯芬克斯之谜。悠悠数千载的中国历史，虽经古往今来史学家不断敷演，却总摆脱不了王朝兴亡与贵人荣辱的基调，而津津乐道于政治艺术，政治偶像、人物偶像被供在史学的祭台上，不断受人朝拜。近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入，冲击过“帝王将相史”，一度唤起了人们对史学变革的热情，然而巨大的历史惰性却又把它抛入了传统的海洋中而被融合同化。特别是片面强调政治斗争为历史唯一主线与动力的观念，为特殊的中西方融合铺设了暗道。除了社会形态之类的术语略微改变了史学的外观，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社会变革的艰难，仍像一个猜不透的哑谜。到了80年代，现代中国人经受内外的刺激，再也不能忍受百年来的落后。为了奔向世界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中国迫切需要知悉一切有关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奥秘。社会神经兴奋中心转移到了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一崭新的主题上来，由此牵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社会改革涵盖了以往被阶级斗争笼罩的一切领域，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一向自尊的历史学突然坠落——关于政治斗争艺术的历史遗产不再受人钟爱，经济决定一切的简化论使历史学拙于“社会”研究的短处捉襟见肘，职业的惯性使大多数研究仍囿于“事件—人物”旧模式徘徊不前，因而偏离了时代需求的中心。虽然也有少数勇士采用破门而入的反传统战术，试图用新的理论和方式回应社会与时代的诘难。固守传统的历史学却以不屑一顾的心态用沉默来对付新的变革，只是在年轻人心中才激起感情的涟漪。试问，历史学既不愿与传统决裂，又与时代相隔离，怎么能奢望社会给予它公正的对待呢？对此，史学工作者不能不反躬自咎，寻找走出低谷的新径。
正是在这种时势的推动下，衰败、中断了数十年的社会史在中国再度复兴。这主要是由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倡导的，与当初社会史在中国最早落户的情境很不相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是由接受西方社会学教育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移植而兴起的。当时的史学界则采取轻蔑或旁观的态度，不轻易介入。现在，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似乎倾向于自信：社会史可以通过自身的扩张，由历史学家来完成。史学变革的这种主动精神殊为可贵，问题是这种变革是否仅靠领域的拓宽、课题的更新就能实现？我们是否能由此走出史学的低谷？
初始动机的相似，很容易使人忽略了东西方社会史兴起所依托的学术情境方面的差异。最明显的便是过急地将视线集中于西方社会史所显示的新课题上，忽略了变革赖以实现的许多重要前提。据此我不赞成目前认为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相反，主张社会史为了取得自己成长所必需的独立学术地位，目前急需下决心割断传统史学的脐带，在一种新的学术氛围中发育壮大，开拓自己的路。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史首先应作为传统史学的叛逆角色出现在学术舞台上。
也许法国的同行——历史年鉴学派给了中国史学界以巨大的鼓舞，使上述的自信心有了厚实的支撑。为此，有必要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经验作一番分析。
我以为，年鉴学派的成功经验，有两点是值得借鉴的。首先，它是对旧史学传统（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一种叛逆。用该学派第三代传人勒高夫的话，归结为：打破政治偶像、个人偶像、编年偶像，将政治史赶下王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进而冲破“事件—人物”的旧格局，以实现使“一切成为历史”的整体研究的新目标。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史学实践，历史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而且是所有人的历史；是结构的历史，不只是事件的历史；是有进化、有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图表式的历史；是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无所不包的历史。正因为这样，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宁愿用一个模糊而多义的“社会”作为他们史学流派的概括语，由此年鉴学派也就被看作是当代社会史的开拓者。这就启示我们，将社会史看作等同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一样的专史，过窄地界定社会史的研究范围，是与年鉴学派的精神不符的，称不上是对旧史学的叛逆，而只能是旧史学的补充。