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建构研究”（编号：24AKS011）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摘 要：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社会的“斩杀线”问题，不仅呈现了个体因“信用”或“效用”价值耗竭被系统性排除出正常社会结构的残酷现实，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裂痕与文明危机。“斩杀线”表现为中产阶层易滑落、底层群体被永久性淘汰，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缺陷、技术进步制造大量“无用者”，以及新自由主义转向瓦解了社会缓冲机制。从文明论高度看，“斩杀线”构成“文明斩杀线”，它背离了“把人当人”的文明核心要义，而美国“内病外治”的应对策略更是凸显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无能。本文通过文明比较，进一步挖掘了中华文明的“兜底线”智慧，分析了中国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也探讨了北欧模式的借鉴意义与局限。最终提出，“斩杀线” 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精英主义逻辑的产物，超越这一问题需坚守“以人为本”，构建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制度体系，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迈向“全体共生、共同富裕”的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斩杀线 文明论 资本主义危机 兜底线 共同富裕
一、引言：作为文明批判镜鉴的“斩杀线”概念
“斩杀线”一词，形象而深刻地捕捉了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残酷现实：个体或群体在经济社会波动中，因其“信用”或“效用”价值的耗竭，被系统性地、无情地排除在正常社会结构之外，坠入生存难以为继的境地。这一概念宛如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从文明论重审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窗口。
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世界，之所以从野蛮走向文明，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能够以友爱互助的共生原则超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个社会是否堪称文明，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如何对待社会成员尤其最脆弱的群体。是否设立并坚守保障基本生存与尊严的“兜底线”，是衡量一个文明人道主义底色与制度韧性的核心标尺。反之，当一个文明体内生出一种强大的“斩杀”逻辑，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正当”时，其文明资格便遭遇了深刻危机。
“斩杀线”概念源于网络，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术语，却在西方学界及评论界有着广泛的心照不宣的隐性共识，其内涵与“贫困陷阱”“社会排斥”“边缘群体固化”等概念高度关联，但更突出“系统性淘汰”的主动性与残酷性——并非个体被动陷入困境，而是制度性力量主动将“无效用”群体剥离社会核心圈层。
文明论的核心关切之一，是“人”在文明体中的位置——文明的进步不应以牺牲部分人的生存权与尊严为代价，而应实现全体成员的共同发展。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再到殖民时代的种族灭绝，西方文明史上曾多次出现“制度化淘汰”的残酷场景，这些本质上都是不同形态的“斩杀线”。现代文明的进步本应逐步消解这种残酷逻辑，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生存秩序，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却表明，“斩杀线”并未消失，反而借助资本逻辑与技术手段，呈现出更隐蔽、更高效的形态。这也正是从文明论视角审视这一问题的核心意义所在。
二、“斩杀线”现象及其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裂痕
资本主义的历史既是一部生产力解放的史诗，也是一部社会矛盾与危机的编年史。在这一进程中，一道名为“斩杀线”的深渊，正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已从二战后那个有能力构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的自我调节形态，蜕变为一个任由资本逻辑主宰生死的冷酷系统。聚焦这一历史性转向，我们首先描绘“斩杀线”如何使中产阶层滑落与底层固化成为常态；继而深挖其制度根源，即信用机制与技术进步在资本驱动下对“无用者”的批量制造；最后回溯历史，论证新自由主义如何瓦解了昔日的缓冲机制，让潜伏的“斩杀线”浮出水面，成为界定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一道鲜明裂痕。
（一）脆弱的中产阶层与系统性排斥
“斩杀线”最触目惊心的表现，是社会中产阶层向底层滑落的“轻易性”。一次经济危机、一场重大疾病、一次职业变动，都足以使一个原本生活体面的家庭迅速跌至“线”下。这种脆弱性并非个体不努力所致，而是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使然。它暴露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社会缺乏健全的风险共担机制：个人层面因社会保障网的稀薄而抵御风险能力不足，社会层面则缺少制度化的风险分担安排。其结果便是风险高度个人化，失败全然自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潜在的运行法则。
美国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其社会中层的脆弱性早已成为公认的社会顽疾。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和财富悬殊程度日益加深，出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和“中产阶层遭挤压”的严重现象，至今这一趋势仍在延续。据新华社2023年发布的《美国贫富分化持续恶化的事实真相》，2021年美国前1%家庭持有32.3%的财富，后50%家庭仅拥有2.6%的财富。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国成年人占比从1971年的61%降至2019年的51%。
