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摘 要：本文以网络热词“斩杀线”为切入点，剖析关于美国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长期以来，以“美国梦”为核心的宏大叙事构成了美国软实力的基石，传统美国研究存在重宏大叙事轻生活细节、重静态结构轻动态过程等局限，主流研究范式存在价值预设、脱离现实等问题，难以触及美国社会的真实运行逻辑。“斩杀线”议题的兴起形成了有效的议题设置，能够引导学界对美国社会结构开启新的研究视角。美国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低人权优势”概念成为大众对美国认知的分水岭，而“斩杀线”与“爱丽丝线”形成呼应，精准揭示了美国社会“兜底”机制缺失、中产及底层群体生存脆弱性的现实。“斩杀线”呼应了贫困社会学的实证传统，推动美国研究从“宏大叙事”向“具象化实证”、从“价值预设”向“事实呈现”转变。通过引入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将美国置于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下，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美国的“普世论”或“例外论”的固化模式，客观分析美国社会的复杂现实与制度缺陷，从而构建更加科学的美国研究体系。
关键词：斩杀线 爱丽丝线 美国研究 社会达尔文主义 贫困社会学
2006年，好莱坞影星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在美国上映后斩获票房佳绩；2008年，该电影登陆中国市场，凭借对奋斗精神与希望的细腻刻画引发了中国观众共鸣，影片传递的逆袭力量使其成为励志题材的经典之作。“个人努力可实现美国梦”的叙事，构成美国全球软实力输出的重要基石。然而目前此类兼具电影艺术属性与意识形态功能的认知体系，在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2025年末，一名在美中国留学生以自媒体博主“斯奎奇大王”（网友昵称“牢A”）的身份，通过网络直播披露其亲历的美国底层群体鲜为人知的悲惨境遇，相关叙事夸张离谱，直接颠覆根据传统媒介传递的信息塑造起来的对美认知。
“牢A”借用游戏术语“斩杀线”来定义美国繁荣表象下社会“兜底”机制的缺失：如果中产群体遭遇突发生活危机（重大疾病、交通事故、婚姻破裂等），在缺乏充足积蓄的支撑下，将快速跌落中产阶层且难以实现阶层回流。“斩杀线”不仅成为网络热词，更重要的是形成议题设置。它既冲击了学界与媒体长期建构的“美国梦”认知体系，也为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下的美国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与“斩杀线”这一民间议题形成呼应的是，2018年中美关系恶化，G20阿根廷峰会成为扭转中美关系的重要时机。特朗普总统在相关磋商伊始，并未聚焦中国台湾、贸易等传统地缘政治与外交议题，而是将“芬太尼”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芬太尼”在美国广为人知，但是当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它非常陌生，一度让长期聚焦宏大叙事的国际关系学界陷入困惑，有学者甚至直言“芬太尼”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珍珠港”事件。民间层面的“斩杀线”与官方层面的“芬太尼”议题，共同为美国研究带来新的议题设置。这不仅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对美认知框架，更将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视域下美国研究的议题重构与范式转换。
一、美国研究主流范式的局限
包括美国国内主流学科在内的美国研究在不同学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总体而言，普遍存在重宏大叙事轻生活细节、重静态结构轻动态过程、重价值判断轻田野实证的倾向。“美国研究”的目标是力图形成一种普遍性规律而非传统区域国别研究追求的多样性，这种政治化的研究目标，使得学界在展开学术研究时，对美国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生活的考察出现抽样偏差，难以触及美国社会的真实运行逻辑与个体生存的不同场景。
（一）政治学领域：结构功能与制度主义框架下的宏大叙事
在美国的政治学科中，美国政治是独立的学科体系，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公共管理等学科并列，其核心研究范式集中于结构功能与制度主义框架下，聚焦三权分立制度的运行逻辑、联邦与州政府的权力划分、对外政策制定机制的结构与功能。该范式以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为核心，通过对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功能的分析，构建关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理论体系，为理解美国政治运行的规律提供了理论支撑。