第二，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沉睡的历史获得现实的生命，实现使历史成为“整个生命的复活”，年鉴学派认为历史学不应只停留在肌肤表面，必须深入到内脏、血脉乃至整个神经系统，探索“社会”这一“特别狡猾的猎物”的生命奥秘。为此，必须变革观念，变革理论，变革方法，变革——至少部分地变革语言。很明显，这一全面的变革，仅靠史学原有的财富是不敷使用的。因此，拆除学科间的高墙，博大地容纳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数学等多种学科，实施“学术杂交”正是年鉴学派成功的最大秘诀。
应该指出，法国年鉴学派在社会史后一方面的实践是有局限的，对此，勒高夫有过中肯的检讨。这是因为法国是一个史学传统特别悠久的国度，年鉴学派依然保持着史学矜持自大的传统色彩，轻视理论的作用。从法国移开去，视线转向英、德、美诸国，我们的认识就会更深一层。社会史的兴起，不仅是基于史学危机而产生的史学变革的战利品，它更是整个西方社会科学普遍历史化的积极成果。社会史能形成为富有特色的新学科。更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变革，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则是社会学。
社会学尽管资历不深，但从它诞生伊始，便沐浴着近代理性精神的恩泽，既不像历史学那样醉心于因果的线性排列，也不像历史哲学高悬空中，用人类本性、社会本性之类摸不到边的抽象观念去制造种种幻觉，而是用实用主义方法，抓住“社会”这一“特别狡猾的猎物”，进行机体解剖。尽管社会学的鼻祖孔德编织了一套社会学颇富哲学意味的理论体系，社会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却是用功能主义的观点，竭力探寻某一特定社会能持久维持和自我调整的结构的内在秘密，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病理诊断。因此，社会学常常被认为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是最引人注意的主题；贴近现实，富有社会改良意识和职业良知则是社会学家的最大特色。可以这样说，现代西方社会能在危机中驶过一个又一个险滩，社会学自有其不容抹杀的一份功绩。
假如社会学始终保持这种态势，那将与历史学绝缘，不可能走到一起。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学的变革却为这种联姻提供了机缘。两个重大的因素影响了社会学向新的方向变革。其一，西方社会内在的矛盾和危机，使社会学家已不满足于关于社会结构协调和谐之类的“整合”神话，日益关注因利益、权力、地位的矛盾而引起的冲突、紧张等客观存在，社会冲突理论取代功能理论受到社会学家的青睐。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被拥上社会学的王位，其中卡尔·马克思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马克斯·韦伯则用其毕生的精力出色地完成了关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理性资本主义”）变迁的一系列开拓性论著，奠定了社会学历史化的变革基础，创立了历史社会学，第一次为社会学与历史学沟通架设了桥梁。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发达世界的现代化浪潮强烈吸引了西方社会学家，社会学第一次大规模离开本土转而考察非西方社会的历史变革。原有的关于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结构和变迁的理论与方法在一片新的疆土上受到严峻的检验，碰到了一系列的困惑。社会学家为了解开非西方社会变革的绳结，不得不逆向追溯包括非西方社会在内的全部世界史，进行综合比较，再一次与历史学会合。由于以上两个原因，继马克斯·韦伯之后，更多的社会学家开始运用历史研究风格进行社会变迁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学的历史化。与此同时，历史学也以“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作为回应，接纳了社会学的历史化。这两股力量互相激荡，使一向深藏在社会学理论深处的关于社会整体的认识升上水面，被更广泛地观察思考，于是社会学的宏观理论借助20世纪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引力迅速转向结构—功能主义，试图构筑一个能包容全部历史时空和社会整体的理论体系。无疑它又重演了当年历史哲学乌托邦式的宏愿，至今仍未能取得一致认同，而且常受到讥笑。但是应该看到，它毕竟为宏观把握全部社会历史提供了种种有启发性的新思路。为了变革浸透了实证主义惰性、缺乏宏观理论的西方历史学，社会学的这一最新变革成果犹如甘霖，浇灌出了社会史这一枝新葩。
