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罗斯学者对文化类型和文明形态的探寻起源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这是非西方国家探索自身定位以及非西方发展方式和途径的初步尝试。А. В.布兹加林教授与А. И.科尔加诺夫教授是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批判派代表人物。针对在俄罗斯学界具有深厚历史与现实基础的“文明论”分析范式和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二人通过深刻揭示其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性质，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刻批判，并由此揭示了地缘政治冲突产生的真正根源。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对“文明论”的批判富有洞见，为我国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提供了有益启示，但需要指出的是，其观点的学术研究价值大于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文明论；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哲学；地缘政治冲突
【作者简介】王嘉亮，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郭丽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011）阶段性成果。
苏联解体以来，地缘政治冲突并未随冷战的结束而减少，世界上诸多地区依旧战乱频仍。然而意识形态对立不再是冲突发生的首要原因，为此美国学者亨廷顿试图以“文明差异”来解释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现象。尽管其理论自出现起就饱受争议，但也为各国学者分析地缘政治冲突的成因提供了重要参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土内生的“多种文明形态”理论与冷战后在国际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文明冲突论”合流，形成了以“文明论”分析范式为基础的地缘政治冲突分析方法。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失去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现实困境，А.В.布兹加林与А.И.科尔加诺夫却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地缘政治冲突及其产生根源，并将其归结为全球金融资本霸权扩张的结果。在两位学者看来，“文明论”这一在思想上层建筑领域寻找地缘政治冲突产生根源的分析范式，一方面掩盖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则易削弱乃至消解对当前不公正国际体系的否定性力量。
一、“文明论”分析范式在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人类历史是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一个过程，资本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进入了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兴起则推动了欧洲各国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由资本扩张需求所开启的全球化进程又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但也增加了国际冲突与对抗。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形成，同时也在客观上使西欧国家取得了比较优势，促进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与启蒙主义的传播。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俄罗斯较早地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也为“文明论”在俄罗斯的出现、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土壤。
东正教信仰与蒙古（鞑靼）人的长期统治，使俄罗斯一直处于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的复杂纠葛之中。彼得一世改革在为俄罗斯带来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同时，也加剧了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困惑问题，进而形成了主张走西欧发展道路的“西方派”与坚守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斯拉夫派”各执一端，论争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局面。此外，欧亚主义则在探索俄罗斯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进程中提出了“多种文明形态”理论。与强调俄罗斯文化对于全世界具有“拯救”作用的“斯拉夫派”不同，该理论以文明的多元性反对西方文明的所谓普适性，不仅承认各种文明的存在意义，而且倡导建构一种具有包容性、兼顾性、多元性的文明有机聚合体，并开启了以“文明论”范式分析地缘政治冲突的独特视角。苏联解体后，特别是“休克疗法”破产后，“多种文明形态”理论因俄罗斯的现实需要而迎来了复兴，并逐渐上升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政治哲学。以А.Г.杜金、Ю.А.科瓦列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回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欧亚主义政治哲学。他们在肯定多种文明的思维逻辑与存在意义的基础上，剖析了文化、理性与国际政治话语权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将当代视为一个争夺文明方案话语权的时代，进而认为俄罗斯文明可以通过地理认同、语言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等对当今世界主流话语体系提出挑战。其目的在于确证俄罗斯文明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超越国家边界，进而提升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继“种族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后披上学术外衣的又一表现形式，它承袭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学者的理论，坚持所谓的文化决定论，表面承认文化多样性，实则暗含文化霸权思想。其理论旨归在于凝聚西方国家内部力量，持续维护和巩固西方世界的优势地位。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各领域失去了主导地位并被迅速边缘化，“西方派”则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俄罗斯学界难以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学界理论观点的强烈冲击。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相继爆发的两次车臣战争以及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危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简称“纳卡冲突”）和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似乎也在不断验证着“文明冲突论”的合理性。在融入西方世界的愿望一再破灭并遭受了美西方多轮制裁后，当下俄罗斯面临着新一轮的身份认同危机，亟须寻找新的身份定位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在上述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以文明差异和文化身份认同来解释冲突发生原因的“文明冲突论”，遂成为分析地缘政治冲突的重要理论工具。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В.С.列夫茨基教授和乌克兰全球发展与本土化战略研究所А.В.别洛科贝利斯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则是在亨廷顿划分的文明类型基础上，通过分析西方形而上学的演变历程及其对政治话语的决定性影响，指出随着启蒙运动所预设的普遍主义逐渐瓦解，以启蒙形而上学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文明方案已经失去了普遍性。他们进而认为，以所谓自由价值观为语义核心的美国方案、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传统儒家价值观的中国方案、植根于自身历史和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方案，以及尚未提出统一方案的伊斯兰世界和方案尚未成型的印度都在参与着世界秩序的重塑。值得强调的是，美国、俄罗斯及未来伊斯兰世界的方案拥有共同的“天启宗教”根源，均强调自身对世界的拯救和所谓的普世意义，而中国和印度的“非天启宗教”方案则有可能完成以“永续和平”为主题的政治话语确立的使命。尽管列夫茨基和别洛科贝利斯基与亨廷顿维护西方世界优势地位的理论旨归截然相反，但其以西方形而上学的演变瓦解和西方现代性文明方案的衰微为研究基点，实质上承认了“西方中心主义”在启蒙主义瓦解前的所谓普世意义。其实质是以新的所谓普世主义方案替代西方的所谓普世主义方案，达到减少地缘政治冲突的目的。