然而这种研究范式存在根本性缺陷：首先，它将美国政治体系视为相对封闭的系统，过度关注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忽视了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其次，侧重宏观决策过程与文献档案解读，未能充分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该制度运行中的利益诉求与生存感受；最后，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学术倾向。该范式的核心逻辑在于强化“民主制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美国民主具有普世性”的价值预设，难以揭示美国政治制度在实践中的弊端与矛盾，例如制度性腐败、各种幕后交易以及诸如爱泼斯坦丑闻所揭示的各类鲜为人知的“潜规则”。
我国对美国的研究也存在这种路径依赖，并且受美国学术霸权的影响，例如美国政治学界将特朗普的胜选归结于民粹主义，潜台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没问题，是“这届人民不行”，因而破坏了民主制度。通过强大的媒体宣传以及掌握核心期刊选题设置的权力，民粹主义迅速被媒体和学界构建为一种主流认知。受此影响，民粹主义也成为我国开展美国研究的主要议题。此类研究虽提供了一套理解美国政治的完整理论体系，但缺乏对制度运行下个体生存体验的人文关怀，导致很多研究虽在制度主义框架内不断深入，却难以触及社会的“毛细血管”，无法解释制度设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二）经济学领域：新自由主义的“去智化”
在当代全球知识话语体系中，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主流理论范式，也成为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其核心逻辑预设全球经济应与美国经济本体等同，将美国市场模式锚定为全球市场的蓝本，在宏观研究框架内构建了封闭的逻辑循环。这一范式不仅限制了对美国经济体系运行本质的深入洞察，同时也在教育层面产生了“去智化”效应。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通过高度抽象的数理模型与市场教条主义，有意识地剥离了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属性与现实场景。受此训练的研究者往往陷入认知盲区，对美国产业政策如何干预市场、GDP增长下的财富分配机制、日益恶化的贫困问题、失业率背后的阶层固化等现实议题，缺乏基于事实的理解。这种研究范式将美国经济作为“发达”的标杆，而贫困问题与阶层分化等现实困境被系统性忽视。更为突出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它追求市场机制的纯粹性。在这一框架下，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被贴上“扭曲竞争”的标签，甚至出现主张“毒品合法化、贫困有理”等挑战基本人性道德伦理的极端推论。
（三）法学领域：文本的价值崇拜
美国法学界呈现显著的“宪法中心主义”，将美国联邦宪法及其派生的司法判例视为神圣的逻辑起点，形成高度排他性的“文本崇拜”。美国宪法法教材卷帙浩繁，动辄上千页，但核心是以法律精神的价值为前提预设，执着于三权分立、程序正义与价值等法治原则，构建起关于美国法学的宏观理论体系。
然而这种研究范式也形成以下三层问题：首先，研究者沉溺于法律的“内在自洽性”，以圣经式的宗教崇拜情结解释美国宪法，从而陷入“赫尔墨斯”（Hermeneutics）即“诠释学”的方法论悖论中。法学研究者陶醉于最高法院华丽的判决词，预设法律的“普世效力”，却忽略了法律在不同社会阶层、种族中差异化的“落地效果”。其次，法律被视为悬浮于现实之上的精密机器，但却无法规避实际执法过程中在程序正义的表象下制造的制度之恶。比如最近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警察在大庭广众之下以行刑者的方式枪杀普通公民，而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力往往只存在于所谓的极权国家或无政府社会中，此时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在这种场景下却噤声缄默。最后，传统研究未能关注处于“斩杀线”边缘的弱势群体，这些群体因高昂的法律成本和系统性偏见，实际上已丧失了法律权利救济空间。
尽管传统法学研究为理解美国法治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因其“文本中心主义”倾向，忽视了法律实践的阶层差异与社会现实，导致研究成果与美国法治实践存在明显脱节，难以揭示法治表象下的社会不公与权利失衡问题。现有的法律教材虽然系统阐释了法治原则，但往往未能揭示法治神话背后的政治权力与利益博弈。
（四）社会学领域：冰冷的实证主义量化机器
客观而言，相较于政治学的宏大叙事，美国社会学研究更为细腻，例如关注女性议题、社会分层、家庭与个体行为等。但是近年来实证主义的量化工具在社会学中盛行，量化研究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建模、回归分析与统计推断，强化了研究逻辑的连贯性与形式的客观性。量化方法将复杂、流动的社会现实剥离并简化为冰冷的数据矩阵，系统性剔除了社会现象背后的鲜活场景。当个体生存图景被抽象为标准化的统计变量时，社会学研究本应具备的场景感知力与研究者的同情心、同理心，却因一味追求“数据至上”的科学教条主义引发严重的“认知偏差”，导致研究者过度关注宏观经济指标与大样本的正态分布，“众数”掩盖了“异常值”，“相关性”混淆了“因果性”，致使研究结果与美国社会底层的真实诉求严重错位。这种研究方法的偏差，使得研究者难以捕捉处于统计中位数之外、徘徊在“斩杀线”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数据无法真实复原贫困群体的悲惨现状，也无法量化制度性规则对个体尊严的侵蚀。即使现实的悲惨被数据揭示，也只是在呈现“美国富裕”的正态分布峰值之下的一个数量极少的“异常值”而已，这类结果一旦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从政府预算的成本角度就被排除在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围之外。