强调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史学科创立的关键作用，绝非意味着要抹杀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影响。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一开始就占领了社会这个制高点，而不像历史学始终被政治遮住了视线，陷于迷津。唯其如此，社会学在它成长的道路上，从理解社会的总目标出发，总是毫不迟疑地吸收其他学科的长处。综观社会学理论的各个主要流派，功能学派源于生物学的有机理论和社会人类学；交换论明显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熏陶，而后又受到社会人类学的深刻影响；互动论更多地体现出心理学的渗透；而冲突论则表现出社会进化论与人类解放的哲学理想主义的交互作用；当今被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结构主义学派，不仅综合了以上各家之长，又深受现代语言学、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的影响，正向沟通微观层次分析与宏观整体把握的更高目标挺进。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其不断吸收、不断消化的积极态度浓缩了各种学科对社会认识的理论贡献，因而富有朝气和活力。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各种学科普遍变革与综合交融的大潮，正是社会史兴起的最佳学术情境。社会史并非历史学家孤军奋斗的结果，而是各路学术大军协同作战的集体战果。其中，社会学（特别是社会人类学）则起着开道的作用。说社会史是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联姻而诞生的婴儿，虽然未必完全贴切，但也不算离谱。依据“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现代思维方式，它只能被确认为一门新学科，而不再归属于历史学或社会学。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绝非是因为它关系到定义之争。我认为，如果对社会史在一种新的学术氛围中独立成长起来的这一根本性的事实没有足够的认识，就很难下决心主动实现角色转换。历史学的古董鉴赏习惯是颇为根深蒂固的。简单地移植新课题，已经有迹象表明，很可能变成罗列奇风异俗、陈规旧习的民俗展览。这当然是与社会史倡导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的。它提醒我们，新课题最多只能提供变革的外在形式，而变革的成功与否，将最终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内涵去赋予课题以新的生命，显示其社会史的意义。可见，社会史研究的驱动，不能让摆脱“史学无用”的浅表意识所支配，而必须从学科变革的更深层次上去设计它的发育环境和运行轨迹。占领社会认识的制高点，以促进社会变革为学科的时代使命，这才是中国社会史复兴的出发点和第一推动力。
揭开中国社会变革艰难的奥秘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是为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它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过许多外国学者的关注，但他们毕竟缺乏亲身体验，所以有时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怀疑是否有隔靴搔痒之弊。我国学者却又有身在庐山不识真面目之叹。将认识的困惑归之于“身在此山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方面由于身处其中，对民族和历史的弱点容易失却自我批判的敏锐；另一方面又因长期封闭而找不到与之比较鉴别的参照目标。但是，不能完全归咎于此。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严格说来既熟悉又不熟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被遗弃在暗角里，无人问津，不知深浅；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用以观察和解析的认识手段已显得落后陈旧，经验性的、线性因果排列的传统历史学缺乏足够的穿透力进入到历史的深层；历史主义的方法往往强化了存在即合理的民族主义遗传基因而无法产生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中国社会史以这种未经西方学者透彻认识的特殊社会为研究对象，既要认真吸取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史一切成功的经验，又必须根据我国国情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再创造。社会史的复兴，应该用学科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认识历史的“自我”。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的社会史新学科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