重大疾病是触发中产阶层滑落至“斩杀线”的最主要诱因之一，这与美国医疗体系的资本主导属性直接相关。美国联邦基金（The Commonwealth Fund）调查研究显示，2023年美国约4900万人保险不足，加上2600万无保险者，总计约7500万人保障不充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发布的《2023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显示，近四成美国人平日无力支付400美元的意外开支。因此，一千美元以上的医疗开支足以令他们被迫借贷。美国人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累积了巨量的医疗债务，而且因部分医疗债务没有在信用记录中体现，消费者的实际债务体量可能更大。据估计，超过1亿美国人曾因医疗问题负债，医疗债务已成为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济危机与职业变动则进一步放大了中产阶层的脆弱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10月一度飙升至10%，为1983年以来最高。金融危机期间失业人口长期超过800万，其中来自建筑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中等收入岗位的人群占比约 60%，被迫从事低薪或兼职工作、陷入贫困的情况显著增加。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这一情形再次上演：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一度飙升至 14.7%，为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高，“临时失业”人数约为1 810万。疫情后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不均衡，许多劳动者收入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陷入“就业贫困”——虽有工作，但收入低于贫困线，无法覆盖基本生活支出。
除了中产阶层的滑落，底层群体的“永久性淘汰”更是“斩杀线”的直接体现。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024年报告表明，基于2024年1月的单夜（Point-in-Time）统计，无家可归者人数达77万，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1%。长期无家可归者（连续无家可归超过1年）约占三分之一。其中，约40%的无家可归者有工作，但因房租过高、收入微薄而无力负担。约22%的成年无家可归者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普通人群为5%—6%），18%存在慢性物质滥用问题（普通人群约为3%），且难以获得医疗与救助资源，成为被社会彻底“斩杀”的群体。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日益明显：2024年，18—24岁青年约占7.5%，18岁以下未成年人约占19.2%，两者合计约26.7%。很多年轻人因高房租、低收入、就业不稳、学生贷款压力等原因，被信用体系与就业市场双重排斥，最终坠入“斩杀线”以下而难以翻身。这种系统性排斥并非美国独有，在其他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普遍存在。
（二）信用机制缺陷与“无用者”的生产
深究“斩杀线”现象的生成机制，核心在于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根本缺陷。该体系将人的价值高度简化为其经济信用和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旦个体被贴上“信用破产”或“无用”的标签，便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循环中沦为“废料”，被系统无情地“斩杀”和抛弃。科技进步的加速迭代非但没有缓解这一趋势，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被淘汰的群体（如被自动化取代的传统劳动者），又更迅速地将他们抛弃，使得“斩杀”的频率和范围空前扩大。
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信用即价值”——个体的信用评级直接决定其获得资源的能力，包括贷款、就业、住房、医疗甚至社交机会，而信用评级的核心指标，是经济收入与债务履约能力，这就将无法创造直接经济价值或陷入债务困境的个体，天然置于“低价值”甚至“无价值”的境地，为“斩杀线”的生成提供了机制基础。根据Vantage Score公司发布的《信用晴雨表》（CreditGauge）报告，截至2024年2月，约有4700万美国成年人的信用评分处于300—600分的“次级”（Subprime）区间。该群体约占美国成年人口的15%—20%。而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24年消费者预期调查：信贷准入》的数据，2024年美国消费者各类信贷申请的整体拒绝率约为21%，其中信用评分低于680分的群体被拒率明显更高。他们在求职、租房时，也很可能因信用问题被拒——信用评级成为一道无形的“斩杀线”，将这部分群体系统性地排除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
信用破产与债务陷阱的叠加，进一步加速了个体被“斩杀”的过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24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债务与信贷季度报告》显示，2024年美国家庭总债务约为18万亿美元，其中信用卡债务约为1.2万亿美元，学生贷款债务约为1.7万亿美元。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所有债务中处于拖欠（逾期30天以上）的比例约为3.5%，并且约有12.6万消费者的信用报告在当季被新增了破产标记，这些人会陷入“债务—信用破产—无法获得资源—更难偿还债务”的恶性循环。而背负联邦学生贷款的人数，高达4200多万人。
科技进步与自动化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无用者”的规模，让“斩杀线”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导致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产生大量“产业后备军”——失业人口。而当代科技革命（人工智能、自动化、数字化）的发展，使得这一过程加速，不仅传统体力劳动者被取代，大量中低端脑力劳动者也面临失业风险，成为被资本逻辑判定为“无用”的群体。他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行政办公等领域。除了传统行业，新兴行业的技术迭代也在制造“无用者”。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客服、翻译、数据录入、基础设计等岗位面临大规模替代风险。此外，平台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平台通过算法将劳动者视为“可替代的劳动力单元”，根据工作量与效率进行筛选，效率低下、无法完成指标的劳动者会被平台直接“淘汰”，且无法获得社会保障，成为被平台经济“斩杀”的群体。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积累速度远超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而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长几乎全部被顶层资本所有者占据，底层劳动者不仅无法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反而因被自动化取代而陷入失业与贫困。这正是资本逻辑下“无用者”生产的本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劳动力作为商品，一旦无法创造更多利润，便会被无情抛弃，这也是“斩杀线”生成的核心机制。
