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栋材，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省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南大学基地研究员。

摘要：“古今中西之争”构成近代中国时间观变革的背景与动因，对于谭嗣同新仁学及其时间观的理解把握也必须置于这一背景之下。谭嗣同汲取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周易》时间观念，认识到把握变革之时的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受到西方近现代科学哲学知识影响，指出“惜时”和“延年”对于国家、社会与人生的重要性，强调提高生命活动的时间效率。较为独特的是，谭嗣同试图通过对佛教时间理念的深造自得，实现对时间问题及生死观念的个性化解读和超越性理解，并且落实为“出生入死”“冲决网罗”的革命实践活动。揭橥谭嗣同关于“仁—通—平等”的新仁学所蕴含的时间观，对于认识其哲学思想的复杂性特征及其现代性意义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深刻把握近代湖湘文化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谭嗣同; 时间观; 新仁学; 进化论; 出生入死

谭嗣同(1865—1898)作为近代湖湘革命文化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哲学思想颇受关注。杨荣国的《谭嗣同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和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各具开拓性意义。尤其是谭嗣同新仁学思想，学界历来多有考察论析。¹改革开放以降特别是21世纪以来，张灏、魏义霞、吴根友、王向清、李雪涛、慕维仁(Viren Murthy)、袁晓晶、吕存凯等从比较哲学或佛学、科学等角度揭橥新义，亦颇具启发。²这说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复杂性及其现代性意义可以从更多方面予以阐发。截至目前，学界从时间观角度考察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成果较为缺乏，这是有待补充完善之处。更何况，无论是就谭嗣同哲学本身还是就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进程来说，时间观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之一，需加以深究。

一、“古今中西之争”:近代中国时间观变革的背景与动因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世界形势发生重要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型跨国企业或集团开始涌现，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竞争与瓜分世界市场的程度愈演愈烈。随着资本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图谋日深，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愈加凸显，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且复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古今中西之争”，这构成认识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核心线索及时代背景。^[1]1-9时间观问题就属于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龚自珍、魏源、黄遵宪到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莫不论及此问题。^[2]94-137

新文化运动以前，伴随学习西方的思想洪流，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之一，得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的关注和介绍。然而，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深入理解并加以中国化运用，则有待李大钊、陈独秀以及毛泽东等的标志性论著出现。换言之，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的半个多世纪，“古今中西之争”成为必须面对和破解的时代课题。晚清政府甲午海战的惨痛失败，成为推动有识之士变法图存的催化剂。谭嗣同自述“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嗣同学术更大变”^[3]259。他在《上欧阳中鹄书》中说“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以求“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3]168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大事变促使社会思想意识发生转变，他不再满足于传统更新，而是诉诸时事政治以及更为激烈的变法活动。正如梁启超在《仁学序》中所说“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3]373，《谭嗣同传》中亦提到其“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3]543，更倡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3]546

从谭嗣同的学思历程来看，其思想剧变发生在三十岁前后，此前所学被其视为“旧学”，此后则为“新学”。“新学”主要有两大阶段，据梁启超所说，谭嗣同“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3]546，“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4]282，其哲学代表作是《仁学》。“旧学”指的是《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主要表现为:一是受湖湘之学经世学风和变革观点熏陶，视船山之学为“精义之学”;^[5]77-78与此同时，湖湘近代学人如“浏阳三先生”(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对其教益颇多。二是在时代变局中受明清以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发，对其影响较大者有黄宗羲、王夫之、黄遵宪等。三是受西方“格致之学”(哲学、科学、算数等)的重要影响，如受傅兰雅译著《治心免病法》的启发进而提出“心力”诸说³。总体而言，虽然有“新学”“旧学”之分，但实际上谭嗣同思想演变远非如此泾渭分明，特别是在新旧之学转变的前后，不可避免地带有混合特征和复杂面相。