当然，认识历史的“自我”并不是中国社会史的全部终极目标，社会史应该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曾呼吁社会史家应该“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之中，沐浴在生活之中，把自己和人类打成一片”，认为“理解活生生的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的最基本的素质”。历史与现实奇妙地沟通，即使凭直觉也是能切身体验到的。近现代中国变革的艰难，同历史的传统千丝万缕地紧相粘连、扭结在一起，更使处在改革进程中的中国人感喟深叹。处在特定国情中的中国社会史，既要抛弃传统历史学的狭隘民族主义，也要避免重蹈欧洲将社会生活史变成琐碎的古董鉴赏的覆辙，克服西方社会史已经抛弃了的建立一个无所不包、杂然并陈而无中心的“大历史”式的“社会史帝国”的野心，要占领时代变革的制高点，以促进社会向现代化变革为自己学科的中心使命。欧洲社会史在整体研究的指导下，确立了“以重建社会结构变迁及其过程中的普通人的历史”为学科的中心任务。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正确指出的，这是在20世纪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一步发展，普通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影响和作用日益明朗与强化的社会氛围中产生的，反映了西方“人”的观念的变革潮流。这对中国社会史无疑有先导作用。但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还必须集中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聚焦点上，采取逆向考察的方法，从俯瞰当代的战略高度，去深刻解剖一切妨碍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陈迹和历史传统，揭开中国社会变革艰难的奥秘，为扫除变革的一切障碍提供特有的贡献。不能设想，社会史可以没有明确的社会观和社会变革意识，可以不体现学者的社会价值判断和理性的社会选择。应该看到，在历史学界乾嘉烦琐考据的遗习仍有市场，由于“四人帮”利用史学功能而产生的逆反心理也妨碍着学者接近现实。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有必要扭转此种与现实隔离的倾向，弘扬接近现实的时代精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史应该让道德选择之类的个人感情色彩去污染学科的科学性，而是应严格恪守学术上的“价值中立”原则，使理性的判断尽可能建立在对世界历史清晰的认识基础上，这就要求学者具有合理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并不断接受经验事实的证伪检验。
社会史应该一反历史学偏重经验叙述的旧习，通过“构建”和“理解”历史，使历史成为具有活的生命的、“有灵魂的人”。社会史必须紧紧围绕着从远古而来的我们是何模样，我们又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会走向何处，我们应该走向何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新的社会历史反思，寻找新的角度和新的理论去重新认识历史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
中国社会史将以“我们是谁”为中心，综合回答以上四个相关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难题，我们应该采取多种方法论策略。首先应该提到的，便是接纳现代社会科学“整体研究”的新思维方式，从横断面上将中国传统社会看作是一个具有整合机制的动态社会大系统，实行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分析，这就意味着必须抛弃经济单线决定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与生活等各个侧面去探寻中国传统社会如何实现“整合”以及这种“整合”为什么难以打破。中国传统社会“整合”的凝固性曾经引发了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多次大规模讨论。但是由于拒绝或忽视了整体研究的策略，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争论，导致多数人在支离破碎地肢解社会整体。这其中也有突破，那就是一度被史学界视为异端的“超稳定系统说”的提出，特别是关于“政治一体化”与“同构效应”的假说，无论从方法论的启示和潜在的理论解释能力来看，都值得社会史学者重视。该假说也有不尽如人意处，它间接来自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引入，未能充分关照到经西方社会学消化、改造过的社会宏观结构理论，对社会系统与自然—物质系统的区别，对社会各种系统功能的分类、社会控制与运行的特殊性以及社会整合的各种不同类型与特性等关键性问题缺乏理论性的说明。