总体而言，传统的美国研究范式因未能充分触及美国社会的细节，导致学术与现实脱节。这种范式一味追求科学行为主义，其弊病是用“众数”掩盖“异常值”。一旦学术以政治为导向，结构功能与制度主义就常常因果倒置，从而走向那种脱离现实的精英主义研究方向。这种范式进一步强化了认知偏差，使得对美国内部的贫困问题、阶层分化等现实困境缺乏足够关注。
二、大众认知的分水岭：
从“低人权优势”到“斩杀线”
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不仅威胁全人类生命与健康，也全面检验了各国应对突发事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能力。疫情成为我国对美大众舆论转变的重要分水岭，而“低人权优势”概念的提出，为解读美国社会运行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后续“斩杀线”概念的兴起奠定了心理基础。
（一）疫情冲击下的美国制度“例外论”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成为全球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疫情平稳阶段，美国累计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逾百万人，远超世界大多数国家。因为传统理论预设美国民主制度强调公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当政府无法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时，公众不满情绪将迅速积累，进而引发政治抗议与社会秩序崩溃。因此，在传统的美国研究认知框架中，如此大规模的死亡必然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
然而现实情况与传统认知完全相反。在累计死亡人数逾百万人的背景下，美国的社会与政治体制依然保持相对稳定。新冠疫情期间虽出现反对强制疫苗接种、要求重启经济等抗议活动，甚至叠加因“弗洛伊德死亡事件”而引发的全国性“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都未能对美国政治制度造成根本性冲击。这一美国制度“例外论”揭示了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若未能充分考虑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简单地以制度设计的理想化模式解读美国社会，难以解释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社会的稳定逻辑。
（二）“低人权优势”概念的提出
为解读新冠疫情下美国社会的稳定逻辑，国内部分学者提出“低人权优势”概念。这一概念的核心观点是：美国社会存在隐性的“低人权”状态，即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无须得到充分保障，本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体现。这种状态使美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等公共危机时，无需承担过高的保障成本。所以，时任得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市市长蒂姆·博伊德(Tim Boyd)在为政府面对雪灾救灾不力辩解时，才抛出“只有强者生存而弱者将消失，救灾是社会主义政府的责任”的逆天言论。从政界到社会民众，都默认并接受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在社会治理中，尽管政府有意无意忽略社会底层的生存权利和个体尊严，但并不危及美国政治与社会稳定。
“低人权优势”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国内美国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大众对美认知开始出现关键性转变：它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制度主义框架，不再从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角度去解读美国政治与社会，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关注不同群体的权利保障状况，关注“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在美国政治与社会中运转。这一概念打破了对美国“全方位发达”的迷思，揭示了美国政府注重治理成本而导致美国社会底层生存权利缺失的现状。对美国政治体制结构性缺陷的研究新视角，为学界提供了崭新的分析工具，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美国政治的运行逻辑与稳定机制。
“低人权优势”是一种规范性学术表述，这一概念的社会冲击力与大众传播力有限，未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也未能推动美国研究出现根本性转变，但这一概念对理论层面的突破具有重要意义，为当今“斩杀线”概念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认知与舆论基础，推动学界与公众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社会运行机制，即美国政治机制如何在牺牲部分个体利益的前提下维持稳定运行。