（三）新自由主义转向与缓冲机制的瓦解
“斩杀线”并非资本主义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常态。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内部曾存在过自我调节的尝试。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欧美社会缓冲机制最为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欧美国家普遍加强了对资本的管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工会力量强大，累进税制有效调节贫富差距，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的贪婪，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得“斩杀线”处于潜伏状态。以美国为例，这一时期的核心缓冲机制包括：一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1965年美国推出 Medicare（老年人医疗保险）和 Medicaid（低收入群体医疗保险），两项计划合计覆盖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二是强大的工会力量。1950年代美国工会会员占就业人口（非农）的比例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工会通过集体谈判，保障了工人的高工资、高福利，缩小了劳资差距。三是累进税制。美国最高边际税率在1950年代高达91%，有效调节了顶层财富积累，缩小了贫富差距。四是公共教育与就业保障。美国政府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普及高中教育，推出就业培训计划，帮助底层群体提升技能，有助于实现阶层流动。
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印证了缓冲机制的成效。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1959年的贫困率为22.4%，到1973年降至11.1%。而这一时期美国工人工资年均增长约3%，超过通货膨胀率，工人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失业人口占比长期维持在3%—5%的较低水平，很少出现大规模的系统性排斥现象。欧洲国家的表现更为突出，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体系，底层相对贫困人口占比降至5%左右甚至更低，税后及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低于0.3，成为当时最具包容性的社会，“斩杀线”几乎不存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成为欧美社会缓冲机制瓦解的转折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对资本的管制，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削弱工会力量、降低边际税率，让资本获得充分的自由流动与积累空间。这一思潮首先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兴起，随后蔓延至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导向，直接导致了缓冲机制的系统性瓦解。
工会力量的衰落是缓冲机制瓦解的重要标志。社会福利体系的收缩进一步削弱了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为“斩杀线”的显现提供了条件。累进税制的弱化加剧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斩杀线”的范围。同时，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针对顶层财富的税种也被大幅削减，资本所有者的税负大幅降低，财富积累速度加快。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使得底层群体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一旦遭遇风险，便会被迅速“斩杀”。全球化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主导地位，瓦解了国内的缓冲机制。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寻找劳动力成本最低、管制最宽松的地区进行生产，这使得欧美国家的工人失去了就业优势，大量制造业岗位外流，底层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工资水平被压低。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资本所有者通过全球投资获得了巨额利润，而底层劳动者则因就业机会减少、工资停滞而陷入贫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与“斩杀线”问题。
从历史对比来看，新自由主义转向前后，欧美社会的“斩杀线”呈现出从“潜伏”到“显性”的巨大转变：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缓冲机制有效保障了底层群体的基本生存，“斩杀线”仅存在于极少数极端案例中；而新自由主义崛起后，缓冲机制瓦解，资本逻辑主导社会发展，“斩杀线”成为普遍现象，底层群体被系统性排斥，中产阶层持续滑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也印证了“斩杀线”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当资本失去约束、社会缓冲机制瓦解，“斩杀线”便成为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三、从制度批判到文明审视：“斩杀线”与资本主义的文明危机
“斩杀线”问题若仅停留在制度批判层面，尚不足以揭示其全部深度，必须将其提升至文明论的高度，审视其对文明本身的销蚀与否定。“斩杀线”的存在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更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危机——它背离了文明的核心要义，消解了社会共同体的根基，推动资本主义文明走向自我否定与衰落。
（一）“文明斩杀线”：自我否定的悖论
一个健康的文明应具备自我反思、自我修正、追求自我超越的能力。然而，当代美国资本主义所呈现的形态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明自杀”倾向。当“斩杀线”成为一种被体制默许甚至鼓励的机制时，它实际上构成了一条“文明斩杀线”。这条线不仅“斩杀”个体，更在“斩杀”社会共同体赖以存在的信任、团结与互助精神，最终“斩杀”文明自身的根基。它将西方思想中内在的“超人”精英主义推至极端，奉行一种赤裸裸的“赢者通吃”哲学，彻底否认了社会成员的基本共生关系。这样的状态若仍被冠以“文明”之名，无疑是对“文明”概念的亵渎。它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已陷入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走向了其文明价值的反面。