显得过于笼统、抽象。与此相关联，用以论证假说的经验事实，大多借用史学界现成的有限成果，这就局限了这一假说穿透历史表层的能力。同时也不够丰满，留下了许多空白急需填充，中国社会史如能抓住这一具有发展潜力的假说，从强化经验事实和改进理论解释方式两方面用力，借助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解释方法。也许会有更大的进展，例如迪尔凯姆曾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整合类型，中国高度发展、极为成熟的传统社会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机械整合（或称关联）”的范例。在这方面的进一步验证和发挥，很可能为世界社会学的社会整合理论增添一份新的财富。
第二种方法论策略，便是与社会学共时性认识相呼应，改造历史学历时性的传统认识手段，利用时间的多元性的新理论策略，实行逆向考察法。这就要求社会史将“我们是怎样走到这里来的”与“我们是谁”联结在一起考察，实现社会学层次（社会类型或模式构建）与历史学层次（时间序列与因果分析）的统一。我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时间多元性”理论还相当生疏，社会史必须尽快补上这一课，才能与传统历史学的时间观告别。传统历史学常常被“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短时段所捉弄，咀嚼了无数戏剧性的事件，而对历史的总体特征却仍一片模糊。社会史应以此为戒。力图通过短时段、中时段去探索隐藏其间的社会深层结构——长时段。例如史学界常常根据明清之际的某些事件与变动的迹象，乐观地判定已由此开始“走出中世纪”。然而，对自明清至近代的历史作总体研究，就不难发现在变动不居的后面，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万变难离其宗，即使被人难堪地“轰”着，也没有真正“走出中世纪”。深入观察明清至近代，会在骇浪滔天、瞬息即变的历史之外，看到还有另一种沉默的、隐秘的、几乎不受时间侵蚀的历史。这种常被称为一半归于结构、一半归于时机的“无意识历史”，为地理格局、自然社会生态、生产率限度以及思想文化积淀等长远起作用的因素所规定，凸显出不同的原始运动和节奏。社会史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策略去区分光亮表层和黑暗的深层，并准确地捉摸住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节奏。具有了“时间多元性”和长时段特殊价值的观念，才会敏感到常易被忽略的隐藏在戏剧性事件中的“原始运动”怎样以新的形式复活，“死人”是如何紧紧地拖住“活人”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往往在这种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复杂扭结中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比较研究已被证明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论策略。由于法国年鉴学派的推动，“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的观念深入社会史界，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蔚然成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只有在与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参照系统的比较研究中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确认。例如张光直通过比较研究，提出玛雅—中国文明代表了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历史连续性强，与突变型的西方社会有别的社会类型，就发人所未发，很具启发性。
我国学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整体研究这一当代世界学术发展的总趋势。然而，应该如实地承认，关于整体研究的理论路线和方法策略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也未曾获得圆满解决。当代社会学名家也坦率地说，从微观层次分析到宏观结构与过程把握间尚有鸿沟难以填平。创造高度抽象、几可与自然科学媲美的社会定律甚至公理的尝试，试图靠公理、定理演绎社会运行法则的愿望，常被讥讽为乌托邦。看来比较现实的，是采纳功能、交换、互动与冲突诸种理论策略，用命题或分析框架来构建由经验事实升华的中观或微观性的认识，以期为宏观的整体研究提供可信的沟通基础。例如马克斯·韦伯关于习俗—指令经济与商品—市场经济的类型分类、传统权威与法理权威政治类型的划分，以及由比较宗教学得出的文化伦理类型等众多命题集；迪尔凯姆关于区分机械关联和有机关联的命题，习俗、礼仪包含的“社会团结”的命题等等，对认识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特殊性，都可以提供许多思路。
