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抽象的概念运动反映现实的社会运动，以概念体系反映社会关系体系。因此，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哲学必定有自己的体系。“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一语中的、极其深刻。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有自己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个人的自我表现，更不是马克思个人的“主观的特殊心情”“主观的确信”，而是以哲学的方式，以从“抽象规定”到“思想总体”的概念运动反映和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反映和叙述了“人类历史的总规律”、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就无法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当然，马克思并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没有写过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哲学著作，也没有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但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这种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就镶嵌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展现为一种独特的概念（范畴）运动。“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马克思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不同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不同的把握和建构。
苏联学者的建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看，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分为二”，即从结构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建构了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的，是苏联学者。
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初步形成；1932、1934年出版的米丁、拉祖莫夫斯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下册，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基本形成。这种体系之所以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是因为在这种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被规定为自然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因为它研究自然界的方法是“辩证”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而历史唯物主义被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组成部分。
无疑，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米丁、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都阐述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芬格尔特、萨尔文特，还是米丁、拉祖莫夫斯基，都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视角被遮蔽了，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被抽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及其划时代意义被忽视了。
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并不存在一个仅仅作为自然观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对人与世界总体关系的理论概括和升华，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是对人与世界总体关系的理论概括和升华，是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因而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辩证法的展开便是历史性，历史性本身就生成并体现着辩证法。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组成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阐述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呈现出来的两个理论特征。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分为二”，并把“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应用”，存在着双重错误。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就是从历史观开始并实现的。马克思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前，还不是唯物主义者，更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不可能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
从逻辑上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具有本质的不同，在自然界，一切都处于盲目的相互作用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预期的目的，在人类社会，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预期的目的，社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自然物质是“可感觉”的存在，社会物质是具有社会关系内涵、“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存在，射程再远的望远镜看不到社会关系，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出社会关系，速度再快的计算机也算不出社会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0页）这种社会关系。因此，从唯物主义自然观不可能“推广”“应用”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爱尔维修早就“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得到的却是唯心主义历史观。
米丁后来曾自我评价道：“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分法被人接受，流传下来了。”（引自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实际上，这种“二分结构”体系不仅流传下来了，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并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根本特征。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直到1982年，《哲学问题》发表编辑部文章，才在苏联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反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同一”，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此，苏联学者开始反思、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标志就是1989年出版、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哲学导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力图把人道主义精神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建构一种苏联式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然而，随着苏联解体，这种苏联式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就终结了，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了。
西方学者的重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爆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看，首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出质疑、进行批判，并力图重构或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是西方学者。卢卡奇明确提出“回到马克思”“重建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则明确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5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一部著作，书名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的“重建马克思主义”和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两个主要理论指向。
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卢卡奇重在“总体性”，力图以“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为基本线索重建唯物主义辩证法，而在卢卡奇看来，重建唯物主义辩证法实际上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旨就是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只有这种把社会生活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现实的认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0、58页）一言以蔽之，“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中重建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上卷，第658页）。
“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中重建马克思主义”并不为错，相反，这一重建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依据。“总体性”的确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和重要方法。但是，卢卡奇矫枉过正了。在强调用“总体性”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卢卡奇竟否定经济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地位、基础作用，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阶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9页）以这样一种“总体性”重建马克思主义，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本质特征。经济必然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发展的“中轴线”，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意义，是正确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的根本方法。
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哈贝马斯重在“社会交往”，力图用社会进化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这一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达到马克思所确立的哲学目标。那么，用什么新的形式“重新组合”历史唯物主义，以达到马克思所确立的哲学目标？哈贝马斯认为，这个“新的形式”就是社会进化理论，而且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哈贝马斯指出：“我将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某种启发物，而看作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马克思已经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某种可领会的社会进化理论来理解，并把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看作其中的一部分。”（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29页）
从总体上看，西方学者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两个共同的特征：
其一，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肯定历史唯物主义。萨特指出：“根本就没有——或者至少现在还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如果存在某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东西，那它一定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66页）问题在于，哈贝马斯、萨特等人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或者是一种以“历史的和结构的人类学”为理论基础的“历史人学”，或者是一种“异化历史观”，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其二，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一流派来“补充”马克思的哲学，并以此为基础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正是在这样一个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等等。由此，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部“爆裂”，“碎片”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被“肢解”的马克思，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所确立的哲学目标，即改变世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中国学者的重构：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建构原则
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刘丹岩、高清海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刘丹岩、高清海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不是指形式上或结构上的先后连接，而是指二者“有着一个同一的思想作为共同的基础”，这个作为共同基础的同一思想就是科学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中心内容的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全部理论体系的哲学出发点，是它全部科学内容借以建立的基石；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中心内容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又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原理能够形成的科学基础和基本内容。”（刘丹岩、高清海：《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7、79页）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不是指形式上的先后连接，而是指“内容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表现为二者“相互渗透“。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可谓振聋发聩，它实际上否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提出了新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则。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探索中断了。中国学者重启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5年出版、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后，1991年出版、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和1994年出版、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具有代表性，可谓中国学者重构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扛鼎之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高清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但是，这里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力图“把实践的观点提到首要和基本观点的地位”，并“内在地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辩证唯物主义。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建构了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客体、世界统一于运动着的物质；主体、人作为主体的规定；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践、认识、自由。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总体框架上突破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仍然把辩证唯物主义规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定性为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领域的“中介性理论”，是“体现在历史观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基础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仅仅具有“应用”“中介”“体现”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的副书名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其根本特征就在于，力图把实践唯物主义精神贯穿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而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过程；以实践为本质的社会历史过程；以实践为基础的意识和认识过程。显然，这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我们从“实践”出发重新理解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建构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在强调实践辩证法时，却没有说明实践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关系，在强调实践唯物主义时，却没有说明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基本特征，我们既不必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实践哲学”而忌讳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也不必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局限性而“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如果对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不能给予科学解答，那么，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和建构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最终也难以确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范畴，只是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哲学，构成了一个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并不是脱离开对于自然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自然的唯物主义理解也不是脱离开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相反，它“把历史的观念带进了自然领域”，从而使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统一起来了；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论与本体论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达成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作为存在论或本体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也在同一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它的认识论。”（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4、55、56页。）这三个观点思想深刻、指向明确。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现存世界的基础，“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因此，现存世界中的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49页），二者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达成统一；实践活动本身就生成并体现着辩证法，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其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这样，马克思的哲学就消除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同时，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已经走进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个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厦，必将矗立在我们面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没有把这三个重要观点贯穿始终，尤其是没有把实践的观点贯彻到本体论之中，贯彻到辩证法之中，因而也就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和核心建构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认识论与本体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已经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明了新的方向，但从总体上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仍然以显在的形式呈现在它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这就像太阳的单独运行轨道已经被指明，但关于整个天体运行的解释依旧通行着托勒密的理论一样。
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化”，或者说，是以科学的实践观点为基础建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体系为根本方向的。在我看来，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本质特征的。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学者已经深刻意识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当也必须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现实基础，以马克思哲学文本为理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构面向21世纪的、具有中国元素、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我看来，这必将为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辟新天地。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第二版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本报发表时略作删改。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