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10日，卧病恰半年的恭三师走了。我对此没有感到意外。因为1月3日我和杨讷、闻少华两兄去医院探望过他老人家，那时先生病躯极度瘦小虚弱，完全靠供氧输液维持着，双眼紧闭，呼吸迫促。令人吃惊的是头脑仍然清醒。当可因师姐在他耳边大声告知谁来看他时，他竟断断续续、模模糊糊地连声念叨：“不敢当，不敢当。”一想起往日神清气旺、谈笑风生的恭三师，对比眼前的情景，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明显地觉得，先生已走到距他人生旅途的终点只差一步了。回家后，可因师姐打来电话，说大夫认为病人抵抗力极差，怕引起感染，不同意再有人去探望。这样，我知道，1月3日的探望成了我和杨、闻两兄与先生的永诀，我们也成了最后见到恭三师的三名学生。仅仅过了一星期，先生就驾鹤西归了。
恭三师逝世时九十一岁，已臻高龄。但我仍然觉得他不应这样早离去。我想他自己也是心有所不甘的。在这次卧病以前，他一直能吃能睡，活动正常，那充满智慧的头脑依然思维明晰，反应敏锐，作品依然文笔犀利，说理透辟。我们都期待他寿过期颐，有更多的史著问世。他自己也有此自信。因此，他的“提前”辞世，只越发使人增悲和抱恨。
我作为恭三师的受业弟子，已有四十五个年头。我含着热泪回想起四十五年来与先生接触的种种情景。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3级学生。在我们二年级上学期即1954年下学期时，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三)》,即《隋唐宋辽金史》。他很重视学生的基础学习和训练，所以他虽已是很有成就的学者，却亲自给我们教授基础课，指导我们第一次的历史习作。
他有一篇名作《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显然是那时候写成的。他将此文随同讲义印发我们研读、学习。关于“拐子马”为何物的问题，南宋时已在史籍中被搞错搞乱，贻误数百年。一提起“拐子马”,大家就以为是“三人为联，贯以韦索”。这个问题，不仅是宋金战争史和岳飞个人历史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而且是古代军事史中的一个战术问题，应当加以澄清。先生此文教导我们探本求源，利用历史学、语言学和军事学加以考证、辨析，以得到正确解答的完整方法。此文对我们全班同学发生了重要影响，使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比较重视考查数据、辨析史实。先生在文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他说：“在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用兵较多的战役当中，断无只在正面摆布大阵，而不配置左右两翼的道理。”这在军事上是完全正确的认识。他强调指出，金国侵宋以来，一直利用被称为“三生阵”的包括正面和左右翼骑兵的阵形作战。也就是说，金人一直沿用“拐子马”战术。后来我在参加工作后读恩格斯的书时，发现他指出的这一点，与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骑兵》条目中对骑兵战例战术的考察完全吻合。恩格斯指出在古代和十七世纪，骑兵都“配置在军队的两翼”。又明人庄应会所著的兵书《经武胜略正集》也指出：“东西拐子马阵，为士阵之左右翼也”,“并选精骑”组成。此书在清朝遭禁毁，成为传世孤本，藏辽宁图书馆。先生的论证与古人的认识也完全吻合。这使我更加坚信他的结论的科学性。在他的启发下，我联想到清兵入关时，也用同样的战术，刘健《庭闻录》说“满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钱士馨《甲申传信录》说多尔衮“九王居后队，以三桂为前锋，英王张左翼，统万骑从西水关入，豫王张右翼，统万骑从东水关人”。这不是“拐子马”战术的复归或者说隔代遗传吗?因此，我在《中国史稿》第七册中叙述山海关石河之战时，就明确指出清军取胜用的是“拐子马”战术，并注明参看恭三师的论文。
那时，他已提出了著名的“四把钥匙”论。他认为，年代、地理、职官制度和目录学是打开中国历史之门的四把钥匙。年代和地理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是历史的载体。历史是实在的，不是虚幻的，没有不由时空承载着的历史。职官制度是国家机器的重要表现。不懂得职官制度甚至看不清看不懂史料。目录学则是整理和统率图书典籍，概括其内容和学术源流的学问。因此，这四种专门学问对治史无疑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先生将它们概括为“四把钥匙”,是他经过广泛深入的史学实践，并以灼见卓识加以提炼、升华的结果。为了让学生掌握四把钥匙，他在课堂上经常强调年代、地理等问题。我们从一年级起，就由系里开设《中国古代史料学》(向达先生授)、《中国近代史料学》(邵循正先生授)等。这是目录学的一部分内容。我们还学习聂崇岐先生讲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主要内容就是职官制度。这些都是必修课。后来我们又选修吴晗先生的《明清史讲座》,其第一讲为《明清官制》。这些课程使我们逐渐理解了这四种学问的主要内容、四把钥匙的意义。因此，我的工作室五库斋中有了可说是特设的“钥匙”库，收有各种年表、日表、地理沿革表、历史地图、各省地图册、辞典、职官表、职官制度史、史籍考、书目提要等，可以按图索骥，进行查考。四把钥匙及其有关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匪浅。
我们班上有些同学怕恭三师。我想，老师的学术成就会造成一种威严，加上先生说话有时很尖锐，甚至有些尖刻，使有的同学感到畏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先生是富于感情的人。他一篇为怀念他的恩师傅斯年先生而写的文章，完全展示了一位九十初度的老人丰富的感情世界，读了十分感人。他对待学生，更有春风化雨的温润，家人父子的亲切。他是真正能同学生交心的老师之一，与他谈话彼此没有隔阂。把这些方面合起来，可以看出先生的性格是真、直两个字。我记得，系里曾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局的李祖荫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法律史》。李先生是思想进步、学识广博的老师，但他多年脱离教学，尤其与新的重理论重分析的教学不接轨，授课方法较陈旧。青年学生有一种傲气，听完一学期后要求第二学期停开。恭三师与汪筏先生这两位教研室负责人来给全班做工作。恭三师说明李先生是中国法律史权威学者程树德先生的弟子，学术有渊源，本人也有成就，值得向他学习，要求同学具有向老师吸取学术成果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又诚恳地说自己同李先生约定讲一学年，现在刚讲一学期就不叫他讲了，这话怎么说出口呢?