这里，不能不指出，在学术界，有一部分学者颇瞧不起微观研究，没有艰苦扎实的资料积累，不对经验事实作细致的归纳解析，就急于下判断、发宏论。西方学者构建的某些宏观理论固然以其气势和观念的新颖而颇有吸引力，但那里微观研究的风气仍然很盛，也颇受尊重，被看作是宏观理论得以奠立的基础。遵守逻辑的严密性，讲求实证主义，是西方学术的“根”，几经合理改造被包含在一切新的学术变革中。对此，我们应充分认识，才不致失之偏颇。我国学术界缺乏实证主义发展的这种“中间性”阶段，尤应注重经验事实的积累、归纳和证伪等基础性工作。中国社会史，如同西方社会史所经历的那样，首先就面临着一场资料革命。一向使中国引以为自豪、具有很强连续性的官方历史文献，尽管汗牛充栋，能提供的有用成分却是相当有限的。有关城乡基层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组织、民情风俗，以及属于民间的人际关系、观念信仰、社会与个体心理等，大量散见于地方志史、文集笔记、野史轶闻、戏剧小说，民歌俚曲、家谱族谱与碑刻墓志中。特别到了近代，户籍人口资产企业档案和包括民间诉讼在内的刑法、民法等司法档册，尤属珍贵，这些都亟待人们去分析利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考察和民俗调查，将提供活的社会标本，理应列入中国社会史的基础建设规划，并应设法取得正在进行的地方志编纂系统的支持和协同，只有认真地对我们民族的社会历史作充分的包括文献与实地多种形式的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科建设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学科的中国化也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
当然，任何微观研究都不应是纯粹经验事实的考证和归纳，它必须渗透着对社会总体与社会演进的宏观意识，设法疏通由微观到宏观的通道。即使疏通的是羊肠小径，也比材料堆砌，纯粹叙述有价值得多，已故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的专题研究中，曾对隋唐两代皇族的血缘姻亲关系以及魏晋以来民族的社会的世情风俗作了极为翔实的考据，功力之深为后人一致赞叹。这种精致的微观研究没有流于乾嘉的琐碎，而是引发出了关于隋唐社会政治演变的宏论卓识。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西方社会学（包括社会人类学）不仅有过研究，而且还出色地使之中国化了。这一事例很可以为社会史的微观研究提供一个示范。
中国社会史微观研究的天地是相当广阔的，不应作任何具体的限制。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似也应有一个引力中心以形成相对宽松的引力场。这个引力中心，以笔者之见，便是本文强调的中国社会史的中心任务——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革艰难的特殊性，围绕着揭示中国传统社会何以变革艰难这一奥秘，设计一系列课题研究计划，仅举例如下以供讨论：
婚姻—家庭制度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都是以血缘亲属之链为基本符号的。即使是形似复杂的国家政治结构，实际上也只是宗法家长制家庭的放大。由这种血缘结构的同构串联而形成的垂直政治系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机械关联”模式，社会整合的秘密即深藏于血缘亲属的一系列礼仪、习俗、伦理中，婚姻亲属制度的研究可能为社会制度化和社会整合提供内在的“社会密码”。
社会控制机制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凝固停滞，但也不乏紧张和越轨，中国传统社会依靠什么能不断消解紧张和越轨，以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这就是社会控制所要研究的内容。其中包括各种形式制度化（约束人际关系的礼仪、习俗和法律、伦理）社会控制的物化实体机构，还有安全阀的设置等。目前社会史的讨论似有将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排除在外的趋向，我以为是不妥的。关键是必须调换新的视角，从制度化与社会控制的意义上去寻求它与社会结构维持、调整等功能的关系。例如隋唐以后的科举制，促使士阶层纳入政治系统并高度流动，以消解社会异己力量，无疑具有安全阀的作用。
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研究。关于文化心理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现在已得到认同并逐渐强化。现实的研究策略，最好先选择不同社会层面的人物做个案研究，进而归纳上升为各种不同群体或亚文化心理的剖析，创造一种有别于个人传记的集体传记，然后才有希望对难度很大的民族心理与社会心理做出贴切的概括。目前急于描述民族心理特征的做法近乎空中楼阁，使人难以首肯。假若有人愿意将某一时空的非身份性“士”从文集、墓志、传状中选择数百人作一归纳性分析，可以预计会产生受人欢迎的效果。