“西方中心主义”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构成了俄罗斯学界“文明论”分析范式的主线。无论是俄本土内生的“多种文明形态”理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表现为对“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划分，都停留在亨廷顿构建的不同文明间力量对比和地位升降的框架内，其着眼点在于文明之间在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差别。这种分析范式没有揭示出地缘政治冲突背后的现实利益因素，因此既不能真正触及地缘政治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也难以实现减少地缘政治冲突的美好愿望，甚至还会因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解构而造成更多的冲突。
二、对“文明论”分析范式的批判分析
针对俄罗斯学界通过文明差异寻找地缘政治冲突发生的原因、寻求缓和地缘政治冲突方式的理论范式，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认为，只有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总体性批判，才能真正把握地缘政治冲突的实质和根源。二位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以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这一社会存在为着眼点，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了“文明冲突论”是为全球资本霸权服务的理论本质。他们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广泛实践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极限扩张，全球资本霸权控制的“极权主义市场”逐步形成，其表现是跨国公司突破了国家边界，以及西方国家直接发动或唆使代理人挑起的战争的经济利益诉求高于了领土扩张诉求；而“文明论”分析范式以文明差异的表象掩盖地缘政治冲突背后真正的利益冲突根源，无疑是隐藏了资产阶级及代表其利益的国家机器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为此，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从划分标准、方法论基础、前提预设和历史常量等方面，揭示了“文明论”分析范式存在的诸多缺陷。
第一，“文明论”分析范式受主观因素影响大，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客观上文明数量的不一致性和文明存在的不确定性影响了该理论范式的有效性。不同学者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明总数意见不一，斯宾格勒、汤因比、麦克尼尔、巴格比、布罗代尔、罗斯托万内等学者分别列举出了最少7种、最多达23种的文明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文明论”分析范式的研究者，或是将自然气候差异和地理空间差异作为区分不同社会间差异的特征，或是将精神生活领域（尤其是宗教）看作某种文明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的文明区分方式不仅会造成文明边界划分的差异性，还会导致使用相同方法分析同一冲突事件时出现不同解释的结果。此外，以文明为区分标准还会导致忽视文明内部差异性、将文明内部齐一化的错误倾向。
第二，“文明论”分析范式缺乏对冲突本质的分析。该理论范式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这使其或停留于对冲突现象的表面描述，或是消解了文明的本质，即回避了对冲突原因的本质性分析。使用实证主义方法的“文明论”研究者旨在寻求抽象共性，即通过先验、超验的“文明论”方法将历史哲学研究局限于实证主义的事实积累范畴，得出一系列分散化的社会特点概括。但他们的研究停留于不同社会间区别的表象，回避对不同社会共性的抽象和对历史哲学一般模式的探寻，注重共时性而轻视历时性。遵循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文明论”研究者的错误则表现为消解了历史哲学的一切元理论，仅有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评。
第三，“文明论”分析范式缺乏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思，并认为市场是提前预设的普遍文明价值。“文明论”的立足点是将文化、宗教及历史传统等的差异看作不同社会类型的区别所在，而认为市场是提前预设且无须澄清的普遍文明价值。但以宏观历史视野来看，直到20世纪中叶市场才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事实上，发达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换言之，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市场都不是主导性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而且从价值立场上看，市场也并非一种中立的社会机制，因为它预设了“理性经济人”的前提，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进而导致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在改变“边缘”国家社会经济关系的同时，也催生了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扭曲价值观。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将市场永恒化、凝固化相伴随的，是人类对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的不断追求和探索。也正因如此，各种经济合作方面的“后市场”形式相继涌现，而且它们也被证明在解决社会发展等问题上较之市场机制更有成效。比如，教育、医疗、基础科学、真正的艺术、环境修复与社会治理等在非市场基础上发展的活动领域，就将是未来社会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四，“文明论”分析范式缺乏对宗教作用的历史性反思，而且将宗教视作了历史常量。使用“文明论”分析范式的研究者，多试图寻找历史中的所谓常量以及那些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因素。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些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其中，宗教因其自身的稳定、保守及不易变化的特性，很容易成为使用“文明论”分析范式的研究者界定各种社会特征的所谓历史常量。宗教属于社会存在的精神领域，因此对于使用实证主义方法的“文明论”研究者来说，它是一个很容易被观察到的划分不同社会类型的标准。然而，宗教并不能作为区分各种社会类型的所谓历史常量。首先，宗教不是社会普遍具有的历史特征，宗教的作用和影响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也有着根本性差异。从纵向维度来看，宗教只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君主制复辟时期发挥过主导作用，而且它也只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从横向维度来看，宗教在不同区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宗教在欧洲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美国，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远大于宗教。