谭嗣同对王夫之思想的资取，表现为两种密切相关的观念，一是气化流行，二是道随器变，此两种观念为其充满变通特质及变革色彩的新仁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谭嗣同早年深受气本论思想影响，后来用“以太”替代传统哲学的“气”作为思想建构的核心概念。^[6]80但天地一气、气化流行的基本理念并没有被弃置，而是以思想重构的方式保留下来。^[7]242-243无论是其前期指出“阴阳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3]125，“元气一运无不运者”^[3]127，“若夫天地往来之气，固无可止也”^[3]127，“夫浩然之气，非有异气，即鼻息出入之气”^[3]137，还是后期强调“本合天地人我为一全体，合众脑气筋为一脑气筋”^[3]433，“盖天下人之脑气筋皆相连者也。此发一善念，彼必有应之者，如寄电信然，万里无阻也”^[3]462，其天下一气、气化流行的理念并没有动摇。加之对王夫之哲学的熟稔与推崇，故可以说，谭嗣同在中国气论哲学的近代传衍方面有其一席之地。某种意义上，新仁学之所以“新”，有赖于其对张载及王夫之气论的新阐释^[8]149-158。

王夫之“道随器变”的观点引发了谭嗣同早期对时间问题的关注。《报贝元徵》的大段论述可引以为证:“衡阳王子申其义曰: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其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妇能之，人或昧于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无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3]196在这段重要论述中，谭嗣同援引王夫之的著名论断，旨在表明两个思想要点:其一，“无其器则无其道”，“器”之于“道”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其二，“器成道有”“道随器变”，在历史观念方面指向“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随着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断深入，如何在“古今中西之争”大变局中找到解救中国之“道”，成为谭嗣同念兹在兹之事，这是理解其时间观复杂性变革及其现代性意义的关键所在。

二、“惜时之义大矣哉”:谭嗣同对时间问题的复杂认知

谭嗣同对时间问题的认知较为复杂，前后观点变化颇为明显。他英年早逝，但交友众多、涉猎广泛。如何准确揭示其思想特色，就成为颇为困难却很重要的事情。

(一)“时”与“变革”

对自然天道和社会人事变化规律的探索，是中国先哲进行思想创作的主题之一，典型代表莫过于《周易》。郑玄解释说“《易》一名而含三义”^[9]序15，即简易、变易和不易。《周易》经传内容显示，中华先哲在对世界现象变化的观察过程中，凝结出关于“时”与“革”的经验感受和学理哲思。为此，儒家有“圣者时”的追求，即圣人在于能够应时处变、与时偕行。与此相较，道家主张“道乃久”，强调在“反者道之动”的基础上追求“道通为一”。二者在对“四时之行”及其客观规律的观察中形成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念，并且强调在天人关系中把握时间之流，成就变化日新的天人之道。《周易·革卦》明确将“革”与“时”关联起来，对“时”的把握构成“革”的要义，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9]124。谭嗣同对此有所汲取:“圣人之言，无可革也，而治历明时，《易》独许之以革。盖在天者即为理，虽圣人不能固执一理以囿天，积千百世之人心，其思愈密;阅千百年之天变，其测愈真。故西学之天文历算，皆革古法，钦天监以之授时而不闻差忒。革而当，圣人之所许也。”^[3]129

由此可知，圣人被置于“时”与“革”的关系视域中，“天”“理”“人心”是这一关系的重要表现。这些早期思考所得，为谭嗣同后来参加变法维新提供了政治哲学思想准备。某种意义上，不论其思想后来发生多么复杂的变化，有一个理论基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强调“变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准确而言，即“时”与“革”的关系处理(“革之时大矣哉”)构成谭嗣同时间观的问题之源。

(二)“惜时”与“延年”

严译名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陆续出版问世，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实际上，西方进化论等思潮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流播，可以追溯至更早。而后进化与革命、现代化等关联起来，成为备受瞩目的思想话语。^[10]34-37在此之前，机器钟表等表现近现代时间观念的器具最早在明清之际逐步传入中国，并且为社会上层所接触。也就是说，及至谭嗣同所处时代，由于王朝统治和民族存亡的危机加重，人们不得不思考“落后”的成因。进化意识和进步观念进一步催生了“进步”与“落后”相对立的价值观念。