社会反抗运动研究。尽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在我国号称繁荣，由于简单的“动力论”的束缚，至今仍徘徊不前。如果合理地采纳社会冲突论的许多命题，就应该深入考察社会冲突各方的价值观、社会规范、社会信仰、社会心理、社会目标，以及冲突的组织（包括组织内部的权力、权威方式）等，由此领悟冲突的激烈性、持久性不同，对社会结构的作用也不同，并揭示出何以激烈的冲突未能产生使社会结构转变的功能。激烈的农民战争最终却起了调整缓解社会冲突、稳固社会整合的作用，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社会区域研究和社会人口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凝固与社会领土幅员、人口密度、人口流动率以及地区间的自然生态，物质资源的不平衡等因素都有相关性。加强区域社会的比较研究与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或许对揭示我国传统政体模式以及向法理权威转化的艰难能提供若干启示。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少数民族南下和人口的大迁徙高潮，以及由此产生的小农社会的顽强再生，对强化军事—官僚的政治专制体制，以及缓解社会冲突，似乎有过奇异的功能作用，值得深究。
社会分层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始终面临着调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难题，这是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统一大国特殊的社会整合难题，国外学者非常注意对明清东南沿海“士绅精英”的研究，我国社会史工作者似应对此有更多的发言权，并由此做出更切近实际的解释。在我看来，国外学者过高地估计了地方主义。士绅精英尽管有种种新的利益要求，然而，他们仍然摆脱不了成为传统社会整合基础力量的命运，未能走到社会“转型”的新轨道上去。当然，这仅是一个事例。社会分层研究应该从各个层面上展开，以利于从权益（财富、权力、地位）结构的角度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总体结构与特征。
中国社会史学科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规定了它在发展道路上充满了希望，但也有许多荆棘等待辟除。社会史从传统史学中突围而出，表面上看是一种分裂行为。但它将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探寻重新解释社会—历史的理论与方法，在一片新的疆土上建设起认识社会的理论学术体系。到了功德圆满之日，很可能会复归寻根，为建设新的历史哲学贡献自己的所能。只有到了历史哲学变革成熟之时，新史学的诞生才能真正成为现实。而其前提是社会史必须敢于挣脱传统的束缚，融会当代世界文化的一切积极成果，加上自身的创造，走自己的路。
［文后附识］
社会史是因历史学变革的时代需要而应运兴起的，它确实为变革中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具有活力的新样式。但是，仅仅引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新名词，改换上“社会史”的包装，很难为学术界所认同。这应该是一次从外延到内涵，从观念到方法的全面性、创造性的大转变。
我想，为了使社会史真正承当起历史学变革的学术角色，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首先应显示出与之相符的，强烈的维新变革意识，力求在“变”字上做文章，敢于另辟蹊径，踏出一条新路。
基于探寻历史海平面之下深层的、奥秘的认识论使命，社会史关注的中心不再是“国家”的历史，而是“社会”的历史；历史编纂也将以“释义”为特色，取代旧的“描述”为主的传统模式。随着史学研究中轴的变易，传统史学着力烘托的王朝兴替、政治震荡，以及相关的事件、人物隐退到第二线，而“芸芸众生”及其沉默的生活世界、心理世界被拥到历史学的前台。这意味着，我们熟悉的、积累经久的东西许多将被搁置起来，需要重新学习，从头做起。只有研究者完成“自我”的转变，才能期望实现史学样式的创造性变易。
“变”谈何容易。我以为应对由传统史学脱轨走向社会史学的艰难性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期望社会史会在极短时期内一蹴而成“名牌”。现在，许多基础工程正亟待上马，需要默默埋头耕耘，涓涓细流，为将来奔腾呼啸，各自贡献自己有限的可能。正像国外社会史学界曾经“狂妄”宣称的，社会史的最终目标，将是重新改写“历史”。为了这个最终目的，应该先从细部做起，从难处入手，综合性的工程只有积聚到了水到渠成之时，才有可能坚实地拔地而起。
为了变革传统史学的惯性，我建议，中国社会史研究目前应迅速将透视的焦点从国家上层移向社会下层，下力气研究芸芸众生：农民、手工业者（近代工人）、商人、平民（近代市民）、士兵以及平民知识分子等，透过他们日常普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展示千百万人的“众生相”，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当然，这不排斥多元、多侧面的其他课题的研究。