西方思想中的“超人”精英主义，源于尼采的“超人哲学”，主张“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将强者视为文明的主导者、弱者视为文明的累赘。这种思想被当代资本主义精英阶层奉为圭臬，成为“斩杀线”的思想基础——精英阶层将自身视为“强者”，将底层群体、失业者、贫困者视为“弱者”，认为“弱者”被淘汰是自然法则，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代价。比如彼得·蒂尔和布莱克·马斯特斯在影响甚广的《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一书中，赤裸裸地展现了对“超人式创始人”的推崇、对竞争的批判以及对民主制度的怀疑。这种精英主义思想的极端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基本的人文关怀，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直接套用于人类社会，背离了文明的本质。文明的进步恰恰是要摆脱自然法则的残酷，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保障每一个个体的生存权与尊严。
美国的精英阶层与底层群体的分化，早已突破了“阶层差异”的范畴，形成了“文明割裂”——精英阶层生活在封闭的圈层中，享受着资本带来的巨额财富与优质资源，而底层群体则被“斩杀线”困在生存边缘，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交集，更没有共生关系。底层群体的贫困被视为“自身不努力”导致的结果，所以应被“自然淘汰”，而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与高高在上则为自身持续积攒着怨恨。这种对立情绪的蔓延无疑会彻底消解社会共同体的信任与团结，而信任与团结正是文明存续的核心根基——当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失去信任、彼此对立，文明便会陷入自我割裂，最终走向衰落。
历史上，类似的“文明斩杀线”曾多次导致文明的衰落。例如，古罗马文明在鼎盛时期通过奴隶制度压榨底层奴隶，将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不承认其基本人权，形成了极端的精英主义与阶级对立；随着奴隶起义频发、底层群体奋起反抗，古罗马文明的根基被彻底动摇，最终走向分裂与灭亡。可以说，“文明斩杀线”是文明自我否定的开始，一旦一个文明允许“斩杀”自身的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它便会失去合法性与生命力，最终走向衰落。
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自我否定”，还体现为其对自身核心价值的背离。资本主义文明曾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将其视为文明的核心标识，但“斩杀线”的存在彻底击碎了这些虚假的理念：自由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属，底层群体因被排斥在资源之外，失去了选择生活的自由；平等沦为空谈，信用体系、财富分配、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使底层群体无法获得与精英阶层平等的发展机会；博爱更是被资本逻辑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利益交换，互助精神被“赢者通吃”的哲学消解。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认为，在一个“一切皆可商品化”的社会里，金钱标准会腐蚀那些本不应被市场衡量的事物（如教育、公民义务、生命与荣誉），从而导致价值空心化。当资本逻辑主导一切，“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被抛弃，社会便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文明的底色被彻底侵蚀，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二）核心要义的背离：“人不再被当作人”
从最根本的文明要义出发，文明的核心首先是“把人当人”，即承认并保障每一个个体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与价值。然而，“斩杀线”逻辑下的现实是，人被视为可计量、可消耗、可抛弃的资本要素。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在此达到顶峰：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与其共同体相异化。抛开宏大理论，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的缺失。一个无法为其最弱势成员提供生存底线的社会，在文明尺度上是不合格的。美国的现实恰恰表明，其文明的内在底线已被资本逻辑彻底撕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异化为“劳动力商品”，其价值仅体现为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人不再是目的，而是资本增殖的手段。当代资本主义的“斩杀线”将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不仅工人被视为可消耗的劳动力商品，所有无法创造直接经济价值或无法履行债务义务的个体，都被视为“无用的资本要素”而被系统地抛弃，人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属品，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与价值。
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的缺失是“人不再被当作人”的最直观体现。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无论个体的“效用”如何，都应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这是“把人当人”的最低要求。但在当代美国，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民生保障体系将“效用”作为提供保障的前提，无法创造经济价值的弱势群体被排除在保障体系之外，陷入生存绝境。
医疗保障的不平等进一步凸显了“人被视为资本要素”的残酷现实。美国的医疗体系完全市场化，医疗资源的分配以财富和支付能力为核心，无法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的个体，无法获得有效的治疗，只能等待死亡。儿童与老年人的生存困境更是“斩杀线”背离文明要义的极端表现。儿童是文明的未来，老年人是文明的传承者，保障儿童与老年人的基本权益是文明的基本底线。但在美国，大量儿童与老年人被“斩杀线”覆盖，陷入生存困境。