（三）从“低人权优势”到“斩杀线”：认知转变的突破
“斩杀线”概念的爆发式传播并非偶然，这是前期认知转变不断累积的必然结果。除新冠疫情引发的认知冲击外，特朗普时期兴起的政治极化以及爱泼斯坦案卷披露的丑闻等现象，加速破除了长期以来戴着滤镜观察美国民主制度的分析路径依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移民政策、种族歧视行径，以及联邦执法人员“物理斩杀”美国公民等政策与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更让国内公众看到美国民主制度曾经被忽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面。
随着美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种族矛盾、社会不公等问题日益凸显，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财富向极少数群体集中的程度创历史记录；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司法等领域遭受的歧视与不公引发广泛抗议；社会舆论极化严重，不同群体间的认同鸿沟不断加深；政治谋杀、“深层国家”等各类阴谋论，将长期以来美国作为光鲜亮丽的“民主典范”推向另一个极端，从而共同推动国内学界与公众重新审视真实的美国社会，这进一步为对美认知的嬗变提供了铺垫，最终为“斩杀线”概念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与舆论环境。
与“低人权优势”概念相比，“斩杀线”呈现出极具冲击性的爆发式传播力。这一概念从网络向各个领域快速传播，并引发了《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传统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甚至中国权威官媒都给予肯定，这是少有的由民间创制并得到官方认可的议题设置。“斩杀线”这一概念表达方式更具通俗性与共情力，避免了学术术语的晦涩，能够让大众快速理解美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尤其对于电子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电子游戏词汇，更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更重要的是，“斩杀线”关注个体生存，讲述者通过具体案例与亲身经历，让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阶层固化问题变得可感可知，打破了传统宏大叙事的抽象性以及当代年轻人反感的“爹味”与“登味”，也更加符合中国百姓对底层人民抱有同情心的道义传统。
若缺乏新冠疫情与特朗普时期美国政治与社会状况的背景铺垫，“斩杀线”很可能被视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甚至会成为“不要比烂”的网络噱头。正是前期认知变化的不断累积，“斩杀线”的概念以其强烈的现实冲击力与社会感染力突破学术圈层的限制，成为推动美国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契机，促使学界从对美国宏观制度的关注转向对微观生存的研究。“斩杀线”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体系下，为研究美国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进而有望借助该议题推动美国研究出现结构性突破。
三、美国的贫困社会学研究与“爱丽丝线”
实际上，美国学界并非完全无视类似“斩杀线”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机制，相反一批优秀的社会学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只不过贫困社会学并未成为社会学的主流。长期以来，“贫困”与“阶级”相关，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美国的政治气氛下显得格格不入。20世纪20年代初的美国步入“进步主义时代”，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始对美国城市与种族进行深入研究，由此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与作品，成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贫困的系统性研究始于芝加哥学派对城市贫民窟的生态观察。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运用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研究社会底层，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研究芝加哥城市结构，提出了“同心圆模式” （concentric zone model）来解释芝加哥形成贫富极度分化社区的原因。伯吉斯将城市贫民窟视为观察城市社区生态演化的实验室，成为实证研究的先驱。帕克与伯吉斯合著的《社会学导论》 （1921）奠定了芝加哥大学在美国社会学中的主导地位。