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成立古典学系，这对推进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中国古典学的学科体系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时代要求，它要求突破原有学科框架下人才培养的局限，通过基于古典学术的系统训练，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的古典学人才。在教育部公布的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中，四川大学成功获批“中国古典学”新专业，于2025年启动招生工作，这为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带来重要的新推进。

一、古典文献专业与国学院教学经验的启示

中国高等教育在开展古典学术教育方面，有许多重要的探索，其中尤以古典文献专业和国学院的教学传统最值得关注。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立古典文献学专业，该专业围绕继承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目标，设置了独特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1983年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对北大的学科方案多有借鉴。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体系注重经典专书阅读，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等基础课程，注重古籍整理的实践训练。这套体系延续至今已近70年，培养了大批古籍整理、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才。本世纪初，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国学院，注重打通文史哲等学科界限，主要按照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和小学设置课程，注重原典阅读和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于2005年成立，武汉大学于2001年开始创办国学本科实验班，2005年开始挂靠相关学科招收国学方向硕士研究生，2010年正式成立国学院。国学院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发展，已有20年历史，积极推进了国学的当代传承。

当前，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对古典学术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会议的贺信中指出：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1］中国古典学的建设，体现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也体现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使命，要积极推进文明的古今传承，也要促进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古典学所培养的是能传承文明，同时能以博大的胸怀参与文明对话的人才。

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要切实加强古典学术训练，要更好地解决古典教育中“古”与“今”的矛盾。古典学术教育不是让学生拘守古典，而是要让学生具备沟通古今的素质，能够拥有与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能力。古典学术教育虽然要突破现有学科框架的某些局限，但不能与现代学术完全脱节，而要在古今之间实现恰当的融合，例如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培养方案，就构建了一个“以现代科学体系为基础，酌量吸取我国传统的文史研究方面的治学方法”［2］ 的新型学科体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在经典专书研读以及学习古籍整理研究基本方法的同时，要学习各类基础理论，以及中国文学史（现代、古代）、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等，还要通过中国文化史专题等各类专题课来掌握古代文化知识。人大国学院围绕“大国学”理念，以经典学习为核心，同时兼容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等。这些努力都希望学生的古典教育可以更好地沟通古今中外。但是，在古典文献专业和国学院的教学中，“古”与“今”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古典教育如何与现代学术发展和社会需求更好衔接，仍然有令人困惑之处，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学生的专业选择以及未来的就业与发展，都会受到影响。从课程设置上讲，由于教学课时有限，如何有效地在经典研读和学习古籍整理研究方法的同时，合理地设置课程开拓学生的视野，也很值得思考。如果简单采用拼盘的方式，各种课都上一点，其效果肯定是不理想的。目前，古典学在西方面临不少困境，这也应反向促进思考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如何更好地沟通古今。

二、经典·通史·诗文：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重心

中国古典学的教学需要突出经典、通史与诗文三个重点，着力培养学生的经典阐释能力、会通眼光和表达素养。古典学子拥有这些能力，才能激活经典、传承文明，让古老的传统成为“活的传统”，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

（一）经典

经典研读一向是古典教学的重心。古典文献专业和国学院的教学传统，对此都极为关注。例如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专书讲读课系统研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史记》《左传》《诗经》《楚辞》《孙子兵法》等典籍，对经典的重视同时贯穿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本科阶段，每位学生都会收到一套《十三经注疏》，这套书在本科四年期间一直归学生研读使用，毕业时再归还。四年学习期间，这套书成为许多课程的重要参考书，让学生从各个角度去熟悉这些核心经典的主要内容。［3］国学院的教学也十分重视经典研读，例如人大国学院开设了大量的经典研读课程，例如《左传》《诗经》《论语》《孟子》《庄子》《史记》等等。这些课程对深化古典教育都很有意义。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同样需要注重经典的学习，而古典学视野下的学习，尤其应重视经典阐释能力的培养。古典学要实现传承文明和文明对话的使命，核心就是要培养有开阔视野和深厚素养的经典阐释者，这些阐释者既能深入传统，又能沟通当下与未来。

经典阐释能力的培养，需要有扎实的小学基础与深厚的古典文献学素养。在这个问题上，古典文献专业的培养方式很值得借鉴。魏建功先生作为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培养方案的开创者，曾经提出“一主两翼”的主张，即“以读古文、学专书提高古籍阅读能力为主体，以文字、音韵、训诂和目录、版本、校勘为两翼。三者相辅相成”。［4］他所说的古籍阅读，主要着眼经典研读，这是学习的主体，而“两翼”则是作为小学知识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及作为古籍整理基础知识的“目录、版本、校勘”。在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是六门需要系统讲授的基础课。在古典文献专业近70年的发展中，课程的设置不断有所调整，专书研读的书目也有所变化，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这六门基础课的系统讲授，始终没有改变。而在国学院的教学体系中，这一点发生了变化，六门课往往不能全面系统讲授，有的国学院根据自身的教学条件开设其中一部分，有的则只是将相关内容融合在经典研读的课程中。从教学效果来看，六门课系统讲授非常有必要。这六门课并非只是着眼培养古籍整理的专门人才，而是为古籍的阐释奠定最扎实的基础。只有通过系统的学习，学生才能掌握其原理并运用于实践，才能以扎实的文献考辨为基础，切实提高经典阐释能力。在中国古典学的课程设置中，建议尽可能保留六门课程的系统讲授，即使限于课时六门课不能详细展开，也应尽可能在精简其内容的过程中仍然保留其知识的系统性，如果只是将相关内容融入经典研读来讲授，往往会过于零散、片断而教学效果不佳。只有“两翼”振举，经典学习这个主体，才能真正腾飞。为了让课程体系更加合理，古代汉语这门课可以适当压缩，可以围绕经典研读讲授古汉语语法、句法的一些重要问题，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六门课的系统讲授。