对比其他文明形态的实践，更能凸显资本主义“斩杀线”的文明缺陷。中华文明始终强调“以人为本”，将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作为文明的核心要求；当代中国、北欧国家等通过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坚守“把人当人”的底线，避免了“斩杀线”的出现。这表明“斩杀线”并非文明发展的必然，而是资本主义文明背离文明核心要义的产物。
（三）“内病外治”的症候：危机转嫁与深层痼疾
面对内部日益尖锐的“斩杀线”矛盾，美国统治精英的典型应对策略是“内病外治”，即通过对外扩张、金融霸权乃至发动战争来转移内部压力、掠夺外部资源。这一策略虽能暂时缓解矛盾，却回避了内部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任务，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军工复合体、金融寡头的权力，加剧了内部不平等。因此，“内病外治”本身非但不是解药，反而是更深层“病症”的体现，它反映了该体制在解决内部根本性矛盾上的无能与逃避，是其文明僵化与衰落的又一明证。
“内病外治”策略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外部掠夺与矛盾转移，缓解内部“斩杀线”带来的社会压力——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廉价资源与市场，为国内精英阶层创造更多利润，同时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塑造“外部敌人”，转移民众对国内贫富差距、社会排斥等问题的不满，维护统治稳定。这种策略并非当代美国的独创，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传统手段，从殖民时代的全球殖民掠夺，到二战后的霸权扩张，再到当代的金融霸权与局部战争，“内病外治”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内部矛盾的重要方式。
金融霸权是当代美国“内病外治”的核心手段之一。美国凭借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印钞、加息、降息等手段掠夺全球财富，缓解国内经济压力与社会矛盾。美元是全球主要贸易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大量印钞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稀释自身债务，同时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当国内经济陷入困境时，美国通过加息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美国，支撑国内经济，而其他国家则会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经济危机的困境，美国则趁机低价收购其他国家的优质资产，为国内精英阶层创造利润。但金融霸权的“内病外治”，并未解决美国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剧了内部不平等与“斩杀线”问题。金融霸权的滥用也导致美国国内金融资本过度膨胀，实体经济空心化，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更加严峻。
局部战争与对外扩张是美国“内病外治”的另一重要手段。美国通过发动局部战争，掠夺其他国家的石油、矿产等廉价资源，同时拉动国内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国内失业压力。美国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统治精英的核心力量之一，包括军工企业、军方、政客等利益群体，他们通过推动战争获得巨额利润，同时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但战争带来的红利仅惠及美国精英阶层与少数从业者，底层民众并未从中受益，反而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大量底层青年被征召入伍，在战争中伤亡，而他们的家庭大多是陷入贫困的底层群体，原本就处于“斩杀线”附近，失去亲人后更是彻底坠入生存绝境。此外，战争带来的巨额军费开支导致美国政府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加剧了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
历史表明，“内病外治”的策略最终会导致文明的衰落。19世纪的大英帝国凭借殖民霸权，通过全球殖民掠夺缓解国内的社会矛盾，但随着殖民地的独立与反抗，英国的殖民霸权瓦解，内部矛盾集中爆发，大英帝国最终走向衰落；20世纪的苏联虽然并非资本主义国家，但也曾通过对外扩张与霸权主义缓解内部矛盾，最终因体制僵化、无法解决内部根本问题而走向解体。毋宁说，“内病外治”是一种逃避问题的策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内部矛盾，反而会引发更多的危机。
当代美国的“内病外治”策略已经显现出失效的迹象。随着全球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美国的金融霸权与军事霸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开始动摇，其他国家纷纷推动“去美元化”，美国通过金融霸权掠夺全球财富的能力下降；同时，美国发动的局部战争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大幅受损，军事扩张的成本越来越高，难以再通过战争转移内部矛盾。
“内病外治”的失效，表明资本主义文明已经陷入无法解决自身根本矛盾的困境——它无法通过内部改革来重建缓冲机制、约束资本逻辑、解决“斩杀线”问题，只能依靠外部掠夺与矛盾转移，而当外部手段失效时，内部矛盾便会集中爆发，文明的衰落便成为必然。这也印证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斩杀线”问题并非局部的制度缺陷，而是文明层面的根本性危机，无法通过局部调整得到解决。
四、文明比较视野下的出路探析：从“兜底线”思维到共同富裕实践
要应对“斩杀线”问题，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逻辑，从其他文明传统和实践探索中寻找智慧与方案。中华文明的底蕴与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思路：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兜底线”智慧，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实践探索，从根本上否定了“斩杀线”的逻辑，构建了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文明发展路径。
（一）中华文明的“兜底线”智慧与更高追求
中华文明传统中始终蕴含着深厚的“民本”思想与“兜底”智慧。从“仁政”理念到“大同”理想，从历代仓储制度到民间宗族互助，都体现了对民生基本保障的重视。“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一直是内在的社会理想。这种“兜底线”思维不仅是生存保障，更与“让人活得有修养、有教化”的更高文明追求紧密相连。它承认保障基本尊严是文明存续的底线，进而追求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
