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外学界对“鸦片战争开端说”形成史的描绘，多从外在政治因素着眼，割裂晚清与民国间的思想联系，又强调1949年后学者被迫采纳此说。不过，以吕思勉著述为线索，关注知识本身流动、重构的过程，可发现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存在一条连续性的知识脉络。

作者：顾少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1期

中国近代史开端于何时，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基本已是中国大陆学界的主流观点。“鸦片战争开端说”有其生成、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外学界对此多有探讨。不过，现有研究呈现的“鸦片战争开端说”形成史，前后存在“断裂”和“转折”。

“断裂”是指因过于强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于此说形成的时间节点意义，而忽略乃至否认自晚清以来早已存在的相关史实，割裂了本应连续的知识脉络。“转折”是指对于20世纪50年代“鸦片战争开端说”在中国大陆学界成为主流观点的现象，现有研究偏向从学术外在环境解释，认为不少学者因政治因素而不得不转向接受此说。

现有的“鸦片战争开端说”形成史，之所以呈现一前一后的“断裂”和“转折”局面，主要是因为研究视角侧重学术外部因素，不过需要认真探究的是，这还与两种具体方法或认知造成的视野遮蔽有关。

第一，学界多以“近代史”或“近世史”这种容易为人所注意的历史分期概念为中心，进行史料搜集和逻辑分析。但是，若我们转换视角，不再只依历史分期概念展开思考，转而观察时人对中国历史阶段本身的划分，聚焦能区分前后历史阶段的“变点”，则会发现视鸦片战争为分隔前后历史时期“变点”的认识，自晚清以来绵延不断，持续发挥着重要的思想作用。

第二，民国时期不少学者在确定以1840年后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主要内容之后，常会用简要篇幅交代明中叶或明末清初以来的中西交往历史。在此类文本中，1840年前的历史内容，只是背景信息。与之不同，将发生于明中叶或明末清初的中西交通认定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文本，即持所谓“西力东渐开端说”者，则会详细叙述明中叶或明末清初至1840年的历史，而不是作铺垫式的简述。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有这样一种误判：以1840年后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主体的文本，因追溯至明中叶或明末清初，而被归为“西力东渐开端说”。有此前提后，这些文本作者于20世纪50年代表现出支持“鸦片战争开端说”时，就会被视为发生了转向。

针对目前研究现状，本文将由外转内，关注知识本身的历时性脉动，尝试揭示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鸦片战争开端说”形成背后未被注意的连续性知识脉络，以补充现有“断裂”“转折”的单一图景，并纠正某些不当观点。这一被隐没的知识脉络，或许通过深描细写后的呈现，会更具说服力。近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的著述，即能为这样的探索提供上佳线索。

在晚清知识脉络延长线上的历史分期设定

1920年前后是吕思勉撰写史学著作的初期，时间距离晚清还不太远。这一时期在吕思勉笔下，仍保留了源自晚清的流行说法。其中，吕思勉编著的《白话本国史》和《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于1923年和1924年先后出版，集中反映了吕思勉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思考。

观察这两本书的中国历史分期，若只看分期概念，确实会觉得差异不少，且稍显混乱。但若聚焦两书对中国历史阶段本身的划分，则不难发现一个关键的共同点：无论《白话本国史》绪论和《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对“近世史”“最近世史”的分界，还是《白话本国史》正文对“近世史”上、下两期的区隔，均以清嘉庆朝为前一期历史的下限，而后一期历史则被描述为“从西力东渐起”。且“从西力东渐起”的历史阶段，就其性质讲，应始于鸦片战争。

这一所谓“从西力东渐起”的历史时期，在两书历史分期体系中的位置，接续的是以清嘉庆朝为下限的阶段。按历史分期的时间先后规则讲，它自然应是从清道光朝开始。吕思勉没有用清道光朝这样的王朝时间，而选“从西力东渐起”这样的语词，实则是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亘古未有受外力压迫时代的开始，以此为区隔上下历史阶段的界限，同时又交代西人来华的前情，追溯了明中叶以来的“通商传教”。在他看来，作为历史分界的时间标识，鸦片战争比清道光朝更能显示历史转折之意。