谭嗣同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惜时”观念可以在西方现代化装备的助力之下转化为效率和动力。对此他有重要论述:“惜时之义大矣哉!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自天子之万机，以至于庶人之一技，自圣贤之功用，以至于庸众之衣食，咸自惜时而有也。自西人机器之学出，以制以运，而惜时之具乃备。”“故西国之治，一旦轶三代而上之，非有他术，惜时而时无不给，犹一人并数十人之力耳。”“然则惜时之义，极之成佛成圣而莫能外。”^[3]328-329这些论述有三重意涵:一是指出“惜时”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应有之义。二是说明西方运用“惜时之具”极大提高了社会工作效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惜时而时无不给”的观点。三是通过中西比较，特别强调因时处变、顺势而为对于国家民族存亡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使国人明白“时间”的重要性，谭嗣同以身作则，发起成立“延年会”。这一做法不是重复儒家“仁者寿”和道家“颐养天年”之举，而是在汲取佛教“无生无灭”“刹那生灭”的时间观念基础上，突出时间的无限性和人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如此，他认为只要心力或才力达到，就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成就无限的事业:“人有年，天无年。天何以无年?天无始，天无终。无始则过去断，无终则未来断，断前后际，则现在亦无住。故佛说无时，无时则无尽年，而不可以年年也。”“统合算之，将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一人之才力若并数人。志气发舒，智虑兴起，境象宽衍，天和充畅，谓之延年，岂为诬乎!”^[3]409-410也就是说，谭嗣同所谓“延年”并非延长自然时间或寿命，而是通过提高生命活动效率来“延长”时间。由此可见，谭嗣同对时间问题的思考已然具有现代特征。

(三)“三世一时”

从思想特征看，谭嗣同对时间的论述并未呈现浓厚的西方进化论色彩，而是明显受到佛教观点影响;以至可以说，他根本上并不认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11]372原始佛教基于“苦、集、灭、道”四谛义而衍生出“刹那生灭”“因果相续”“六道轮回”等关于时间现象的核心理解。譬如“刹那生灭”，指在极短暂瞬间内，由于因缘和合作用发生的变化不已现象(生、住、异、灭)。因此，佛教强调勘破时间的不真实(虚妄、空有、梦幻泡影)，从而证得心性的本真状态。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其时间观受到儒道思想影响，中国化佛教如华严宗在秉持心性本体“不生不灭”的同时，也承认时间或生命“有生灭时”，这一看法源自大乘佛法所谓“一心开二门”。及至唐代中后期，圭峰宗密在时间问题上特别重视“不生不灭”与“有生灭时”相“和合”的圆融智慧^[12]7-12，这一看法对宋明理学产生重要启示。

谭嗣同“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4]282，后来他直言不讳“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3]293，足见他对华严宗、唯识学的推崇。《仁学》有言:“不生不灭乌乎出?曰:出于微生灭。此非佛说菩萨地位之微生灭也，乃以太中自有之微生灭也。……一刹那顷，已有无量佛生灭，已有无量众生生灭，已有无量世界法界生灭。求之过去，生灭无始;求之未来，生灭无终;求之现在，生灭息息，过乎前而未尝或住。是故轮回者，不于生死而始有也，彼特大轮回耳。无时不生死，即无时非轮回。”^[3]312-313此段论述借用“以太”之说阐发“微生灭”思想，进而说明佛教“生死轮回”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最终指认生灭现象的本真状态即“不生不灭”。也就是说，时间性是生灭，非时间是不生不灭，前者为生成现起，后者为真如本性。“故曰:生灭即不生不灭也。”“佛故名之曰:‘三世一时。’”^[3]314特别要指出的是，对“生灭即不生不灭”的体认，并未导致谭嗣同滑向虚无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相反，他相信通过创造可以超越有限时间而通往宇宙真理(“仁学”)，以“坚强自植，勇猛精进”^[3]468的革命态度对待现实社会的时间问题，从而达到舍己救人(舍己救国)而不顾身家性命的境地。

三、“人是永不死之物”:谭嗣同时间观的现代意识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究观谭嗣同的哲学思想，都不能绕开他具有佛学气息的新仁学理论。学界对此多有考察，发现其核心概念如“通”“平等”“心力”之类，被赋予强烈的现代特征或现代内涵，而非仅仅停留于佛学或儒学的原有范围。这一点也体现在其时间观中。正是通过这些核心概念及其新阐释，谭嗣同时间观具有别具一格的现代意识。

