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阳: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重访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22-10-26 19: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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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阳   王宇琦  

   摘要: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

  

  

一  引言: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近年来,如何回溯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是思想史、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新路。学者们一般认为,西方理论在广义上指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狭义上指近四十年来进入中国的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刘康,2019)。当前,学者们主要关注西方带有左翼倾向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包括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学人如何在理论建构中引入对中国问题的想象与建构(吴娱玉,2018:5-16)。

   20世纪60-70年代,通过国际传播、思想译介、理论辩论等多种方式,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传播实践经过“理论旅行”,为西方左翼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尽管《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曾直言,自1960年创刊以来,中国议题始终是这本西方知名的左翼学刊知识讨论中的“盲点”,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及其世界史意义的一系列考察,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政治研究的重要参考(Unger & Cui,1994)。

   刘康(2018)指出,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摆脱了对“西方普遍主义/中国例外论”“西方理论/中国案例”“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等简单的二元对立叙事。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视角的强调,一方面在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基础上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探究中国实践和理论如何同时在西方理论“他者化”和“内部化”的多重建构中被想象和接受,另一方面为西方理论在当代如何重新进入中国语境提供了动态反思(Liu,2013;刘康,2019)。

   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学者们也日益关注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想象与建构。例如,有学者通过回溯作为记者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其中国新闻报道,提出“未来中国”是马克思在其媒介批评实践中论述的,不同于帝国殖民话语的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支点(黄斐,2021)。有学者在对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及其清华之行的思想史考察,重新挖掘了维纳传播思想的人文主义面向、对社会控制论的反思,以及中国如何成为维纳思想转型的重要节点(王洪喆,2021a)。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理念不仅没有脱离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主导议程,还对理论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通过“用技术政治视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加拿大批判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对中国传播问题的思考中,完成了他在技术政治议题上的一整套系统阐述(斯迈思,2014)。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从文本与意识形态角度,考察传播理论层面的跨文化、跨语际和跨区域交往,以及西方传播理论本身的想象与建构,对中国问题在西方传播理论中的提出、呈现和发生等跨国传播思想史议题却较少作出系统性回应。这构成了本文的核心问题:在理论想象、理论对话和理论旅行之外,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文化理论与西方传播实践、文化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建立了实质联系?

   考虑到西方传播理论中的批判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陈力丹,2000),本文从传播批判学派切入,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斯迈思的理论文本和实践动态为考察对象,对其文本中的中国论述展开历史分析。鉴于已有研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了斯迈思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想象(Zhao,2007;Fuchs,2012;李彬,刘海龙,2016;陈世华,2018;赵月枝,2019;盛阳,2021a),本文就此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斯迈思中国论述的历史和理论语境是什么?斯迈思中国问题的提出,造成了何种理论冲击和现实影响?如何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的理论脉络中,定位中国问题的历史意义?

   本文尝试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接续当代中国传播思想史中“解放灰色地带”这一议题的知识探讨(刘海龙,2015)。本文将首先基于档案回溯斯迈思两度访华的经过,探讨其思想演进的历史线索,其次以斯迈思论述中国的关键文本为中心,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分析文本生成的社会语境,以及中国问题对其学术轨迹和传播思想形成的意义,最后回到理论提出的思想语境,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的发生史中探讨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意义。

   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马克思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对斯迈思在西方语境重释中国理念的脉络梳理,有助于在突破“西方思想/中国实践”二元论叙事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中国问题在西方理论生成中的历史动能,从而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

  

   二  “到北京去!”——斯迈思的中国传播考察

  

   (一)首次访华:探访作为“未来”的中国

   新中国的媒体业与传播政策如何发展?媒体与传播如何被组织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总体议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化实践对西方资本主义而言有何种启发?如何在西方语境中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传播实践,从而为西方发掘、建构更为平等的传播生态提供思路?这些理论和实践议题,一直是萦绕在斯迈思心头的关键问题(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档案资料,1972)。

   斯迈思为此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中国研究。根据档案资料,在1969-1976年间,斯迈思不仅细致研读了诸多中国外交使领馆公报,做了相当多的批注笔记,还收集了包括中国广播电视史料、文艺报道、国际新闻报道等专业素材。以及诸多与中国传播相关的系统资料,包括:新中国政治宣传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报、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资料(例如“合二为一”理论材料)、中国经济状况分析、出口商贸信息、北京大学新闻教育简报、中国传播政策、《北京周报》新闻剪报、中国民俗戏曲宣传材料,以及欧美中国研究书目摘要,等等。到北京去,逐渐成为了斯迈思的实践期待。

   经过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从1971年4月开始的多次沟通,斯迈思在当年年底终于获得了踏上中国土地的机会。当年12月5日—1972年1月5日,时任萨斯喀彻温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研究系主任的斯迈思与妻子、儿女一起首次访问中国。在这段为期一个月的行程中,斯迈思以游客的身份自费访华,在华期间得到了中国国际旅行社的翻译协助。在从香港登陆后的五周内,他先后走访了广州、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城市及周边地区,足迹覆盖了大陆沿海、内陆的社会主义城市与乡村。

   此次中国之行,斯迈思最为关注中国的传播政策与结构,考察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为此,斯迈思紧锣密鼓地完成了近40次关于中国传播业的访谈,走访调研了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前沿阵线,采访北京、武汉电视台等广播电视机构,上海电影制片厂、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等电影生产中心,和《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新闻出版业领域的中国传播政策制定者和文宣高级干部。此外,他还安排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化体验,观看了中华传统曲艺杂技、社会主义红色革命文化、青少年文化展演、上海工业展览会表演等各行业、各领域的集体文艺演出,以及《五朵金花》等新中国电影,等等。

   在旅行社的建议下,斯迈思还调研了中国社会主义在社会生产生活、群众文化实践和社会主义教育等各方面的最新发展,走访了各地的信息传播工厂(例如南京电影机械厂、上海电子机械厂、上海无线电三厂)、人民公社(例如广州石井公社、南京铜井公社)、干部培训学校以及各地大中小学(例如上海吴淞中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集体单位,参观了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广场(例如上海彭浦工人生活广场)等公共文化场所。斯迈思还特别会见了清华大学钱伟长、北京大学周培源等新中国教育专家,讨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传播与技术政治问题。由此可见,斯迈思不仅关注传播领域,还关注社会公共空间、思想和文化秩序、宣传组织、社会互动以及制度模式的政策制定过程等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议题。这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作为“信息热”进入中国新闻学知识结构的叙事形成强烈对比(方晓恬,2019;方晓恬,王洪喆,2019)。

   亲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实践的历史探索,不仅使得斯迈思在情感上获得了极为震撼的认同感,也为其开始反思西方传播理论的历史局限,破除理论的普遍论迷思提供了历史契机。1972年7月21日,在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文化专员劳辛的信中,斯迈思甚至提出自己在中国体验到的是一种“未来感”,“真希望我们能够在中国再多待一段时间。我们这次调研太过紧凑——整整一个月,一天都没有休息。当我们离开大陆,回到香港后,我们生出一种巨大无比的震撼感:就像从未来穿越回了过去。我在香港宾馆待了足足三天,才缓过来”。显然,斯迈思对中国传播访问的未来感,建立在从西方现状为历史和思考起点的基础上。

1973年首次访华结束后,斯迈思(1973:441-465)在一篇讨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文章中写道,将“拉斯韦尔式的西方传播学”5W理论模型套用到中国情境,其结论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其“传者”身份,在密合的传播网络(渠道)中控制大部分中国“受众”,并使其臣服(反馈)。斯迈思对5W理论“地方性”的强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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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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