中华文明的“兜底线”智慧核心源于“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一思想贯穿中华文明的始终，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核心准则，也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精英主义”“弱肉强食”逻辑不同，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是文明存续的根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与尊严是文明发展的前提。因此，“兜底线”并非被动的救济，而是主动的文明担当，是中华文明的内在要求。
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兜底线”智慧体现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实践探索中。仓储制度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兜底”制度，它始于西周，完善于汉唐，延续至明清，核心功能是储备粮食、应对灾荒、保障民众的基本饮食需求。例如，汉代设立“常平仓”，丰年时高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荒年时低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避免灾民因饥饿陷入绝境。唐代进一步完善仓储制度，设立“义仓”“社仓”，由官府与民间共同管理，覆盖范围扩大至乡村，确保偏远地区的民众在灾荒时也能获得救济。明清时期，仓储制度进一步细化，储备的物资不仅包括粮食，还包括衣物、药品等，救济范围覆盖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弱势群体。
除了官方的仓储制度，民间的宗族互助机制也是中华文明“兜底线”智慧的重要体现。中国古代的宗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构建了民间的互助共同体，宗族内部设立“族田”“族产”，收入用于救济宗族内的贫困成员、赡养老人、抚养孤儿、资助贫困子弟读书等。这种宗族互助机制与官方的仓储制度相互补充，构建了“官方+民间”的双重“兜底”体系，有效避免了弱势群体被“斩杀”，维护了社会稳定与文明延续。
中华文明的“兜底线”智慧不仅在于保障基本生存，更在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这是比“兜底”更高层次的文明追求。孔子提出“仁政”理念，主张“先富后教”——先保障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再对民众进行教化，提升民众的道德修养，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孟子进一步发展了“仁政”理念，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主张将对自身亲人的关爱延伸至所有弱势群体，构建“大同”社会。这种理念将“兜底”与“教化”相结合，既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又提升了民众的文明素养，实现了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对比西方文明的“斩杀线”与中华文明的“兜底线”，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文明的价值差异：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强者主导，弱者淘汰”，文明的进步以牺牲弱势群体为代价；而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共生共荣”，文明的进步以保障全体成员的共同发展为前提。这种价值差异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走向：西方文明因“斩杀线”的存在陷入自我否定与衰落；而中华文明因“兜底线”的智慧得以延续数千年，并不断实现自我革新与升级。
（二）中国道路的实践：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的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将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相结合，赋予了“兜底线”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使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的“兜底”工程。这一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最坚实的底线。它雄辩地证明，唯有坚持人民至上、拥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坚定政治意志的政党与国家，才能真正践行“兜底”承诺。
“共同富裕”理念的提出与实践，则是在守住底线基础上的更高追求。它源于中国共产党所固有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其根本逻辑是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有效约束与引导，旨在构建一种社会风险共担、发展成果共享的机制。这与美国模式下资本的贪婪嗜血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实践表明，约束资本并非幻想，而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如再分配调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振兴战略等），可以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凝聚力，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斩杀线”滋生的土壤。
脱贫攻坚是当代中国“兜底线”实践的标志性成就，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7.7亿人，贫困发生率为97.5%，大量农村弱势群体挣扎在温饱线上，面临着“缺衣少食、缺医少教”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动员全国力量，构建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体系，实施了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兜底保障扶贫等一系列精准措施，全方位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与发展权益，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筑牢了“兜底线”。2012—2020年，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至2023年的15191元，增长了150%，脱贫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成就不仅彻底解决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更打破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斩杀线”逻辑，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得到了全球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中国持续完善民生兜底保障体系，筑牢防止返贫与应对风险的“双重防线”。针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群体，中国建立了常态化监测与帮扶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同时，中国持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构建了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弱势群体无人问津”的困境，真正践行了“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民生保障理念。