(一)“通则仁”

“通”是谭嗣同新仁学第一要义，他对此有反复论说。“通之义，以‘道通为一’为最浑括。”“通有四义:中外通……上下通……人我通。”^[3]291他进而指出:“仁之为道也凡四:曰‘上下通’。天地交泰，不交否;损上益下，益反之损，是也。曰‘中外通’。子欲居九夷，《春秋》大黄池之会，是也。曰‘男女内外通’。‘子见南子’是也。终括其义，曰‘人我通’。此三教之公理，仁民之所以为仁也。”^[3]364简要而言，谭嗣同不仅以“通”为仁学的核心精神，更视之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钥匙。为了说明“通”的重要性，他不惜通过“以太”“电气”“脑气筋”等西方科学或哲学概念加以阐释。这种以“通”论“仁”的观点对传统仁学而言预示一种变革，同时刷新了人们关于时间的认知。也就是说，“通”所揭示的事物运动状态，必然反映为“时”的观念及其变化。反过来说，“时”的连续和永恒是“通”的内在要求。谭嗣同认定“通”是世界本性和事物规律，即所谓“通之道”:“今之中国，犹昔之中国也;今之夷狄之情，犹昔之夷狄之情也。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驾驭柔服之，方因事会以为变通，而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世而如操左券。”^[3]236

谭嗣同的通论和仁学，必须置于当时时代课题和世界形势背景下才能获得善解。晚清的国门被打破以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时间观受到极大冲击。为谋求发展，通商由被动转为主动是势所必然。故谭嗣同多次倡言“夫仁者，通人我之谓也;通商仅通之一端，其得失已较然明白若此。故莫仁于通，莫不仁于不通”^[3]328。这就是说，通即仁、通则仁，反之，不通即不仁。为了解决不通的问题，谭嗣同认为要从思想观念及制度层面下手，就此他提出著名的“冲决网罗”之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循环无端，道通为一，凡诵吾书，皆可于斯二语领之矣。”^[3]290“冲决网罗”被视为领会仁学要旨的方便法门，实际上也体现了谭嗣同对时间的理解。所谓“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类似于“生灭即不生不灭”，说明不要追求时间的客观实在性，而要在“仁即通”“通则仁”的过程中实现对时间性的确认。

(二)平等之义

在谭嗣同这里，“仁”“通”“平等”构成相互说明的有机整体。一方面，“仁以通为第一义”^[3]291而“通之象为平等”，体现了对仁的新解释，即“仁—通—平等”的意义序列;另一方面，“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3]293，体现了新仁学的思想来源，即“平等(致一)—通—仁”。如果说，“仁”尚且保留了儒家传统的古典哲学意蕴;那么，“平等”则极具现代价值诉求。相对而言，“通”则成为谭嗣同的哲学方法论和理想追求。为了进一步对“平等”进行必要说明，谭嗣同论及“同”与“变”的关系，从中阐发“时”“势”的观念。他以中西方宗教为例，指出:“三教不同，同于变;变不同，同于平等。……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际其时，因其势，量众生之根器，而为之现身说法。故教主之不同，非教主之有等级也。”^[3]334通过对“同于变”和“变不同”的关系阐发，谭嗣同揭示了“平等之义”的两大要点:一是因时势而变，这一点是共通的，也是平等的基础。二是变化因条件不同而“不同”，这本身蕴含平等的真义。

简要而言，使“同于变”和“变不同”结合在一起的关键要素即时间。平等在于时间，时间通往平等，这是谭嗣同时间观的深刻之处。从政治哲学角度，他将基于时间而“变通”或“变化日新”的观念称为“公理”。“孔曰‘改过’，佛曰‘忏悔’，耶曰‘认罪’，新之谓也。孔曰‘不已’，佛曰‘精进’，耶曰‘上帝国近尔矣’，新而又新之谓也。则新也者，夫亦群教之公理已。”^[3]318可以说，这一“公理”即为“平等”的终极依据，亦为“时间”的形式法则。