早期这些研究将贫困归结于种族、阶层等“个人”的原因，用以对冲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20世纪中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提出“贫困文化”理论，推动了美国学界对贫困的研究从着眼于个体向着眼于结构的重大转变。20世纪60年代，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构成重要制度参照，对美国国内的贫困问题造成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压力。政治制度的竞争迫使林登·约翰逊总统开启了“伟大社会计划”，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联邦政府责任的重要里程碑。为了应对当时美国约19%的全国贫困率，1964年林登·约翰逊提出“反贫困战争”，联邦政府成立扶贫资金用于改善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并帮助穷人获得长期以来被剥夺的经济机会从而消除贫困。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在《真正的弱势群体：市中心贫民区、底层阶级与公共政策》（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中提出非裔美国人的贫困原因是“去工业化”造成的结构性失业，而非“反贫困战争”倡导者归结的“不公正的文化与环境”，非常隐晦地认可了贫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巨大的学术进步。
在对贫困研究的细分领域，“女性贫困社会学”的崛起尤为瞩目。1978年戴安娜·皮尔斯（Diana Pearce）提出“女性贫困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命题，揭示了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婚姻结构（如单亲母亲）等因素对女性贫困的影响。随后，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的“交叉性”理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领域，探讨种族主义、家长制与资本积累逻辑如何协同作用，导致少数族裔女性处于社会边缘。以上这些成果属于对“绝对贫困”的研究，虽然其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尤其是非裔）与贫困的关系，但无论何种原因，美国官方和学者都承认结构而非个人原因是贫困的根源。
相较于美国政府和学者对“绝对贫困”的官方定义与学术研究，美国存在大量虽然就业但收入不足以满足个人或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群体。由于有工作有收入，这类群体不符合联邦贫困线（Federal Poverty Line, FPL）定义的“穷人”，无法享受联邦政府为低于联邦贫困线家庭提供的各项社会福利，但是部分家庭必须依靠领取私人慈善机构的救济食物才能生存。这类群体收入并不稳定，也缺乏足够的积蓄，一旦遭遇诸如疾病、车祸等家庭预算外的突发事件，他们将无力支付账单，但他们又无法申请联邦政府的低保，因此就迅速陷入困境。各类账单、银行贷款以及房产税、物业费是刚性支出，一旦无力偿还就会导致个人破产，甚至会丧失房产成为流浪汉。这种现象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非常普遍。
针对这一情况，2012年美国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国际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 Worldwide），对处于贫困线边缘的“隐形贫困群体”制定了一种非常明确的新测量标准，将他们定义为“资产有限、收入有限但仍在就业的群体”（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ALICE）。他们的收入高于联邦贫困线，但缺乏有效的经济安全保障。该协会以县（county）为单位测算各地的生活成本，为美国各县的家庭设定了ALICE阈值（ALICE Line），即“爱丽丝线”。这是一项比联邦政府贫困线更能准确反映美国普通人生活现状的测算标准。根据这种计算，美国约29%的人口与42%的家庭在“爱丽丝线”附近或者以下。这条“爱丽丝线”与如今网络热词“斩杀线”具有等效性。这一概念精准捕捉了那些收入高于贫困线但依然处于“收入脆弱性”的“在职贫困”（working poor）群体，这在本质上构成了建构“斩杀线”这一概念的学术基础。
四、“斩杀线”：美国研究的重大转型契机
传统美国研究的最大缺陷在于过度侧重宏观制度分析而忽视个体社会体验，导致对美国社会的认知浮于表面。“斩杀线”概念的出现，能够促使美国研究摆脱传统范式的束缚，从微观实证视角切入，深入研究美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其背后的制度性逻辑。
微观实证研究强调通过实地调查、案例分析、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在“斩杀线”概念的推动下，将开启更加真实的美国研究，例如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无家可归者的生存困境、低收入家庭的医疗保障问题、少数族裔的就业歧视、中产群体的阶层脆弱性、美国警察体系的震慑功能、毒品泛滥的社会现状，等等。这些微观层面的研究，将使美国研究从“宏大叙事”转向“具象化实证”，展示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全貌，从而有助于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例如，通过对美国无家可归者群体的实证研究，可深入了解美国房产税设计的制度性缺陷、美国住房保障制度与社会福利体系的漏洞；通过对低收入家庭医疗保障问题的分析，能够揭示美国医疗体系的公平性问题与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影响；通过对中产家庭“斩杀线”的案例研究，能够分析美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与社会“兜底”机制的缺失。这些大量的具象化实证研究的开展，使得美国研究不再局限于制度设计的理想化结构与功能，而是更加贴近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体现出一个鲜活的美国。