至于应当研读哪些经典著作，这个问题学界一直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以经学为主；［5］还有的认为应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主要学习对象，这与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献和古典文明研究为根本任务比较相似；［6］有的则采取很宽泛的界定，认为应将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中国古代典籍，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都可包括其中。［7］前两者的界定过于狭窄，而后者又过于宽泛。历史延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先秦的元典性典籍固然是极为重要的文明经典，但两汉以至唐宋，再至明清，中华经典不断传承发展，因此中国古典学的经典学习内容，应当以先秦为主，兼及后世的重要典籍，同时不应拘守经部，而应放眼四部。总之，经典的学习应当切实强化学生对经典的理解，切实提升其经典阐释能力，唯有如此，经典的精神价值，才能通过古典学子这些优秀的经典阐释者，在当代与未来生生不息。

（二）通史

中国古典学还应重视通史教学。一段时期以来，对经典研读的提倡，曾经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即重视经典专书研读，忽视通史教学。现代高等教育的文史哲教学，重视通史和概论的讲授，但比较忽视研读经典。古典教育重视经典学习很有意义，但是学生如果只读经典，缺少通史的学习，也很难在历史视野下理解经典的意义，有时还会带来碎片化的问题。无论是古典文献专业，还是国学院，在课程体系中都开设有通史课程，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因为课时的问题，其讲授内容往往受到压缩。如何在深入研读经典的同时，讲好通史课，让两者相得益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当前，中国古典学的教学同样面临这个难点，而且要做更深入的探索。一方面，经典研读课程之外的通史课，应该如何讲，需要针对中国古典学的特殊需要进行相应的安排；另一方面，在经典研读的课程中，如何贯穿通史的内容，也值得更多探索。例如研读经学典籍，就应当同时学习经学史；学习《庄子》等典籍，也要相应学习《庄子》学史等。通史的讲授方法要精心设计，不能照搬一般的文学史、哲学史、中国通史。古典学教学中的通史教育，需要有独特的探索。

（三）诗文

中国古典学教学的第三个重点，是古典诗文的学习。这是无论古典文献专业，还是国学院，都没有充分重视的教学内容，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以明道、文道并重是中华文明重要传统。诗文是中华文教的核心载体，是传统士人的必修课。古人云“诗者，天地之心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8］诗文是有高度精神价值的文体。古人认为，一个人理解诗文、运用诗文的能力，就是其能力素质和精神修养最集中的体现。传承发展诗文之道，对于赓续中华文脉有重要意义。

诗文追求作者主体心志的真诚表达，发挥着涵育心灵的重要作用。《毛诗序》主张“诗言志”，提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读者诵习诗文，其心其情与作者相通，自身的胸怀襟抱也得到涵养与陶冶。中华诗文追求风雅之道，追求文以明道。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通过诗文的传习创作而代代相传，诗文还塑造着中华文明的思想方式。中国作为文教大国，其精神的创造、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处处都表现出对“文”的重视。中华文明的思想方式，带有文道合一的显著特点，精神与文化的进步，往往并不孤立强调理念的开展，而是注重在文道合一中，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推进。诗文作为“文”之精华，深刻参与了“文道合一”的文明演进之路。理解中国的诗文传统，对于理解中国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古典诗文教育始终没有受到古典教育的充分重视，中国文学史课程对古典诗文的教学，如果从古典学的教学要求来看，不够充分。例如，中国文章学的教学就一直比较受到忽视。当前中小学古诗文教学不断削弱，大学与古典诗文教学相关的课程也不断减少，大学生的古典诗文基础普遍比较薄弱。积极提升古典诗文素养，这是古典教育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然而无论是古典文献专业，还是国学院的教学，对此都重视不够。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需要充分关注这个问题。唐文治先生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其教学于经史之外，高度重视唐宋八大家古文等古典诗文的学习，为学生打下扎实的诗文基础，许多毕业生对此感念终生。冯其庸先生在人大国学院的课程设置中，特别重视古典诗文教学，他认为学生在学习唐代文学史的同时，还应该认真研习杜诗这样的专修课。只有具备深厚的诗文素养，中国古典学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意义才能真正内化于心，履践于行。对诗文的深入学习，还可以直接提升表达素养。中国古典学所培育的经典阐释能力、会通眼光，都需要通过表达来实现其意义。现在高校中的写作教学，效果多不理想，学生的写作能力普遍薄弱，很多用人单位都在反映大学毕业生写作能力不断下降的问题。深入学习古典诗文，对于提升写作能力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古典学教学中，古典诗文的学习应当受到充分重视。

总之，经典、通史、诗文三者，应当是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重心所在。三者的并重，将形成结构合理的培养体系，切实让学生拥有传承古典、面向未来的能力，具备文明交流对话的素养。当然，在具体的教学中，这三者如何能有效展开，彼此呼应，落实在更为合理的课程设置之中，还需要不断探索。

注释

［1］《习近平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4年11月8日，第1版。

［2］曾贻芬：《阴法鲁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参见刘宁：《北大中文系给我的古典学术教育》，《文史知识》2010年第10期。

［4］马嘶：《一代宗师魏建功》，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

［5］甘阳认为：“如果中国古典学要真正成为一个受尊敬并且有边界的学科，我主张，它应该明确对应中国传统经学。”参见甘阳：《什么不是古典学？——古典学在中国的机遇和难题》，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801153。

［6］黄德宽：《楚简〈诗·召南·驺虞〉与上古虞衡制度——兼论当代中国古典学的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7］孙玉文：《中国古典学之我见》，《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8］李昉：《太平御览》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72页；《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