历史视角的转换，合乎逻辑地要求有一场动作幅度很大的“史料革命”紧随其后。社会史没有“新米下锅”，不用说展示新貌，甚至会发生“生存危机”。例如，中国社会史不研究农民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文明史是从山坡、田野走来的，农民及其社会生活，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不仅构成了中国人的主体历史，而且也是其他一切中国人历史的原始基因。令人深以为憾的是，法国的马克·布洛赫写出了《法国农村史》，而泱泱农业大国的中国却至今没有一部农村史或农民史。成功要取决于史学的理性论证，这就需要有足够多的，颇具说服力的史料作为实力后盾。这时，“二十五史”“十通”之类的旧库藏却于事无补。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史的转变，首先将逼迫一切有志者重新寻找矿藏，艰辛地去勘察、开采新史料。
值得欣慰的是，已经有一些中青年学者不畏艰难，领先一步了。例如福建的陈支平、郑振满等，历十载艰辛，从家谱、宗谱、族规、乡约、田契、当约等大量珍贵的民间资料着手，结合对活“化石”实地调查，对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和乡村社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兼实证和理论分析于一体的研究。上海的钱杭、谢维扬对江西几个县的家族法制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亦已数度春秋，积有可观的研究资料和论证成果。陕西的秦晖对关中地区大量土改档案资料（这是历史上最全面、最系统、准确、质量最高的一份乡村统计资料）进行了现代的数理统计分析，并追溯到新发现的明代鱼鳞图册，据此提出了令人惊异的“封建社会关中模式”。上海的罗苏文等别出心裁地以近代上海石库门普通的市民群为对象，通过档案、文书、报章杂志、口碑乃至春联、贺语等资料的发掘，展示了百年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中“上海滩”人群变动中的“海派”心态。凡此种种，有力地说明，中国社会史的希望在青年。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耐得清贫，甘于寂寞，一批又一批社会史新史料会不断发现并被成功地应用，在这方面，近现代的前景可观。以上说的是中青年学者。我觉得有责任补充，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相识二十余载的挚友孙达人教授，关注中国农民史，数十年如一日，衷情不减。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毅然“解甲归田”后，在杭州与王志邦等同志热心觅寻搜索家谱、族谱与鱼鳞图册，成绩可观。祝愿他有新的成果不断问世。
我无意贬低理论对社会史变革的重要性。假如说，采集和使用新史料是社会史“原材料革命”的话，那么，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变革则是它的“能源革命”。问题不在于孰主孰次，而是要把这两种变革真正融为一体。
实际上，史料和史观总是处在一个互动的研究引力场中，相互感应，匹配成偶的。整体史观（即关于“结构”和“过程”的观念），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介入，肯定会推动我们去发现新史料，或是从原有的史料中“嗅”出新意义，并编织成新的网络。我在接触明清徽商时，有一个念头盘旋不散：明清时代的商人能不能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如欧洲中世纪晚期商人那样？偶然由徽商生活方式和消费行动中引发出奇想：徽商平日生活的吝啬和刻薄，与其在贿赂官府、结交权贵，以及热心办私塾、行“善举”方面却又挥金如土，反差何以如此强烈？怎样来解释这种二极背反的行动背后的心理机制呢？追究其动机，实是无奈地屈从于政治压抑。“贿赂”是“现实”地甘心为附庸，转化为儒是为了寻求同化，而大兴善举则多是出于心理自卑，为摆脱社会的“鄙视”，求得社会舆论的承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仍然处在“政治一体化”的明清中国，商人没有欧洲同行的那种“野性”和勇气，根深蒂固的心理自卑情结，引导他们以同化为封建政治势力为最佳、最安全的归宿，缺乏强烈的追逐资本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欲望，仍深恋着权力和土地。他们也仍然属于没有希望、面向过去的一代。作这样的理解，关于徽商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那些资料就“活”了起来，并有可能帮助我们开掘出社会史的新视角。
我认为，从事社会史研究，关键不在于是做宏观还是微观的研究。最终的成功，将取决于能不能以富有穿透力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去重新破解、诠释新史料，为揭破中国社会历史上一系列传统史学所不能解释的谜团，拿出浑然一体的研究成果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