为了追寻现代的平等之义，谭嗣同特别提倡朋友关系，认为真正的朋友关系能够实现平等、自由和主权。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余皆为三纲所蒙蔀，如地狱矣。”^[3]349-350这种论调并非其独造，早在明清之际，利玛窦、徐光启等就着力宣扬“朋友”一伦的重要性，对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以及“君臣”“父子”“夫妇”等主流伦理观念进行批判。谭嗣同将其援引过来，赋予现代价值观念。

(三)“心力之实体”与“身为不死之物”

对于谭嗣同思想的研究，需要从其繁杂思想观念丛林中清理出一条思想道路。如上所述，“仁—通—平等”对于理解其时间观颇为重要，然而如果仅停留于此则远远不够。无论就何种意义而言，我们都无法忽视其思想内核的唯意志论色彩。以谭嗣同自己的思想话语来说，就是“心力”。他试图把心理解为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内在驱动力，以及创造世界的伟大精神力量。^[13]121诚如斯言:“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无畏则无所用机矣。”^[3]357佛教的“慈悲”被其视为最具有力量意义的“心力之实体”，能够改造世界、冲决网罗，实现“人人平等”。融合佛教唯识论和近现代西方科学等理论资源之后，谭嗣同基于对“心力”的重新认识，指出“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3]363，但并不认为有一种所谓客观的时间。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发挥“心力”的作用，为此他抱持“大无畏”的生死观，进而出生入死、冲决网罗。

如何发挥“心力”的能动作用，是谭嗣同较为关注的问题。为此，他借助近现代西方科学知识来解释天下之仁、万物一体等观念，以此说明“以太”“电”“气”等都与“心力”的作用相通:“盖天下人之脑气筋皆相连者也。此发一善念，彼必有应之者，如寄电信然，万里无阻也。即先圣先贤，死而不亡。生人之善气，尤易感动，则冥冥中亦能挽回气数，此断断无可疑者，特患人不专精耳。……所以第一当知人是永不死之物。所谓死者，躯壳变化耳;性灵无可死也。”^[3]462不难发现，谭嗣同尝试用现代科学观念来诠释气的感应即“心力之实体”。在他看来，一旦“心力”作用得以发挥，那么时间就被超越，从而达到“身为不死之物”“人是永不死之物”的境地。至此，谭嗣同表达了他对生死问题的独特理解:“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3]309杀身成仁的古典话语由此得到现代表达。需注意的是，由于熔铸了佛教理念和西方科学知识，这里所说的无论是“身”还是“仁”，都超越了传统儒学范围。所谓“人是永不死之物”，更将人之精神力量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抬升至中国近代哲学的新高度。

当然，谭嗣同对时间及生命的理解体悟，与其丰富特殊的经历体验相关。《仁学·自叙》论及其早年经历:“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3]289-290其兄去世后悲叹:“呜呼!马革裹尸，嗣同以之自兆，而应乃在兄，所谓诗谶耶?可云悲矣!”^[3]151后来赴南京学佛，发出喟叹:“生死如梦幻，天地尽虚空。平时勤学道，病时不怕死。想到来生，则现在草草光阴无不可处之境，真无一事足劳我之心思者。偶然书此，实皆名言正理，不可不深信之!”^[3]285综合而言，谭嗣同从大苦痛大磨难中走向对生命价值的极致追求，而非肤浅的轻生或惧死。

四、作为“进种之学”的“新仁学”:谭嗣同时间观的理论指归

实现仁学传统的现代转化，激发革命人士对国家民族前途的现代追求，始终是谭嗣同哲学的主旋律。以其哲学代表作《仁学》为例，他在开篇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即仁学的精神在于“通”，其核心要义在于“平等”。毫无疑问，这阐发的是具有近现代哲学意义的新仁学，尤其将仁学与平等观念关联起来，可谓思想上“以复古求解放”的典型之举。如前文所论，新仁学颇具特色之处在于对“通”的深度发掘。