教育扶贫与健康扶贫的深入推进进一步夯实了“兜底线”的根基，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从根本上破解了“阶层固化”与“永久性淘汰”的难题——这正是对资本主义“斩杀线”逻辑的彻底超越。
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是中国超越“兜底线”、追求更高文明境界的核心路径，也是对资本主义“赢者通吃”逻辑的根本否定。共同富裕并非“平均主义”，而是“先富带后富、强帮弱”，通过制度性安排，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共生共荣”的社会秩序。中国的实践表明，共同富裕与市场经济并非对立，而是可以通过有效约束资本无序扩张、完善再分配机制，实现资本逻辑与人民利益的统一。
在约束资本无序扩张方面，中国通过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等一系列举措，遏制资本的贪婪本性，防止资本过度压榨劳动者、加剧社会分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也是衔接脱贫攻坚、筑牢“兜底线”的重要举措。中国大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同时，中国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与城市差距逐步缩小，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阶层壁垒”。
中国的实践充分证明，超越“斩杀线”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坚守“以人为本”的文明核心，构建约束资本、保障民生、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内病外治”“牺牲弱势群体”的做法不同，中国通过内部改革、制度创新，既发挥了资本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又遏制了其消极影响；既守住了民生“兜底”的底线，又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先进性，为全球文明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方案。
（三）全球文明共生：超越“斩杀线”的文明共识与未来探索
“斩杀线”问题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属困境，而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只要资本逻辑不受约束、民生保障体系不健全、文明价值偏离“以人为本”，“斩杀线”就可能滋生蔓延。在全球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超越“斩杀线”、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文明秩序，已成为全球文明共生的必然要求，需要各国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借鉴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共同探索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实践为超越“斩杀线”提供了另一种借鉴——通过完善的全民福利体系、强大的工会力量、高额的累进税制，约束资本逻辑，缩小贫富差距，构建了“高税收、高福利”的包容性社会，有效遏制了“斩杀线”的出现。北欧国家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非必然导致“斩杀线”，通过强化政府对资本的管制、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分化，但由于其仍坚守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逻辑，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难以彻底清除“斩杀线”的滋生土壤。
对比中国与北欧国家的实践不难发现，超越“斩杀线”的核心在于是否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是否能够从文明层面否定“弱肉强食”的精英主义逻辑，构建“共生共荣”的社会秩序。中国的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更显著的成效，关键在于将中华文明的“民本”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相结合，突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将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性安排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而非仅仅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这种实践不仅是对“斩杀线”的超越，更是对文明形态的升级——从“强者主导”的文明走向“全体共生”的文明。
在全球文明共生的背景下，超越“斩杀线”需要构建三大文明共识：一是坚守“以人为本”的文明底线，将保障每一个个体的生存权与尊严作为文明发展的前提，摒弃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套用于人类社会的错误逻辑；二是构建“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制度体系，约束资本无序扩张，完善社会保障与再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破解阶层固化难题；三是尊重文明多样性，借鉴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摒弃“文明优越论”与“零和博弈”思维，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探索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当前，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加速、多极化格局逐步形成，美国的金融霸权与军事霸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内病外治”的策略日益失效，资本主义文明的“斩杀线”问题愈发尖锐，全球社会对更具包容性的文明秩序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这一需求的回应——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财富更合理分配，促进全球民生保障水平提升，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文明“共生共荣”，为全球超越“斩杀线”、实现文明升级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引。