同学们听了，很受启发，也很感动，一致同意请李先生继续授课。我们五年级写毕业论文，进到四年级，必修课大多已上完，选修课和讲座增加。有的同学趋向自学，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厚的度藏中汲取养分，很少听课，个别同学每周只有两节课。先生得知后，找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同学谈话，说明学生在学校主要是上课，不要急功近利，要求每人每周至少上十节课。我记得我每周有十节课，符合先生的最低标准。遗憾的是，他苦口婆心的教育没有使所有同学都领会。实际上，认真听学有专长的学者讲课，确实益人心智，能缩短自己的摸索过程，有的课程所含的知识，我们日后也不见得会去用，选修课程能用较短的时间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为未来的工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可惜我们错过了一些机会。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设新馆时，恭三师被借调参加陈列设计。杨讷兄和我也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借调到那里。先生隔曰去一次。中午没有地方休息，他就把我们叫去陪他从天安门到午门来回走动聊天，话题海阔天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告诉我们，历史研究所对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些事非常不满，但他反复强调“北京大学历史系还是要与你们所搞好关系的，我们要做补救”。受他的影响，我和杨讷兄从不做损害两个单位关系的任何事情，而且对某些不正常的攀龙附凤的说法做法深为愤慨。历史研究所对先生个人也很尊重，在许多年里请他担任学术委员，多次主持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答辩。他始终坚持团结，以八十七岁高龄还亲自进城参加历史研究所四十周年庆典，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这对一些喜欢拨弄是非制造事端的人应是很好的教育。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精通宋史。我很浅陋，而且从未对宋史用功，对于先生的论著和学术成就，说不出中肯的话。但因读先生的书和文章而形成一种印象，认为他的治学道路特点很突出。根据我粗浅的体会，觉得：一、他从关键的人物入手，政治、经济史抓王安石，军事史抓岳飞，文学史抓辛弃疾，学术史抓陈亮，由此推开，全面带动一代的历史：二、抓紧四把钥匙，作《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二种（我想，因聂崇岐先生研究《宋史地理志》，所以他就没有做有关的考正），这是继承和发扬史学界重视制度研究传统的。这样一条治学道路是以雄厚的知识为基础的。如非具有深入文学史、学术史这些专门领域的能力，就不能形成这样独特的治学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我的体会可能是无知妄说，在回忆先生时试着写出来，因此想法念念在心，有一阵子我还发奇想，也学先生涉足文学史领域。我读过清代各种体裁的不少文学作品，但限于能力，始终没有写出像样的文章。在恭祝先生九秩华诞时，我试作《〈生绡剪〉的作期和艺术价值》一文，自知陋劣，不敢明说，但确有学习先生的微意。
在先生的晚年，我们的接触有所增加。他虽然家居简出，但一点没有闭目塞听，专门颐养天年，相反，他放眼国内国外，关注学术动向，消息灵通，许多事他还有不已于言、积极参与的满腔热情。我们都知道他反复撰文，参加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现存四库存目各书应否全部印行等问题的辩论，旗帜鲜明，毫不畏避。我每次进谒，都能听到先生滔滔不绝的风趣的和丰富的讲话，许多的议论评述、新闻旧事。先生高年时的言行，还表现出对国家、对科学的强烈的责任心。我自觉感受很深，敬仰不已。
1997年初，我蒙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先生和图书馆界的朋友朱宪、邱东江、崔京生等先生不弃，邀约担任《四库禁毁书丛刊》副主编兼工作委员会学术部主任。后来，主编王钟翰先生委派我一一登门，敦请我的老师邓恭三、杨拱宸(向奎)、张苑峰(政熄)、周太初(一良)等先生为编委会顾问。当我去恭三师府上时，一路上心里直犯嘀咕，不知先生能不能答应，因为我知道先生反对印行全部现存四库存目各书。没想到我刚一说明来意，先生就笑着说：“好，你们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禁毁书很有价值，应该出版。只是我实在不能给你们做什么,而且我现在一般连会议都不参加。王先生叫我当顾问，我是既顾不上，也问不了，对你们实在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你们同意，我就只能挂个名，表示我对这项工作的支持。你看行不行呀?你跟王先生说明一下。”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连连说：“好，好，王先生一定同意。有您的支持，就是很有力的支持呀!”
由于我写过一篇《<柳如是别传〉读后》的文章，先生在1997年1月12日历史系一次欢迎著名京剧演员杨秋玲女士演唱会后，拉我到身边说：“还有一篇文章你要写一下。”“什么文章呢？”他说：“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先生写《柳如是别传》，是为了向夫人表示懊悔和歉疚，因为他没有听夫人的话，离开大陆去香港。这是不对的。你要写篇文章讨论。”后来，我有一次恭谒，先生旧话重提，说：“为了向夫人表示忏悔，写一部八十万字大书，那不是笨伯吗？用得着吗？写一两首诗就足够嘛。我看你要写这篇文章。怎么看陈先生写《柳如是别传》？好好读读《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就能理解陈先生写这部大书的指导思想。”我很感激先生对我的信任，布置我写这样一篇文章，并具体进行指导。我不知道我承担的工作能不能给我时间进行研究，以完成先生郑重的遗命。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我作的最后一次指导，使我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
1998年3月20日于五库斋
（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