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国情、体制与文化: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质与包容性学术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 次 更新时间:2022-12-06 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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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进入专栏)  

  

   近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院长论坛。本文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教授演讲整理。

  

   一、中国问题特殊性与“相结合”的有效实践

   1、对中国问题独特性质的长期讨论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前苏联、西方学术体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政治家与学术界放眼世界后延续百余年的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的尝试也一直在努力。

   在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一般法则(或西方学术范式)与中国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一直是被认可的存在。陈翰笙、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传统国学修养深厚的学者,他们对“特殊性”的认同要强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即使如此,各自的解释角度也有很大不同。一种强调“中华文化”(东方形式)导致的“特色”,基本观点是这种不同将是长期的;一种强调发展阶段不同(过渡阶段)导致的特色,基本观点是随着发展而趋同。也有学者试图将中国的特殊性融入一般法则之内,寻求能够包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一般形态。

   2、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表明“相结合”思维和实践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我们一直在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实践途径。从侧重点来看,前三十年和后十年有一些变化。

   前三十年,由于处于从集中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因此更多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增长的作用。这个阶段,特殊性相对强调“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收入水平低。

   最近十年,市场已经成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国家实力极大增强,因此更强调集中力量办难事、办大事,解决市场造成的外部性问题。因此在这个时期,特殊性在 “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之外,更加强调“体制性”这个特征。

   3、“两个结合”的出现及其重要性

   党的二十大的重要创新,是将“一个结合”拓展为了“两个结合”,即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即增加“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加入很必要很重要。我从传统公共治理思想的角度做过一点研究,大大加深了我对这个结合重要性必要性的理解,甚至想过要建一个以中国传统优秀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治理文化研究中心。下面图中有关中国优秀传统治理思想的概括,是清华大学文科处长杨永恒教授带领团队总结的,我很认同。

   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效解释中国特点并具有普遍适用包容性

   1、没有现成理论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经验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突出,被称为“奇迹”。所谓奇迹,就是指现实超出常态,理论不能有效解释。已有的学术理论体系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发展的“正常”部分,却难以解释我们的超常表现。多年来,不少国外学者依据他们熟悉的理论,批评中国改革不彻底、市场被扭曲,并不断做出停滞、危机、崩溃等预言,但中国却持续大步向前进。

   国内外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使用国外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现实虽然会有启发,但并不能完全照搬套用,应该探索解释“中国之谜”的恰当学术体系,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诸如“匹配市场的政府干预”用于解释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挥作用的优势,“中央地方分权与地区间竞争”、“超大国家央地委托代理关系”用于解释中国独特的央地关系以及所产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协调能力与供需同步”用于解释举国体制办大事、科研生产消费同时起步互为条件的重要性等等。这些都是侧重经济学角度的观察与分析,其它学科也都有各自的尝试、努力和成效。

   2、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学术界更多努力

   知识体系构建,要能够充分容纳和有效解释发展中的主要现象,不可或缺的信息能被符合逻辑和完整合理地安放在这个体系中。在进行体系框架构建时,有大量基础性工作要完成,除了相关统计信息和数据之外,对下述知识的理解也许是必要条件。

   ——理解事件全态,包括中国特色发展过程的主要特点、重要节点和演进动力。

   ——理解社会各方面对“特色”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共识和认同。

   ——理解相关决策过程和行政体系运转。

   ——理解那些在国外理论架构中不存在但在我国影响重大的政策变量。

   ——理解普遍发挥作用的“隐含知识”和非正式关系。

   ——有广博深厚的学养,能构建出容纳上述观察与理解的学术体系。

   3、努力使自主学术体系具有普遍适用的包容性

   更进一步的努力,是要用我们构建的知识体系观察和解释更多国家的经验,这就需要从中国的经验中提取更为底层和基础的重要学术概念,能衔接和容纳不同的分析框架,形成更具一般性、更普遍适用的学术体系。例如,西方理论认为严格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才能够鼓励长期投资,而我们2003年之前的宪法中并无如此规定,但此前私人部门的长期投资很普遍很活跃,因为投资人相信政治稳定和鼓励投资的政策不会变,因此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也是一种鼓励长期投资的制度因素。统观两者,都具有“可信承诺”的特点,因此“可信承诺”就是一种更大包容性的学术概念。

   4、自主学术体系的构建仍然需要学习借鉴

   “结合”就是既有己方也有他方。我们过去就重视博采众长,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和治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因为我们理解到激励约束、分权确权、价格信号和有效监管等都是激发动力的基础性制度元素,才会推动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因素当然应该包含在我们的学术体系中。

   今后,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还会碰到许多共性问题。因此,多数国家实践效果较好的治理元素,我们可以从国情出发学习借鉴;许多国家出了问题的领域,我们要及早防范和应对。知识产权保护、进入“无人区”后的创新激励、公民多元诉求汇聚与平衡等,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内容。过度福利制度、低效的决策机制等教训我们也要注意避免,愈是要构建自主体系,愈是要注重学习借鉴,才能在充分吸收借鉴的基础上高标准起步、高水平发展。

   5、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贡献

   我们这两代学人很幸运,赶上了学术发展的好时代,国家发展实践和治理实践成效卓著,仅仅40年的时间跨度,我们就经历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向高收入迈进的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波澜起伏的改革过程,经历了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这个充满挑战的转变过程,这些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样事实和丰富数据,支持我们做基础性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我们应该有自信有雄心,在全球经济管理学术体系发展中,从多年的跟跑为主,向并跑并在有些领域领跑这个方向不断努力,形成既有中国特色、也有广泛包容性的自主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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