这两本书虽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初，但在中国历史阶段划分层面，对鸦片战争角色的设定，却处于晚清知识脉络的延长线上。19世纪后期，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影响日益显现，以及国人对此认识的不断加深，鸦片战争与秦朝建立等要事一并被视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具有历史分期意蕴的“世变说”也由此形成。这种“世变说”虽没使用历史分期概念，但事实上已将中国历史脉络分为不同阶段，其中鸦片战争是最近一次世变的开始，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当时来自日本的中国历史分期体系及相应概念，对时人的历史编撰影响颇大。在源自日本的中国历史分期中，鸦片战争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因此，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知识精英笔下最近一次世变的开始，本已具有历史分期的意涵，只是在遭遇源自日本的中国历史分期体系后，在历史编撰领域未能成为时人的首要选项。

《白话本国史》《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以鸦片战争为“近世史下”或“最近世史上”的开端，并定性为中国自此进入受外力压迫之亘古未有时局的做法，显然并非单纯为20世纪20年代初的产物，而是脱胎于晚清“世变说”对鸦片战争的论述。若进一步从概念的角度观察，这两本书的历史分期，也受源自日本的中国历史分期影响，特别体现在以元朝建立为中国“近世史”的开始。这两本书既承袭了晚清“世变说”，视鸦片战争为开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也在历史分期概念的使用上，颇受日本思想资源的影响，还未直接将鸦片战争与“近世史”开端挂钩。

以鸦片战争后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主体

继20世纪20年代的《白话本国史》和《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后，集中展现吕思勉对中国近代史开端认识的著述，应属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多部中国历史教科书。然而，吕思勉另有两本重要的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学界对这两本书的创作时间尚无明确定位，一般认为是他任教上海光华大学时为讲授中国近代史课所编。细阅《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可以发现：前者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历史教科书，尤其在涉及中国近代史性质等关键论述方面，保持明显一致；后者则有文化人类学特色，与前者有别，应不是1939年前的作品。因此，这里将围绕20世纪30年代吕著中学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史讲义》展开讨论。

在这些文本中，吕思勉叠用了三个具有时间指向的关键词——中西交通、清初、鸦片战争——来表示中国近代史开端。表面看，他的认识似乎游移不定，而混用不同的时间节点。但事实上，这三个时间符号在确定近代史主体及特征层面，角色和意义并不相同。换言之，在稍显杂乱表面的背后，有吕思勉对能够界定近代史主体及特征的分期标志的一贯认知。

吕思勉对明中叶和清初这两个时间的混用，颇有临时性的意味，反映出它们的角色并不太重要——都不是真正表示历史转折的节点。这就涉及鸦片战争在吕思勉笔下的定位和意义。吕思勉认为，历史分期的关键，在于抓住历史的重要变化。在他看来，能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建构出一段近代史，自然有其不同于古代的“变迁大势”。在吕思勉笔下，自西人东来到鸦片战争这段时间内，社会仍是前一历史阶段的状态，并无特别变化，鸦片战争才是历史“大变”的开始。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近代史讲义》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编排。在这些文本中，鸦片战争以后的内容，占中国近代史大部分篇幅，如《中国近代史讲义》中鸦片战争前的内容，甚至不到全书的20%。从时间长短角度讲，无论从明中叶或清初算起，鸦片战争前的时段都要长得多，但叙事内容却大幅度简略。

20世纪30年代吕著存在三个关键时间标识，它们各有不同的角色和意义。明中叶是吕思勉为说明鸦片战争后这段大变局时期的出现，借用中西交通这条解释线索而向前追溯的时间；清初的使用，则是他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时，遵照官方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结果。但是，若从他定义中国近代为大变局时期的角度看，因“大变”而能与前一个历史阶段明显区隔的分期节点，不是明中叶或清初，而是鸦片战争。正因如此，他建构的中国近代史内容，主体是鸦片战争后的历史。

最后，从“鸦片战争开端说”形成史中，理解20世纪30年代吕著展现的相关知识史意义。20世纪30年代，吕思勉对历史分期概念的使用，逐渐摆脱当初日本用法的限制，在继续确认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最近一次“大变”的开端后，将鸦片战争后的历史充当了“近世史”“近代史”的主体。换言之，当初源自日本的分期概念，此时在剥离原有语境含义的同时，转而与中国本土“世变说”结合，以鸦片战争后这段历史作为其指涉的主要内容。