其次，以宗教作为不同社会类型的区分标准可能将真正反映社会进步的标准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这些标准包括：技术、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社会主体的存在形式以及人的实践等。而且，将宗教作为区分标准还会导致忽视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差别后果。最后，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程度与非经济因素（文明因素）在社会中的作用成反比，即与前资本主义社会越接近，文明因素在社会中的作用就越大。宗教只在人身依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才对社会类型的划分具有实质性影响。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血缘、传统、宗教的作用要大于经济。但在当今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作用则更为显著，而区分不同社会的标准也变成了经济发达程度和经济发展模式。总而言之，经济技术、经济社会制度设计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性才是不同社会的区别所在。
综上，对“文明论”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位学者以全球资本主义的演化历程为出发点，以发展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事物及存在的各种现象，剖析了“文明论”分析范式的社会存在基础。不同于“文明论”分析范式的“头足倒置”，二位学者主要是立足于社会经济基础领域分析了地缘政治矛盾产生的根源，从而揭开了金融资本为掩盖阶级矛盾而制造出来的所谓文明冲突的“神秘面纱”。
三、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地缘政治冲突上的优势
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以物质利益分析为重要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世界体系论”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资本霸权主客体矛盾”命题。在他们看来，“中心”国家是当今全球资本霸权的主体，垄断着高新技术，掌握着经济政治规则的制定权，拥有信息传播、民众教育和大众文化塑造的操纵权。这些优势使“中心”国家得以操纵和控制全球资本霸权的客体，即“边缘”国家。同时，一些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边缘”国家为摆脱全球资本霸权对其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不得不寻求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宗教形式及其他传统形式的帮助，而这又使得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被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披上了“文明冲突”的外衣。然而，文明差异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间的差异。基于此，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相对于“文明论”分析范式所具有的优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更为均质化。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从其对于物质利益的关系中找到原因。利益原则是支配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原则。正因如此，通过探寻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跳出唯心主义的樊篱，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找到了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推动力量和人类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认为，“文明论”分析范式或是将自然气候差异和地理空间差异作为区分不同社会的差异的特征，或是将精神生活领域（尤其是宗教）看作某种文明的主要决定因素，却对社会技术发展水平、生产结构、经济制度、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关注较少。马克思主义着力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在肯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承认民族、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历史作用，但反对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人类历史具有多维性的基础上，通过全面分析社会生活各领域间的相互联系，并将社会看作包含各种子系统和元素的复杂有机体，得出了历史发展规律，从而避免了社会区分标准和区分数量的多元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和广泛的包容性。“文明论”分析范式的合理之处可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完善提供有益借鉴。首先，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是社会存在的同时，并不否认人是生物存在，而且承认地理环境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成为社会存在要素的，并认为地理环境是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但反对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次，马克思主义可以充分借鉴其他哲学流派的方法论。例如，使用实证主义方法的“文明论”学者对冲突现象的初步系统化认识以及归纳、观察和反思，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提供极其丰富的思想和研究依据；使用后现代主义方法的“文明论”学者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也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提供借鉴参考。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仍有未经挖掘的要素。为回应“文明论”研究者试图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找到某些所谓常量和稳定的演化趋势的尝试，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主张将“异化”“人”“文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常量，而且认为应从“异化”和“异化扬弃”的角度出发，强调将现代人从异化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意义。二位学者所强调的文化不仅包括社会意识，还包括社会存在，即文化不是某种由神赋予的先验的、自然的文明特征，而是一种独特的、具有普遍性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每一种独特的文化都是特定社会的常量。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全球化重塑方案的理论基石。“文明论”分析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之间的争论不仅在于方法论的碰撞，而且在于理论性质的差异。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认为，“文明论”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服务，是维护现存世界秩序、避免世界秩序出现质变的理论范式，还经常成为美西方宣扬论证所谓普世价值和先天优势的理论工具。相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它并非毫无根据地批评旧事物，而是辩证地否定，既克服又保留。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替代全球主义运动”和全球化重塑方案提供方向指引。但在当今这个由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社会关系体系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难以被克服，如资本对利润的盲目追求、社会公共生活的军事化以及国家外交政策的冲突化等，都在加剧着全球危机。鉴于此，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认为，在当今时代，发动战争的目的通常不再是争夺领土，资产阶级和代表其利益的暴力机器发动战争的主要诉求是解决建立新市场、控制资源、压制竞争对手等有助于加速资本积累的经济问题。二位学者进而认为，地缘政治冲突的解决方式可以从军事手段转变为个体间的有益互动。这种互动不基于异化（资本、暴力），而是基于非异化的个体间的对话，如涉及真正的艺术、基础科学、非营利教育等。