需要警惕的是，超越“斩杀线”、实现文明升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制度建设与文明实践。当前仍然面临着的诸多挑战，如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问题、资本逻辑的持续渗透、区域发展与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等，都需要通过持续的改革与创新加以破解。但无论挑战如何严峻，“以人为本”的文明底线、“共生共荣”的发展逻辑都是超越“斩杀线”的必然选择，也是全球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
五、结论：迈向“共生共荣”的文明新形态
本文从文明论视角出发，剖析了资本主义“斩杀线”的现象、生成机制与文明危机，通过文明比较，探索了超越“斩杀线”的可能路径，由此得出结论：“斩杀线”并非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精英主义文明逻辑的必然结果，其本质是对文明核心要义的背离，是资本主义文明自我否定与衰落的重要标志；超越“斩杀线”需要摒弃“弱肉强食”的精英主义逻辑，坚守“以人为本”的文明底线，构建“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制度体系，迈向“全体共生、共同富裕”的文明新形态。
资本主义“斩杀线”的生成，是资本逻辑主导、信用机制缺陷与新自由主义转向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现象上看，中产阶层的脆弱性与底层群体的永久性淘汰，构成了“斩杀线”的核心图景，每年有大量个体因疾病、失业、债务等原因，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正常社会结构之外，陷入生存绝境。从机制上看，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将人的价值简化为经济信用与交换价值，债务陷阱与信用破产加速了个体被“斩杀”的过程，而自动化与科技进步则进一步扩大了“无用者”的规模，让“斩杀线”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从历史维度看，新自由主义的崛起瓦解了二战后形成的社会缓冲机制，工会力量衰落、福利体系收缩、累进税制弱化，让潜伏的“斩杀线”成为显性现实，资本逻辑彻底主导了社会发展。
“斩杀线”的存在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陷入了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构成了“文明斩杀线”——它不仅“斩杀”个体，更消解了社会共同体的信任与团结，背离了“把人当人”的文明核心要义，将资本主义文明推向自我否定的边缘。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内病外治”策略，通过金融霸权与军事扩张转移内部矛盾，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斩杀线”问题，反而加剧了全球不稳定与内部不平等，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解决自身根本矛盾上的无能与逃避，进一步印证了其文明的僵化与衰落。
中华文明的“兜底线”智慧与当代中国的实践，为超越“斩杀线”提供了可行路径。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从古代的仓储制度与宗族互助，到当代的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构建了“官方+民间”的双重“兜底”体系，避免了弱势群体被“系统性淘汰”。中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成就，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有效约束，以及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彻底否定了“斩杀线”的逻辑，证明了通过制度创新与文明实践能够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文明秩序。
在全球文明共生的背景下，超越“斩杀线”已成为文明升级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各国摒弃“文明优越论”与“零和博弈”思维，坚守“以人为本”的文明底线，借鉴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构建“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制度体系；需要约束资本无序扩张，完善社会保障与再分配机制，破解阶层固化难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文明“共生共荣”。
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强者淘汰弱者”的残酷过程，而是全体成员“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过程。“斩杀线”是文明的耻辱而非文明的必然。它提醒我们，任何文明若背离“以人为本”的核心，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终将走向自我否定与自我毁灭。当代中国的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智慧，为全球超越“斩杀线”、实现文明升级提供了重要借鉴——唯有坚守“兜底线”、追求共同富裕，摒弃精英主义与资本的贪婪逻辑，才能构建更具生命力、更具包容性的文明新形态，让每一个个体都能获得尊严与发展，让文明真正成为人类共同进步的阶梯。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日益频繁，“以人为本”“共生共荣”的文明理念将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斩杀线”的生存空间将逐步缩小。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文明升级的过程充满挑战，资本逻辑的渗透、技术变革的冲击、区域发展的差距，都需要通过持续的改革与创新加以破解。唯有坚守文明底线、深化制度创新、推动全球合作，才能彻底超越“斩杀线”，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球文明“共生共荣”的美好未来，这既是中华文明的使命担当，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