在谭嗣同看来，新仁学是人世间通往平等的究竟之学。他以“通”论的哲学精神面向“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课题，具有“世界哲学”意识以及现代意义。^[14]22-27如果对其所论进行学理分析，则不难看到，“通”的逻辑前提是“变”(“革”)，而“变”与“气”密切相关。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来看，无论是《周易》还是道家，都特别强调由“变”(“革”)及“通”，所谓“道通为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西学东渐来看，对近代中国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便是进化论，即所谓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或演化规律。由此推知，传统哲学的变通思想和近代西方的进化理论熔铸于谭嗣同的新仁学。如果我们只关注其道德意义，则会有所偏颇。就谭嗣同而言，无论是对“宇宙之爱的研究”^[15]29，还是追求“通”“平等”“人是永不死之物”，其实质都在于唤起或找到能够改造世界的“力量”。也就是说，新仁学就是力量之学。形象地说，就是“出生入死”“冲决网罗”。梁启超指出“《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3]373，这看到了谭嗣同的思想动机，但没有揭示其实质。

就人类社会现代化而言，时间的推移是人类社会向越来越高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过程，谭嗣同则理解为“进化”“进种”。他甚至说:“兼讲进种之学，使一代胜于一代，万化而不已;必别生种人，纯用智，不用力，纯有灵魂，不有体魄。”^[3]366这里提到的“进化”“进种”，实际上就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力量，反过来说，由此进步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谭嗣同深信，这样的进化可以带来进步甚至自由境界。梁启超认识到了这一点，故他在《谭嗣同传》中说“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3]548;谭嗣同本人以诗自白:“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3]540梁启超讲的“通乎此”，可以理解为对时间的贯通理解。谭嗣同诗句强调时间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感受，致力于为国家的新生寻找新的时空坐标。

新仁学构成谭嗣同时间观的理论指归，然而，新仁学视域下的进化力量及其规律究竟如何，进化论与时间观的内在关系如何，这些重要问题由于谭嗣同短暂的生命历程以及混杂的思想特点，并未得到学理化呈现和展开，仅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3]546的就义诗。尤其是与同时期章太炎相比，这个缺陷更加明显。当然，这并非说谭嗣同的这些观点不重要或没有影响。对此，仅以青年毛泽东为例就足以说明。青年毛泽东不仅推崇“心力说”，还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阐述道:“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16]242青年毛泽东对“心力”作用的强调和对时间客观性的否定，与上述谭嗣同的观点颇为相似。不同的是，毛泽东后来实现从唯心论色彩的时间观到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转变，谭嗣同的时间认知始终围绕于具有唯心色彩的新仁学。

结语

经由上述考察分析，可以对谭嗣同时间观的复杂性变革及其现代性意义给予简要说明:谭嗣同在强调时间重要意义即“惜时之义大矣哉”的基础之上，一是认识到把握变革之时的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二是指出“延年”在于提高生命活动的时间效率，三是试图通过佛教理念的运用，确立对时间的超越性理解。这些观点混合汇聚于谭嗣同对时间的复杂认知中。在进化论思潮作用之下，其时间观的现代性意义首要表现为追求时间主体的挺立，具有中国哲学特色和世界哲学语境。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背景下，“仁—通—平等”的思想建构较以往时间观念大有不同，故不得不说，其中具有浓厚的唯意志论色彩，以至提出“人是永不死之物”的超越时间话语。要而言之，在谭嗣同的思想中，时间观作为一条隐蔽线索，关乎其思想演进的复杂性变革及其现代性意义。将其时间观置于“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背景或时间视域下加以考量，更加显示其思想从传统转向现代的理论特质和哲学精义。透过谭嗣同这种“出生入死”“冲决网罗”的时间观，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到一位近代革命志士的生命态度。近代湖湘革命文化的思想内涵及其在中国传统现代转化中的位置，由此得以挺立和凸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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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注释

1参见刘觅知、张天杰:《谭嗣同〈仁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云梦学刊》2008年第1期。

2参见魏义霞:《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观比较及其启示》，《孔学堂》2022年第3期。其他研究成果见下文。

3谭嗣同对西学的态度发生了复杂变化，他早年“弹抵西学”，三十岁之前主张“西学中源”，如他所言“可见西人格致之学，日新日奇，至于不可思议，实皆中国所固有”(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24页)，三十岁之后发誓“益当求新”，对西学有主动汲取。