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再现实化的探寻有机融合，不仅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在新型全球化构建方面的引领潜力，而且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地缘政治冲突分析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为改善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失语”“失声”“失踪”局面，乃至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反思与评价
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旗帜鲜明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以辩证法为武器，注重分析社会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坚持总体性原则，着力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从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角度出发，将表现为文明差异的现代地缘政治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问题来加以分析。他们在强调利益分析方法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承认自然地理气候和人的精神活动等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乃至精神生产特性等的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其理论通过充分挖掘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准确把握了地缘政治冲突的根源所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未能从身份认同角度对“文明论”分析范式展开批判。应该承认，“文明论”分析范式并非完全不强调利益的重要性，而是在分析利益前过于强化了身份认同问题。正如亨廷顿所指出：“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特性。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之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从社会集团划分角度来看，“文明论”分析范式将文化、宗教背景或民族、国家属性等因素作为划分标准。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虽然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出发对全球资本霸权体系展开了批判，但并未从“文明论”分析范式以文化、宗教或民族、国家等矛盾混淆两大对立阶级间矛盾的角度，对该范式进行深入批判。这致使其理论虽然有力地反驳了此种从思想上层建筑领域探寻地缘政治冲突发生根源的理论范式，却未能切中“文明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要害所在。因此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有坚持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对立出发，才能彻底地揭开“文明论”分析范式的虚伪“学术面纱”。
第二，落入了理论批判有力而建构不足的窠臼。作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革命信念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在揭示“文明论”分析范式缺陷的同时，并未从如何重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或调整经济政治斗争的方式角度给出打破全球资本霸权统治的建设性方案，而是寄希望于通过非异化的个体间对话的方式取代军事手段缓和甚至解决地缘政治矛盾，以致陷入了理论批判有力而建构不足的窠臼之中。这种建构既不能充分回应俄罗斯国内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和发展道路选择难题，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国家打破全球资本霸权、壮大国际共产主义力量提供可行方案。
第三，对斯大林主义的绝对否定倾向限制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批判派发轫于苏联时期，当时便对以斯大林主义为核心的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提出了尖锐批判。但其对斯大林主义的绝对否定倾向限制了理论的丰富和进一步发展完善。具体而言，首先，二位学者在批判斯大林主义、挖掘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内涵时，虽然承认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回避了应用该理论去对抗全球资本霸权。同时，他们将创造性劳动者而非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变革的主体，也使其理论带有了改良主义色彩。其次，二位学者在强调斯大林主义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同时，却忽视了文化领域利益博弈的重要性，尤其是未能充分重视“和平演变”这一外因对苏联的破坏作用和社会主义国家提升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最后，二位学者不仅未能充分认识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充分结合的产物，还忽视了从本国文化传统角度对斯大林主义的成因与根源进行深入分析，而这显然限制了其理论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借鉴意义。
虽然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的理论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其能够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以“文明论”为基础的地缘政治冲突分析范式做出有力的批判，仍应受到充分的肯定。他们在理论研究中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时保持与其他哲学流派的平等对话，并在建构新型全球化和国际关系分析范式理论的过程中强调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优势。这种理论取向不仅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而且为我国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重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世界历史进程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仍将长期并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有效且令人瞩目地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四个自信”，深刻判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的坐标方位，以切实可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同时，还要在人类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并通过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