“斩杀线”研究也是促进美国研究从“宏大叙事”向“具象化实证”、从“价值预设”向“事实呈现”、从“舆论宣传”向“学术探索”转变的重要契机。“价值预设”研究让研究者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立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进行“非黑即白”的评判。这种“政治化”的研究导向容易让研究结论出现主观性价值判断，要么刻意美化美国发达的成就与制度的优势却忽视存在的现实问题；要么片面放大美国的社会困境而否定其制度的合理性，难以客观反映美国社会的复杂现实。
“斩杀线”的兴起，恰好呼应了美国贫困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与学术前沿。这一概念涵盖美国中产家庭收入结构、社会保障机制、阶层流动等社会议题，能够培育更多像艾略特·列堡（Elliot Liebow）、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atesh)那样走出图书馆，用人类学、民族志等方式参与真实生活的实验性社科学者。“斩杀线”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对美国贫困问题的具象化描述或对美国各类制度的批判，而在于为学界提供一个客观分析美国社会现实的视角，将美国置于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内的一个普通研究对象，就像研究欧洲的乌克兰、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非洲的乌干达、拉丁美洲的乌拉圭一样，既不存在“普世论”，也不存在“例外论”，不再简单地将美国视为“历史的终结者”或“制度的衰败者”，而是通过实证研究呈现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多样性：既关注其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优势，也正视其贫困、种族矛盾、社会不公等困境；既分析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也探讨其制度运行的现实弊端。这种研究导向的转变，有助于强化国内美国研究的学术客观性与科学性，全面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体系下的美国研究发展。
五、结 论
“斩杀线”这一概念的走红并非偶然的网络狂欢，也非官方的有意操纵，而是中国学界与公众对美认知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标志性符号。它不仅是对传统“美国梦”宏大叙事的强力解构，还揭示了长期以来主流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因价值导向产生的“滤镜效应”与“认知盲区”等问题。回顾既往的美国研究，无论是侧重制度主义的政治学、迷信市场教条的经济学，还是执着于文本崇拜的法学、追求实证主义的社会学，都陷入了一种精英主义的路径依赖。这种范式过度聚焦理想状态的结构与冰冷的量化数据，却有意无意忽略了美国社会底层及其阶层脆弱性的切肤之痛。这种“阳春白雪”式研究的弊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与“芬太尼”等具体议题的倒逼下显露无遗，使学术逻辑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严重脱节。
“斩杀线”与美国非政府组织建构的“爱丽丝线”产生了同频共振的效应，有力证明了民间洞察与严肃的社会研究在揭示社会运行根本逻辑上的殊途同归。这一通俗且具共情力的概念，精准捕捉了美国社会“兜底”机制的缺失，揭示了中产及底层群体的生存脆弱性，其影响力跨越民间与学界。“斩杀线”的爆火提醒我们，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回归“以人为本”的底色，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中去观察个体的生存困境、制度的运行成本，揭露各类“社会达尔文主义”机制。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的美国研究正从“价值驱动”转向“事实驱动”，从“例外论”与“普世论”的争论中剥离，进入一个更加客观、务实的新阶段。
展望未来，美国研究应当以此为契机，彻底走出“去智化”的陷阱，拥抱人类学与民族志等实证方法，将美国作为一种“普通”的研究对象，而非神圣或邪恶的标杆，从而构建出更具解释力与科学性的知识体系。只有走出宏大叙事的框架，关注那些徘徊在“斩杀线”边缘的鲜活场景，我们才能真正触及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在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下，完成从范式转换到认知重构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