由文化视角汇入马克思主义史学

大致在1939年后，吕思勉采用文化人类学理念，重新划分中国历史阶段。其中，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较早系统反映了吕思勉以此文化视角构想的中国历史分期。《吕著中国通史》开篇，即在阐释文化这一理论工具的内涵，以及以此书写中国历史的旨趣。他将文化定义为“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这一有关文化的定义可转化为“人类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行为”。在环境包含的自然和社会两者间，吕思勉倾向于认为社会与人类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吕著中国通史》的文化理念，实则更着眼于“人类控制社会的行为”，即以“明白社会”为目标。

民国时期，借助源自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以包含人类各式活动的文化史充当“普遍史”，是时人重写中国历史的重要手段。不过，不同学者以此划分的中国历史阶段是不同的，而吕思勉也有不同于他人的独到想法。《吕著中国通史》下册从“人类控制社会的行为”角度出发，以王莽改制失败和西力东渐为历史转折点，将中国历史分为三阶段。在此基础上，创作时间不明的《中国近世史前编》，也能得以定位。它显然是《吕著中国通史》同期、同类作品。在这样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吕思勉对西力东渐自然有文化立场的新解释。此前，“环境可说未曾大变”；此后，则需要以新方式适应环境变化，即“人类控制社会的行为”开始转变。但是，对自西力东渐以来这段历史的主体为何，吕思勉仍延续此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后才是真正环境大变而文化亦随之改变的阶段。

20世纪40年代吕思勉基于文化人类学视角，重新建构了中国历史分期。其中，变化最大的在古代史领域，秦朝建立不再是区分前后阶段的关键界限，取而代之的是王莽改制失败，不变的则是以鸦片战争后这段历史为近代史主体。

20世纪50年代吕思勉对待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在古代史那里是“有声”的，在近代史开端处是“无声”的。就当时学术生态而言，中国古代史分期诸说并存；但中国近代史上限不容置疑。这与吕思勉个人情况表面上存在一定暗合。不过，不管是吕思勉对古代史分期存有“异见”，还是采纳“鸦片战争开端说”，都与他仍持20世纪40年代以文化人类学视角建构中国历史分期的观点密切相关。

20世纪50年代吕思勉有关中国历史分期的设想，集中于“中国通史提纲”。在这些文本中，“自上古至新室之末”为第一个时期；此后至鸦片战争前为第二个时期；鸦片战争后则为第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又可以安史之乱为界，细分为两个阶段。因此，这套中国历史分期，或以“新室之末”和鸦片战争为节点，构造出三个时期；又或加入安史之乱这一分界点，形成四个时期。不难发现，若暂时隐去安史之乱这一细分的时间点，这与20世纪40年代《吕著中国通史》等文本建构的中国历史分期，别无二致。吕思勉原先以文化视角塑造的鸦片战争于分期中的角色意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鸦片战争开端说”之所以能合拍，不是单纯共用了1840年这一时间节点，更是二者理念的趋近。

进一步看，吕思勉在接受“鸦片战争开端说”后，并未放弃之前由中西交通视角追溯至明中叶的做法。此时吕思勉构想的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后的历史为主体，又以明中叶以来中西交通之事为铺垫的结构，同时在分期概念的使用上，明确将近代史开端设定为1840年，更多体现的是连续而非转折的历史面相。

结语

中外学界对“鸦片战争开端说”形成史的描绘，多从外在政治因素着眼，割裂晚清与民国间的思想联系，又强调1949年后学者被迫采纳此说。不过，以吕思勉著述为线索，关注知识本身流动、重构的过程，可发现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存在一条连续性的知识脉络。

鸦片战争作为区分前后历史阶段的界限，最初随晚清“世变说”而一度流行，后在历史编撰领域被来自日本的中国历史分期暂时掩盖，又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与“近世史”或“近代史”概念联结，并被文化人类学理念等解释和确认，最终于20世纪50年代汇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鸦片战争开端说”。所以，当我们的研究视角不再仅限于历史分期概念的使用时，可发现，这是一条从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的连续性知识脉络，能在现有“鸦片战争开端说”形成史凸显的“断裂”和“转折”面相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面相。同时可知，那种认为鸦片战争本是普通事件，它之所以重要，并被作为历史分期标识，仅是民国时期政治鼓动和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说法，以及视吕思勉为1949年后学者不得不接受“鸦片战争开端说”之代表的观点，显然并不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